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2012年，我国上映了不少有关“两弹一星”的影视剧作品。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都让“两弹一星”谜一般的研发过程展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而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里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邓小平给聂荣臻三个选择，聂荣臻毫不犹豫担下主持“两弹一星”工作
中国启动“两弹”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毛泽东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后，也笑了。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他直接写报告给毛泽东，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核爆中心为何从敦煌西北挪至罗布泊？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就不同意。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指核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编者注），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他们又上报聂荣臻，建议 “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上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陈士榘向盖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