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世界文学）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的确的却怎么组词
一、却的组词：冷却、了却、却说、却步、除却、失却、抛却、省却、谢却、却病、却避、夺却、却复、胜却、却却、免却、却下、灭却。二、却的读音：què三、却的基本字义： 1、退。2、退还，不受。3、表示转折。4、去掉：失却。扩展资料一、笔画顺序：横、竖、横、撇折、点、横折钩、竖。二、笔顺图解：三、词语解释：1、冷却读音：[ lěng què ]释义：物体的温度降低；使物体的温度降低。2、却说读音：[ què shuō ]释义：旧小说的发语词，“却说”后头往往重提上文说过的事。3、却扇读音：[ què shàn ]释义：亦作“却扇”。古代行婚礼时新妇用扇遮脸，交拜后去之。后用以指完婚。4、却扫读音：[ què sǎo ]释义：亦作“却埽”。不再扫径迎客。谓闭门谢客。5、却睡草读音：[ què shuì cǎo ]释义：传说中的草，又名五味草。食之使人不眠。
史铁生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精神
“宗教精神”这一概念是史铁生思想体系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是他唯一自觉借用宗教一词来叙述自己思想的概念。那么史铁生所说的宗教精神的涵义是什么呢？史铁生有一次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说到宗教很多人会想到由愚昧无知而对某个事物的盲目崇拜，甚至想到迷信。所以我用宗教精神与它区分。宗教精神是清醒时依然保存的坚定信念，是人类知其不可为而决不放弃的理想，它根源于对人的本源的向往，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感悟，所以我说它是美的层面的。这样它能使人在知道自己生存的困境与局限之后，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依然不失信心和热情、敬畏与骄傲。”这是史铁生对“宗教精神”所做的相对完整的表述，基本概括了他在其它场合对同一概念所做的解释。
史铁生赋予宗教精神的涵义，其实是对人的理性、人的精神的赞歌，对人的意志的力量的赞歌。在宗教那里，人生的信念来自于神，史铁生的宗教精神中也有一个“神”，但这个“神”不是别的，正是人自身，是人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史铁生不止一次作过说明：“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其根本要旨都在于对人的精神的拯救，是靠神对人的拯救，是“他救”；宗教精神也是对人的精神的拯救，但，是人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对自我的拯救，是“自救”。这是宗教精神与宗教的最根本的区别。罗素说过，现在人们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史铁生的创作正努力进行这样的探究，充满了这样的渴望，他作品中包蕴的宗教精神就是明证。他的作品中有对自然的敬畏，有对苦难的理解和关照，有真诚的忏悔，有悲悯的人间情怀等等，这些思想与宗教思想又有相通之处，当然同中又有不同。宗教的悲悯在精神价值上体现为一种至善，但在现实层面却显得无力无用。史铁生的“悲悯”保留了至善的精神价值，又主张在俗界的法场上坚决地处死恶人；在凭吊战场的时候，我们可以既向牺牲的英雄默哀，也可以向战死的罪人默哀，但在现实的战场上，则必须用铁的意志消灭恶人。史铁生的博大爱心和深重悲悯架设在神界和俗界两个层面上，即所谓的宗教精神。
史铁生作品中体现的宗教精神不是对神的信仰和死心塌地的追随，而是人的精神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他把生存的意义追问到终极，眼看就要出现空白，可他这时候用爱来担当现实的艰难，用忏悔来解救困惑的灵魂，用自我救赎来唤醒迷途的人们，用悲悯和宽恕来包容罪恶的生灵。让智力的局限由悟性来补充。科学和哲学的局限由宗教精神来补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绝不是迷信。史铁生认为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宗教精神和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相通相融的。这可以看作史铁生宗教精神的实质。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史铁生的“神性”信仰来更好的把握这一实质。
史铁生因为对上帝，对命运的冥想和叩问，使其作品具有了一种神圣的价值诉求。于是“神性”成了史铁生一个抹不去的徽记。谈到史铁生的“神性”写作，必须联系当代另两位“神性”作家，北村和张承志。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比较中去更好的理解史铁生的“神性”信仰。史铁生一方面感知敬畏“苦弱的”“充满大爱的”上帝，另一方面，他对“神性”的理性追问从未停止过。因此史铁生的“神性”信仰具有矛盾两重性。与史铁生不同，在北村、张承志叙事中充满着对信仰地坚定表达，他们根本不追问神性存在的根据是什么，是否真的存在。只是一再强调：“我首先已经信了，这就够了；我信，这就是一切。”首先他们以现实中自我的虔诚投入来表现其对信仰的坚信和对“神性”的坚守。比如北村，他在多处明确表示，皈依基督成为其生命历程中的最重要事件。而张承志则一再强调自己文学的最高成就，乃是作为哲合忍耶信仰之集中表述的《心灵史》。并且声明与哲合忍耶相遇对他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样一种个体在现实中的信仰抉择也必然体现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北村通过“沉沦与拯救”模式的反复叙述与渲染来充分展现神圣信仰的巨大威力和自己的笃信，不管是《张生的婚姻》中的张生，《孙权的故事》中的孙权，还是《施泩的河》中的刘浪等等都先是在恶的泥沼中沉沦，最后幸遇“神圣的救恩”。而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极力渲染屠戮摧残与贫瘠困厄，其实也是在强调神圣信仰的必要性和不可怀疑性。与他们相比，史铁生在坚守“神性”信仰的同时，清醒的理性怀疑也从未消失过。它们时而纠缠不清，时而交错前行。理性追问与“神性”诉求使他的信仰呈现出复杂之态。一方面是生之苦痛，存在之艰难都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但另一方面，这种信仰又经不住推敲，理性的怀疑常使它显现出虚妄色彩。这样一种矛盾存于他以后的许多小说之中。这种两难在史铁生的叙事方式中也展露无遗。他的叙事方式有人把它概括为“在迷宫中寻找”。”这种茫然与矛盾在史铁生的叙事中就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史铁生把怀疑与信仰交揉在一起，把追问与祈祷合为一处。怀疑无法动摇信仰，信仰却因怀疑而更加坚定。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种过程论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宗教精神恰恰与这种理想主义相吻合。总之，史铁生的宗教精神和文学艺术有很大相通之处，都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怀，都是对现实存在的超越，都是人间爱的精神的展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是最广泛意义的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