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是文化大师，前者是唯物史观的领军人物，后者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使共产党创立之初就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1921至1923年既是共产党的创成期，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本文重点探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在研究时，有时在时间上前后稍有延展，主要是考虑到不应因政治分界而生硬地割裂—个人的完整思想，而应更多地从文化学、文化史的角度考虑问题，特作说明。
此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着重于某个人的文化思想，如刘桂生、朱志敏对李大钊的“民彝主义”、“唯物史观”等思想的研究；唐宝林对陈独秀思想的研究；李锐对早年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许行对五四时期周恩来思想的研究等等。对于这一时期共产党群体的文化观及其特点，至今鲜有专论发表。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作初步的研究。
一、 1921年7月，并非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分水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当然可以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分野的标志性大事件。从理论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诞生了它的领导政党；从革命实践上说，一个与众不同的共产主义政党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并在工人运动等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以后它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和成就自不待言。党的成立，使此前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共产党人，共产党“一大”又制定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主张欲实现共产主义，“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政治观较之以前有了多少不同，严格地讲，同共产主义小组时期甚至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期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1921年7月共产党的成立，并没有成为早期共产党人政治观的分水岭，而只是使其政治观的实现有了组织条件，有了实际可能。如李大钊在1918年就指出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陈独秀1919年12月在《宣言》一文中公开主张抛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翌年9月在《谈政治》中又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专有物”，“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主张“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 。对比这些主张与“一大”的纲领，还说明直到共产党成立，共产党人仍未深入思考革命阶段性和革命具体步骤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二大”前后才解决。
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与其政治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对前者有较大影响。政治观在此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1921年7月党的建立，同样不是早期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分水岭。
首先，不少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1至3年间就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其文化观并没有因为党的建立而在党建立初期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为标识，确立于1919年。其主要内容有“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意思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决定该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生的产物” 。唯物史观的要义，李大钊此时已讲得很清楚，以后他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中又做了重复或补充说明。建党后，他对上述问题并没有补充什么新内容，而是对唯物史观做了不少宣传介绍工作，想让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接受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还经常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实际的政治、社会活动。陈独秀在建党后对唯物史观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他在1923年总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指出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并未“打败”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他强调“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从历史事实看，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文化思想的宣传，在建党前几年就开始了。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晨报》副刊从1919年5月5日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国民》从1919年10月以后也开始刊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共产党”的名称也早在1920年初就被提出，并用作一份进步刊物的刊名。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建立在建党以前了。从逻辑上讲，没有这些必要的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在1921年7月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而既然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建党后共产党人文化观变化不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党员的文化观是在建党后才越来越马克思主义化的，更不排除一些1921年7月以后的新党员是在后来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但我们认为这与我们的立论并不矛盾，因为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文化本体，而非某个具体的人。
其次，一些共产党人在一些传统文化领域的思想主张，其改变也并非在1921年7月前后，如陈独秀的宗教观。他一开始是反对宗教的，在1918年还指出：“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强调“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到了1920年，他对宗教就转持肯定的态度了，认为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1922年，陈独秀又开始反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陈独秀宗教观的几次变化，其原因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但这二次变化都不是在1921年，也可见一个人文化思想的变化，有它自身的原因和时机，不一定随着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或至少不会总是紧随政治而变动。
最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改良文化与革命文化并没有马上就尖锐冲突、水火不容；相反，双方还能彼此协商，共同面对一些文化问题。比如胡适和李大钊，他们此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更多的是朋友间而非敌对双方的争论，事后他们并没有把争论看得很重，毕竟双方都反对封建的思想和文化，都希望国家、民族振兴富强，胡适在1922年写《我们的政治主张》时，还曾征求李大钊的意见，而他很清楚此时的李大钊是一个共产党员。改良文化与革命文化当时所以能和平相处，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还因为共产党的纲领很快在“二大”就调整为“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 很多共产党人据此加入民主革命活动，在思想上也并未完全扔掉其文化改良主张。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努力想打开政治局面。1922年就在考虑与国民党合作事宜，1923年又具体实施，并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思考一些纯文化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人以前的文化观并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局部有时做些调整，使之因应实际政治的需要。陈独秀第二次改变宗教观的时间是在“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期间，这并不是偶然的，是与政治活动相呼应的。 我们以前之所以有1921年7月是政治思想之新旧分野时段的观念，并扩大至包括文化在内的很多领域，是因为习惯性的“历史符号”在起作用，和共产党后来的大有作为及大力宣传很有关系。而在创立之初，事业刚刚起步，早期共产党人马上就投入紧张繁重的革命工作中，并没有多少人把这个日期看得很重，记得很清。后来事业甫成要纪念建党这一重大事件时，多数人已记不清楚具体的日期了，还是毛泽东提议以七月一日作为党的生日。就一个历史事件来说，当时的际遇、意义和后来的际遇、意义是有所不同的，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当然要注意不以后者代前者，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原貌。
二、共产党人文化观与文化形态转型
五四时期，共产党人在很多文化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文化观涵盖人生观、科学观、道德观、宗教观、教育观、历史观、文艺观等各方面。较之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阐述的文化观，虽然说反帝反封、宗仰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还不太鲜明，但内容却要丰富得多，也有更多的内涵和外延，而且更接近于文化本体。
五四后期的文化主题，从早期的讨论中西文明能否融合变为讨论它们怎样融合。共产党人也开始关注这一主题，把目光转到了对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上来，并着重探求中国文化的归向问题。此时的共产党人主张引进西方文化改造民族文化，走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道路。该主张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的。下面，我们概要探析五四后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观。
(一)人生观。陈独秀认为人生观是由人所处的客观环境造成的，决不是个人主观意志的结果。“一个人生在印度婆罗门家，自然不愿意杀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长家，自然以多杀为无上荣誉”。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与“厌世自杀的悲观主义”两种人生观。陈独秀认为，顺世和厌世的两种人都只看见人类黑暗的一面。没有留心那光明的一面，就是留心了，也没有努力改造的勇气和自信心。怎样改变这种局面呢?他提出了“爱世努力改造主义”。帮助人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以拯救国家民族。
陈独秀指出，个人不去努力改造自己，就会失去前途；一个民族不思改造就会灭亡。同时，早期共产党人也很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认为这种改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是渐进的。对于改造所能达到的结果，他们也持谨慎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不是一下子就能树立起一种科学的人生观来的，而应该把旧的观念逐步去除，使新观念逐步形成。
(二)科学观。陈独秀给科学下过定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认为科学是人运用头脑中的理性，来判断事物的概念，综合分析客观现象，看主客观是否有矛盾。
对于科学的功用，陈独秀原本是主张“科学万能”的，但早在成为共产党人的前一年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以后他一直强调科学的功用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在于转变思维模式，提供新的思维方式。认为科学具有以下作用：揭示自然和社会规律；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促进哲学思想的发展；使人们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在科学和人生观的关系上，陈独秀主张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他列举分析了大家族主义、小家族主义、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财产公有私有制度、守旧维新之争、物质精神的异见、社会主义的发生、人性的见解的不同、宗教思想的变迁这九种人生观产生的原因，指出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生观也不相同。人生观是社会的产物，并不是任随主观意志凭空产生的。他进而指出唯物史观是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
(三)道德观。早期共产党人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对道德问题也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道德是适应社会生活要求的社会本能；道德是一种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总和。
在道德本质的问题上，李大钊最初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认为道德是适应社会生活要求的社会本能。他解释道，道德原来是动物界的产物，人类的道德早就存在了，道德是为帮助人类和动物抵抗及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维持他们的生存而产生的。这种“动物本能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道德是对人们社会关系的认识和反映，只有人类才有社会关系，所以只有人类才有道德，动物界是不可能有道德的，道德不可能是人与动物都具有的一种社会本能。李大钊在道德本质的问题上除持有“动物本能论”的观点以外，还认为道德是人人心中都有的一种东西，它使人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据此来判断事物的善恶、邪正，并能使人们毫不犹豫地去相信这种判断。这种观点近似于我们现在的一种认识，即认为道德是一种关于善恶的观念、情感和一种行为习惯。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和李大钊不同的是，陈独秀明确地提出道德是一种观念。但他没有认识到道德也含有情感和行为习惯的因素。
早期共产党人认为道德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由社会的需要和生活钓变化决定。陈独秀认为，道德是人们的一种观念，所以它应该与时俱变。李大钊认为，道德既然是社会的本能，就应该适应生活的变化，随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这种观点是针对当时的一种观念，即把儒家伦理道德看做是“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万世不变的法则”而提出的。共产党人后来则强调道德的变化主要以经济的变化为基础，“什么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面的”。
共产党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道德的阶级性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道德的阶级性才会消失。而目前，无产阶级道德与资产阶级道德是不相融的，对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他们贫困的惟一原因，知道现在的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当然就知道不会与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伦理道德。 (四)宗教观。恽代英认为宗教的起源有六大因素，即恐怖、希望、误认、误解、美感、想象。这充分说明了宗教是起源于人类的本能情感，但也反映出人们科学知识的缺乏。 恽代英还指出，泛神论不是宗教。他批判了一切宗教的第一真理便是神的存在的荒谬看法，认为宗教的仪式、信条、神话全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他试图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宗教的演进变化问题。恽代英还认为宇宙的运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上帝，而是宇宙运行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是在一定的法则支配之下，具有一定的趋向性，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他坚信随着生物学、物理学等科学的发展，科学将最终会揭开宇宙的奥秘，证明上帝说的荒诞不经。对于基督教，陈独秀和恽代英都认为应当把它作为社会上的重大问题来研究解决。对于基督教给中国社会造成纷扰的原因，陈独秀认为有十种：—、吃教者多，信教者少；二、列强以传教为侵略工具；三、中国尊圣攘夷；四、圣教与上流社会为伍，耶稣与穷人为友；五、媚外激怒人民，尊圣激怒教徒；六、正直的教徒维护人权，邪僻的教士袒护恶棍；七、基督教的信仰与中国敬祖相冲突；八、白话文的《圣经》不如《四书五经》古雅；九、中国人视科学为神奇鬼怪；十、天主教的神秘使人生疑等等。陈独秀也改变了对基督教的看法，“综观基督教会的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令人悲愤而战栗，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言”。1922年以后，共产党人对宗教就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了。
(五)教育观。共产党人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教育要和社会相结合，学以致用，其最终目的是要有实际效用。
在教学方式上摒弃形式主义，倡导启发式的教育。针对旧教育的弊病，陈独秀指出应吸纳欧、美启发式的教育法，即“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教育是学生教先生”。他们认为这是新教育的精神实质所在。
在教育者的发展问题上，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应以科学精神为指导。主张实施平民教育，进行教育普及，认为这样才会消除教育上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进行教育普及，又必须先解决男女享有平等教育权的问题。在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北京大学等高校开创男女同校受教育之先例，广州、四川、济南等地高校也逐渐实行男女同校。1921年，陈独秀在广州积极支持广东省立一中学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开全国中学男女同校之先声。
共产党人还认识到办教育还应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恽代英指出，“要用教育救中国，需先知究要如何才能得着经济独立”。 有了经济的自主权，才能拥有受教育的权力。
这一时期的先驱们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来对待与处理教育问题。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在这方面都颇有建树。毛泽东、邓中夏还创办了工人夜校，使劳苦大众有受教育的机会。
(六)历史观。表现为批驳唯心史观，提倡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都摆脱不了唯心论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从世界历史来看，不论是康德的《通史概论》，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以“心的势力”来解释历史现象的，这就把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倒置了。李大钊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陈独秀于1922年7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也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其观点和李大钊相同。 提倡“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认为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具有密切关系。唯物史观既然把种种不同社会现象的原因都归结于经济，那就得承认组成历史的许多事实，只不过是各不同特殊团体间竞争的结果，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结果。陈独秀指出阶级斗争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果”。 中国共产党人还论述了无产阶级联合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只有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主张“人民创造历史”。在研究和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一些人产生了对唯物史观的误解，认为社会进步无须人类活动的参与，只靠物质上的变动就行了。李大钊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积极努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社会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规律，还需大家团结起来参与社会的变革。李大钊提出人类历史是人们联合创造的，单凭哪个伟人或圣人都创造不了历史，这就否定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第一次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
强调历史研究的真实性。李大钊特别重视历史研究的事实根据，认为历史研究成果的好与坏，与所凭借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他还认为，评价一种学说时不可忽视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也是“真实性”的一个表现。
(七)文艺观。共产党人强调新文学应是“平民文学”，在内容上要有爱国主义思想。李大钊提出新文学不仅仅是指用白话文来写作，也不是简单介绍一些新人、新事、新观点，关键在于文章的内容应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博爱、团结，启迪人们善良的本质，反映人们爱国的热情。在他看来，当前流行的文学存在着刻薄、狂傲、狭隘、浮躁的缺点，这会产生坏的社会影响，“长此相嘘以气，必致中干，种种运动，终于一空，适以为挑起反动的引子”。 他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于是主张对新文学进行培育，使其在积极、健康的环境中成长，提高新文学的思想境界。恽代英认为新文学应该由革命家来创作，以革命思想为指导，反映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文学才能反映革命的信仰，激发广大青年投身于革命事业。
关于新艺术。陈独秀主张对美术进行革命，认为必须在绘画过程中体现现实主义，以写生为重，抛弃机械的临、摹、仿等传统手法，重视现实，创造出新意，表现出一种真正的艺术美。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旧戏很单调，脱离了文学、美术、科学，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旧戏在内容上误导了人们的思想，使人的心理畸形发展，也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周恩来主张新戏剧应破除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应具备写实主义的风格。 由上述内容可知，五四后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继承了五四前中期新文化人士的一些主张，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与同期的改良人士的文化观相比，两者仍有其相似性，如一些文化主张相近，都重视文化的本体问题等等；当然，两者的文化性质已显离异，共产党人的文化观是革命的、宗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而改良人士的文化观则仍以自由主义为圭臬。 三、结论
总的来看，早期共产党人注重研究文化的内涵，主张改造人们的文化心理、启发民族精神、创造革命的新文化。他们在文化上有四个特点：一、对问题能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有时能够辩证地看待异质文化；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其中贯彻文化的指导作用；三、尝试着把文化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四、重视文化的创新。
从早期共产党人文化观的主要内容来看，在192l至1923年这一文化时段，它仍然处于从思想文化到政党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因此，其文化主张中仍有不少纯文化的内容，并且颇具真知灼见。而那些政党文化的内容，因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而位列新锐文化范畴，是充满活力的。至于文化的选择与社会道路的选择紧密相连这一中国共产党文化的特质，在当时也已现端倪。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这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也使共产党人的文化形态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持续转型，并最终完成于十几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当然，毛泽东认为这一转型更早更快，“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问题在于，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才吸取血的教训并从此去牢牢把握的。1921至1923年，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亦即国民党的手里，并不在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之手里；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亦即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在民主革命文化阵营中取得领导地位，中右翼的影响力仍然巨大。斯时国民革命还未发动，人民大众也还未被广泛动员起来去反帝反封建。因此，很难说此时的文化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似可以称之为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陈独秀 李大钊
因为当时他正领导北京教育界的“索薪”斗争，从1920年11月起，北洋政府大量拖欠教育经费和教职员工资，使学校无法维持，教职员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1921年3月，国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8所学校共同成立教职员代表联席会，李大钊、马叙伦等被推为执行委员，领导“索薪”斗争。
这一斗争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从3月至7月，联席会会议开了50多次。6月3日，8校联席会的代表及学生代表数百人冒雨前往教育部，在新华门遭反动军警毒打，伤数十人。李大钊、马叙伦亦受伤。马叙伦伤重住院，以绝食来抗议当局的暴行。此后，李大钊代理联席会主席，“索薪”斗争主要由他来领导。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多方奔走，呼吁各界援助。终于迫使北京政府于7月24日派员慰问教育界，并答应一些条件，斗争暂告一段落。但这时党的一大已在上海开幕了，所以李大钊未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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