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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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第二年，两个术士，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去不报，徐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坑儒”是因为方士“诽谤”皇帝引起的，有学者因此认为，秦始皇是“坑术士”而非“坑儒”（《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秦始皇起初比较看重儒生们的作用，让他们职博士、掌典籍、制礼乐、备咨询，还能参加朝议，实行“尊赐之甚厚”的优待政策。据《史记》的记载，侯生、卢生，与徐福、韩众等人都是一伙方士，如唐代韩愈、宋代司马光，不说“坑儒”而说“坑杀学士”或谓“屠术士”。
但是，儒生也可能兼事方术，方士更可能兼事儒术。以侯生、卢生而言，他们为秦始皇求仙药，当然是方士，但他们“诽谤”秦始皇的那段话，却是十足的儒生口吻。这只能这样解释：本色的方士只有骗人的方术，没有动人的理论，如果不兼习儒术，不打儒家的招牌，就不足以扩大影响，号召徒众；从儒生一面说，单纯的儒术明摆着吃不开，既然秦始皇迷信方术，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也是必然的。侯生、卢生的称谓是“生”，说明他们本就是兼习儒术的方士。所以在历史上占上风的看法，认为秦始皇坑杀的多数是儒生，《史记始皇本纪》秦始皇说：“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其中文学士大多是儒生，方术士才是专门从事星占、神仙、房中、巫医、占卜等术的人。
与司马迁同时代的理财专家桑弘羊，在《盐铁论》中就明确提出秦始皇是“坑儒”。联系司马迁的原文看，这事也很明了：“焚书”之前，李斯说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此处“诸生”显然说的是儒生而不是什么方士；“坑儒”之后，公子扶苏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说的也是儒生。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博士，距“焚书坑儒”事件不远，他在《尚书序》中明确指出：“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语增篇》中对秦始皇的坑儒事件也有详细描述，并考释出被坑杀的详细人数为“四百六十七人”，他进一步断定：秦始皇“燔诗书，坑儒士，实也。”
还有一点也可以作为是“坑儒”的旁证，据《说苑反质》篇记载，“坑儒”的肇事者卢生、侯生逃亡后，卢生未被捕获，侯生后来是被抓住了。秦始皇要车裂侯生，侯生历数秦始皇奢侈殃民的罪过，指出其危害性。秦始皇听罢默然，把他释放了。
正是因为“焚书”和“坑儒”都是针对儒生的“诽谤”而采取的严厉措施，所以尽管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人们还是习惯将其统称为“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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