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五代徐铉撰《稽神录》载，汉代泉州有一个善禁祝巫术的人叫陈寨，为人治病多愈。时有一个漳州人叫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治，乃往请陈寨。于是设坛厅中，劈苏氏子，取出心脏悬于东壁，然为家犬所食。陈寨急于出门而去，顷刻，手提心脏入厅，塞入苏氏之腹，其腹遂合无恙。苏氏子醒，但连声高呼"递铺！递铺！"苏氏家人见状，莫知缘由。后来才知道是陈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之子。以上两个传说，一为尸解成仙，一为方士巫术，其内容荒诞不经，但它反映了古代泉州道教流传以前的方士巫术活动的情况。
道观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在泉州府治南建置了该地最早的道教宫观，称白云庙（玄妙观的前身）。东晋末年，信奉五斗米道的卢循农民军败退入番禺，控制晋安郡，时间长达一年多，道教在泉州的影响扩大。据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记载，南朝的梁代时，泉州的惠安灵鹫山上，据传有唐公、宝公、志公、化公和郎公等五个道士隐居，并在山石上刻符五道及凿刻"五公山"三个大字。
唐朝泉州的道教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崇奉道教，奉老子为其祖先，所以泉州的道教得到地方官员的倡导，发展很快。唐朝中后期，北方战乱较多，泉州地处东南海隅，受战乱影响较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人口较多，为道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条件。80年代中，在泉州东门外东岳行宫附近，发出一座唐墓，其劵顶墓砖打印有"乾封二年（667年），刺史上柱国"；另一面打印"武吕中平安大吉"。此类唐朝墓砖，抗日战争期间庄为玑教授在泉州安溪县城郊也有发一现。这是唐初泉州道教盛行的物证。
唐朝泉州兴建的著名道观，有原来的白云庙于神龙元年（705年）改为中兴观，开元年间改名为隆兴观。据《八闽通志》载，泉州开元观在极宫右，唐神龙初建，名龙兴。开元年间（713－741年），改为开元观。此外，还有城西南的金粟崇真观和行春门外的紫极宫。
唐朝，泉州出现一批著名道士和著名道教学者，对道教在泉州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道术精深的道士蔡如金修隐于清源山；道士郑文叔修炼于晋江紫帽山；著名道士蔡明濬修炼于晋江灵源山，他和虹岩道士罗山甫及泉州名士欧阳詹等三人有合炼道术之雅号。惠安县著名道士吴崇岳，入泉州龙兴观为道士，专攻收精炼气道术，被朝廷赐号为"通元先生"还有南安县高田山道士杨樵，精于道家的岐黄之术。著名的道教学者有唐咸通年间（860－874年）流寓泉州的罗隐。他流寓闽中，尝游晋江罗裳山和惠安螺山修真学道，其行踪被人们附上神奇的浪漫色彩，编成《画石马》等故事广为流传。唐建初（780年），避乱入闽的诗人秦系，他卜居泉州南安九日山右峰，弥年不出，精心致力于《老子》一书笺注。乡人为纪念他，号其山峰为"高士峰"。"高士峰"三个篆体大字，苍劲古朴，今犹存焉。
五代泉州的道教五代时闽王政权推崇佛教和道教。晋江王留从效、节度使陈洪进，既推崇佛教又倡导道教。他们亲近道士，兴建道教宫观。五代末，留从效改建紫极宫于泉州城迎恩馆之西庑，陈洪近则兴建奉先观。五代闽王王延昶拜著名道士、道教学者谭峭为师，并赐号为"金门羽客正一先生"。南唐主则赐号谭峭为"紫霄真人"。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载，谭峭，字景升，泉州晋江人，国子司业洙的儿子。博学能文，嗜好黄老之术，云游终南山、华山、岱山、诸名胜。拜嵩山道士为师，学得辟谷服炁之术。后居江西庐山栖隐洞。晚年回归泉州本籍，修炼于北郊清源山紫泽洞。
谭峭为五代泉州著名道士，在全国道教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位置。他的道教著作《化书》流传至今。
宋代时兴盛宋代，泉州受北方战乱影响较少，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元祐二年（1087年）设置市舶司，海外贸易地位与广州、明州同列。宋政权南渡，竭东南之财以支天下之全费，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急速上升，集儒、道、释文化之大成的理学也十分盛行。泉州的道教经历唐、五代时期的发展，至宋代进入儒、道、释合一的新时期。
宋代，泉州兴建或重修大批道教宫观，仅方志上记载的就有天庆观、广孝观、净真观、柏庭观、碧虚观、东岳行宫、城隍庙、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北斗殿和真君殿。还有惠安的崇真观，安溪的通元观和南安的徐道庵等。
宋代泉州出现不少著名的道士。他们或善书法，或精于岐黄，或有种种灵异而名闻于世。如精于琴法的天庆观道士苏绍成，朱熹前往拜访，赠"廉静"二字，且为其琴作铭。以清修道学著称的天庆观道士陈以文，庆元年间（1195－1200年）赐号守素冲虚大师。"头戴通草花，行歌于市"的清源山纯阳洞的裴道人，清源山天柱峰的道士林道和法石院的碧桃道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道士。
宋代，泉州道教学都博览广采道家经书，著书立说，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名宦吕惠卿（1032－1111年），泉州人，进士出身，累官参知政事，原为王安石新政的支持者，元丰元年（1078），向神宗皇帝上表章，并递上所撰《道德真经传》4卷，希冀作为治国之道。
曾慥，泉州晋江县人。绍兴十一年（1141年），擢太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绍兴十七年（1147年），任虔州知州。他编纂巨著《道枢》，主张"学道以清净为宗，内观为本"。
宋代居住泉州的士大夫都很重视对道教诸神的崇奉，他们都借对道教神仙的祀奉来宣传儒家思想，或为发展海外贸易服务。如嘉祐二年（1057年），侍郎赵涯创建烈庙（即以后的府城隍庙），以城隍庙与地方官阴阳互为表里，治里泉州。嘉定、绍定间两度知泉州的真德秀，多次写《真武殿祝文》，到法石真武行宫祀道教玄天上帝，以祈消弥水患，保证农时。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尚书张汝锡修建东岳行宫，以祀道教四方神之一的东方青帝。知州倪思很敬重天庆观道士陈以文。理学家朱熹敬重道士苏绍成。真武庙又成为宋代泉州"郡守望祭海神之所"，商人外出经商，祈求神灵保佑，香火旺盛，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元代时发展元代，元太祖和元武宗均尊崇道教，经常赐封著名道士，所以元代泉州的道教也很兴盛。《元典章》载，道士可免除差役，为元泉州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典章·礼部》载，中央设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专门管理"和尚先生"（包括僧人和道士）等各门宗教僧人，且在地方各路、府、州、县设置下属机构，称僧录司、僧正、都纲等，具体管理地方各门宗教。皇庆二年（1313年），元廷又同意各处路、府、州、县的寺观，推举"有德行，知佛法"的长老，由"众和尚（包括道士）保举"，经有司批准而季任为"僧官"，以处理寺庙宫观内外事务。至元十八年（1218年），著名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时膺任福建行省左丞，与受道学影响极深的兄长蒲寿#$%& ，两人"协力捐财"，重建清源纯阳洞道、佛寺观。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蒲寿#$%& 之孙蒲一卿与万户孙信斋，再次协力修缮清源山纯阳洞道、佛寺观，至今名留摩崖之上。元贞元年（1295年），改泉州天庆观为玄妙观。
明代民间盛行明代，据《续通志·职官略》记，中央置"道录司"；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个；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明朝政府这种管理道教事务的官史，一般由道士充任，只设官职，不给俸禄。泉州"道纪司"设在玄妙观。
明朝前半期，道教仍然盛行，泉州修建不少的宫观，如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重修建紫帽山金粟真观。惠安人杨必禄、张崇道重建惠安东岳行宫。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记，明初，有纪道士寄寓泉州玄妙观，其徒为著名道士董伯华。明朝中期，封建统治思想支柱是儒家思想，视道教为异端，但又强调"神道设教"以助教化，又吸收道教某些思想来充实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故明朝中后期，上层道教虽然逐渐衰微，然民间道教仍然十分盛行。如永乐（1403-1424年）、天顺（1457-1464年）、成化（1465-1487年）年间，屡次修建泉州紫极宫；正统九年（1444年），道士吴云靖于紫帽山建古玄室；景泰三年（1452年），重修德化崇道观；宣德年间（1426-1435年），李森建安溪清溪宫；景泰年间（1450-1457年），道士陈静怀重建惠安科山寺；天顺年间（1457-1464年），李森兴建龙津观。
明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道士，如吴云靖、董伯华。董伯华，晋江人，得道于吴云靖，后尸解清源山紫极宫。伯华在世，"赠所善郭姓风、雷、云、雨诸画像，及雷石一块，磨水可以愈疾"。这四幅画像，被称为"四顾眼"，即欣赏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画中的风、雷、云、雨诸神的两只眼睛，都与欣赏者的两只眼睛相对，所以称"四顾眼"。堪称明代泉州地方图画之绝技。如今，这四幅画仍然完好保存于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本世纪50年代初，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林惠祥来泉州考古，据传泉州东街郭氏后裔仍然保存着祖传道教雷公石和云、风、雷、雨神图，立即拜访郭家。其后裔表示雷公石可赠与厦门大学，但"四顾眼"图画则不知去向。50年代末，厦门海关发现"四顾眼"图画，送还泉州。
我国民间早有雷公的传说，以为雷公一手拿斧，会从天上打下来。汉代山东武氏祠石室的石刻，便有雷神像。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云："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这就是说，远古人类的石器埋于地下，雷雨后因流水冲刷，露出地面，被人发现，不知为何物，大惊小怪，于是便产生迷信，甚至要用雷公的威力来避邪治病。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把雷公石列为药物之一，并注明其功能是"主大惊失心，恍惚不识人"，其用法是"并石淋，磨汁服，亦煮服"。
泉州的雷公石，其实是新石器时代的石锛，呈长方形而扁平，长14.3厘米，最阔处6.3厘米，最厚处2.2厘米。刃口一面斜削，另一端原应是平的。但已被磨水治病，磨成浑圆了。雷公石今保存于厦门大家人类学博物馆。明代董伯华的风、云、雷、雨画和雷公石的重被发现，为我们研究明代泉州道教思想文化，提供了实物。
明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道教学者，如进步思杨家李贽、官绅陈用宾、解元李光缙等。
清代开始衰微清代，最高统治者采取重佛抑道的政策。乾隆皇帝时，正一真人的官阶由二品降到五品，并禁止其差遣法员传度。又限制天师的的职权，只准许他统驭本山道众。道光皇帝时，宫廷停止了传统的天师朝觐礼仪，上层道教的地位日益衰微。但是清朝统治者仍然继续利用民间道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补充。所以泉州的民间道教仍然流行。据《皇朝文献通考·职官考》载，清朝道教职官承袭明制。泉州"道纪司"仍设于元妙观（康熙间避讳改名）。明清时，泉州正式道士必须到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受箓，方能取得道职。
清政府为了"有助教化"的目的，对泉州一些重要的宫观屡加修缮，因此一部分道教宫观得以保存。如元妙观、东岳行宫、府（县）城隍庙、北帝庙、法石真武庙。清代泉州地方政府也对一些重要道教观，提高祭祀规格以利教化。如清初对府、县城隍庙进行春秋二祭、光绪十九年（1893年），对泉州城里三教铺龙宫庙的城隍神，敕加"昭威"封号。
清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研究道教的学者，如康熙间宰相安溪人李光地。
民国时期清末以以后，泉州的道教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受外来宗教文化（基督教、天主教）的冲击。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泉州地区曾经出现破除迷信的运动，民间道教受冲击最为严重，许多宫观、礼器遭毁，道士有的被迫改行，多数则散布于民间，为人斋醮、度亡、做法事度日子。因此很难找到有关道教理论修养较高的道士。据民国初年统计，泉州城及近郊的道士尚有二三人。即使是泉州最早、最大的道教宫观--元妙观，也中是在三清殿里住着几个外省来的全真道士，亦因与本地世俗化了的道士不和，住观不久即纷纷离去。其时，地方不靖，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宫观常为驻军占据，而山林岩洞更为土匪巢穴。民国八年（1919年），泉州清源山南台岩道士杨吾善，即为土匪劫杀。
民国初期，泉州道士必须到江西龙虎山受箓，方可取得正式道职。后来此制度逐渐废弛，而简化为抄写受箓捷报、路引、关文、符箓作为入道手续。泉州的道士分为中尊，绅士，通过评议认可，并向"道纪司"和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称"纳尊"。经"纳尊"仪式，方可承认为"中尊"。
泉州、晋江、南安等地，历来是富庶侨区，民间道教很盛行。本地的道士多为正一派，又多为在家道士，不持斋。这些道士《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这些世俗化的正一派道士，与外地来的全真派道士有矛盾。如泉州城区元妙观的前殿为外地全真道士住持，主张修持，祀三清，但经济收入甚微。而后殿为本地世俗化正一派道士住持，为人做法事，经济收入甚丰。因此观内两派道士经常摩擦，后经泉州地方著名绅士探花黄贻揖调解而一度趋于缓和。但前殿全真派道士因收入微薄，生活无道，先后离去。至于各县和乡间宫观的道士，全靠所在地做法事维持生计。
民国时期，泉州道教表现了儒、道、释合一的特点。这个特点，早在宋代开始出现，经元、明、清，可以说合儒、道、释而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神团系统。在这个神团系统里，有孔夫子、关夫子、玄天上帝、如来佛祖、菩萨、十八罗汉、地府阎君、祈仕妈、保生大帝、天妃、和不知名的王爷、夫人妈，不家历史人物蔡襄、张巡、陈元光、郑成功，等等。可谓儒、道、释和杂神济济一堂。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十分普遍，而特别著名的有泉州城门内南门天妃宫和石狮永宁镇的虎岫寺。因此，一些道教宫观逐渐被改造成以祀佛为主的寺庙，同样，也有一些佛教寺庙被改造成为道教神仙为主的宫观。这成为当时泉州道教传播的一大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市人民政府设立宗教局，指导管理各门宗教。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士享有公民平等权利。1954年，泉州市文化馆组织"道情组"，成员包括泉州市区、晋江和南安等地的道士，搜集整理流传在泉州地区的道教音乐、舞蹈。如"龙宫献宝"、"五梅花"、"玉如意舞"、"土地公 土地婆"、"钟馗戏鬼"等。有的节目还参加晋江专区、泉州市的文艺汇演和踩街活动。1957年4月，泉州东岳庙道士陈犁头赴北京，参加中国道教协会成立，选举陈犁头为会长。
1965年，泉州道教停止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元妙观、府城隍庙被拆毁改建，没收法器，道士改行。1980年以来，人民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间断多年的宗教活动逐步得到恢复，泉州一些著名道教宫观相继修复和开放，如泉州城区的东岳庙、府城隍庙和永宁镇的城隍庙，永春县城的桃源殿（玄天上帝宫）等。1989年12月，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成立（1997年改名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出版《泉州道教文化通讯》、《泉州道教文化研究》和《泉州民间信仰研究》等季刊。1995年5月，泉州道教协会成立，会址设元妙观。
泉州道教传播明、清时期，随着台湾的开发，许多泉州人渡海到台湾垦殖，道教也东传台湾。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占据东南亚各地，为了掠夺当地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其时，苦于残酷封建掠夺和战乱的泉州人，迫于生计，大量移民东南亚各国。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有更多的泉州苦力被往东南亚、美洲和澳洲。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从泉州迁徙数万人到台湾垦殖，他的后代继续从泉州移民台湾。施琅统一台湾后，又迁移许多泉州人开发台湾，这些泉州的移民带去了泉州的道教信仰。如石狮市永宁镇城隍庙分炉台湾鹿港等地，多达100多座；安溪县城隍庙分炉台北等地，多达200多座。据《泉州市华侨志》载，1841年至1875年，泉州地区出洋人数达164280人，年平均出洋人数4694人；1906年至1911年，泉州地区出洋人数达198377人，年平均出洋人数达33063人。泉州的道教文化亦随移民向世界各地传播。
道光年间，有泉州籍人在新加坡建立道教天公坛、天福坛、天福宫。民国14年（1925年），泉州岳庙道士陈高迨旅居新加坡，设立混元道堂，传播道教文化。陈高迨的第三子陈国显、四子陈国铭父职。故今日新加坡的道士，均为陈氏的嗣传。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研究道教法事仪式，赴新加坡拜陈氏为师，成为陈氏道家第24代嫡传弟子。
五代以后，泉州出现不少道教著述，其中一些著作对泉州乃至全国道教的流播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对保存我国的道教思想文化作出了贡献。泉州主要道教著作分列于下：
五代。有谭峭撰的《化书》6卷，即《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其道学理论多出于黄老，其间糅合儒家的思想，有的篇章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如《化书·术化》云："至淫者化为妇人，至暴者化为猛虎，心之所变不得变。是故乐者其形各，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刚，忧者其形威，斯亦变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顾，六尺之躯，可以为龙蛇，可以为金石，可以为草木。大哉斯言！"所谓"至淫者人为妇人"句，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偏见，然《心变》一篇却道出心变人则变得朴素辩证法。即使有六尺之躯，只要心变坏了，其人的价值不如草木。
宋代。有吕惠卿撰的《道德真经传》4卷、《庄子解》10卷、《中太乙宫碑铭》等。《道德真经传》4卷，收入道教经籍总汇--《道藏》。此书所说的主要是宋神宗"以高真之质而出应君师，以妙本之余而形为事业"，这样的皇帝就可以"同天下华胥，见神于姑射"了。意思就是说，皇帝以《道德经》为准则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就能像姑射山上的仙人那样生活于无忧无虑之中。
曾慥撰的道教巨著《道枢》，全书42卷。涉及道教的哲学，如太极、坎离、黄庭、阴符、坐忘、水火、服气、炼精、胎息、返真，等等，各辑为专篇，并列诸家之说。全书所收道教丹家，都引原著，并注其真名，为研究道教炼养方术的重要著作。如《坐忘篇》上(卷二)云："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帅也。静而生慧矣，动则生昏矣。学道之初，在于收心离境，入于虚无，则合道焉。"这里提到的所谓"收心"，即为内炼的基本功。所谓"虚"者，即"有闻如不闻，有见如不见焉。毁于善恶不入于心，其名曰虚。心虚则安心，安则道自来矣。"这便是道教和《道枢》提倡的炼养方术的理论。
此外，《道枢》收集不少宋徽宗等帝王儒士的养生心得，提出"导养之方，治性保形，行之不怠，进行长生"的理论。这些炼养方术，既有辩证的成分，也有主观唯心的理论。所以《道枢》一书，不失为中华文化和中华科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道枢》一书被收入道教经籍总汇--《道藏》。清代，又被收入《道藏辑要》。曾慥的道教著述还有《至游子》2卷和《集仙传》等。
此外，宋代泉州人的道教著述还有留元刚撰的《云峰入药镜序》。刘骥撰的《老子通论》2卷。陈权撰《道德经注》。黄址撰的《南华真经解》等。
明代，据民国《福建通志》、乾隆《泉州府志》，泉州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泉州人著作目录提醒》，以及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编印的《道教文化研究通讯》等书辑录，泉州人的道教名著有：汪旦撰的《道德经注》、《黄庭经注》、赵建郁撰的《参同契释》，李贽撰的《老子解》2卷、《庄子内篇解》2卷和《易因》2卷，陈用宾撰的《悟真篇注疏》、《还真大旨》、《大道指南》和《道德经契心录》、郭宗盘撰的《老子解》4卷、《庄子解》4卷，周茂中撰的《黄庭经注释》、《参同契注释》、《悟真篇注释》和《感应篇注释》，苏希栻撰的《庄子注抄》4卷，李光缙撰的《南华肤解》，郑字明撰的《阴符经注》1卷、《道德经注》2卷，黄乔栋撰的《老子解》，韦际明撰的《南华经注》1卷、《儒道释考》3卷，吴载螯撰的《阴符经运灼》，戴亮策撰的《老氏骊珠》、《南华知知解》，林欲揖撰的《道德经注》2卷，陈洪壁撰的《参同契解》，洪天馨撰的《参同契解》、《悟真篇解》，陈荣选撰的《道德经解》和《南华经解》。
明朝中后期，泉州人李贽（1527-1602年）著《易因》，后被收入道德经籍总汇《道藏》。李贽的晚年，用七年时间研究《周易》。据李贽的学生汪本钶的《卓吾师先师告文》云，李贽读《周易》的情况是"每卦自读千遍"，达到"忘食忘寝"的地步。李贽作《周易》的目的，是对历代注解《周易》之书的不满，以为多属臆测附会，使"《易》道大丧"，遂欲自著《易因》，阐发《周易》经传之本义。李贽认为孔子以后的《易》学，多悖《周易》大旨，所以他自命说"夫子之所攸赖"，担当起疏理《易》义的重任。后李贽又避祸入河南商县的黄檗山中继续研究《周易》，修改《易因》，直到友人马经伦保护他到河北通州，乃继续修改《易因》。一直到他被捕入狱前，《九正易因》方告脱稿。所以这是他最后学术著作。
清代，因为上层道教的衰微，地方世俗化的民间道教的盛行，所以泉州人研究道教的著作就不多了。有陈年撰的《阴符经解》2卷，王命岳撰的《感应篇引经征事》2卷，黄志美撰的《金丹指南》，李光地撰的《阴符经注》2卷、《参同契章句》和《鼎符》，蔡起撰的《道德篇》，黄煜撰的《修真要言》，李日升撰的《读老牖规》等。
近现代。民国以来，泉州的道教因受新文化运动和外宗教文化的影响而进一步式微，道教的著作更少子。唯有民国时期的周子秀撰的《性命圭旨评注》（手抄本）、辑的《诸真语录》（手抄本）和辑的《吕祖仙经》（手抄本）。
道教在泉州流传一千多年，宋代以后，儒、道、释为格局的文化思想形成，对泉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泉州的岁时、婚事、生育、寿庆、丧事。营建和避邪等民俗，无不打上道教的烙印。此外，泉州的地方戏曲、雕刻艺术、医药、体育民间文学等，都深受道教的影响。
对民俗的影响泉州保留不少与道教有关的民俗。泉俗正月初九日叫“天公生”，即天诞，也称“天香”，为玉皇大帝的生日，要举行各种活动“祈年拜天”。正月十五日（上元）夜张灯，举行迎神赛会，谓之“进香”。按旧俗，每年正月，泉州城区要举行盛大的众神大游行，自清早至深夜，盛况空前。乾隆《泉州府志》引《温陵旧事》详细记载清代泉州的游神活动的盛况。每年正月，各铺、境推举出德高望重。而且富于资财都为主事，集合资金，定期设醮，然后迎神，周巡其境。境内居民，家家户户置几案，焚香楮甚恭虔。如绅富之家事先有祈请，则负责妆神像，名叫“赛答”。饰假面具，高擎其座及于门楣、屋檐。正神入座后，其前行开道者为“某将军、某元帅”等道教杂神，皆由人妆饰入座，挺立抬中。游行时道路高低转折，挺立者“凝然不动，足称绝技者”。游行队伍中的乐器，有马上吹、步吹、五音铜鼓；旗之部有高招旗、五方旗、帅旗、三军司令旗、清道旗、飞虎旗、巡视旗；执事则戈、铤、矛、戟、剑、箭架、盾、刀；还有村官、骑士、奚奴、军校、苍头、旗手之类。神像有四人抬和八人抬两类，视其神格而定。太吴真人、天妃神像等采用缓步而行，而其他诸神像皆采用奔驰冲撞，其“疾如风，虽奔马弗及”。队伍中的“异饰面，极为丑态，鸣鼓助喊，以为神威。”而神行列之“前为道士，又前为鼓吹，又前为巡逆，虎冠假面为厉鬼之形。”凡一日之会，大抵如此。
入夜，其首事者鸣锣知各家“门首点灯，二更时呼出灯牌、火把”。于是，不论大小人家，各持一盏长柄方灯，或执香灯，上书写“风调雨顺”、“祈保平安”。每间隔十步，就有一个四人抬的钟、鼓架，四周饰以灯火、锦、缎、流苏。鼓鸣于内，钟声应于外。又有一种类似钟、鼓架的“香架鼓吹”，形如“吴下酒船，长河官座，四周纱屏，画山水人物，皆名笔也。灯火三层，爇沉檀其上，香闻数里矣。”而整个游神的行列中，“关大帝。吴真人灯牌，以数千万计，钟鼓架、香架同，以数百计，火炬亦千百计”。是夜，泉州城区的盛况是“长街一望，如星宿，如燎原”。最后，府志补记：“凡兹皆不招而至，不约而同，欣欣而来，满愿而归者。”以上记载，表明清代泉州民间道教的盛行，也表明清代泉州道教的某些仪式活动，已演变成为民间习俗，而逐渐成为泉州民俗的一部分，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今日泉州地区乡间民俗的“巡境”和台湾民间的“巡境”民俗活动，皆渊源于此。
乾隆《泉州府志·风俗》引隆庆《泉州府志》云，这种盛大游神活动，居民负担颇巨，“多者费数百金，少者亦不下十金”。又引万历《泉州府志》云，游神之举，“妆饰神像，穷极珍贝，阅游衢路，引起争端”。再引《闽书》云，“泉中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妆扮故事，盛饰珠宝，钟鼓震
按泉州道教民俗，正月十五日天官赐福，各家要祭祀祖先和吃元宵丸。三月，清明节，俗称鬼节，各家要祭祀祖先和扫墓。五月五日，是端午节，家家户户大门插松艾避邪，以纸扎大舟和五方瘟神，然后焚之。七月七日，为七娘夫人神诞，各家设神案敬七娘妈，并焚烧“七娘纸桥”。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据传是日地官赦罪，各家做“普度”祭祀祖先和无祀鬼神。八月仲秋日，以薯、芋和月饼祀神与祖先。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据传水官解厄，沿溪河居民做“水普”。十二月廿三日，要祀灶神，谓之“送神”。据传是日灶神上天，各家设酒菜佳肴送之，希望在天帝面前多讲好话。十二月廿九或三十日，各家隆重祭祀神和祖先，“烧过年金”，吃团圆饭。此外，每月的初一、十五日要敬天公，初二、十六日要祭土地公。晋江石狮市区城隍庙的“七大巡”神的生日，也成为民俗节日，其盛况罕见。还有许多铺、境的道教俗神的生日，也都演变成为地方民俗的节目。
古代泉州还有雕刻石狮镇风、镇邪的道教风俗。泉州道教的堪舆家认为“甲卯风为风水之大忌”，故刻“石头风狮”以镇风。现在泉州随处可见单只的昂头朝前的“风狮”。此俗现在金门县仍然很流行。风狮往往置于村口大道旁，或置于自家大门口。而现在则发展为石狮镇邪，往往于大门口两旁各坚立石狮，昂首雄踞，既是作为镇邪之用，亦可作为艺术品点缀。
泉州还有一种与道教风俗有关的风俗，即私家住宅朝巷口正中（即丁字街口），必须于朝巷（街）正中的墙面上刻上一个狮头。这种刻“石敢当”镇邪的风俗，在泰国首都曼谷也可以见到，可知“石敢当”也是曼谷华裔驱魔祛灾的保护神。据传“石敢当”是古代大力神，专司抓鬼、镇邪。据传《闽中金石志》载，宋庆历五年（1045年），张纬知莆田，“再新县中堂，治地得石，铭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大历五年（770年）四月十日也”。可见，立“石敢当”的社会功能是避邪、镇鬼，为百姓和官吏造福，且为儒家的教化服务。这种民俗在今日的泉州、莆田、福州和闽西还很流行。如今，有的则于巷口的墙下，筑一座祀土地公的小庙或刻“四洲佛”像替代，道教信众认为可以避邪。
此外，民间婚事的“拜天”、“谢地”庆典，以所谓“生辰八字”测算；民间的求子和其他妇幼问题，即找祈仕妈祈祷；寿庆要拜天、谢天；丧事要做功德，超度亡魂；破土建屋要举行“安土”、“上梁”、“镇宅”等仪式；造船航海，从开斧动工到造龙骨、安桅、落成下水，都要举行法事。避邪的形式，除前文说过的“石敢当”、土地公、四洲佛以外，有的在屋梁上、门楣上、厅堂中、照墙上等，悬挂八卦图案。还有，古代丧葬，下葬处要埋下“买地券”，标明墓地四至，写上道教咒语，并于墓地树石碑，上刻“土地神（即土地公）三个大字。今此葬俗已演变为树“后土”石碑。
对地方戏曲的影响泉州的“法事戏”又称“打城戏”，原为僧、道法事后的余兴，以后逐渐由法事仪式而搬上舞台。最初，是道士在做功德超度亡灵时，桌上扎一个纸城，寓意亡灵囚于城中受苦，救苦道士要引渡亡灵出城，最后破城门而入，救出亡灵。其方式是一女子披上头巾代表亡灵，一男子（由道士妆扮）代表道士对着说唱。这种仪式也叫“打桌头城”。
后来，发展为“打地上城”。演员由原来的一男一女，发展至一二十人，有布景、道具和剧目，在广场表演。后又发展为舞台戏剧。其表演艺术、科步、身段、曲调，有的吸取提线木偶的表演艺术，又吸收梨园戏技艺和京剧的武技，形成一个别具一格的地方戏曲形式，是为泉州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剧种，且驰名于台湾和东南亚各地。道教法事中的法乐和打城戏中的道情调乐典及打击乐，是泉州民间文化的艺术珍品。其武打的技艺，又与传统的南少林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为南少林拳术在泉州的活文物。
对泉州艺术的影响神佛造像、庙宇的出现使泉州雕塑、建筑出现新的气象。清源山老君石雕坐像高5.1米，厚7.2米，宽7.3米，为北宋的巨型石刻，刀法柔和而有力，线条简练，衣褶分明，两眼深邃平视，耳大垂肩，左手按膝，右手靠石几，闲逸安详，它既精致，又不失夸张，很有特色，堪称宋代石像雕刻艺术代表作，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妙观紫微殿的六角形石柱上的透雕石龙盘旋飞舞，昂首腾空。观中前殿两庑的28宿泥塑像，出自民间著名匠师之手，形态各异，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清乾隆年间塑造的府城隍庙照墙上的大幅麒麟彩色琉璃浮雕，是泉州道教雕塑艺术品中之佼佼者。
明代道士董伯华所绘的“风、云、雷、雨”4幅道教神像，即被称为“四顾眼”的珍品，是古代泉州道教艺术的代表作。
此外，元妙观、东岳行宫的主殿建筑形式，都采用重檐歇山顶建筑，整体美观稳重，内部空间扩大。元妙观、东岳行宫、府城隍庙和法石真武庙的山门，都采用牌坊体建筑，且多为三开间庙门，气派恢宏，十分壮观，是闽南地区的典型古建筑群。
道教丰富了泉州的民间传说。泉州流传着与道教有关的民间传说很多，著名的有蔡襄修建洛阳桥的故事。还有罗隐画马石、吴真人丝线诊脉、裴道人除蛇妖、吕洞宾与韭菜成、董伯华卖雷和飞阳庙与金鸡的故事。
泉州的地名也渗入不少道教神仙的名称。如土地后、二郎巷、祈仕巷、裴巷、天后路、大城隍口、小城隍口（县城隍）。青龙苍、上帝宫巷和登仙桥巷等。这大约是该地历史上祀奉过有关道教神仙，或道教的民间传说与该地有关而得名。
对泉州文化的影响泉州的民间谚语与道教有关的很多。如“阿散仙”（喻游手好闲的人），“有烧金就有保庇”（鞭鞑贿赂之风），“仙人打鼓有时错”（喻犯错误难免），“通天教主专收无好徒弟”（喻别人的手下人不称职），“乞丐背葫芦-----假仙”（嘲笑伪装行为），“阎罗王嫁女儿----鬼抬鬼”(指物以类聚)，“做天公也难中众人意”（喻办事难），“本地道士治本地鬼”（喻必须先知情，后方能解决问题）。这些有关道教民间谚语一定的哲理性，耐人寻味，丰富了民间的语言，是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医药方面的影响近代泉州地区有10多家专事生产、销售丹膏丸散的老字号店铺，它们大多创业于明清代，世代相传，且与道教单传秘方有关。如城隍庙种德堂徐镜心的“万应神曲”；西街台魁巷内保和堂的“白塔疗膏”；扶元堂的疥药；柯世德的消炎膏；炎尝的 #$%&丸（专治初生婴儿的破伤风）；保婴堂的“保婴丹”（专治幼儿惊风病）；花桥慈济宫的“金汁”（专治发高热病症）。还有东门的“秋石丹”（专治过度劳累）。泉州花桥慈济宫，设有义诊所，施医赠药，且辟有草药园圃，栽种中草药，设置“金汁”制作、储藏地窖，对民间卫生事业作出贡献。道教讲清心寡欲，修性养神，又讲按摩，还讲导引（武术），三者称炼气功。泉州现行的“八段锦”、“太极拳”，其源流皆与道教有关。
航海方面的影响道教与泉州古港的航海技术关系十分密切。16世纪，泉州的航海者写了一本航海针路的书，该书名《顺风相送》（作者佚名），书中载15条航线，从泉州启航的占10条，太武山启航3条，福州启航2条。《顺风相送》的开篇是《地罗经下针神文》，是一篇开航前举行祭祀祷祝的告文，文中罗列奉请的道教神仙从四值功曹使者、历代御制指南针祖师、通阴阳仙师，历代过洋知山、知沙、知浅、知深、知屿、知礁祖师、罗经二十四向位尊神、罗经坐向守护尊神、鲁班师父部下仙师神兵将使、天妃及千里眼、顺风耳部下神兵，等等，数十种道教神仙。
《顺风相送》开篇的祷告文曰：祝“扯起风帆遇顺风，海道平安往回大吉，金珠财宝满船盈荣”；“朝暮使船长应护，往复过洋行正路，人船安乐，过洋平善，暗礁而不遇，双篷高挂永无忧”。而其中航海针路“浯屿大泥吉兰丹”记载如下：浯屿（金门）开船碇内开。用丁未（113度）及单丁（105度）针七更船平南澳坪山外（广东饶平海上南澎列岛）。针路一直往西南方向，直至用坤申（142度）及庚西（172度）针三十更，船取吉兰丹（今马来西亚）港口。是泥地抛船。用单申针七更船六坤，坤身尾有浅，过西边入港是大泥（北大年，在泰国南部）。这说明古代泉州金门出了，经越南、马来半岛到泰国的航线，是借道教八卦方位来计算航程和航向的《顺风相送》的作者是航海的行家，又精通道教八卦术，所以能够操作罗盘诸细节，且把航海技术常识神化，这就不是一般道士所能做到的。
社会经济的影响伴随着泉州道教的祭祀和庆典活动，因此产生一个生产、销售宗教用品的市场。近代，有些店号驰名海内外，如西来意、西方国、西佛国、西明国、西藏国等。其中尤以西藏国最为著名，专门雕塑木、泥神像，作品造型优美，远销东南亚。生产香料以博山堂最著名；金传胪的纸扎闻名闽南。此外，还有蒸制名类糕、 #$%&食品。据1952年泉州市工商业登记资料，是年泉州城区有生产、销售金楮居民35户、香料16户、鞭炮16户、糊纸7户、雕塑神像2户、制神灯 7户（兼营刺绣神袍、铸造神器、印刷经书）、彩亭店6户、木主店2户。形成一支数量不小的生产经销道教用品的职业队伍，也形成一个专门销售道教用品的市场。
文化交流的影响台湾道教所信奉的神仙有不少是由泉州传播过去的。随着海峡形势的缓和，台湾道教宫观组织多次回乡谒祖进香团，到泉州进行谒祖和举行文化学术交流。如1990年4月，台湾保生大帝联谊会会长、学甲慈济宫董事长周大围和顾问李炳南先生来泉州访问。5月，组织438人的庞大进香团到泉州花桥慈济宫吴真人行医参谒。进香团成员有69位病人，得到花桥宫义诊医师的治疗，一时传为佳话。1990年12月和1991年8月，又两度到泉州吴真人慈济宫参拜。1993年6月，周、李二位先生，又专程赶赴泉州参加《吴真人与道教文化》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吴真人与道教文化》文集，加强了泉州与台湾的“五缘”文化交流。此外，石狮市永宁镇的城隍庙，古代分炉台湾的台中、彰化、台南和鹿港，至今在台湾有100多座分炉城隍庙。1989年3月和1991年5月，台中市灵兴宫两次组团到永宁城隍庙谒祖。1994年，石狮市也组织道教代表团到台湾回访。1997年3月，泉州市道教代表团也应邀到台湾访问，受到台湾道教界热情的接待。这表明道教对泉州与台湾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