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遍布戈壁和沙漠的大路，飞扬的尘土和漫漫黄沙遮挡了它的容颜，也阻挡了人们前行的脚步。但在昔日，它却是一条繁华喧闹的贸易之路，来往的使者、商队络绎不绝，热闹非凡。今天，让人流连忘返、啧啧惊叹的名胜古迹，如堪称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兵马俑、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号称“鸟的王国”的青海鸟岛、如诗如画的“塞上江南”，无一不是它留下的历史印迹。它就是举世闻名的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而这条具有西域风情的丝路的开拓者是中国汉朝的使臣张骞。
汉朝初年，匈奴屡次侵犯中原，当时的汉朝刚刚建立，国力衰微，只好以和亲的方式来求得天下太平。至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之后，汉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增强，于是汉朝改变了对匈奴的政策，打算以武力的方式的来解决与匈奴的纷争。当时西域有一个大月氏国，因其先王被匈奴人杀死，与匈奴结怨。于是汉武帝希望与之结盟，两面夹击匈奴。为了联合大月氏，汉武帝派使者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9年，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组成的队伍，从都城长安（今西安）出发，打算穿过河西走廊，到达远迁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大月氏国。不幸的是，一行人在中途被匈奴扣住，这一扣就是十余年。然而，被沦为阶下囚的张骞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他忍辱负重，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逃离匈奴。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看管，于是在公元前129年的一天夜里，张骞趁其不备，与贴身随从甘父逃出了匈奴，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大月氏。
令张骞始料不及的是，大月氏在新领土上安居乐业，已经不愿意在与匈奴为敌。公元前128年，联盟失败的张骞启程东归，途中再次被匈奴俘虏，但他又在两年后成功脱逃。公元前126年，西行13年后，张骞终于回到长安，虽然他没有达到西行的目的，但却带回了大宛（今费尔干纳）、大夏、大月氏、乌孙、奄蔡等国的大量资料，加强了内地和新疆一带的联系，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共同攻击匈奴。与第一次相比，张骞第二次的行程要顺利很多。他率领三百多人畅通无阻的到达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大宛、大月氏、大夏等国，张骞的足迹遍及中亚、南亚许多地区，最远曾至罗马帝国和北非。和第一次出使西域一样，张骞第二次出行的政治目的因乌孙国的内乱再次化为泡影。公元前115年，张骞在乌孙国使者的护送下回到长安，第二年去世。
汉通西域，起初是出于政治目的，但结果却让汉武帝和张骞始料未及。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中国的先进技术、丝绸、作物栽培法等都传到了西域，而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也输入了中国内地。据说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汗血马等物种，都是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国的。
一条商路出现在了东西方之间，寂寞的沙漠从此响起了东西方商队交往的驼铃声。早年，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说法，得到中外史学家的认可，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的开辟，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成功打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门，极大地促进的汉朝的繁荣昌盛。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南海航路的开辟，这条曾经繁荣的大道渐渐衰落。19世纪末，人们对亚欧内陆再度关注，丝绸之路也从沉睡中醒来，继续发挥着连接东西方文明纽带的作用。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最初的发展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茔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中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苏厉用赵国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财富威胁赵惠文王一段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昆山之玉”即为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
同时，这些前11世纪的丝绸究竟是中国养蚕技术所出现的丝绸，还是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东的“荒野丝”，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了。在一统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统治下，四处扩张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亚的地区强权。史料记载这位帝王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帕提亚的水。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条连接安息帝国首都苏萨（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亚细亚以佛所和国土各地的“波斯御道”，这条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这条道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帝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进献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样的距离对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个月。
一方面安息利用这样一条遍及各地的古代国道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在亚历山大建立他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后，他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终控制了埃及。希腊人开始积极促进小亚细亚、印度和东非之间通过希腊管辖的港口进行的贸易活动，在陆地上希腊人也一样在贸易领域非常活跃。这一时期欧亚之间的繁荣的经贸并不仅是希腊人的成就，地处阿拉伯半岛及中亚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巴提斯人（前106年为罗马帝国所灭）为中亚的贸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幅兽皮壁画上的战士可能是希腊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后出现的西域士兵。推定作画年代为前3世纪—前2世纪。希腊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国在中亚乃至更东方的扩张来打通并控制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帝国东部边境也许已经到达了大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如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接壤的地区。如今人们在这一带的考古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盏（希腊人命其为“极东亚历山大城”，即亚历山大东征的最远处）。
接下来的300年间，希腊人保持了这个庞大帝国在亚洲内陆地区的统治。塞琉古帝国（Seleucid）的将领欧提德姆斯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种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继续沿着亚历山大过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国王欧提德姆斯（前230-200年）执政时期国土达到极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仅超越了复次忽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侦察队在前200年左右已经到达过喀什，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一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活动。古希腊历史学家[[en:Strabo|斯特雷波]曾这样评价这次行动“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国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国）和弗林尼（Phryni）。”
但这种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元前1世纪繁荣的的丝绸之路，也并没有持续下来。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发生了不断的争斗，之间也在不断的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的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往往发生了直接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与联通大陆上各国的道路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而且同时连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西域地区小国林立，中亚地区也是战火纷飞。西域西北侧与中国北方又有强大的匈奴在侧，控制西域诸国，与周边民族和中国中原王朝争斗不止。经济文化的交流仅仅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内才能做到的。所以当时的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文化上的交流更是相互隔绝。就连上古曾经存在过的贸易往来，这是也往往变成了传说和神话，残留在东西方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