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战斗
山海关战斗发生于1933年元月2日至3日的中国河北山海关一带，是抗战初期的主要战斗之一[1]。交战一方为中国守军，属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之东北军第九旅，另一方则为日本之中国派遣军。中方指挥者为临（榆）永（平）警备区司令部司令何柱国，日方则为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1]。
最后，日军获胜，东北军主力营长安德馨阵亡[1]。1月3日，日军占据并控制山海关全境，取得了进攻热河的有利态势[1]。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1]。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以后的两三年间，日本侵略者乘郭松龄倒戈和奉军败退东北之机，变本加厉地攫取在东北的特权[1]。
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与吴佩孚弃嫌修好，于1926年3月，率领奉军进入山海关，相继占领滦州、天津，并于4月中旬进占北京，再度操纵北京政局[1]。大量军队调往关内，造成东北空虚，也给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其“满蒙政策”留下不少可乘之机[1]。
1928年5月，张作霖见“安国军”大势已去，通电议和又不被蒋介石接受，决定布置残留的奉军退守东北，以俟时机东山再起[1]。妄想让失势的张作霖把东北拱手让出的日本田中内阁，先是计划将由山海关败退关外的奉军缴械，迫使张作霖回奉后下野；后是下了毒手，将不肯乖乖“出卖东北”的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炸成重伤致死[1]。张作霖死后，“少帅”张学良继位，到年底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1]。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日本侵略者无法逼迫张学良和东北军民就范，最终在1931年9月18日夜间，铤而走险，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
1932年3月，占领了整个东三省的日本侵略者扶植清朝废帝溥仪为傀儡皇帝，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公然以山海关划线，视山海关为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境线”上的主要“边关”，先后在山海关车站设置其所谓的“海关”、“铁路办事处”及“警察分驻所”等机构[1]。
此后，山海关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主要目标[1]。时至1932年岁末，战火一步步向山海关逼近；1933年元旦，“榆关事变”爆发，中国驻守山海关的军队忍无可忍，奋勇抗击入侵的日本侵略者，打响了长城抗日第一枪[1]。
东北军退入关内后，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为以爱国将领何柱国为旅长的第五十七军独立步兵第九混成旅[1]。这支部队在东北军中以骁勇善战著称，进驻山海关以后，恪守职责，纪律严明，布防得当，有力地确保了山海关的防卫安全[1]。
1932年7月，鉴于山海关地区的抗敌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国军队成立了临（榆）永（平）警备区司令部，由何柱国将军出任司令；临永警备区的辖区包括山海关所在地临榆和抚宁、昌黎、卢龙（旧时永平府治所在地，民国初曾改名永平府）、迁安等县，还有在原来的永平府辖境长城以外地区设立的都山设治局（今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前身）管辖的区域，主要是滦河以东的沿长城地区（含临榆、抚宁、迁安等县长城以外划归都山设治局的绝大部分地区）[1]。到这时，驻扎和布防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除负责镇守山海关地区的独立步兵第九旅之外，还有独立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和炮兵第七旅第十三团山炮一营、工兵第七营等。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滦河，东、北至长城各口，南到临榆、抚宁、昌黎等县沿海地区的一个较大的防御区域内[1]。
山海关早在1900年遭到八国联军入侵后，就已不再是中国军队的纯粹防区了[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加紧向山海关渗透，加强了驻扎在山海关南门外的火车站的日本守备队的军事力量[1]。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一路侵犯到榆关城东门外，在山海关东北1公里的威远城至吴家岭一线，即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抵御奉军的主要阵地安营扎寨[1]。那一带的地势略高于山海关所依的长城，驻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足以给山海关城区的防御造成极大的威胁[1]。这样，山海关城，即临榆县城的南门和东门都在日本军队的严密监视之下，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只能在北门和西门可以自由出入[1]。此外，山海关车站设有伪满洲国非法设立的所谓“海关”、“铁路办事处”及“警察分驻所”等敌伪机构，山海关城区还有不少做刺探情报工作的日、韩侨民，中国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很难瞒过敌人的耳目[1]。
1932年11月间，日本关东军开始向沈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即京奉铁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后用此称）沿线大举调动部队，在皇姑屯至山海关间的各个车站分驻重兵，并派第八师团开抵锦州，做入侵山海关的军事准备[1]。
12月8日晚上，进驻锦州的日军第八师团的一列铁路铁甲车，以追击东北抗日义勇军为借口，顺北宁铁路线开到山海关车站东端的长城缺口，并悍然向山海关城内射击炮弹有38发之多[1]。山海关城里顿时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数处民房被毁[1]。
此后，日本关东军一面逼迫中国守军“道歉”，一面又陆续调兵遣将，把3000余名步兵和40多门野炮、重炮分布在石河桥东、南门外及城东二里甸、威远城一带，另有3列铁甲车和20多辆坦克停在南水关城墙缺口及车站、石河大桥一带[1]。驻旅顺的日本津田第二舰队也派10余艘驱逐舰，分别停泊在山海关、秦皇岛海域，进行示威[1]。
至1932年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集结完毕，只待寻找可乘之机[1]。
1933年1月1日，又一个新年开始了[1]。
当日上午，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守备队出现在车站近处的山海关南门外，催促住在南关一带的日本侨民搬离，明目张胆地透出了日军即将行动的信号[1]。
下午2时许，驻扎在山海关车站附近的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通知所有留在临榆城里的日本侨民在5小时之内，全部退入城南的日本兵营“避难”[1]。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向中国驻军挑衅[1]。驻山海关车站的日本守备队的一个中队集结在南关大街上，突然向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哨兵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1]。中国哨兵猝不及防，被迫撤至南门附近，听候行动命令[1]。
晚上9点30分，由绥中开来一列满载气势汹汹的日本士兵的军车[1]。这些日军士兵一下军车，便分布在车站附近，随意放枪[1]。
晚上10点40分，车站附近传来几响爆炸声；紧接，日军从城南的日本兵营向山海关城射来5发重型炮弹[1]。
炮声刚落，日军在车站及南关一带展开阵势，鸣枪向守卫山海关城的中国军队示威[1]。
同时，受日军指挥的伪满洲军便衣队企图乘乱进占山海关城，被中国哨兵发现，当即被击退[1]。
1月2日凌晨，驻扎在山海关南关的中国铁路警察被日军缴械，设在山海关车站的中国铁路稽查队也被迫由南关撤入山海关城内[1]。
凌晨5时，日军继续增兵，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的3列铁甲车，载步、炮兵2000余名，开到山海关车站，加入攻打山海关城区的阵容[1]。
1日晚，全城军民连夜抢修防御工事，在各街道主要路口挖战壕，设置路障，各家各户挖地窖，四门紧闭，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1]。
何柱国将军，向热血沸腾、英勇奋战在山海关前线的部下，发布了《告士兵书》[1]。他慷慨激昂地袒露了自己的耿耿心迹：“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1]”
2日上午9时，日军正式向山海关城发起进攻[1]。
日本守备队的一个名叫“儿玉”的中尉，带领70余人，在南关民房上架设机枪与平射炮，向山海关南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射击[1]。紧接，日军的一些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架梯爬城，进行强攻[1]。
中国守军英勇还击，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1]。
守卫南城墙的是六二六团一营[1]。
在熊熊燃烧的战火硝烟中，全营官兵在营长安德馨的率领下，个个身背大砍刀，腰缠手榴弹，一溜儿排开，站在城墙的垛口边上沉着应战，带着满腔复仇的怒火，奋不顾身，勇敢杀敌[1]。
攻城的日军登时被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中尉、号称“拼刺能手”的儿玉被当场炸死[1]。
在同仇敌忾的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终于停止了爬城，开始向回撤退[1]。
10时，敌人不甘失败，重新集结兵力，沿石河铁桥、南关、二里甸、威远城、吴家岭等地，从西、南、东三面包围山海关城，向中国守军的城防阵地全面展开进攻[1]。
进攻开始时，日军的30余门大炮齐鸣，向城内集中轰击。同时，有8架飞机沿着城墙低飞，投弹扫射[1]。
在日军大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下，中国守军的伤亡很大[1]。
紧接，日军出动20余辆坦克，掩护步兵又向城墙猛扑过来[1]。
中国守军毫不畏惧，凭着大刀和手榴弹，顶着猛烈的炮火，坚守阵地，和敌人展开最惨烈的搏斗[1]。
双方前后激战长达4个小时，日军攻城的作战计划始终未能得逞[1]。
入夜，日军继续调兵，加强对山海关城区的包围；停泊在老龙头海面的4艘敌舰，彻夜不停地用探照灯四处照射[1]。
为了攻破山海关城防，日军不惜调动陆、海、空三军的兵力，布成了陆、海、空联合进攻的阵势[1]。
1月3日上午8时，日军又开始发起了新一轮攻击，由从东北调来的第八师团铃木旅团担任主攻[1]。
8时许，先是由数架飞机在山海关城上空盘旋投弹，后有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向秦皇岛、南大寺、北戴河、昌黎一带，侦察中国军队的动态[1]。
10时，日军集中海、陆重炮和飞机，轰击山海关南门一带[1]。南门城楼被炮火击中，附近的城墙也被炸豁。紧接，铃木旅团和由舰艇登陆的陆战队，纠集多达6000余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门一带猛烈进攻[1]。
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中国守城将士临危不乱，在营长安德馨的指挥下奋勇还击[1]。
这些勇士居高临下，依托有利的地形，远则以机枪扫射，近则以手榴弹投杀[1]。
双方在南门城楼和附近城墙进退拼杀，伤亡都很惨重[1]。
敌人见立攻不下，便向城内发射燃烧弹。一队日军借着浓烟摸上了守备力量比较薄弱的东南角楼[1]。之后，南门也被日军占据[1]。
形势紧急，中国守军预备队立刻向南门增援反攻，第十一连自东门(即“天下第一关”城门)向东南角逆袭，很快将得逞一时的敌军击退[1]。
午后2时，日军的强大攻势再次对准了东南城角[1]。
猛烈的炮火将城墙轰出一个巨大的豁口[1]。
敌人由豁口突进，中国守军屡堵屡仆，拼争非常激烈[1]。
最终，东南城角终因敌我双方的力量众寡悬殊而告失守[1]。
日军突破东南城角后，立即沿城墙推进，给中国的守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1]。
同一时间，日军集中坦克冲破南门城门，迫使中国守军向城内撤退[1]。
坚守东南城角及魁星楼附近的六二六团一营二连连长刘虞宸壮烈牺牲；领兵试图夺回南门的三连连长关景泉战死；四连连长王宏元等相继殉国……[1]
六二六团一营官兵不甘南门城门失守，同冲进城内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
他们挥舞大刀，在南大街的每个道口与敌人展开贴身肉搏[1]。
营长安德馨一马当先，率领两个班的战士奋勇杀敌[1]。他的头部、肘部多处中弹，却仍然奋不顾身，越战越勇，直至在西关清真寺附近壮烈牺牲[1]。
安德馨营长用自己的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实践了自己在镇守山海关的战斗中立下的壮烈誓言：“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一日不能过去。日人要过，只有在我的尸体上踏过。[1]”
安德馨营长英勇就义后，一营官兵继续浴血杀敌，无一投降[1]。
在南门一带的争夺战异常激烈之际，城东二里甸、馒头山方面的日军亦已迫近城下，东北城角和北门、西门经顽强抵抗，也相继失守[1]。
这一天傍晚，日军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终于控制了山海关全城[1]。
中国守军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也作出了惨烈的牺牲[1]。在两天的拼杀中，阵亡的官兵多达400余人，负伤300余人[1]。一营除营长安德馨牺牲外，二、三、四、五连连长均战死（五连连长谢振藩在撤退时牺牲）[1]。
《新北平报》几点谈话之后，从中足见当时群众情绪。
1月4日，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出决定：第一，敦促张学良率东北军出长城反攻；第二，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国军反攻；第三，呼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
辽宁、吉林、黑龙江民众后援会也作出了类似的敦促张学良抗日的决议。
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中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的炮轰及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
1月14日，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杜重远等从上海北上，来到北平，商量协力抗日办法，进一步敦促张学良积极行动起来抗击日寇。
1月17日报纸文章：
“国不保，饭碗焉能保……山海关为中国东北门户。第一天险，实即中华民族生命最后的决斗地”
1月18日报纸文章：
“前天在前线，何柱国亲自对老百姓说：‘榆关之失，是日本先用坦克冲进南门，而当时安德馨一营活活以肉体去拼命，试想以血肉之躯挡无畏的炮车，哪能不牺牲如此之多?’宁可毁个人躯肉，捍卫国家，可歌可泣，只此证明中华民族精神不死。”
有不少报纸向张学良发出责问：握有华北兵权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难道忘了“九·一八”的教训，忘了东北三千万父老，为什么不对日寇的侵犯实行有力抵抗，为什么把中华大地、大好河山让日本去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