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学者在任中敏铜像前鞠躬
任中敏（1897～1991）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戏曲理论家、敦煌学家。原名讷，字中敏，号二北，别号半塘。扬州人。1897年农历五月七日，任先生生于扬州的一个商人家庭。6岁时开始识字，15岁考入常州第五中学，19岁转入扬州省立八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得到曲学大师吴梅赏识，遂专攻词曲。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至扬州、南京等地执教，继至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词曲。1923年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寓居吴梅家，尽读词曲善本。后执教于镇江中学、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等校。1951年任四川大学文学教授。1980年调回扬州工作，先后任扬州师范学院词曲研究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1991年12月13日，病逝于扬州，终年95岁。任中敏
任中敏毕生从事戏曲史、戏曲理论和唐代音乐文艺的研究。主要撰著有《敦煌曲初探》、《敦煌歌曲校录》、《唐戏弄》、《教坊记笺订》、《优语集》、《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等，这些论著对唐代戏剧、音乐作了有益的研究。其中，《唐戏弄》获“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唐声诗》获“江苏省首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荣誉奖。任中敏一生的主要事业，是研究古代词曲和敦煌遗书。从二十年代，他以“二北”的笔名发表《词曲通义》，《散曲丛刊》等著述数十种五百余万字，从而确立了词曲研究宗师的地位。“二北”者，取北宋词与北曲之义也。从四十年代起，他从北宋往前追研，从而开辟了唐代声乐文艺学研究的新领域。
任中敏曾执教于四川大学
任中敏著述
任中敏早年师从著名戏曲学家吴梅，致力北宋词学和金元散曲及其音乐理论的研究，著有《作词十法疏证》、《散曲概论》、《曲谐》等，另辑有元、明、清历代散曲作家集30余种，编纂戏曲理论丛书《新曲苑》。在《新曲苑》中主要收录了散见的曲话、曲论、曲韵、曲谱等方面的资料，为汇集和研究古典戏曲史料及其理论著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任先生在戏曲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对戏曲起源的探讨和研究。他的代表作《唐戏弄》（1958）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后，专门研讨唐至五代的唐戏发展演进过程的著作。全书8章65节，，除了概述戏曲发展历史外，还就辨体、剧录、伎艺、脚色、演员、设备等方面，详细论述唐代已粗具戏曲表演艺术的初期形态，并追索和考证唐戏的脚本、戏台、音乐、化妆、服饰、道具等特征。从而提出“我国演故事之戏剧，固早始于汉，而盛于唐”，以及周有“戏礼”，汉迄隋有“戏象”，唐有“戏弄”，宋以后有“戏曲”的主张，反对割断宋元戏剧院和唐戏剧之间的承启联系，他的著述还有《古剧衡源》、《傀儡戏探源》等专题论文，和采录西周以来历代俳优艺人的优语《优语集》。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敏受聘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时他正酝酿着学术生命中的一次飞跃，确定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工程：唐艺研究。今天的学术界称为唐艺学。这是任中敏创建的一门新学科。这里的“唐艺”，特指与文学相联系的“艺”，尤其是音乐文艺。其研究对象包括唐代的“戏弄”（唐代的戏剧）、“声诗”（配合歌唱的齐言诗歌辞）、“杂言歌辞”（民间的及文人借鉴民间形式所作的“长短句”歌辞）、“大曲”（较大型的歌舞及与之相配合的歌辞）、“著辞”（酒宴中的歌、舞与之相为一体的歌辞）、“说唱”（说、唱结合以述故事）等。联系到他早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一些传统的命题，如词的起源、古代戏剧的发生、发展的段落形态等等，获得了全新的认识；而其深层的意义，则在于展示文学在社会活动中的功能和价值，打破学术界长期以来单一的作家文学和文本主义的研究倾向，从而有助于对“古代文学”作一全面而生动的考察与理解。
自五十年代始，任中敏先生对唐代音乐文艺进行开拓性研究。他的《教坊记笺订》雏形成于1952年，后经改进，于1962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著首列“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于研究唐代音乐文艺颇开门径。他指出：“唐代音乐颇盛，词章颇盛，伎艺颇盛，凡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兹简称曰音乐文艺，订为此项之研究对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近90万字的《唐声诗》，可视为任中敏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纪唐诗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全书以追溯源流、辨明格调、建立理论的综合研究方法，探得唐代诗乐及唐人歌诗实况，于长期以来重文不重声的唐诗研究中具有别开生面的特点，丰富了人们对唐诗艺术的认识，使唐诗许多特点的成因得到更加贴切合理的解释，并为后来者研究“声诗”打开了思路。
任中敏深入研究了声诗在音乐性质上与燕乐、清乐、胡乐的关系，在伎艺形态上与舞蹈、大曲、杂歌、杂吟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声诗与长短句歌辞体的关系，提出唐代之歌辞乃齐杂言并举并存，齐言对杂言的影响固然有，但绝非如若干学者所言杂言体由齐言体孕育转化而成，二体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这对过去的词之起源说乃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反拨。
任中敏的学生胡乔木
所著《唐声诗》对于相关材料的搜罗极其丰富。一是收集整理了唐代确实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曲调名；二是从唐代文人诗集及民间歌辞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确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的齐言歌辞；三是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并综合论述了各种观点，为唐代文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敦煌学研究任先生对于敦煌学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任中敏研究敦煌遗书达20多年，先后出版《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在他的力作《敦煌歌辞总编》里，他为敦煌歌辞的研究制作了一份详细的年表，并按照杂曲、只曲、联章、大曲等体裁，分类收录了敦煌歌辞一千五百余首，同时对所有歌辞都进行了严格的订正、辨伪、复原、分析、比较和研究。是对宋词和金元散曲研究的新见解。
敦煌遗书中歌辞的整理，二十年代只有罗振玉《敦煌零拾》所收法藏本《云谣集》前半部和朱孝藏《彊村丛书后编》所收英藏本《云谣集》的后18首，加上零星杂辞，总数不满百首。四十年代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问世，收辞160余首。五十年代，由于我国国际交流的日益广泛，学者视野开阔，到任中敏编《敦煌曲校录》时，已收曲子及大曲540余首。六十年代，香港学者饶宗颐和法国学者保罗·戴密微合撰了《敦煌曲》一书，录辞318首。七十年代初，任中敏着手编撰《敦煌歌辞总编》，到1984年才告完成，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把敦煌写卷中的歌辞扩辑到1500余首，全书既有总集性质，又带有总编性质，合歌辞与考订、论述于一编，反映了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史、选两家的敦煌研究铺平了道路。
任中敏的学术成就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获得的。从不被理解到一部部巨著艰难辛酸地出版，被戏称为“敲锣卖糖（唐）”事业。
任中敏《散曲丛刊》
在1980年以前的近30年里，由于政治的原因，他几乎没有上过讲台；居住在成都焦家巷、壁环村或水井街的一处阴暗狭小的房间里；白天背着装有热水瓶、旧日历纸片的背篓往图书馆读书，晚上整理所抄录的资料，凌晨时伏案写作。在中国的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对萧条的时期，但性格刚强的任中敏却使它成为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1955年，在接受肃反运动隔离审查之前，任中敏完成并出版了《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两部著作。1962年前，任中敏以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优语集》等4部书稿，并出版了前面两部。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达数百万字的《唐宋燕乐集成》；但他利用劳动改造的余暇发愤编著了《敦煌歌辞总编》。此书后来伴随他作了两次远途迁徙：1978年，在旅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兼职研究人员之时，他借助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对全书资料作了校订和补充。1980年回到故乡任扬州师院教授后，他续加补订，在90岁那年看到了这部作为毕身学术之总结的巨著问世。以上7部著作，300多万字，以曲艺、戏剧、音乐之三足，支撑起了一个系统的唐代文艺学。1981年，已是85岁高龄的任中敏，由扬州师院向国家申报硕士生导师资格，而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这是异数。他一共指导了3位博士生，其中有两位现已在他们就读过的博士点上继承老师的事业，担任博士生导师。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宋以前“不具备真正的戏剧形式”，任中敏对此首先提出怀疑。而戏剧作为声乐文学与艺术的结合，古代无录音、录像资料，正统文学史家也不屑一顾，其文字载录多存在于民间教坊与石窟之中，人们难以见到。任先生冒雨冲风，访贤探幽，搜得数千万言原始资料。然后爬罗剔抉，排比勾玄，形成自己独立而系统的见解。1951年，54岁的任中敏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介绍，摆脱设摊卖豆的生涯，到四川大学任教。他订立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写《唐艺发微》八大部著作，每部一百万字左右，并寻求出版社出版。他说，从此不卖五香豆，改为卖糖（唐），敲锣卖糖了。
任中敏1946年题词
任中敏塑像
1955年6月11日，任先生58岁生日时《唐戏弄》搁笔。《唐戏弄》是他计划中《唐艺发微》的第一部，计90万字，以大量史料论述唐戏之盛。他从剧目、曲词、道具、程式等方面作全面考察，将唐戏分为八大类：1、声诗；2、长短句；3、大曲；4、变文；5、戏弄；6、酒令；7、雅乐歌辞；8、琴曲歌辞。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向广大读者打开唐代声乐文艺百花园的大门。可不幸的是，1957年任先生被错打为右派。第一颗“糖丸”未被卖出，就面临关门歇业之险，作家出版社独具慧眼，仍愿担风险出这本书，就同先生商量，改个名字。任先生说：“这好办，只要书能出来，随便叫什么都行。前人搞全唐诗，我不敢同他比。我论唐戏，只谈戏剧，不谈排优、百戏，只是一个‘半边体'，算半个唐，就叫‘半唐'吧。”出版社在排印时，“唐”前又加个土旁，成“半塘”。任老提出去土旁，但已来不及改。从此“半塘”这个名字叫响了古典文学研究界。
1962年，任先生的《教坊记笺订》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经他的学生胡乔木、蒋南翔与有关方面商谈，调到扬州师范学院工作。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同年《优语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4年，《唐声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敦煌歌辞总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海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120万字的《敦煌歌辞总编》是敦煌学回到中国的宣言书（日本人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任老笔耕七十余年，当《敦煌歌辞总编》出版的时候，他与学生王小盾合作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 、与助手童健合作的《唐著词》也都列入出版计划。从而，《唐艺发微》八大部的计划基本完成。1987年6月，同人为他90寿辰庆贺，他致答辞时笑谈数十年敲锣卖糖的艰辛。谭佛雏教授在签名簿上顺题：巴蜀维扬，九十星霜；半生事业，敲锣卖糖。
任先生的主要著作： 《新 曲苑》三十四种（1930），《散曲丛刊》十五种（1954）， 《词曲通义》 （1931），《敦煌曲初探》（1954），《敦煌曲校录》（1954），《唐戏弄》（1958），《优语集》（1981），《唐声诗》（1982），《敦煌歌辞总编》（1987）， 《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 （1990）等。
著作简介
《散曲丛刊》
散曲总集。共收散曲著作15种。其中元人选本2种：杨朝英《阳春白雪》、《乐府群玉》（有人以为胡正臣子胡存善所编）。元人专集4种：马致远《东篱乐府》，乔吉《梦符散曲》，张可久《小山乐府》，贯云石、徐再思《酸甜乐府》。明人专集5种：康海《东乐府》，王磐《王西楼先生乐府》，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沈仕《唾窗绒》，施绍莘《花影集》。清人总集1种：《清人散曲选刊》。任中敏论著3种：《作词十法疏证》、《散曲概论》、《曲谐》。
收在本丛刊中的作家专集，很多是从元明以来的别集、曲选、曲谱、笔记等书中辑录而成的；编者对各书都写有提要，校订讹谬，按谱断句，有些还附有序跋或诸家评论，于原书的版本、体例及作者生平、艺术表现多所考述。编者自己的著作《作词十法疏证》阐发元人周德清的散曲学说；《曲谐》为曲话体裁的评录与品藻；《散曲概论》系统论述散曲的体制、特点、作法、流派和发展，有作者的见解。编者论曲主本色，崇尚豪放尖新、自然活泼的风格，但又不废其他风格、流派，对散曲理论、历史发展和作家作品的论述也比较允当。有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任中敏塑像
《敦煌曲校录》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初版，兼取俗曲，收作品500多首。复经二十余年研究增订成《敦煌歌辞总编》（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七卷，据其对唐曲的研究观念，将联章体佛曲全部收入，所收敦煌歌辞达1500多篇，颇具规模。任氏学识渊通，时具特见，但录文不尽据原卷，且有任意改写处。
《唐声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本书从浩瀚的唐代诗歌海洋里选取确曾歌唱、或有歌唱之迹可寻的诗篇及其曲调，其选录标准是以声为本，视其声乐如何而定。任中敏论声诗之“声”，不是平上去入四声之声，而是真正的音乐之声，虽然四声之说可以因诗韵平仄谐协而益于入乐歌唱，但是断不可凭诗之平仄、叶韵而直指为声诗，只有能否入乐歌唱，才是判断声诗的主要依据。《唐声诗》中具体列出一百五十六调，从“创始”、“名解”、“别名”、“音调”、“调略”、“律要”、“辞”、“乐歌”、“舞”等方面一一考察，其细致程度是以往对音乐文体的研究中所没有的。
任中敏早年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任胡汉民的秘书。胡被蒋介石幽禁后，改作教育工作，在南京创办汉民中学。1937年11月底日军副近南京时，汉中迁来桂林，设在市东的穿山，占地近百亩。
他办学非常严格，聘请的师资要求有真才实学，许多是知名的学者、教授。学生均在校食宿，过集体生活，讲究校容风纪，每周劳动两小时，体育不及格者也不准升级。汉中的教学质量，有口皆碑，大学录取率极高，在大西南享有盛誉。任中敏办学办出了特色，有许多轶闻流传人口。
其独生子原也在汉中读，因在教室吵闹触犯校规，他硬是将其开除了。夫人很伤心，逼他到城内找学校转学。结果他亲自挑行李送儿子进城上学，一时传为笑谈。他对学校总务工作管等也很严，要办的事，细微末节也写在纸上，不准稍有出入。有一次他设便晏请全校教师，酒菜都上了，却没有摆筷子。有人问怎么回事，总务主任说，校长的单子上没写要放筷子。大家哄堂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是我写漏了，责任不在赵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教育界曾流传所谓“八怪”，任中敏就是“一怪”，还有无锡国中教授梁漱溟、两江师范校长唐现之、江苏教育学院院长高阳等。所谓“怪”者，与众不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