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历史名人很多 ，主要介绍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南开大学创建者张伯苓和弘一法师等人，以飨读者。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于敏（19262019），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人。
1960年底，于敏等参与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用于氢弹计算的只有很少时间。于敏领导下的人员主要靠用计算尺计算。1965年10月下旬，于敏开始核武器理论研究，解决了热核武器中很多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氢弹原理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对中国核武器研究有重要贡献。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最高科技奖等奖项，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建者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曾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一生致力教育，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等学校，重视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最早将奥林匹克运动概念带入中国，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张学良、马骏、曹禺等曾是南开大学学生。
曹禺：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生在天津一个没落官僚家庭。原名万家宝，中国杰出现代话剧剧作家。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学习。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等。有“东方的莎士比亚”之誉。
李叔同：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生于天津河北区，原籍浙江平湖，寄籍天津。毕业于南洋公学、东京美术学校，做过教师、后剃度为僧，尊称弘一法师。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中国，其在书法、诗词、丹青、音律、金石、演艺等方面具有很高造诣，在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出版学等方面都有创造性发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著名画家、音乐家；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
王襄：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王襄（18761965），祖籍绍兴，世居天津。王襄是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收购者之一。为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金石、甲骨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有《毛公鼎释文》、《滕县汉石刻画记》、《三体石经考录本》、《古镜写影》、《宋钱志异录》、《纶阁所抚金石文字》、《古陶今释》、《古陶残器絮语》、《流沙坠简勘误记》、《秦前文字韵林》、《纶阁文稿》、《纶阁诗稿》、《室题跋》、《两汉文物举例》和《入蜀琐记》等。
你知道的天津近代名人请补充。
近代天津是中国北方的大都市，华洋杂处，有很多重要人物曾在此生活，介绍几位新闻界人士。
英敛之英敛之是我国著名报人，最突出的贡献是创办了《大公报》。这是一份影响了近代历史进程的报纸。
19世纪60年代，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和中国较早接触、吸纳西方文明的近代大城市，形成了以华洋交错、新旧杂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环境，也成为开华北乃至全国风气之先、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文明的重要窗口。《大公报》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此后辗转历经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时期。
当时，出于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考量，一批知识分子们不仅继承了先辈们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责任，而且凭借着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理解，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启民智的重要责任。《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就是其中的一员。
1902年，《大公报》在天津成立。英敛之在创刊号的头版序言上明确表示，开启民智、伸达民隐、抨击权贵、讥评时政是《大公报》的宗旨，如果对于“民之冤苦、官之贪邪”，知而不言，就是有负天职。英敛之对于报纸媒体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使《大公报》在创办之初形成了“敢言”的特色。
例如，1909年7月19日《大公报》发表了英敛之撰写的《异哉某相国》一文，矛头直指权臣张之洞，指斥他是时代之罪人！《大公报》的报道，为清政府和官员所痛恨，但扩大了中外人士对热点事件和政治局势的了解，也为《大公报》赢得了声誉。《大公报》在英敛之主持的十年间，名声大噪，迅速成为闻名于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型日报。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1926年，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吴、张、胡三人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总结自身的从业经验，于1926年9月1日在《大公报》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不”主张，构成了大公报的社训。他们始终站在爱国的一线。
《大公报》还积极救灾，发挥媒体的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宣传慈善事业，替灾民乞赈，为伤员募集资金。1928年6月，《大公报》成立“大公报救灾委员会”，连续刊登救灾启事，宣布以服务社会为报纸的天职，向各界募款，“务使一钱之微，必用诸难民”。《大公报》不仅是读者的信息源，更是读者的思想源。1930年创办《摩登》周刊，专门解答青年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大公报》为遭难者、受伤者解决物质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为读者提供各种生活知识，为他们解决各种思想难题，适应读者的精神需要，自然赢得了读者的支持。
近代天津的新闻记者们《大公报》开风气之先，开辟各地调查通讯、旅行通讯等专栏，以调查各地民众的生活状况，使报纸成为信息不发达年代人们的参考资料。如1934年派记者李天炽搭乘商办新绥公司的长途汽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赶赴西北，向外界报道。1931年春，派记者曹谷冰赴苏联采访3个月，所写的二十多篇通讯在报上一一刊登，比较全面客观地报道苏联建设的成绩，后又编成单行本出版。最有名的当数范长江写的中国西北的旅行通讯，结集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成为新闻专业的著名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