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续忧危竑议》的问题！
续忧危竑议 郑贵妃 所谓“妖书”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事见《明史·吕坤列传》：“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意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载：“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大朝廷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续忧危竑议
续忧危竑议de 全部原文???
郑福成说：一般在皇家，都是母亲受宠爱者，子因其贵。以郑贵妃的专宠，让皇上改立有何难哉！
客人问：何以知之？
郑福成答：皇上用朱相公，就可知之。在朝在野，人才不乏其人，而一定要以朱公为相，就因为他姓朱名赓。赓，更也，寓意就是——他日必更换太子。
客人问：就算如此，那么朱公一个人岂能尽得众心，就不怕激出变乱吗？
郑福成答：这你就见识浅陋了！官场上现在都是如蝇逐臭，有相公在上头倡导，还怕众人不依附吗？
客人问：依附者的姓名，可以见告吗？
在这儿，这位神通广大的郑福成先生一共点了九位当朝大臣的名字，再加上郑贵妃，统称“十乱”。
客人又问：那么，沈一贯公就没有什么说法吗？
郑福成答：沈相公这人为人阴贼，只驱使人而不为人所驱使，故有福自己承受，有祸则远远避开。
明代妖书案是怎么回事
妖书案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桩疑案。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妖书第一次出现，题为《忧危竑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妖书第二次出现，题为《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其实是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由国本之争引起的党争。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第二次妖书案与伪楚王案、劫杠案共称“楚宗之乱”或“楚宗之争”。妖书案以皦生光受冤而死结案，一方面暂时结束了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也使门户之争愈演愈烈，党争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顽疾。扩展资料：明代妖书案：明神宗万历帝20岁时，妃子王氏生下了长子朱常洛。神宗24岁时，宠妃郑氏生下了朱常洵，神宗便加封郑氏为皇贵妃。当时的皇后王氏却没有生儿子。因此满朝上下、前宫后院都在争论太子之位的归属。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使得神宗年间的后宫、前朝鸡犬不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而《忧危竑议》案则把争论推向顶峰。郑氏在万历初年进入后宫的。那时的她风华绝代，神宗当即为之倾倒，并封她为贵妃。万历十四年，郑氏生了皇三子朱常洵，晋封皇贵妃。国本之争便是从朱常洵出生后第二个月开始的。当时，神宗宠爱郑贵妃，而把朱常洛的母亲撇在一边。贵妃，一谈立太子的事他就转移话题，长子已经5岁，还没有一丝册立的意思。朝臣们便难免犯嘀咕：皇上是不是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是不是因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就谋划着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神宗屡屡以皇长子年幼为名，一再拖延太子册立时间，国本之争也日益明显。神宗为了爱妃和爱子，竟然与满朝的文武百官对抗。而忠君爱国的百官们宁愿被贬、被削、被打，也决不能容忍皇上以私害公。万历二十六年五月，《闺范图志》案使国本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吕坤是山西按察使，他编辑了一部《闺范图志》。郑国泰看到后，觉得可以用来迎合皇上和郑贵妃。于是，郑国泰在原来基础上补上了后妃部分，汉明德皇后居第一位，最后是当今的郑贵妃。新版《闺范图志》的问世，无疑为国本之争火上浇油。不久一部书名为《忧危竑议》的书传入后宫，将历代嫡庶废立的事都写在里面。书中引用历史故事痛斥废长立幼行为。很显然，这本书的矛头是指向郑贵妃及其爱子的。《忧危竑议》在京师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之后，也把后宫、朝廷搅得鸡犬不宁。神宗十分恼怒，不假思索便下了圣旨：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礼部右侍郎刘楚先罢职；国子祭酒刘应秋降调。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京师又突然出现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全书共三百余言，说的是神宗准备重立太子，动摇国本，书中怒斥郑贵妃。一夜之间，这本书的内容贴遍了宫门、巷衢，立刻就惊动了后宫。这本书出现后，满朝震惊，神宗龙颜大怒，吩咐厂卫严加搜捕，务必查出造书主谋。这场《忧危竑议》案把众多拥立太子的朝官害得苦不堪言。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妖书案
明朝妖书案是怎么回事？简单的说，别那么复杂！
明末的一大疑案。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明神宗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本是一普通宫女，在慈宁宫侍奉慈圣太后（明神宗生母）。有一天，明神宗来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刚好太后不在，神宗正要离开时，发现了清秀可人的王氏，于是私下临幸。按照宫中规矩，皇帝临幸宫女，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作为临幸的凭证。但明神宗认为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私下临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氏竟然怀上了龙种。慈圣太后本人也是宫女出生，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为难王氏，还十分高兴地召来明神宗询问究竟。但出人意料的是，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认曾经私幸过王氏。只是这否认没有什么效果，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记录，明神宗临幸王氏的事早就被记录在《内起居注》中。实在无可抵赖了，明神宗才红着脸默认了。明神宗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并不当真，新鲜劲儿一过，便不想负责任，因此他对王氏都没有什么感情。慈圣太后却是一位贤后，让儿子立王氏为恭妃，并且告诉儿子说：“我已经年纪大了，但还没有尝过抱孙子的滋味，如果王恭妃生个男孩，这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可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啊！”
十月怀胎后，王氏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王宫人虽然被立为恭妃，但皇长子朱常洛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
万历十四年正月，宠冠后宫的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郑妃聪明机灵，明神宗与她情深意笃，一直保持终生。由于皇帝对郑妃言听计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一直是一个朝野注目的人物，并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唾骂。
因为郑妃是皇帝的心尖，生了儿子后，明神宗立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一直未闻加封，但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是郑妃专宠。大学士们担心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于是上疏请册立东宫，有“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之语。但明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就想出了种种办法拖延，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大臣力争，要立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再争，争了十五年，使得宫廷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第一次“妖书案”便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陈矩（后来执掌东厂，参与审理第二次“妖书案”）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闺范图说》。
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即所谓的“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呻吟语》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不过为樊玉衡推辞。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讲第二次“妖书案”前，先继续讲“国本之争”。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称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指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这位福王，就是后来在明末被农民起义军杀死后剁成肉酱的那位。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镑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
明神宗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大惊失色，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带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便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之所以要诬陷沈鲤，除了因为沈鲤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自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他。
而诬陷郭正域，一是因为郭正域之前与沈一贯因为楚王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教官阮明卿之手，而阮明卿就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需要找个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鲤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发泄私愤”的“嫌疑”。
总而言之，沈一贯和钱梦皋联合起来诬陷沈鲤和郭正域，不过是挟嫌报复，但却由此引发一场大狱。
郭正域正要离开京师时被捕。巡城御史康丕扬在搜查沈鲤住宅时，又牵扯出名僧达观（即著名的紫柏大师）和医生沈令誉。达观和沈令誉都受到了严刑拷打，达观更是被拷打致死，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贯所愿，牵扯出郭正域等人。
这里好重点讲一下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会审。为了让沈令誉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誉奶妈的女儿只有十岁，也被叫到大堂作证。东厂提督陈矩（之前带吕坤《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问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那小女孩说：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忍不住大笑。《续忧危竑议》只有短短三百来字，顶多也就两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沈鲤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这个时候，有些人纷纷出来检举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揭发同僚周嘉庆与妖书有关，但不久就查明纯属诬告。案情越来越复杂。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沈一贯暗示，想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不肯附和，说：“（阮）明卿，我仇也，故讦之。（郭）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
因为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诸人闻之皆惧。为了营救老师，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会轻易开罪太子。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显而易见地是场大冤狱。后来正是由于陈矩的鼎力相助，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东厂、锦衣卫，包括京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京师人人自危，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整整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发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现在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胆大包天地借“国本之争”讹诈过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诗集。皦生光立即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包继志情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皦生光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之前的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就可以结案了，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他们认为《续忧危竑议》一文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匆结案，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皦生光死后，离奇的第二次“妖书案”就此而平，“妖书”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其实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是明朝历史上杰出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明神宗看见，大为赏识，赵士桢平步青云，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鸿胪寺有点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皦生光被杀后，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他已经精神错乱，甚至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陈矩译文－－－急
列传193出场人物：李芳·冯保·张鲸·陈增·陈奉·高淮·梁永·杨荣·陈矩·王安魏忠贤·王体乾·李永贞等·崔文升·张彝宪·高起潜·王承恩·方正化
不是陈矩以后的你都要吧？？？很长唉。
不管了，先试试译陈矩的吧。
原文：
陈矩，安肃人。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为人平恕识大体。尝奉诏收书籍，中有侍郎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帝以赐郑贵妃，妃自为序，锓诸木。时国本未定，或作《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大指言贵妃欲夺储位，坤阴助之，并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语极妄诞。逾三年，皇太子立。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各有匿名书一帙，名曰《续忧危竑议》，言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矩获之以闻，大学士赓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锦衣卫大索，必得造妖书者。时大狱猝发，缉校交错都下，以风影捕系，所株连甚众。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属矩。矩正色拒之。已而百户蒋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国泰及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讯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无完肤。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当死，且狱无主名，上必怒甚，恐辗转攀累无已。礼部侍郎李廷机亦以生光前诗与妖书词合。乃具狱，生光坐凌迟死。鲤、正域、嘉庆及株连者，皆赖矩得全。
三十三年掌司礼监，督厂如故。帝欲杖建言参政姜士昌，以矩谏而止。云南民杀税监杨荣，帝欲尽捕乱者，亦以矩言获免。明年奉诏虑囚，御史曹学程以阻封日本酋关白事，系狱且十年，法司请于矩求出，矩谢不敢。已而密白之，竟重释，余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赐祠额曰清忠。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译文：
陈矩，安肃的人(今天是什么地方请自己去考证)。万历中期，职位为礼秉笔太监。万历二十六年，做东厂提督。他的为人平和，知大体。曾经按皇上的指示去收书，其中有一本是侍郞吕坤写的>，皇帝把这本书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亲自为这本书写了个序，还刻在木头上。当时还没有立太子，又有人给那本书写了个后序，并称其为>，大体上指明郑贵妃想要夺取储君之位，吕坤偷偷的帮着他，并涉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个人，书中词语非常妄诞。这样又过了三年，立了皇太子。
到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早上的时候，从朝房里的人到勋戚大臣家里，都有一本匿名的书帙，叫>，说郑贵妃与大学士朱赓(其实这人就叫朱赓，明朝那会皇帝姓朱，逼的人家把姓改了)，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五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人相勾结，谋划换太子(就是换郑贵妃的儿子当太子)。书中的语言更夸张，不可信。陈矩得了这本书知道了其内容，这时大学士朱赓的奏折也送了进来。皇上知道这事之后非常生气，命令陈矩和锦衣卫去大力搜捕，一定要逮到写这本书的人。一时间，很多人纷纷入狱，城里都是抓人的人，听到一点风声就去抓人，被株连的人很多。朝臣们也纷纷借此事攻击自己的对手，如“锦衣都督王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都派人去跟陈矩说。陈矩都一一回绝了。后来百户(小官)蒋臣逮到一个个叫皦(音晈)生光的。这个生光，就是京城一个无赖而已，曾伪造富商包继志的诗，里面有一句“郑主乘黄屋”，用来威胁郑国泰(郑贵妃的亲戚，好像是她哥)及继志，勒索钱财，所以人受怀疑而拤来了。严刑拷打之后，他不承认，家里的人亲人也都跟倒霉被打到体无完胅。陈矩想这个生光是冤枉的，但是之前的罪也够判死刑的，而且这事找不到当事人，皇上必然很生气，怕连累更多的人。礼部侍郎李廷机也认为生光的之前的诗与妖书内容附合。就给他定了罪，生光被凌迟处理。沈鲤、郭正域，嘉庆和其他受株连的人也因为陈矩的行为而得到了保全。
万历三十三年间，他任司礼监太监，还是提督东厂。皇上想杖责进言的参政姜士昌，因为陈矩的进谏而放弃了。云南有暴民杀了税监杨荣，皇上想逮捕作乱的人，又因为陈矩的话使这些人获免。第二年，又奉皇上旨意去审讯囚犯，御史曹学和曾因阴封日本王关白的事，被捕入狱十年，法司请求陈矩能把人放出来，陈矩说不敢。然而不能直说，去使曹学程获释了，其余的人也有很多平反了。第二年，陈矩死了，赐给他祠堂匾额：清忠。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被判罪，他们的一党也多被处罚，不敢太过嚣张。皇帝也厌烦党争过盛，有很多职位空着，却不补充人员。到了晚年，干事的人很少了。以至东厂的监狱里都长了草。皇帝吃的饭以前由司礼监轮着供奉，后来司礼监都没人了，乾清宫管事的牌子常常一个人就给办了，所以兵将稀少，中外相安。只有各地方管税收的人，皇帝实际上比较放纵他们，所以这些人贪婪、残暴，人民心生愤怨，后来导致祸乱
明史 -- 列传第一百十八翻译
列传第一百十八
蔡时鼎 万国钦（王教） 饶伸（兄位 刘元震 元霖） 汤显祖（李琯）立（卢明诹） 杨恂（冀体 朱爵） 姜士昌（宋焘） 马孟祯 汪若霖
蔡时鼎，字台甫，漳浦人。万历二年进士。历知桐乡、元城，为治清严。征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时鼎言不可，并及玉不法状。御史丁此吕以劾高启愚被谪，时鼎论救，语侵杨巍、申时行。报闻。已，巡盐两淮。悉捐其羡为开河费，置属邑学田。
还朝，会戚畹子弟有求举不获者，诬顺天考官张一桂私其客冯诗、童维宁及编修史钶子记纯，又滥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诗、维宁荷枷，解一桂、钶官。时行等为之解。帝益怒，夺钶职，下诗、维宁吏。法司廷鞫无验，忤旨被让。卒枷二人一月，而调一桂南京。时鼎以事初纠发不由外廷，径从中出，极言“宵人蜚语直达御前，其渐不可长；且尽疑大臣言官有私，则是股肱耳目举不可信，所信者谁也？”帝怒，手札谕阁臣治罪。会时行及王锡爵在告，许国、王家屏仅拟停俸，且请稍减诗、维宁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从，责时鼎疑君讪上，降极边杂职。又使人诇知发遣冒籍者多宽纵，责府尹沈思孝对状。国、家屏复上言：“人君贵明不贵察。苟任一己见闻，猜防苛密，纵听断精审，何补于治；且使奸人乘机得中伤善类，害胡可言！愿停察访以崇大体，宥言官以彰圣度。”帝不怿，手诏诘让。是日，帝思时行，遣中使就第劳问。而国等既被责，具疏谢，执争如初。会帝意稍解，乃报闻。时鼎竟谪马邑典史，告归。居二年，吏部拟序迁，不许。御史王世扬请如石星、海瑞、邹元标例，起之废籍，不报。已，起太平推官，进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
十八年冬，复疏劾时行，略言：“比年天灾民困，纪纲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宫阙，臣民呼吁莫闻。然群工进言，犹蒙宽贷。乃辅臣时行则树党自坚，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辄中伤。或显斥于当时，或徐退于后日。致天下谀佞成风，正气消沮。方且内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明，此圣贤所以重似是之防，严乱德之戒也。夫营私之念重，则奉公之意必衰；巧诈之机熟，则忠诚之节必退。自张居正物故，张四维忧去，时行即为首辅。惩前专擅，矫以谦退；鉴昔严苛，矫以宽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养和平之福，无如患得患失之心胜，而不可则止之义微。貌退让而心贪竞，外包容而中忮刻。私伪萌生，欲盖弥著。夫居正之祸在徇私灭公，然其持法任事，犹足有补于国。今也改革其美，而绍述其私；尽去其维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术。徒思邀福一身，不顾国祸，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历数其十失，劝之省改。疏留中。寻进南京礼部郎中。卒官。贫不具含殓，士大夫赙而治其丧。
万国钦，字二愚，新建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婺源知县。征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权贵。十八年，劾吏部尚书杨巍，被诘让。里居尚书董份，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座主也，属浙江巡按御史奏请存问。国钦言份谄事严嵩，又娶尚书吴鹏已字子女，居乡无状，不宜加隆礼，事遂寝。
初，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户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给事中李春开以出位纠南星、士昌，而其党陈与郊为助。刑部主事吴正志上疏，言春开、与郊媚政府，干清议，且论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于是御史赫瀛集诸御史于朝堂，议合疏纠正志，以台体为辞。国钦与周孔教独不署名。瀛大恚，盛气让国钦。国钦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倾善类为事，我不能苟同。”瀛气夺，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谪宜君典史。奄人袁进等殴杀平民，国钦再疏劾之。
十八年夏，火落赤诸部频犯临洮、巩昌。七月，帝召见时行等于皇极门，咨以方略，言边备废弛，督抚乏调度，欲大有所振饬。时行以款贡足恃为言。帝曰：“款贡亦不足恃。若专务媚敌，使心骄意大，岂有餍足时？”时行等奉谕而退。未几，警报狎至，乃推郑洛为经略尚书行边，实用以主款议也。国钦抗疏劾时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辅臣议战守，而辅臣于召对时乃饰词欺罔。陛下怒贼侵轶，则以为攻抄熟番。临、巩果番地乎？陛下责督抚失机，则以为咎在武臣。封疆偾事，督抚果无与乎？陛下言款贡难恃，则云通贡二十年，活生灵百万。西宁之败，肃州之掠，独非生灵乎？是陛下意在战，时行必不欲战；陛下意在绝和，时行必欲与和。盖由九边将帅，岁馈金钱，漫无成画。寇已残城堡，杀吏民，犹谓计得。三边总督梅友松意专媚敌。前奏顺义谢恩西去矣，何又围我临、巩？后疏盛夸战绩矣，何景古城全军皆覆？甘肃巡抚李廷仪延贼入关，不闻奏报，反代请赎罪。计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杀掠何止万计！欲仍通市，臣不知于国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时行私党，故敢朋奸误国乃尔。”因列上时行纳贿数事。帝谓其淆乱国事，诬污大臣，谪剑州判官。初，国钦疏上，座主许国责之曰：“若此举，为名节乎，为国家乎？”国钦曰：“何敢为名节，惟为国事耳。即言未当，死生利害听之。”国无以难。
二十年，吏部尚书陆光祖拟量移国钦为建宁推官，饶伸为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贬，不宜迁，切责光祖，而尽罢文选郎中王教、员外郎叶隆光、主事唐世尧、陈遴玮等。大学士赵志皋疏救，亦被谯责。国钦后历南京刑部郎中，卒。
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给事中胡汝宁承权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国钦、伸，斥为民。
饶伸，字抑之，进贤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黄洪宪典顺天试，大学士王锡爵子衡为举首，申时行婿李鸿亦预选。礼部主事于孔兼疑举人屠大壮及鸿有私。尚书朱赓、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欲寝其事。礼部郎中高桂遂发愤谪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请得覆试。锡爵疏辨，与时行并乞罢。帝皆慰留之，而从桂请，命覆试。礼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壮文独劣，拟乙置之。都御史吴时来及朝阳不可。桂直前力争，乃如慎行议，列甲乙以上。时行、锡爵调旨尽留之，且夺桂俸二月。衡实有才名，锡爵大愤，复上疏极诋桂。伸乃抗疏言：“张居正三子连占高科，而辅臣子弟遂成故事。洪宪更谓一举不足重，居然置之选首。子不与试，则录其婿，其他私弊不乏闻。覆试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时来罔分优劣，蒙面与桂力争，遂朦胧拟请。至锡爵讦桂一疏，剑戟森然，乖对君之体。锡爵柄用三年，放逐贤士，援引憸人。今又巧护己私，欺罔主上，势将为居正之续。时来附权蔑纪，不称宪长。请俱赐罢。”
疏既入，锡爵、时行并杜门求去。而许国以典会试入场，阁中遂无一人。中官送章奏于时行私第，时行仍封还。帝惊曰：“阁中竟无人耶？”乃慰留时行等，而下伸诏狱。给事中胡汝宁、御史林祖述等复劾伸及桂，以媚执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谓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罢。于是诏诸司严约所属，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贬桂三秩，调边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锡爵。锡爵不自安，屡请叙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归，遂不复出。熹宗即位，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天启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贤乱政，请告归。所辑《学海》六百余卷，时称其浩博。
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岁，与伸先后以侍养归。
先是，任丘刘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岁，先后乞养亲归，与伸兄弟相类。一时皆以为荣。元震，字元东，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万历中历官吏部侍郎。天启中，赠礼部尚书，谥文庄。元霖，万历八年进士。历官工部尚书。福王开邸洛阳，有所营建。元霖执奏，罢之。卒，赠太子太保。
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愆悔过。”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祯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家居二十年卒。
显祖意气慷慨，善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三才督漕淮上，遣书迎之，谢不往。
显祖建言之明年，福建佥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时行十罪，语侵王锡爵。言惟锡爵敢恣睢，故时行益贪戾，请并斥以谢天下。帝怒，削其籍。甫两月，时行亦罢。琯，丰城人。万历五年进士。尝官御史。既斥归，家居三十年而卒。
显祖子开远，自有传。
逯中立，字与权，聊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由行人擢吏科给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龙，御史吴弘济，南部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咸以争赵用贤之罢被斥，中立抗疏曰：“诸臣率好修士，使跧伏田野，诚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则曰‘出朕独断’，辅臣王锡爵亦曰‘至尊亲裁’。臣谓所斥者非正人也，则断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拟自辅臣，亦大臣为国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辅臣之调旨，而有心斥逐者为妒贤；即出于至尊之亲裁，而不能匡救者为窃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当如是乎？陛下欲安辅臣，则罢言者；不知言者罢，辅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岁。
寻进兵科右给事中。有诏修国史，锡爵举故詹事刘虞夔为总裁。虞夔，锡爵门生也，以拾遗劾罢。诸御史言不当召。而中立诋虞夔尤力，并侵锡爵，遂寝召命。未几，文选郎顾宪成等以会推阁臣事被斥，给事中卢明诹救之，亦贬秩。中立上言：“两年以来，铨臣相继屏斥。尚书孙鑨去矣，陈有年杜门求罢矣，文选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宪成又继之。臣恐今而后，非如王国光、杨巍，则不能一日为冢宰；非如徐一槚、谢廷寀、刘希孟，则不能一日为选郎。臧否混淆，举错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权门，用舍斥罚视一时喜怒，公议壅阏，烦言滋起。此人才消长之机，理道废兴之渐，不可不深虑也。且会推阁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员，而张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辅锡爵之入阁，亦会推也。盖特简与廷推，祖宗并行已久。廷推必谐于佥议，特简或由于私援。今辅臣赵志皋等不稽故典，妄激圣怒，即揭救数语，譬之强笑，而神不偕来，欲以动听难矣。方今疆埸交耸，公私耗敝，群情思乱，识者怀忧。乃朝议纷纭若尔，岂得不长叹息哉！”帝怒，严旨责让，斥明诹为民，而贬中立陕西按察司知事。引疾归，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时，赠光禄少卿。
卢明诹，黄岩人。万历十四年进士。
杨恂，字伯纯，代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请大加裁汰，不用。累迁户科都给事中。朝鲜用兵，冒破帑金不赀。恂请严敕边臣，而劾武库郎刘黄裳侵耗罪。黄裳卒罢去。寻上节财四议，格不行。
王锡爵谢政，赵志皋代为首辅。御史柳佐、章守诚劾之。志皋乞罢，不许。御史冀体极论志皋不可不去。帝怒，责对状。体抗辞不屈，贬三秩，出之外，以论救者众，竟斥为民。恂复论志皋，并及张位。其略曰：“今之议执政者，佥曰拟旨失当也，贪鄙无为也。是固可忧，而所忧有大于是者。许茂橓罢闲锦衣，厚赍金玉为奸，被人缉获。使大臣清节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缉获者被责，而行贿者不问。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忧者一。杨应龙负固不服，执政贪其重饵，与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获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书。其余四缄及黄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数十，不言所投。臣细询播人，始嗫嚅言曰‘求票拟耳’。夫票拟，辅臣事也，而使小丑得以利动哉？可忧者二。推升者，吏部职也。迩来创专擅之说以蛊惑圣聪，陛下入其言而疑之。于是内托上意，外诿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两者俱无当，则驳令更推；少不如意，谴谪加焉。倘谓简在帝心，非政府所预，何所用者非梓里姻亲，则门墙密契也？如是而犹曰吏部专擅乎？可忧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纠绳献纳，其职也。迩来进朋党之说以激圣怒，陛下纳其谮而恶之。于是假托天威，肆行胸臆。非显斥于建白之时，则阴中于迁除之日。倘谓断自宸衷，无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积怨，则近日深仇也？如是而犹谓言官结党乎？可忧者四。首辅志皋日薄西山，固无足责。位素负物望，乃所为若斯；且其机械独深，朋邪日众，将来之祸，更有难言者。请罢志皋而防位，严饬陈于陛、沈一贯，毋效二人所为。”疏入，忤旨。命镌一级，出之外。志皋、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贯亦论救。乃以原品调陕西按察经历。引疾归。久之，吏部尚书蔡国珍奉诏起废。及恂，未召卒。
冀体，武安人。被废，累荐不起，卒于家。
其时以论志皋获谴者又有朱爵，开州人。由茌平知县召为吏科给事中。尝论时政阙失，因疏志皋、位寝阁壅蔽罪，不报。寻切谏三王并封，且论救朱维京、王如坚等，复劾志皋、位私同年罗万化为吏部。坐谪山西按察知事，卒于家。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阳人。父宝，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编修。不附严嵩，出为四川提学佥事。再转福建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请罢纳粟例，复积分法，又请令公侯伯子弟及举人尽入监肄业，诏皆从之。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尝割田千亩以赡宗族。
士昌五岁受书，至“惟善为宝”，以父名辍读拱立。师大奇之。举万历八年进士，除户部主事，进员外郎。请帝杜留中，录遗直，举召对，崇节俭。寻进郎中。以省亲去。还朝，言吏部侍郎徐显卿构陷张位，少詹事黄洪宪力挤赵用贤，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邹元标、参政吕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谠，宜拔擢以厉士节。又请复连坐之法，慎巡抚之选，旌苦节之士，重赃吏之罚。疏入，给事中李春开劾其出位。遂下诏禁诸司毋越职刺举。已，因风霾，请早建国本。贵妃父郑承宪乞改造父茔，诏与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陈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纳。稍迁陕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
三十四年，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相继去国。明年秋，士昌赍表入都，上疏曰：
皇上听一贯、鲤并去，舆论无不快一贯而惜鲤。夫一贯招权罔利，大坏士风吏道，恐天下林居贞士与己龃龉，一切阻遏，以杜将来。即得罪张居正诸臣，皇上素知其忠义、注意拔擢者，皆摈不复用，甚则借他事处之。其直道左迁诸人、久经迁转在告者，一贯亦摈不复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彦，小有同异，亦巧计罢之。且空部院以便于择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为，空天下诸曹与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于己所欲用所欲为者，又无不可置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辄流涕语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则归己，过则归君，人人知其不忠。
夫鲤不肥身家，不择利便，惟以众贤效之君，较一贯忠邪远甚。一贯既归，货财如山，金玉堆积；鲤家徒壁立，贫无余赀，较一贯贪廉远甚。一贯患鲤邪正相形，借妖书事倾害，非皇上圣明，几至大误。臣以为辅臣若一贯憸邪异常，直合古今奸臣卢巳、章惇而三矣。然竟无一人以鲤、一贯之贤奸为皇上正言别白者，臣窃痛之。
且一贯之用，由王锡爵所推毂。今一贯去，以锡爵代首揆，是一贯未尝去也。锡爵素有重名，非一贯比。然器量褊狭，嫉善如仇。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一黜不复。顷闻锡爵有疏请录遗佚。谓宜如其所请，召还诸臣，然后敦趣就道，不然，恐锡爵无复出理也。至论劾一贯诸臣，如刘元珍、庞时雍、陈嘉训、朱吾弼，亦亟宜召复，以为尽忠发奸者之劝。至于他臣，以触忤被中伤异同致罢去者，请皆以次拂拭用之。
说者谓皇上于诸臣，虽三下明诏，意若向用，实未欲用者，臣独以为不然。皇上初尝罢傅应祯、余懋学、邹元标、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朱鸿谟、孟一脉、赵世卿、郭惟贤、王用汲等，后又尝谪魏允贞、李三才、黄道瞻、谭希恩、周弘禴、江东之、李植、曾乾亨、冯景隆、马应图、王德新、顾宪成、李懋桧、董基、张鸣冈、饶伸、郭实、诸寿贤、顾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栋等，旋皆擢用。顷年改调铨曹邹观光、刘学曾、李复阳、罗朝国、赵邦柱、洪文衡等于南京，亦俱渐还清秩。而邹元标起自戍所，累蒙迁擢，其后未有一言忤主，而谓皇上忽复怒之，而调之南，而锢不复用，岂不厚诬皇上也哉。盖皇上本无不用诸臣之心，而辅臣实决不用诸臣之策也。说者谓俗流世坏，宜用洁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独推杨绾、杜黄裳，以其能推贤荐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学术驱斥诸贤，竟以祸宋。为辅臣者可不鉴于此哉。
其意以阴讽李廷机。廷机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权，亦何敢侵吏部职。”士昌见疏，复贻书规之，廷机益不悦，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会朱赓亦疏辨如廷机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杨时乔、副都御史詹沂请薄罚，不许。诏镌三秩为广西佥事。御史宋焘论救，复诋一贯，刺廷机。帝益怒，谪焘平定判官，再谪士昌兴安典史。
士昌好学，励名检。居恒愤时疾俗，欲以身挽之。故虽居散僚，数有论建，竟龃龉以终。士昌谪之明年，礼部主事郑振先劾赓等大罪十二，亦镌三秩，调边方用。
宋焘，泰安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气好搏击。出按应天诸府，疏斥首辅朱赓。廷臣继有请，皆责备辅臣，其端自焘发也。及坐谪，旋请假归。卒于家。天启初，赠士昌太常少卿，焘光禄少卿。
马孟祯，字泰符，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分宜知县。将内召，以征赋不及四分，为户部尚书赵世卿所劾，诏镌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邹元标、万国钦辈亟称之。续授御史。文选郎王永光、仪制郎张嗣诚、都给事中姚文蔚、陈治则，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几八十未谢政，孟祯并疏论之。大学士李廷机被劾奏辨，言入仕以来，初无大谬。孟祯驳之曰：“廷机在礼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聂云翰建言忤时，则抑之至死。秉政未几，姜士昌、宋焘、郑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滥授京堂，陈用宾等屡拟宽旨。犹不谓之谬哉？”王锡爵辞召，密疏痛诋言者。孟祯及南京给事中段然并上疏极论。寻陈佥商之害，发工部郎陈民志、范钫黩货罪。又陈通壅蔽、录直臣、决用舍、恤民穷、急边饷五事。请召用邹元标、赵南星、王德完，放廷机还田里。皆不报。
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灾。孟祯言：“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其彻御览与果出圣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虑也。臣子分流别户，入主出奴，爱憎由心，雌黄信口，流言蜚语，腾入禁庭，此士习可虑也。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比岁旱饥。民间卖女鬻儿，食妻啖子，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一呼四应，则小盗合群，将为豪杰之藉，此民情可虑也。”帝亦不省。
吏部侍郎萧云举佐京察，有所庇，孟祯首疏攻之。论者日众，云举引去。山海参将李获阳忤税监，下狱死，孟祯为讼冤，因请贷卞孔时、王邦才、满朝荐、李嗣善等之在狱者，且言：“楚宗一狱，死者已多，今被锢高墙者，谁非高皇帝子孙，乃令至是。”皆弗听。四十二年冬，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以言论忤时，抑不得与。孟祯不平，具疏论之。是时三党势张，忌孟祯谠直，出为广东副使。移疾不赴。天启初，起南京光禄少卿，召改太仆。以忧归。魏忠贤得志，为御史王业浩所论，遂削籍。崇祯初，复官。
孟祯少贫。既通显，家无赢资。惟衔赵世卿抑己，既入台即疏劾世卿，人以为隘。
汪若霖，字时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三十三年，擢户科给事中。言“有司贪残，率从轻论，非律；边吏竭脂膏，外媚敌，内媚要津，而京军十万半虚冒，非计。”兵部尚书萧大亨被劾求去，吏部议留，若霖力诋部议。云南民变，杀税使杨荣，诏从巡抚陈用宾言，命四川丘乘云兼领。若霖言：“用宾养成荣恶，今不直请罢税，而倡议领于四川，负国甚。乞亟斥用宾，追寝前命。”皆不报。
进礼科右给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范传》，言之不从，是谓不晙，厥罚恒旸。今郊庙宜亲，朝会宜举，东宫讲习宜开，此下累言之，而上不从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变者：税务归有司，权珰犹侵夺；起废有明诏，启事犹沉阁是也。有上屡言之而久不决、下数言之而上不断者：中外大僚之推补，被劾诸臣之进退是也。凡此皆言不从之类。积郁成灾，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时南京户、工二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廷推故尚书徐元泰、贵州巡抚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请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众皆画诺。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诏申饬如若霖言，所推悉报寝。兵部主事张汝霖，大学士朱赓婿也。典试山东，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杨致中枉法拷杀指挥郑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报。朱赓独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独相一赓，而又画接无闻，补牍莫应，此最大患也。方今纪纲坏，政事壅，人才耗，庶职空，民力穷，边方废，宦竖横，盗贼繁，士大夫几忘廉耻礼义，而小民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宇内。辅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效之当宁。如徒谦让未遑，或以人言，轻怀去就，则陛下何赖焉？”赓乃缘若霖指，力请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谓用人不广，大臣专权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师久雨，坏田庐。若霖复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趋风，其流益甚；意复诋赓及新辅李廷机辈也。三十六年，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逋至百余万。疏请集议长策，亦留中。
先是，吏部列上考选应授科道者，知县新建汪元功、进贤黄汝亨、南昌黄一腾与焉。赓党给事中陈治则推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嚣竞，吏部因改拟部曹。治则怒劾一腾交构。帝以言官纷争，留部疏。廷臣屡请乃下，而责若霖首昌烦言，并元功、汝亨、一腾各贬一级，出之外。廷臣论救，皆不省。若霖遂出为颍州判官，卒。
赞曰：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虽然，所言之是非，阁臣之贤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恶之所得而加，亦非可尽委之沽直好事，谓人言之不足恤也。
明代妖书案是怎样的典故？
《忧危竑议》作为一本影响了明代江山的书籍，可以算是千古一书。国本之争万历皇帝在位时，皇后王氏没有子嗣，立长子朱常洛还是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就成了朝廷和宫中争论的中心。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一直困扰着神宗万历年间的后宫和朝政。这就是万历年间有名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牵连甚广，宫妃美人和朝野百官无不置身其中。围绕着所谓的皇储国本，各种势力一次次地重新分化组合，明代的门户之祸便是从这里兴起，并泛滥成灾。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神宗的爱妃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其高峰和热点便是《忧危竑议》案，也就是所谓的“妖书案”，它把满朝大臣都卷入了空前纷乱的党争漩涡。事情的起因是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叫《闺范图说》的书，书中以图解的方式记载了历代一些贤德女人的故事。这本书被郑贵妃的心腹郑国泰看到，觉得这是一个讨好皇帝和贵妃的机会。于是他就把这本书重新翻刻，又加上了后妃的传记故事，并把郑贵妃也明目张胆的列了上去。这本来只是郑国泰拍马屁的手段，但是在这个选立太子的敏感时期，却成了党争攻击的对象。科臣戴仁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接连上书，弹劾吕坤和郑贵妃。郑贵妃坐镇后宫，耳目很多。她得知戴、樊二人的进奏，泪如滚珠，在神宗面前哭诉。神宗哪里受得了这个？立即下旨，将戴、樊二人治罪，一同削籍戍边。郑贵妃这才稍感欣慰。吕坤、郑国泰等也略松了一口气。浮出水面事情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京城中却忽然秘密流传了一种仿照（（闺范图说》所作的书，叫做《忧危竑议》。也不知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书中援引了历代嫡庶废立的故事，矛头直指郑贵妃，说她刻书的目的是为了“夺嫡”，为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作舆论宣传。一时之间，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郑贵妃的党人马上站出来指责，这本《忧危竑议》是支持戴仁衡和樊玉衡，阴谋反对皇帝和贵妃的大臣所作，并列举出了长长的参与写书的大臣名单。万历皇帝本来就对这件事非常愤怒，郑党再这么火上浇油，再加上郑贵妃不断在他身边委屈哭诉，万历大发雷霆之怒，把名单上的大臣罢职的罢职，贬谪的贬谪，罚俸的罚俸，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一时间，反对郑贵妃、语侵后宫的朝臣作鸟兽散，他们或被贬职，或被夺俸，或被远流戍边。他们既没有辩解的机会，又不可能申诉。这场《忧危竑议》案便疑云重生，不知道其真相究竟如何？是真的出自反郑派朝臣伪造？还是郑贵妃故意抛出此书，借此将反对派一网打尽，以封住众口，早日结束这场争议？不论这场疑案的真相如何，但此案一出，对郑贵妃确实是极为有利。后宫自此平静了两年，国本之争也因此有所缓和。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已经四十岁了，立太子的事再也不能拖延，万一哪天皇帝突然驾崩，却没有明确的皇位继承人，天下将因此而大乱。经过与群臣十五年的马拉松似的对抗，万历皇帝感到疲累绝望了，他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这年的十月十五日举行了册封仪式。国本之争到此似乎应该完全结束了。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围绕国本之争的党争不但没有随着太子的确定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续忧危竑议》太子册立以后，没有平静两年，一本托名“郑福成”写的小册子《续忧危竑议》就突然之间冒了出来，而且很快地就在京师流传开来，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宫门街巷。此书以问答体写成，说皇上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是出于不得已，还说郑贵妃与一些大臣勾结，欲废朱常洛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整篇文章用词闪烁诡妄“郑福成”的托名，也蕴含了“郑氏”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当成”的意思，人称“妖书”。万历一见此书，当即怒斥为“胡闹”，命锦衣卫速速查办，一下子掀起了一股滥捕之风。许多人借此发泄党争仇隙、个人恩怨。这个与同僚不和，便说妖书是同僚搞的，哪个人看别人不顺眼，就报告说他是“妖人”；连和尚、医生都被抓了起来，一时廷狱人满为患，京城人人自危。万历皇帝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不明就里。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是郑贵妃的人，他一向善于排斥异己。他与次辅沈鲤一向不和，沈鲤以前曾经做过万历皇帝的侍讲官，入阁以后也很受器重。他的门人弟子郭正城这时正在做东宫侍讲，也很受太子朱常洛的信任和尊敬。此时“妖书案”一出，沈一贯马上抓住机会，上奏说沈鲤勾结党人，反对朝廷，希望皇帝严惩沈鲤等人。万历皇帝这时已经被闹得晕了头，一见到奏疏，就马上下令逮捕郭正城进行审问。沈一贯命人对郭正城严刑拷问，还派人劝郭正城自杀，邡被郭正城严词拒绝。后来因为太子朱常洛屡次插手警告，郭正城才免遭毒手。沈一贯又派人去沈鲤家中搜查，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拉来作了个替死鬼，被皇帝下令凌迟处死了事。这次案件的牵涉范围之广，使一开始持明确态度要求严查的万历皇帝也感到惊心不已。他到这时才发现，由于国本之争，由于他多年的拒不理政，朝廷上的党派之争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时他已经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万历皇帝还梦想着让各党互相牵制，以利于稳固自己的统治。他这种姑息放任的态度更加促进了党争的发展，最终明王朝就在党派之间的吵吵闹闹之中灭亡了。那么妖书令朝野震动，搅翻了后宫，究竟是何人所为呢？有的说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想倾覆沈一贯。有的马上辩说，认定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是想诬陷清流领袖郭正城，因为郭正城见忌于沈一贯，这是一个阴谋。沈一贯听命于郑贵妃，这妖书是出自反郑朝臣之手还是郑贵妃指人所为？这又是一个谜。不过，这场《续忧危竑议》案一出，拷掠牵连，众多朝官遭受荼毒，惨不忍睹。
明朝万历年间的妖书案是怎么一回事?
妖书案可以再细分为伪楚王案、妖书案，和劫杠案。
伪楚王案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楚王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越一起向朝廷告发楚王朱华奎，只是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首辅沈一贯因与朱华奎友好，于是授意通政使沈子木暂将奏疏压下不表。朱华越不服，亲自上访燕京，北告御状。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主张进行调查。沈一贯反对无效，最后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但察无实证，只有王如言的女儿一口咬定朱华奎是“伪王”。沈一贯与郭正域自是有仇恨，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陷害宗藩”。郭正域愤而辞官。
妖书案
万历二十六年，有人撰写《闺范图说》跋《忧危竑议》，说明郑贵妃欲夺储位。郑妃派怀疑此书是出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戴玉衡之手，神宗谪戍此二人。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中言神宗立东宫之事，实为不得已。因其言词诡妄，时称妖书。朱赓得此妖书，立即进宫面奏皇帝。神宗看过传单后大怒，即命东厂“大索奸人”。浙党沈一贯与东林党人郭正域、沈鲤等人积怨已深，反借此案诬陷东林党人，兴起大狱、株连甚众。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和“伪楚王”两案同源，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府同知胡化上书控告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达观大师紫柏真可也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不停奔走在京师各界，而遭到当权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机牵连，此后达观被严刑拷打而诬以罪，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而另一位医师沈令誉亦被处以酷刑。原告胡化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写妖书。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
不久，东厂又逮捕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供出他哥哥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原来皦生光是京师无赖，素行狡诈，往往胁取人财。有一富商包继志，聘请皦生光代纂诗集，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之句。最后皦生光被捕。
劫杠案
后来由于太子出面保全郭正域，归罪于生员皦生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于市，此事不了了之。妖书案之后，楚王朱华奎以助工为由，向朝廷贡献万金。运送途中，被朱蕴钤劫走。湖广巡抚赵可怀提讯要犯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挣断刑枷，当场打死。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解送湖广承天府处死，朱华堆等三人自杀，朱华焦、朱蕴钫等被幽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