从历史的角度黎元洪是好人，功大于过。
黎元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其间有功大于过者，亦有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
黎元洪担任都督后，赢得了许多中立士兵和群众的支持，稳定了军心、民心。 黎元洪是武汉新军中的三号人物，在士兵中也拥有较高的威望。
墓地陵园
现黎元洪墓位于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黎元洪子奉其灵柩回武昌，并择定武昌卓刀泉土公山为墓地。当时国民政府认为黎元洪“首举义旗、创造民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再次下令举行国葬。不久举行国葬。
黎元洪墓原址在湖北林业勘察设计院被毁，后无人修复。1981年，市政府拨专款在原址附近重修黎元洪墓。1991年，在墓后复建了当年章炳麟撰文的“大总统黎公碑”。
黎元洪品德之馨，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有口皆碑。他的老师严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 黎元洪是否有才暂且不论，但黎元洪的品格之高洁，是民国以来玩政治的人所罕见的。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是历史课上，讲到武昌起义，革命党人经过浴血奋战，牺牲无数，终于攻占了湖广总督府。我不明白，为什么革命胜利了，胜利后的革命党人自己不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而非要拉一个晚清的官僚--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出任都督呢?课本上的解释好像是黎元洪善于伪装，才混进了革命队伍。那时我虽然懵懂无知，但对这个解释还是不太信服：你们赶跑了晚清的大员，你们当家作主就是，干吗让黎元洪混进来；再者，人家黎元洪根本就不稀罕这个位置，是你们硬逼的，人家怎么是混进来的！ 革命党人把已经到手的都督职位拱手让给黎元洪，这只是一个结果。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在教科书中小丑式的人物--黎元洪，不但才智过人、思想开明，而且宅心仁厚，在武汉乃至湖北有着崇高的威信，能够被各方接受，这才是他被推为都督的原因。 黎元洪品德之馨，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有口皆碑。在学业方面，他刻苦用功，学习成绩遥遥领先。最难得的是，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有些朋友对此不解，他坦然回答：“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他的老师严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 黎元洪是否有才暂且不论，但黎元洪的品格之高洁，是民国以来玩政治的人所罕见的。 与其说黎元洪“才不足”，倒不如说他不善于玩弄阴谋诡计，不懂得看风使舵。不懂得黑箱操作的人，在中国的官场上往往是失败者。黎元洪当年官运亨通，一是因为卓越的才干，二是碰到了对他欣赏有加的张之洞，所以他才能在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下级军官擢升到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他的卓越才能在监修南京幕府山炮台、去日本三次考察，特别是在朝廷的两次秋操中得到充分展现。在彰德和太湖两次秋操对垒赛中，“南军”总指挥黎元洪每次都大败“北军”总指挥段祺瑞，黎元洪也因此在朝廷声誉鹊起。应该说，张之洞待黎元洪不薄，没有张之洞，就没有后来的黎元洪。但公允如张之洞者，也免不了常人的私心。1903年，全国统一军制后，湖北额定一镇（师）一协（旅），从德才的角度来考虑，张之洞当然想让黎元洪出任第八镇统制，但总因张彪是张之洞家丫鬟的丈夫而作罢。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湖北官场掀起了一场向新总督献礼的高潮，黎的上司张彪筹集十几万两银子，向上司表忠心，其他人等也不甘落后，惟独他仅仅凑上数元“意思意思”。但是转过身来，他却为武汉的灾民捐出了三千两银圆的善款，这是他整整半年的俸禄啊！ 黎元洪对上级不会拍马逢迎，对士兵却关爱有加。他的一位士兵，因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这名士兵悲痛之中想追随母亲而去。黎元洪知道这一消息后，亲自去慰问这名士兵，并拿出八十银圆让他回家葬母，后来还让这名士兵进入军校学习。 如果仅仅是这些，黎元洪恐怕还不足以让革命党人推举为都督。黎元洪从小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再加上三次赴日本考察，使他对世界大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甲午战争的失败，他差一点成了日军的俘虏，九死一生。这些经历，使他对腐败的清王朝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虽然没有勇气参加革命，但对革命党人非常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是尽力保全他们。对于军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从来不反对，甚至还鼓励士兵接受新思想。1904年，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革命党领袖黄兴来往的联络书被截获，报与黎元洪。他便示意刘静庵托病离开，从而保护了刘静庵。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澧起义而身陷囹圄，又是黎元洪出面将其保释。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孙武试制炸弹时，炸弹不慎爆炸，官兵闻风而至，把革命党的名单搜去，湖广总督等人要按照名单抓捕党人，黎元洪两次激烈反对，认为名单牵涉面太广，不能操之过激，以免生变。这两次建议虽然被拒绝，但也可以看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感情。这类事情，黎元洪不知做了多少；这一切，外人不明，但革命党人心中有数。人的境界之高低，不是看他如何说的，而是看他如何做的。从古至今，有多少人是踏着别人的尸体走向高位的，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人民尤其是仁人志士的鲜血。仁人志士的鲜血就是他们通向官场的铺路石，因而他们杀起仁人志士来是毫不手软的。黎元洪人性中可贵的一面不在于他能够分清是非，而在于他能够冒着危险来保护革命党人。那些杀人如麻的恶魔，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也不管取得他们多么大的“事功”，与黎元洪相比，在我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与他们相比，黎元洪是人，而他们是披着人皮的狼。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其偶然的因素。由于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分属不同的团体，成功后到底应该谁坐第一把交椅，他们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起义前，孙武试制炸弹不慎爆炸，起义暴露，很多同志牺牲，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远逃避祸。一个逃命的总指挥自然不配坐头把交椅。另外几个革命党领袖如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又分属不同革命团体，都不足以慑服对方。有能力、有威信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不是在海外，就是在外地，远水解不了近渴。再加上起义的革命军人，基本上都是下级军官，连一个中层的军官都没有，难以服众。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武昌起义的几个主要革命党如文学社、共进会、日知会等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黎元洪。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是众望所归。 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使武汉三镇动荡不安的局势迅速的稳定下来，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黎元洪在武汉人民心目中享有的威望。这一切，都缘于黎元洪亲民、爱民的菩萨心肠。黎元洪的相貌雍容富贵、面目慈善，时人称他为“黎菩萨”。在湖北口音中“黎”和“泥”恰是一个音，因而黎元洪是名副其实的“泥菩萨”。但令人遗憾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像黎元洪这样菩萨心肠的政治家越来越少，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