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书法

时间:2024-04-18 15:53:37编辑:优化君

苏东坡书法的特色是什么

在论及苏轼的散文创作时,首先要注意到他的文学思想与北宋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与散文有关)。当然,在表面的基本原则上,苏轼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写的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又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都是强调“明道”和“致用”这两条。但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 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这也同欧阳修一致(见《上欧阳内翰书》)。不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如他在《文说》中的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段话恐怕不无自炫,但确确实实,苏轼的文章在所谓“古文”的系统中,无论比之于早期的韩、柳,还是比之于同时的欧、曾,都要少一些格局、构架、气势之类的人为讲究,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并且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征。 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等。这些议论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范增论》不一般地谈论范增功过得失,而从他应该在什么时机离开项羽这一新颖角度阐发开去,议论文人谋臣如何“明去就之分”的道理。文中忽而引证古语,忽而插入比喻,忽而转为叹息,写得虚虚实实,时张时弛,使一篇短文波澜横生。又如《贾谊论》,先是批评贾谊虽有才能却不懂得表现才能的分寸与时机,让人似乎觉得他的不幸是缘于自身的过错,后半部分却又转入人君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与前者合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写得跌宕起伏。这一类文章中,也有些是随意搬弄历史以显高明,写得不大合情理。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反映出苏轼好为新奇的“文人”性格,比之一般四平八稳的议论有趣味得多。这是苏文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及的,以性质而言不属文学散文,但从中可以感受到苏轼的个性与才华。而更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 这一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比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性


苏轼有哪些著名书法作品?

你好!苏轼书法作品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

1,早期作品:姿媚,作品《治平帖》,笔触精到,姿态妩媚。

2,中期作品:圆劲,作品《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3,晚年作品:沉着,作品《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

4,其代表作品为:《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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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书法的特点有那些?

苏轼的书法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其字丰满肥润,跌宕生姿。“有天真烂漫之趣”,他说:“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这说明不同的创作状态、创作心境下,其书法风格和艺术成就也不一样。《法华经》的要义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苏轼借此比喻自己放意写字,字字都得正果,只有在放意的状态下才能进入书境,真实地表现出个性和神采。他所说的“放”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这是他追求的放意自适创作状态;其二,是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自然萧散的意韵,“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尚自然是苏轼文艺创作一贯的审美追求,也是他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自然”在中国古代最初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可理解可运用的空间非常大的哲学概念,它最普遍最一般的意义是“非由人之所为者”,与人为相对立,它被认为是世间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中国古代文艺观十分强调情动于中、文形于外这一合乎自然的根本原则,艺术家的“内”和艺术品的“外”这一相对范畴是认识中国古代崇尚自然的美学追求的逻辑起点。沿着“内”“外”关系的延展,在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中,是本与末、道与艺、人品与书品等相对范畴的展开,从而形成以合乎自然而不矫揉造作作为基本内涵而又在意义上不断外延的逻辑体系。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即是在这个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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