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江南靖士《宁波帮》诗：“多俊生东浙，去来天下通。帮帮经济竞，代代绩荣隆。捐献酬孙总，称扬忆邓公。综先览陈展，志作岂人同！”
宁波帮
宁波商帮的形成是在明朝后期到清朝初期。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宁波商人在北京创设鄞县会馆。（商人会馆是一种同乡商人组织，其功能主要是通过同乡聚会、祭神以及各种公益活动，联络感情，促进互助，排忧解难，增强对外帮商人的竞争能力）。鄞县会馆创立的时间在明朝万历到天启这一时期，创办者是鄞县在京的药业商人。稍晚于鄞县会馆的是清初创立的浙慈会馆，即“浙江省慈溪县成衣行业商人会馆”。所以明末清初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阶段，其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业。
在明清时期，中国已形成了十大商帮。他们是：山西商帮（晋帮）、徽州商帮（徽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江西）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粤帮）、福建商帮（闽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浙江）。
宁波帮形成后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清乾嘉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帮海商获得迅速发展。宁波帮的活动区域不仅在长江和南北洋，而且延伸到海外，经营着合法而颇有规模的对日贸易。由于这一时期宁波帮的大发展，使一个普通的中国沿海地域商帮，一跃成为国内著名商帮。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已由十大商帮演变为晋帮、粤帮、闽帮和宁波帮四强争雄的新格局。
宁波帮形成后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
鸦片战争后，宁波帮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的为代表的宁波帮新式商人群体。什么是买办？买办就是外资洋行中的中方经理，是中西方贸易的中介人。我们说买办和进出口商人是新式商人，是因为他们从事的交换，已经不是以小农为交换两端的传统交换，而是以中国农产品和西方工业品相交换的国际贸易。这种交换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冲击着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形态，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
清初宁波帮
近代宁波帮买办商人，首先在上海获得发展。宁波籍在上海第一个买办是定海人穆炳元。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直到买办制度被废除。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宁波帮确立了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宁波帮形成后第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以新式商人为主的宁波帮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这一时期的宁波帮以当时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上海为基地，创造了100个左右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大王”，抒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下面仅举十例：
1、1854年，慈溪费纶志、镇海李也亭、盛植管集银7万两，向英国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名为“宝顺号”，并配备武装，为商船护航。
2、1862年，镇海的叶澄衷在上海开设五金洋杂货店，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38家，联号108家，被称为“五金大王”。
3、1896年，鄞县的鲍咸昌与其兄咸恩、妹夫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后来发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的大型出版企业。
4、1897年，慈溪严信厚、镇海叶澄衷、定海的朱葆三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5、1910年，奉化的王才运在上海南京路创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上海西服业的鼻祖，孙中山曾在该店定制过西服。后来中山先生自己设计、自己试穿的第一套中山装就在荣昌祥诞生。
6、1912年，镇海方液仙在上海创办化学工业社，兴办我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生产牙粉、牙膏、蚊香、肥皂等，方被称为中国日用化工奠基人。
7、1915年，镇海虞洽卿（现为慈溪）创办的三北航业集团。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其总吨位为9.1万多吨，约占全国民族航运业总吨位的七分之一。
宁波商人邵逸夫
8、1922年8月13日，镇海庄市的董杏生，开创了上海第一条公共汽车线——由静安寺到曹家渡线路。9、1923年，定海周祥生在上海创办祥生出租汽车行，至1937年公司拥有分行22处，出租车230辆，居上海出租车业之首。
10、定海的刘鸿生，以煤炭行业起家，号称煤炭大王，1930年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厂，年生产火柴占全国四分之一，又被称火柴大王，以后在全国各地兴办几十家企业，又被称企业大王。
在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过程中，宁波帮工商业者涌现了一大批影响广泛的企业家、金融家，形成了宁波帮近代企业家的群体。宁波帮凭借自己浓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社会关系，强烈的时代意识，通过这一时期的大发展，这时的宁波帮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商帮。
宁波帮形成后第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数十年。这一时期有一批宁波帮工商业者移资海外各地，但大部分宁波帮工商业人士以香港这个国际自由贸易港为中心继续发展，其后裔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移居海外各地的宁波籍人士一起，被称为现代海外宁波帮，他们在海外创造的业绩，举世瞩目。
镇海庄市的包玉刚，1949年初，由上海赴香港定居，先从事进出口贸易，1955年以一条旧货船起家，开始从事海上航运事业。经过20多年的奋斗，建立起环球航运集团，到70年代末，已拥有大型、巨型轮船200多艘，总吨位2000多万吨，超过当时美国或苏联国家所属船队总吨位，居世界航运业之首。被国际独立船东协会推选为主席，成为世界船王。进入80年代以后，相继收购英资集团的九龙仓和会德丰洋行股权，并投资国泰、港龙两家航空公司，其经营范围遍及航运、地产、酒店、传播、航空、仓储、码头、贸易等。
镇海庄市的邵逸夫。1925年与兄长在上海开设天一影片公司，1926年与三哥邵仁枚赴新加坡开拓电影市场，后成立“邵氏兄弟公司”，1958年与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氏兄弟几十年来，共拍摄了1000多部影片，并获得了各种国际奖的有32部影片。很多影片充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情节，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与赞扬。他在港、澳、台和东南亚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地拥有电影院200家，每天光顾的观众可达100万人次。70年代，邵氏兄弟涉足当时发展迅速的电视业。被称为影视大王。他被香港推为十大富豪之一和最成功的十大企业家之一。
镇海庄市的包从兴，1946年去香港，先后经营电子业、纺织业。1960年后，在非洲加纳创办纺织厂，后发展成大型纺织企业集团，为非洲纺织业之冠，1965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曾单独接见包从兴。
镇海的张敏钰是台湾的水泥大王；镇海的傅在源被誉为东京的杂粮大王；镇海的张济民被称为美国“新加州地产大王”；镇海的应行久1973年在美国买下纽约世贸中心107层摩天大楼顶层，开设礼品店，（后在9.11事件中被毁）1979年被选为全美华侨总会董事长。
还有鄞县籍宁波帮人士也在海外创造了显著业绩。王宽诚是香港著名企业家，原香港总商会会长；陈廷骅是香港棉纺大王；曹光彪是香港毛纺业大王；李惠利是香港钟表大王；邱德根是香港娱乐大王；王传麟是台湾棉纺大王；范岁久在丹麦开设“大龙食品厂”，从事春卷加工与销售，后称春卷大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香港、澳门的回归，海外以及港澳台积极投资内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宁波帮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种
天下宁波帮
情况下，海外宁波帮与新兴的内地宁波籍人士实际上正在融合为新型的现当代宁波帮。这个正在崛起的现当代宁波帮已经产生了若干新的组织。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不少城市成立了以宁波籍人士为主体的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特别是上海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和宁波同乡联谊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出版《海上宁波人》会刊。我们镇海中兴学校校友会上海联络处还是他们的团体会员。这些协会既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又带有鲜明的乡亲色彩，对于沟通信息，加强交流，增进了解，解决困难，促进宁波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新一代宁波帮
在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宁波帮占有重要地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有力地瓦解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且使以洋货为载体的西方文明较快地进入中国，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宁波帮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特别是发展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产业，并创造出一大批国货名牌，有效地抵制外货的倾销与垄断，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竞争力。而由宁波帮经营的近代金融业以强大的实力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变革与运动近代以来，面对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祖国，在外创业历经磨难的宁波帮商人多有一份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有的进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中宁波帮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行动尤为人称道。
许多宁波帮商人都程度不同地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表示同情与支持，有的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更多的则在经济上支持革命党人。如从事航运业的赵家藩、赵家艺是宁波帮中的中小商人代表。1905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著名宁波帮企业家项松茂、方液仙面对强敌威武不屈更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爱国殉职的项松茂
项松茂，浙江鄞县人，被称为中国药业先驱。“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抵制日货，并在厂里成立抗战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聘请爱国军事教官进厂训练，以为对日宣战之准备。“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五洲店员11人为日军拘捕，身为公司总经理的项松茂为营救店员，不顾生命安全，两度深入战乱地带交涉，终于陷入敌手。日寇审问：你为何抵制日货？为何组织义勇军？店内备有军服，谁敢抗日，杀无赦！项松茂侃侃回答：中国人爱中国，你们日本人，为何强占我土地？屠杀我民众！项抗争不屈，1月31日晨，他与店员11人惨遭杀害，时年仅52岁。
热情爱国的方液仙
方液仙，浙江镇海人，他是中国日用化工的奠基人，他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中成绩显著，被社会各界称为“国货大王”。在上海“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让出厂房，兴办两期伤兵医院，救护大批抗日战士。方液仙的爱国行动引起日本人的极端仇视。多次提出要与他主持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社联营，他不为引诱，
拒绝联营：日本人又以没收工厂相威胁，他严词指责，不为所屈；1939年，汪伪傀儡政权派人向他游说，邀他担任伪上海市政府实业部长，又遭拒绝。日伪见引诱不成，继施恐吓、威胁的手段，恐吓信不断飞来，方液仙仍不为所惧，日伪见其始终不肯就范。遂萌生杀意。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被害时年仅47岁。
而在抗战大后方，以“钢铁大王”余名钰为代表的宁波帮企业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余名钰，镇海贵驷人，1934年在上海创办大鑫钢铁厂，创建了我国第一台电弧炼钢炉，“七七事变”后，把工厂迁到四川重庆，抗战期间，生产了大量炸弹、手榴弹、山炮等军火和圆钢、方钢、
机床、锅炉、起重机、抽水机等重要设备，为抗战胜利和后方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阻止日军宁波帮陈顺通自沉货轮
宁波帮[中国传统商帮]
宁波帮[中国传统商帮]
1897年1月，陈顺通出生于鄞县云龙镇冠英庄，他14岁就来到上海，继承父业做了一名船员。北伐战争开始后，他曾为革命军运输物资，获得北伐革命三等功勋。1930年，陈顺通在张静江先生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路开办了上海中威轮船公司。到1936年抗战前，中威公司已拥有“顺丰轮”（6725吨）、“新太平轮”（5050吨）、“源长轮”和“太平轮”四艘大型江海运输船，成为中国四大航运企业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征召大型船舶自沉于全国重要江海口，以堵塞航道，防止日军从水路发动进攻。
此时，陈顺通实际掌控的轮船仅剩“源长轮”和“太平轮”，另外两艘海船“顺丰轮”“新太平轮”在战前租借给了日本一海运企业，抗战爆发后被日军扣留。
为支持抗战，1937年8月12日，“源长轮”与20多艘船舶自沉于有“江海门户”之称的长江江阴要塞，阻遏了日军准备沿江西上的企图，为中国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大后方转移赢得了时间。
1939年6月28日，“宁波帮”人士、中威轮船公司董事长陈顺通将3550吨江海货轮“太平轮”自沉于镇海口，以堵塞航道，阻止日军从海上的进攻。这是何等英雄之举，他的后人提起往事，都自豪地称，这是在民族危难之际，一个中国商人的应尽之举。
伟人对宁波帮评价
孙中山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在宁波演说时就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宁波人对于工商业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毛泽东1949年5月6日，在杭州宁波一线即将解放时，毛泽东在北京致电解放军三野第七兵团政委谭震林，特别提到：“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显然，毛泽东这一命令是富有远见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致电邓小平、陈毅提到：盛丕华、包达三等……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要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宁波帮人士被委以重任：如盛丕华任上海副市长，包达三为浙江省副省长，蒉延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交通局局长、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等。
邓小平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宁波帮人士包兆龙及包玉刚一行，邓小平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久的友谊，也开始了邓小平与宁波帮的交往。从1981年7月6日的包、邓初次相见，到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包玉刚，10年间，他们会见了15次（含集体会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还频频会见王宽诚、安子介、马临、应行久等其他宁波帮重要人士，与他们商谈国是，相聚甚欢。邓小平曾说：宁波有两个优势，一是宁波港，二是宁波帮。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时任国务委员谷牧关于沿海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工作情况汇报时，高兴地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质量较高”。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对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人士寄予厚望，他们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
1.“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839—907年)，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7次，其中通过明州(宁波)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次，唐会昌二年(842年)至咸通六年(865年)，海商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今宁波镇海)出发，7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0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990年)，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婆(今印尼)、大食(今阿拉伯)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
宁波帮研讨会
，设庆元(今宁波)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000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1831年)，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1853年)，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商帮已开始形成。2.“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渔业)、崇德会(海味业)、济安会(酒业)、永兴会(南货业)、敦仁堂(猪业)、喻义堂(药业)、诚仁堂(肉业)、永济堂(洋货业)；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石作业)、年庆会(木业)、同义会(银匠)；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910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920年—1935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3.“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858年汉口开埠，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艘船为一小队，10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840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开拓———创业：足迹遍布全球
《宁波人宁波帮》
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镇海人)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瑞昌顺等5家。虞洽卿(镇海人)、朱葆三(定海人)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埠“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1/7。“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0余年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3万人，遍布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镇海人)，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营银行和航运，1955年以77万美元购买8200吨旧油船1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1980年3月，已有船舶202艘，2053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0余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0大首富中“宁波帮”占了3个。
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
“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个主要特点。
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慈溪人严信厚，1904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902年—1946年的40余年期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定海人)、周晋镳(慈溪人)、虞洽卿(镇海人)、秦润卿(慈溪人)、宋汉章(余姚人)、李厚佑(镇海人)、傅筱庵(镇海人)、袁履登(鄞县人)、俞佐庭(镇海人)、励树雄(镇海人)、方椒伯(镇海人)、金润庠(镇海人)、盛丕华(镇海人)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鸦片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埠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宁波帮”势力最大，9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
宁波帮航运事业
波帮”就占6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897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元降到3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0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年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
近代宁波商人，善于不断接受新事物，更新观念，推进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
宁波商人源于滨海，面临大洋的挑战，艰险的环境养成他们开阔的视野，坚强的意志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从踏上上海滩那天起，就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1890年永昌机器厂老板董秋根、何金泉听说意式直缥车比普通丝车效率高，就立即"
宁波帮杰出代表
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缥丝车及小马力水汀引擎"。1898年商务印书馆鲍威昌见日本钢模印字清晰，就立即引进，使印刷质量为之一新。1894年严信厚把宁波的通久源轧花厂从单一轧花向纺纱、织布拓展，形成为一个综合型的纺织企业。在轮运业领域，早在1852年宁波商人就向英商集资购买了中国第一艘民营轮船"宝顺号"，这比后来洋务派自造新式轮船至少早了10余年。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叶，世界新式医药业、化工业突飞猛进，宁波商人紧跟潮流，积极开发、善于创新，取得了突出成就。余姚人黄楚九于1911年设立"龙虎公司"，开发"龙虎人丹"，一时成为佳话。方液仙的"三星牙膏"、"剪刀牌肥皂"同样名闻通途。
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个内部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宁波商人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创新精神应用到了新企业制度的创立和人群及社会关系的整合上。"过帐制度"就是其中一例。过帐制度是宁波商人创立的金融信用制度，即钱庄对客户的经济往来不支现款，采取划帐的办法，类似于以后新式银行的票据交换制度。宁波商人大批涌入上海后，也把这一制度移植到上海，促进了上海的金融融通，增强了"宁波帮"的经济实力。同乡会的创立也是如此。早在1798年上海就有四明公所问世，1909年正式更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同乡会在协调同乡内部的商业利益，增强同外邦商人的竞争，以及对同乡的救助、扶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宁波商人在上海有很大的势力，后来就长期控制了上海新式的资产阶级社团--上海总商会。除了上海以外，宁波商人在天津、武汉、江苏等地都建有同乡会。
旧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在落后国家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尤其需要注重教育。人才培养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是创新进步的基础。所以宁波商人特别注重对教育的捐助和支持。早在1873年叶澄衷就以经商所得在家乡创办"叶氏义塾"，以培育家乡学子；1899年他又集银子10万两，在上海虹口创建"澄衷蒙学堂"，成为上海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洋学堂"。接着柏墅方氏家族也于1907年在家乡创办"培玉学校"，招收乡间子弟。1915年秦润卿在慈溪创办"普迪学校"，以后又在上海创办"修能学社"。到1928年，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创办学校达10所，学生数千人。宁波商人还把目光瞄准大学。1931年虞洽卿等发起创立四明大学，后因故未成，但"四明大学奖学金"已先颁行。宁波商人的办学对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在“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宁波精神中，“创新”可以说是宁波精神的本质之所在。宁波在文明架构中处于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点，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才孕育、培植并不断锤炼着宁波人民勇于进取、敢作敢为的创新精神。宁波人的创新意识，不仅在历史文化的时空上有过耀眼的闪光，而且在近、现代，尤其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有着丰硕的成果。宁波的创新精神还不止见于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活动，而是凸显着原创性、开拓性与个性化的时代特色。
宁波创新精神的灵魂深藏在“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态之中，并成为宁波人勇往直前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创新精神早在浙东文化的学术思辨中就能找到强烈的印证。明代的王阳明敢于在禁锢人们精神的“理学”一统天下的思想格局内，公然倡导“致良知”学说，鼓动人们冲破既定的思想牢笼，去争取自我心灵的解放，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掀开了光辉的篇章。黄宗羲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与民主启蒙的进步观念，历史性地突破了儒家理论的传统框架，让百姓在黑暗的封建年代里看到未来社会的曙光。这种创新精神在近、现代的宁波商帮的发展史上，也不难找见。是宁波人朱葆三、虞洽卿等破天荒地筹建起新型航运公司，并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其他如宁波商人叶澄衷，人称“五金大王”。还有“火柴大王”、“肥皂大王”等宁波商人抱着“敢为天下先”的观念，纷纷成为各自行业的“巨子”与“领头羊”。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人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勇当“弄潮儿”，在资源缺乏、能源不足的客观条件下，已获得年人均GDP超4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不能不让人深感“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宁波创新精神的思想基础建立在“敢创业、不守摊”的理念之上。这在宁波人创业的思想与经历中，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还是在20世纪初期，不少宁波商人就充分利用积累的资金去创办新兴实业。宁波商帮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起先多在家乡小打小闹，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走出宁波，到上海及其他大城市寻求新的创业机遇。他们敢冒风险、善于经营，思想不保守，行为不守摊。像早年当过普通职员、最终成为工商巨头的虞洽卿，就把事业的中心推向上海，并获得巨大成功。宁波商帮叶澄衷当年在上海的火柴业已很有地位，但他还是联合其他商人在汉口创办起一家规模空前的火柴企业，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又如武汉的机电业、上海的五金业、天津的制衣业、东北的开垦业等有影响的实业，几乎都是闯荡天下、敢于创业的宁波工商者所为。这种敬业、创业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生着作用与影响。当代宁波人“敢创业、不守摊”的理念也表现得十分强烈，宁波的众多企业如塑料业、电器业、机械制造业、文具业、模具业以及“雅戈尔”、“杉杉”等已走出宁波，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的经济活动中塑造着他们非同一般的出色形象，甚至在世界各地也拥有一定的市场地位，这也是“敢创业、不守摊”创新精神最有力的见证。
宁波创新精神还涌动着一股“求发展”的思想活力。应当说上述“敢创业、不守摊”也是一种“求发展”的重要表现，然而宁波创新精神中的“求发展”还更多地反映于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之上。在明、清时期，宁波之所以能出现诸如王阳明、黄宗羲这样一流的思想大家，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已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进步思潮，这种“求发展”的时代意识促成了“浙东学派”带有原创精神的学术观念，也给近、现代宁波商帮的巨大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今天由宁波创新精神所演化的“求发展”的思想活力，进一步激发出宁波人民空前伟大的创造力，宁波的面貌日新月异，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雄姿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不久的将来，全球第一长桥要横跨于宁波与上海间的杭州湾海面上，这里高矗起的是一座现代化“发展”的丰碑。“求发展”的宁波创新精神必将透射出更加炫目的绚丽光辉。
人才体现为一种文化。人才的培育、成长、涌现及其作用的发挥，人才消长的规律性，人才得以熏陶、孕育的人文环境，无不与文化有关，也与经济的需求、社会的进步有关。因而人才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反过来又成为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
宁波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历代各类人才如群星璀灿、绵延不绝、蔚为大观。其中不乏"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第一流人物。元人危素曾说鄞县"为文献之邦，宗公
宁波帮大词典
大儒，前后相望"；至于"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之说，则更是这一"大观"的生动描绘。据统计，南宋时宁波科举进士达983名，其中鄞县出了4个状元，居全国之冠；仅有明一代，余姚就有进士387人，武进士43人，状元3人，大学士3人；列人《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的历代余姚籍名人就有162位，因而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誉。历史上宁波（包括历史上原属于绍兴的余姚及原属于台州的宁海）涌现出不同领域以及家族性的多个人才群体，在不太大的一个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人才群发"、"人才共振"效应，值得从人才文化学角度加以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以为今天人才队伍建设所用，并为开展爱国爱乡教育服务。有学者认为，文化是名人效应最为显著的领域，诚哉斯言。经济文化精英、名人的不断出现，推动了宁波经济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了宁波的地方知名度，聚集了文气、人气、商气和财气，同时反过来又推进了宁波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才文化的兴盛为历史上宁波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体动力。
一、家族性人才群体家族性的人才"共振"与"群发"，构成了历史上宁波人才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由于共同的家学渊源与"书香传世"的传统，以及相近的人文环境、爱好、性格、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先天禀赋等原因，宁波历史上出现过众多同一家族名人辈出的现象，一座家门内出现数个天文学家、藏书家或父子同为数学家，兄弟同为文史专家的奇迹屡见不鲜。余姚的虞氏家族人才群体尤为引人注目：前有易经学家兼天文历算家虞翻，中有著名天文学家虞耸、虞喜，以及经学、史学家虞预、虞荔、虞愿、虞僧诞，文学家虞炎，后有著名史学家、书法家虞世南等数十人，虞氏人才研究领域涉及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天文学、历法学、金石学、医药学、饮食娱乐文化等。正如一史家所言："吾邑世家之盛未有虞氏者也"。南宋时鄞县史氏一门相继出现了3名宰相，其中有敢于为岳飞冤案昭雪的著名政治家、诗人史浩。清初宁波学者万泰有子8人：万斯年、万斯程、万斯祯、万斯昌、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均以学显名，个个在文学、史学、经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被时人誉为"万氏八龙"，其中史学家万斯同尤为著名。余姚邵曾可、邵贞显、邵廷朱祖孙3人均为文献学者，为搜罗、保存姚江书院派的文献作出了贡献。除外，还有黄宗羲、黄百家、黄炳??是三代人同为天文学家、数学家，黄宗炎、黄宗会、黄宗羲三兄弟同为学术名家；鄞县董沛、董庆西、董濂叔侄3人同为文献学者；范钦、范大澈父子同为藏书家等。进入近现代，又有同为北京文史名家的鄞县"五马"，即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太玄、马廉，同为著名文人的奉化陈氏兄弟--陈训正、陈布雷、陈训慈，同为自然科学家的翁文灏、翁文波兄弟，同为教育家的慈溪冯君木、冯定叔侄，同为革命家的慈溪赵家蕃、赵家荪、赵家艺三兄弟等。鄞县还诞生了著名的"沙氏六兄弟"，即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与革命家弟弟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以及作为画家的堂弟沙耆。至于镇海的包氏家族、邵氏家族以及应氏家族等也涌现了许多杰出人才。
二、八大人才群体由于历史上的宁波一度成为全国学术文化重心、海外经济文化交流重镇和重要外贸港口，因而宁波历史上涌现、集结了时间跨度较大、属于不同类别和不同领域的八大人才精英群体，为宁波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为宁波社会文明乃至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群体是：
学术文化人才群体。这一群体以王守仁（阳明）、杨简、范蠡、王应麟、黄震、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为代表。他们创立的"阳明学"、"浙东学派"在全国乃至日本都有重大学术影响。王应麟创作的《三字经》则被今天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定为国际性教材。
藏书文化人才群体。这一群体以王正已、楼郁、楼钥、袁桷、丰坊、范钦、范大澈、黄宗羲、万斯同、黄澄量、全祖望、蔡鸿鉴等为代表。他们接续、弘传了优良的藏书传统，创造了名闻四海的浙东藏书文化。
佛教文化人才群体。浙东历代名寺古刹众多，高僧大德云集。他们中以祖阐、祖元、宁一山、密庵、知礼、普济、宏智、如净、太虚、圆瑛等为杰出代表。这一群体创立了在全国乃至日本、朝鲜半岛佛教界都有重大影响的佛教临济宗与曹洞宗，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海外交流文化人才群体。这一群体除上述身兼中日汉文化交流使命的佛教人士外，还有文化使者朱之瑜、航海家张支信、李邻德、李延孝、李达、詹景全、钦良晖、朱仁聪、曾令文、周文德，以及哲学家陈亮等代表人物。他们与历史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学者与航海家、海外贸易家一起，开辟了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科教文化人才群体。近代以前，这一群体以虞喜、邵昂霄、陈藏器、滑寿、陆士逵、燕肃、黄百家、"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史浩、王应麟、程端礼、王阳明、沈国模、史孝咸、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等为代表。他们在不同学科创造了当时国内堪称一流的科教成就。
科举文化人才群体。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虽有诸多弊端，但不可否认它是封建朝廷举贤选能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民间有志之士"入仕济世"的必须门槛，因而也选拔了不少从政人才。宋代以降宁波涌现的科举进士、状元之多，令人惊叹，在全国占据显赫地位。北宋时宁波人中进士161名，南宋上升至983名。有明一代宁波进士人数居全国第一。据新编《鄞县县志》统计，仅该县在宋、明、清三代便出了718名、297名、162名进士，其中史氏一门在南宋出了3名宰相。这批人才当官后往往亦官亦学，兼具从政与治学双重身份，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藏书家、教育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
外来人才群体。一部宁波文明史就是"宁波帮"人士、"帮宁波"（非
荣誉
甬籍）人士与广大人民共同铸就的历史。"一腔热血献四明，莫道明州非吾乡"。据史书记载，外地的杰出人才"群贤毕至"，对宁波的贡献比比皆是，涉及各个领域。晋代与南宋更有大批中原人才南迁宁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有：西汉尉梅福，南昌人，在??县为民众"筑塘堵潮"，功绩卓著，鄞县"梅墟"即为纪念他而命名的；东汉名士严光，原籍河南新野，隐居余姚时不事权贵，其高风亮节对浙东文化有深远影响；宋代写出《三字经》一书的王应麟原籍河南；北宋燕肃，山东益都人，任明州知州时写有《海潮论》，对浙东海运、水利都有贡献。此外，还有以外来文人而首开宁波士学藏书风气的福建人林鼎，推进明州酿酒业发展的江苏昆山人王可交，率民众修建著名的它山堰的山东监沂人王元炜，为筑明州城出了大力的江西南丰人曾巩，代表四明人士与奸臣秦桧作正义斗争的福州人黄龟年，率民众修筑东钱湖的江西抚州人王安石，在栎社写出名剧《琵琶行》的温州人高明，在明州抗倭的山东蓬莱人戚继光，亲临镇海口指导抗敌的福建侯官人林则徐等。近现代人才精英群体。进入近现代，宁波的人才文化出现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一大批文艺大家、科技群星、商海巨子、政坛名人。文艺大家以著名作家柔石、殷夫、巴人、邵葵麟、楼适夷、陈企霞、唐??、鲁彦、庄启东、
穆时英、徐讦、苏青、应修人、邵洵美、袁可嘉，以及著名艺术家潘天寿、陈之佛、沙孟海、朱复戡、周信芳、张石川、应云卫、袁牧之等为代表。科教群星则以著名科学家钟观光、翁文灏、翁文波、吴耕民、童第周、沈宗瀚、何育杰、范文虎、卢于道、贝时璋、李庆逵、戴运轨、戴传曾，以及著名教育家经亨牙颐、金海观、张雪门、冯君木、杨贤江、冯定、蒋梦麟、林汉达、张寿镛、马氏五兄弟、张其昀等为代表。商海巨子则以近现代宁波商帮人才精英为主体，其代表性人物有严信厚、叶澄衷、吴锦堂、朱葆三、鲍咸昌、虞洽卿、宋汉章、黄楚九、傅筱庵、余芝卿、秦润卿、项松茂、蒉廷芳、包达三、刘鸿生、俞佐庭、方液仙、胡西园、李康年、鲍国昌等。政坛名人以民国时期宁波籍政坛人才为主体，在短短的民国时期37年间，宁波出了国家元首、执政党领袖1人，政府首脑3人，中央与国共两党部长级人物数十人。这一政治人才"群发"、"共振"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各地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中的共产党方面的革命人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贡献了力量；国民党方面的人才在辛亥革命时期、国民革命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复兴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而且对近现代宁波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他们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共产党方面的吴亮平（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朱镜我（上海中央局和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卓兰芳（浙江省委书记）、沙文汉（江苏省委代理书记）、杨贤江（左派领导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等。民国政权与国民党方面有：王正廷、赵家蕃、童保暄、俞飞鹏、蒋介石、陈布雷、董显光、张其昀、蒋经国、叶公超等。
一个地区在历史上能够拥有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藏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商贸史与海交史、中国古代科教发展史、中国科举人才史乃至中国近现代文艺、科教、政治发展史中占有如此显著地位，而又以精英群体形式出现的众多似"群星灿烂"的人才，的确是极为罕见的。这也证明了宁波这块土地的人才文化底蕴，充分展示了历史上宁波人才文化的魅力与成就。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因此，在全市上下打造“信用宁波”的今天，近代“宁波帮”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一般以为创业之初，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在所难免，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有血腥味嘛。然而“宁波帮”绝对不搞这一套，依靠诚信为本。世界船王包玉刚祖上的故事，宁波人耳熟能详。但最让人感动的是宋汉章。这位近代著名银行家，于1931年创立中国保险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不久，由他承保的汉口申新四厂突遭大火，损失惨重，折合银元达200余万元。这是民族资本家荣宗敬所办的一家新型大厂，失火后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劳资双方都切盼着保险公司尽快赔偿火灾损失。可是中保的实有资本，也就250万元，一旦理赔，很可能倾家荡产。社会各界莫不关注，尤其是中保的其他投保户，忧心忡忡，深怕中保“拆烂污”。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宋汉章没有二话，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维护公司信用，消除人们“十赔九不足”的疑虑，而且是快赔、赔足。申新四厂专门在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以整版篇幅刊登鸣谢启事，使它因祸得福，信誉鹊起，生意兴隆。
宁波近代金融业，以经营钱庄闻名于世。钱庄资本大多来自客户存款，而放款都是信用放款，全凭跑街口头约定，做活生意，人称“赊销码头”。但是，跑街从不因为得了客户好处而滥放贷款、造成倒账或死账。当时北京有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四大钱庄，“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而在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滩，宁波人也是独占鳌头，钱庄业九大家族占六席，秦润卿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宁波钱庄业以骄人业绩赢得“信用经商”的美誉。
近代宁波商帮，还从事一项全凭信用的特殊行业———民信局，其功能相当于现今的邮政局，书信、报刊、契约、金银、钱票皆可邮递，兼营护送货物。这种民间邮政机构，除了雄厚的实力，更需要绝对的信用。有人说过：“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最佳，凡一经民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这种“一诺千金”的企业信用，使宁波自清乾嘉以来，一直是民信局的中心所在。
企业品牌打响后，是否仍需“诚信为本，义中求利”呢？20世纪初，日本的铁锚牌毛巾垄断了中国市场。陈万运、沈九成创办的三友实业社奋起拼搏，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三角牌毛巾，以其质地柔软、吸水性强、经久耐用而打败“铁锚”，夺回了被日商抢去的市场。因为毛巾是消费量很大的日用品，民众的爱国热情又很高，有人便建议毛巾原料改用国产的20支纱，这样每年可节约成本30万元。但是，陈万运和沈九成认为，名牌产品偷工减料，等于自我毁灭，利用爱国热情推销劣质产品，更是罪该万死。他们不为30万元所动，坚持以进口的42支纱为原料。
“宁波帮”深知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现存中华百年老药铺81家，其中13家是甬商创办的，比例高达16%。这些金光闪闪的招牌，全由“诚信”二字铸成。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之原型，即宁波乐氏家族的北京同仁堂，至今已有整整三百年的历史，其长盛不衰的奥秘即“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乐氏严遵祖训，一丝不苟。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味品虽贵不敢减药材。“诚信为本，义中求利”的经营之道，长期被宁波商帮所恪守，直至当代的海外“宁波帮”，也都奉为圭臬。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至今，已有600多位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向我市捐赠2000多个项目，折合人民币已超过12亿元。
从捐赠内容来看，宁波帮捐赠的重点为教育、医疗卫生、公益福利和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其中，教育事业占捐款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镇海，到处都有宁波帮捐助项目的印记。中兴中学、龙赛中学、兆龙小学、逸夫小学、庄市小学、仁爱中学、张和祥小学、镇海中学、职教中心等等，都是宁波帮捐资兴建，或捐资设立奖教、奖学基金。
宁波帮在捐资家乡建设的同时，还在家乡兴办企业。目前宁波有3000家三资企业，其中70%是宁波帮人士直接投资兴办或由宁波帮人士牵线搭桥引进外资兴建的。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迄今为止，已有28位海外宁波籍人士获得浙江省爱乡楷模称号，还有69位荣获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其中省、市、县三级政协有港澳委员55人。
宁波帮人士，不仅热心捐赠家乡建设，而且捐赠神州大地。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帮在全国捐赠款已多达55亿多元，惠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捐赠教育事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里特别要提出邵逸夫、包玉刚、王宽诚、陈廷骅和赵安中等几位宁波帮代表人物的捐赠事业，令世人瞩目。
邵逸夫：华夏捐资兴教第一人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最新数据，邵逸夫自1985年至2003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包括大学、中小学、师范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共计400多个项目，遍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赠款累计31.5亿港元。
邵逸夫热爱祖国、关心家乡，在宁波的捐赠超过4000多万人民币，助建项目包括宁波大学西区图书馆、教学楼，职教中心和宁波邵逸夫艺术幼儿师范学校、逸夫职业高级中学、中兴中学、逸夫剧院以及祖居地的康乐园等。
在捐款扶助内地教育事业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中，邵逸夫先生的捐助，数目最大，项目最多，持续时间长，被称为“华夏捐资兴教第一人”名副其实。这是值得我们全体宁波人骄傲的。
19世纪，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先后在中国内地做了7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得出结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在上海的势力很大，船夫、水手的大部分都是宁波苦力，势力更大的是买卖人。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
1916年，孙中山到宁波考察，在宁波商界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