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盛镇的历史
富盛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各种历史遗迹、典故传说俯拾皆是，随处可见，境内有三处省级文保单位——南宋皇陵、建初买地刻石和长竹园战国窑址。富盛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吴越春秋之时，越王勾践听从大夫计倪之策，兴筑“富中大塘”，彻底改变了“随陵陆而耕种”之原始农业和“逐禽鹿以给食”之狩猎活动，发展种植业和禽养业，富盛由此演绎，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
《围城》中方鸿渐没和唐小芙在一起的原因分析？ 方鸿渐和孙柔嘉的爱情悲剧分析？简单点就好，谢谢啦
那不就是方鸿渐遇到了爱情的围城，天真纯洁的唐晓芙让还留有幼稚心理的方鸿渐一见倾心，但其中有苏文纨的影响，苏小姐典型的高级女知识分子的矫情，心存对方的爱慕之情，此时贯穿全小说，即主人公方鸿渐最大的特点懦弱的一面凸显了出来，使得方不知如何对苏小姐的感情闹剧收场，再加上苏有点小报复心理让唐清楚了方曾经的一些过往情史，这一点也使得方与唐之间的爱情受到了巨大的考验，更因为年轻和一些外界的因素，两个理应相爱的恋人却轻易的放弃。
而方鸿渐和孙柔嘉的爱情是要更上升一个层面，可以说是爱情与婚姻共同的围城，孙助教是个很有心机的女人，她不断地暗示方鸿渐，等于给方编制了一个情网，说的难听点就是爱情陷阱，然而方幼稚善良的内心更倾向于希望进入与孙柔嘉之间这个自以为安逸的生活中，可是一切事与愿违，错综复杂的感情网络（包括方的父母，孙的姑妈，外加事业上的围城也有影响）让方置身于痛苦之地，一座无法冲出的“伤城”。
以上这些都是对方遇到的爱情和婚姻的围城的片面描述和解析，不包括“熟肉铺子”鲍小姐以及种种细节分析，但大局观差不多应该是这样！钱钟书的围城不通读个几遍，是不会明白其中的深刻人生哲理的。
富盛镇的景观
●两宋皇陵宋六陵位于绍兴城东南的御茶村。这里筑有我国南宋时期的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和度宗永绍陵六个皇帝的陵墓，俗称“宋六陵”。其实它还包括了北宋哲宗皇后孟氏、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徽宗及南宋皇后与皇室大臣的坟墓，是江南一带规模最大的皇陵区。江南惟一的皇家陵区——著名的宋六陵的准确位置已经得到勘定，而在此之前，宋六陵长期以来被认为徒有虚名。宋六陵是南宋宋高宗赵构等六个皇帝的陵区，坐落在绍兴市柯桥区皋埠镇上蒋乡牌口村(原为上皇村)宝山下，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宋朝时期，金兵攻下开封，宋室南迁，大量北方政要人员和士民避乱绍兴，史载“民从者如市”。《宋建炎系年要录》谓“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驻跸行在越州，宋绍兴元年，赵构升行在越州为都城绍兴，南宋皇帝称“绍兴天子”，意图中兴。绍兴成为南宋首都，为南方经济、政治中心，大批王族、官员来绍聚首，祠堂庙宇成为临时官舍，大有人满为患之感。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外籍居民已超过当地“土著”。南宋王朝的创立者孟太后，绍兴皇宫度余生、葬于绍兴皇陵1131年，隆佑太后病故，选址筑陵就被提上了议程，这着实让大臣们费了一番脑筋，当时中原又被金兵占领。有一位大臣上奏，先把太后暂葬在江南，等收复中原以后再回迁。1278年，南宋灭亡。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就盯上了首都绍兴的宋六陵。他暗中勾结了一批恶僧奸徒，率领大队人马开进陵区。这帮利欲熏心的恶徒用铁钎、铁铲等工具，先后砸开永茂陵、永穆陵、永绍陵和宁宗仁烈皇后的地宫，劈开帝王棺椁，哄抢墓中数目惊人的奇珍异宝。他们甚至把宋理宗赵昀的尸体从永穆陵中挖出，倒挂在树上三天三夜，并割下其头颅，做成饮食工具。杨琏真珈为了能招福祛灾，天天用它来饮酒取乐。这次疯狂的盗墓共挖掘了宋六陵中的101座墓。当时，历代帝后、皇亲国戚和百余名朝廷大臣的骨骸被随意乱抛，一片狼藉。不久，这些骨骸就神秘失踪了。时光流逝，以后的宋六陵依然多灾多难，清代和汪伪政权时又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对之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当年绍兴师范学校刚刚从宋陵遗址搬出的时候，每一丛松树下面的皇陵都有一个小土堆坟包，并且有个标志。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皇陵遭殃了，所有的土堆都被扒平了。当时，学校曾挖过两口井，挖井的时候曾挖到地下皇陵墓道，有青砖交错砌建而成，保存还相当完整。 看到这两口井依然存在，井旁杂草丛生，井水清澈。在历史上，宋六陵曾有过多次重建。明初朱元璋曾下诏令重新修复宋六陵，并将每座陵都重新立碑，派专人守陵，划出近四千亩山地作为禁区。这是历史上对宋六陵最大规模的重建。当时，这里是一片茂林。我们看到的松群就是当时所植。明孝帝弘洽年间及清朝雍正时期都曾派专人修缮过陵园。绍兴作为越国宋都，历史上是东南第一大都会，而南宋皇陵恰恰是江南惟一的大型帝王陵墓群。所以，有关专家认为重建宋六陵意义重大。宋六陵由于遭到多次劫难，一切都变得那样零乱不全，这无疑为重建宋六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一幅宋六陵古图。这是一幅康熙年间遗留下来的明代重建宋六陵的古图，为重建南宋皇陵提供了最翔实、最可靠的历史资料。该图详细、清楚地标出了南宋六个帝王陵墓的具体位置和形状，还标明整个陵园其他主要建筑的情况。 长竹园战国窑址 长竹园战国窑址，位于富盛镇倪家溇村南300米瓜岭长竹园，分布面积达4000平方米。1978年发现，在长竹园东西宽20米、南北长200米的范围内，散布着原始青瓷器、印纹硬陶器的碎片以及扁圆形垫珠、红烧土块等。又在长竹园南水渠断面上，发现南、北并列的窑床遗迹二处，相距3 . 50米，均都重祷着五座窑床，即第一座窑烧毁后，其上再建，屡毁屡建，形成五窑相叠地层。进行试掘，发现为两列龙窑。其中一列分窑室与窑头两部分，窑头巳遭破坏，残长6米左右，窑床宽2.40米。文化层堆积为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混合堆积，窑底有原始青瓷和印纹陶的残片，证明此窑同时烧制原始瓷和印纹陶。原始瓷有碗、盘、碟等，胎质坚密，胎骨灰白，釉呈青色。叠烧时以扁圆形垫珠间隔。印纹陶有坛、罐等。胎呈深紫、深灰色，外饰米筛纹、杉叶纹、回纹。该窑址对研究我国瓷业生产尤其是绍兴地区早期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1979年公布为绍兴县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公布为浙江省文应。2006年6月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 ●上旺乡村游、农家乐富盛镇上旺村，在2001年由原上旺村、原岩里村两村组成，上旺村在六七十年代就成为全省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曾受国务院嘉奖，被誉为“江南大寨”，是当年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曾有86个国家和地区友人莅临上旺考察访问，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陈永贵等均到过上旺土地，陈永贵曾有“青山绿水好地方，山上是银行，平川是粮仓”赞誉上旺。上旺在建设中留下了地下水库、十三排、接待站、知青点等历史的遗迹，而岩里自然村则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有九级陵水库、老鹰嘴、桃花源等自然景观，清乾隆年间，山阴梦厂居士俞蛟皆友人许兰谷、言孝思慕名岩里一游，留下千古佳作《岩里记》，把山村隐地岩里定位于绍兴的“世外桃源”。深厚的历史、秀丽的景色，使自发来上旺参观、旅游的人全年不断，为了给前来上旺参观旅游者提供更好服务，上旺现推出了18户农家乐经营户，提倡吃住在农村，休闲、体验在农村。●诸葛仙山景区诸葛山，又名诸葛尖，在县东南六十里的富盛镇，据传诸葛山早在东晋（317－420）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诸葛洪曾入诸葛山炼丹于此而得名。《康熙会稽县志》云：山高数千仞，周亘五十里，悬流百余丈，下射石臼如雷，是为诸葛山瀑布。这里，山间细泉流淙，山坡万管碧竹，暗长青苔的石岭拾级而上。山麓有诸葛道人屋舍基，有丹井，有仙人石。其象如镂，旁有鹰嘴岩，高数十丈。岩上为群鹰窠，攫狐兔委诸中，人往往拾堕者。右有龙池，历经千年滋润而不枯，百年人迹仍依稀可辨。山旁有筋竹庙，建于清康熙间，为后倪、石泄、淡竹坞三堡共建。半山有庵，名半山庵，古有僧尼隐居于此。山顶，建有古刹一所，名锡飞寺，建于清同治年间，因清代锡飞将军曾来此地，故名。锡飞寺常年香火缭绕，信客不绝。山麓不远处，旧有黄龙山延安寺，始建于宋建隆元年，号护国安院，并建有樵云楼。明代怀襄和尚曾慕名来到诸葛山云游，留下诗作一首：“天峰结小楼，旭日隔林邱，……”，诸葛山，道教与佛教文化交融，人文与自然景观辉映。憨态可掬的石猴，惟妙惟肖的鹰嘴岩，悬流百丈的瀑布，干旱祈雨的龙池和千年古刹古道，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山巅的锡飞寺，海拔572米。香客们叩拜之余，常伫立山巅，饱览越中胜景。登高望远，稽山鉴水尽收眼底，小舜江、汤浦镇、古越府城、杭州湾皆清晰可见，不失为古越风光之天然观景台。●四季笋生态示范园区富盛全镇有竹山面积20117亩（包括雷竹），其中毛竹15485亩，雷竹4632亩，年产竹笋2470万斤，其中毛竹春笋1015万斤，冬笋177万斤，鞭笋650万斤，雷笋628万斤，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各农户把原先的养竹山，逐步改造为掘笋山，使毛笋、鞕笋、冬笋产量大为提高，四季笋常年不断，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经济效益明显增加。1997年5月10日，首先在文山村建立了600亩毛竹四季笋示范基地。引导和带领全镇各村的毛竹园改造向规模化、效益化方向发展。万户、金家岭等村用先进的砻糠厚覆盖技术使雷笋提早2—3个月产出，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富盛镇竹笋四季不断，爬山、掘笋、挖野菜、，休闲、旅游，空气清新，适宜于野外活动爱好者参与。●富盛生态史林 以倪家溇蒲丝岭和石良岙为中心，以宋六陵和马蹄井为依托，建立融农家风味区、四季笋生态区、中小学生实验区、水上休闲垂钓区、生态养殖区、皇家狞猎场、龙池岗观光区和有机茶生态区等八位一体的富盛生态史林。●方家坞水库、九级岭水库垂钓 方家坞水库（蓄水量106万立方）为我县第三大水库，九级岭水库（蓄水量38万立方），库区周边森林郁郁葱葱，植被茂盛，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库内垂钓别有一番风味
程朱理学地位及影响对后世
地位：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朱熹则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对儒学发展有重要影响。在南宋后成为官学。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影响：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扩展资料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 ，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的法律治世观同样理解万物起源于太极，万事万物都是天理的体现，认为人间的人伦、礼制、国法都是天理的反映，先有此理，再有国法，因而他的见解也具有了哲理化的自然法思想。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程朱理学
元代程朱理学的发现特点及元代以后的演变趋势
程朱理学
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道了。他还认为，由於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基本观点
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
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
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明末，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後，“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又批程朱“徒见道於纸，谈道於口，考道於笔”。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五四运动後，知识份子极力破除“吃人的礼教”，甚至对理学有一致的观点，中国的衰落自宋开始，其中，朱熹的理学曾被认为是所有这些衰落的罪魁祸首。
(庄子)与中国古代诗人精神
庄子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支独放异彩的奇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方人所特有的智慧和文明。无论是他深邃而隽永的智慧，抑或是他旷达而任真的品性，都启示过各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向往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庄子哲学又与老子哲学一起构架成了古代哲学史上深具影响力的道家哲学，从而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开创了兼容并蓄的思想格局
《庄子·天下》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学术批评史。庄子在该篇中对活跃于先秦哲坛上的诸子百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一方面公正批评了各种思想固有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对每一种可以汲取利用的思想因素作了充分肯定。在《庄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这种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学术倾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对儒家思想进行的批判与汲取的理论工作，为中国思想史中特有的儒道互补文化格局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庄子一方面借儒家的孔子阐述了大量的道家理论；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用道家思想附会儒家观念。在《庄子》的外篇中就有许多儒道双修的人物形象，他们都贯穿了亦儒亦道、儒道相契的思想，以道家的外衣包容了儒学的观点。
汉魏之际，儒学独尊的思想格局结束以后，儒道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魏晋玄学思想家开始着手建立一种新型的儒道兼蓄的思想，他们都大量借鉴了庄子的理论实践，将《庄子》、《老子》和《周易》并列为魏晋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称之为“三玄”。
著名的玄学家王弼主要通过注疏《老子》和《周易》建立了一个玄学思想体系，提出“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他援引了道家的有无理论，企图建立能为儒道都接纳的宇宙本体思想。稍后的玄学名士阮籍、嵇康开始侧重于庄子思想中儒道兼蓄的政治理论，建立起玄学的政治观，他们针砭时弊，大胆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突出庄子的“游世”旨趣，以此对抗司马氏专制集团的残酷政治，从而也使玄学理论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或仕或隐的思想依据。到了玄学后期，郭象则进一步通过他的《庄子注》而发挥庄子思想，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即儒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使庄子思想中儒道互补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终于演绎成为时代风尚。这样既满足了人们对理论思维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又符合了一般知识分子对异化的现实政治表现的不同需要和选择。
此外，玄学在融合老庄与儒学的过程中，由于借鉴了道家的抽象思辩思想，因而能够在东晋时期佛学盛行的时候，从理论的高度与佛学思想对接，从而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儒、道、释合流的思想格局，特别是老庄关于宇宙本体的理论构架同佛学思想中的“色空”理论水平相若，很容易为佛教僧人引用附会、使释、道能够从同一个思想层面互相融会。
庄子思想中关于“有”和“无”相互关系的那种饶有趣味的解释同佛教中的禅学理论旨趣更为接近，他们对世界的体认方式也极为相似。比如禅学中的参禅打坐的修行方法，与庄子所实行的“心斋”、“坐忘”等体道方式，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很接近，他们都主张从“虚”、“静”的体认中来消除内心的是非成见以及种种世俗观念的束缚，进入无知无欲的心灵境界。再如道、释两家的心物之论也颇相似，例如禅宗所谓的“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又是山”，同庄子的“以道观物，物于贵贱”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到了隋唐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会徜徉在道家与佛教之间，表现出亦佛亦道的精神风采。由于禅学与庄子思想十分接近，使得它们能够由道而禅，融合双方，表现为一种道释兼备的庄禅精神。
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庄子思想并不是宗教，庄禅并称也不意味着庄子思想具有宗教的性质。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弄清老庄道家思想与道教之间的本质区别。
历史上，老子和庄子都被道教尊奉为道教的教祖。老子的《道德经》被神化为《道德真经》，成了道教第一经典。老子本人被奉为道教教祖。实际上，道教不同于道家，老子和庄子也不是道教的教祖，《老子》和《庄子》也根本不是什么道教典籍。
2.孕育了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
庄子哲学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从而孕育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
周代封建礼制的分崩离析，使一大批以军功和耕耘入仕的新兴地主脱颖而出，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士阶层的地位和身份也大大提高，这就突破了原来的氏族性的世袭制度。这种文化环境，使士阶层的行为获得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就是说，他们既可以选择出仕经世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存志于山林的隐遁闲居的道路。出仕或隐居为一大批具有政治信念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游刃有余的弹性选择，他们性格中可以同时具有出世和入世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从而消解了这两种极端在他们内心深处所引发的尖锐矛盾。
以儒家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断投身现实以执仁行义。在他们心目中，君子必须为道义而生存，即使饿死也不放弃道义，因此他们并不担心贫穷，而是忧心道义不能够遍行天下。他们身上凝聚了强烈的出仕行道精神。然而他们又把政治理想能否实现完全寄托在君王身上，如果君王无意于他们的政治方案，他们则回天乏术，就只好从积极入世走向遁世隐居这一极端。孔子就说过，不能够怀道事君，宁可出世隐居。不过，即便如此，他依然是肯定这个世俗社会的，只是用隐世来缄守自我理想，维护人格的尊严，从不放弃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
显然，这种传统的仕与隐的观念并没有摆脱君臣大义的局限性，仕与隐都表现了强烈的入世主义政治倾向和积极的现实精神。像孔子等人，虽然身隐，却无法摆脱理想政治因现实的阻隔而引起的心理冲突。他们在无法动摇的君主专制面前，不得不将出仕与否的问题从思想观念的层面转换到另外一个层面去对待，这就是要从人格方面消除这种尖锐对立和冲突的心理矛盾。
这恰恰是老庄代表的道家所擅长的。他们由对儒家政治的彻底否定，转向寻求自然的田园山水；由否定世俗社会转而寻求精神的无限自由。这样他们就能够从充满矛盾的现实中抽身退出，体认和把握自然之道的境界。在自然山水之中安放自我、实现自我。所以很多仕途蹉跎的知识分子都不期然而然地接受了道家的这种玄思情趣，把政治生活的挫折转化为心理上对自然境界的向往，从而有效地化解了那种置身于现实冲突的紧张心理，从追求优游自适的精神自由中寻找到了一片心境安宁的天空。
正是道家的这种回归自然的精神，才弥补了儒家企图将出仕与否转向人格和行为的层面所表现出的理论不足。所以，儒道互补不仅从理论上更在实践中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形成了他们所特具的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
当知识分子满怀着理想和信念奔走仕途时，他们尊奉儒学、求取功业；而当他们壮志难酬、仕途受挫时，便不期然而然地发出向往自然、追求精神无限自由的愿望，他们也因此能够有充分的自由在追逐功名的现实精神与轻禄傲贵的自然情趣之间作弹性的选择。仕与隐不再是最初的那种势不两立，而是他们顺其自然的自我肯定。这有助于他们排遣穷通进退的不同困惑。特别是当政治险恶、人心叵测时，这种自由的适时选择和自我肯定又成为他们扬弃现实的思想武器。像陶渊明、李白等都把仕与隐作为表现自己轻禄傲贵、批判现实的有效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构成了士阶层普遍的精神结构。他们入仕为官则遵循君臣大礼，讲究孝悌尊卑，着重于现实的一面；不仕和潦倒则游心于无，追求精神的无限自由。处于顺境，儒家意识占着上风；处于逆境，则道家意识上升，道家的返朴归真、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会成为他们反抗现实、蔑视权贵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解释外儒内道这一特殊的精神结构时说：“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孔孟；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老庄。”（王夫元著《庄子通》）儒道思想的选择完全依由个人置身的环境及心境而确定。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以善好老庄而著称，他们在司马氏集团滥施淫威的黑暗年代，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道家的自然思想反抗庸俗猥琐的社会礼法，存志于山林之中，歌弦自娱，从儒家的功利思想中摆脱出来，追求自我的精神境界。
东晋诗人陶渊明也是基于对当时昏暗的世道和龌龊不堪的官场生活不满和厌憎，从崇尚儒家转向仰慕道家的。他反复在仕与隐之间徘徊，最后毅然摈弃了富贵荣华的仕途生涯，归隐田园，做了吟诗竹篱的山水诗人。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表示，大丈夫应该缄守理想，等待机遇，时机成熟，要倾全力实现理想、成就功业；时机未到，宁可忍辱负重、寂寞等待。在他们身上，儒家的“怀道出仕”与道家的“乘物游心”在一种新的层面上被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此外，庄子构设出的这种外儒内道的人格特征，也影响了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信念。当有人内心想实现某个目标而又无法实现，或即使努力了仍无法达到时，就极力辩解说这个目标没有价值，采用了否认目标的价值来证明自己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其实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追求那个目标，依然期望能达到那个目标。这种人格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缓解了人们对实现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所引起的紧张心理。
总之，外儒内道的精神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像宋代思想家范仲淹当年面临进退两难的政治抉择时所生发出的惆怅一样：“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则根本上消除了穷通进退带给人的精神苦闷。几千年来，这种理论形态和人格特征对我们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识产生了极大的渗透力，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质。
3.奠定了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
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巨擘，他宏阔奇崛的想象和瑰玮恢恑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方向。
早在西汉时期，文学家贾谊就深受了庄子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响。他的《鹏鸟赋》以流转铿锵的辞赋语言，发挥了道家的一整套人生哲学，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排解哀怨、不平和愤懑，完全袭用了庄子《逍遥游》的风格和思想旨趣。又如东汉大学者张衡所著的《思玄赋》和《归田赋》，都深深地烙上了庄子文学风格的印记。在他的赋中，描绘了山林生活的幽趣，抒发了一种归隐田园、娱乐自适的生活情调。再如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作者以其豪放悲壮的人生歌唱，抒发了他们落魄他乡，蹭蹬仕途，饱尝离别之苦和世态炎凉的现实感受。他们喟叹时光飘忽、人生短促，个中浸润了庄子文学的深厚底蕴。
到了魏晋玄学之际，由于《庄子》被奉为“三玄”书之一，庄子的思想旨趣和艺术风格也渗透到了魏晋文学之中。魏晋的玄言诗、山水田园诗、游仙诗都是由老庄玄言中脱颖而出，并开始向着抒情咏怀的“缘情”方向发展。魏晋文学理论倍受庄子思维方式的影响，老庄的一套有无相生的哲学及其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妙谛，随着玄学的深化，同魏晋时代的艺术理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魏晋文学家接受了玄学宇宙观，视“道”为最高的精神境界，认为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从“道”而来，因此文学艺术规律的奥妙也应该表现在象、言之外，提倡“言不尽意”的创作形式。如阮籍作的《清思赋》就认为，美、善不表现于形声之中，而是在形声之外。它的最高境界也应在言、象之外，所以，他很重视意会，表现出了极高的文学境界。被后世称之为“时代绝作”。
与阮籍同时代的嵇康，写出了一些罕世佳作。例如，他在《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中写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其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被后人誉为妙在形象之外，即合于“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样一种道的境界。而后面四句则是推崇庄子的人生态度，喻示道的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与弥散于玄学中“言不尽意”的主旨相契合。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也十分崇尚“得意忘言”，他在脍炙人口的《饮酒》诗中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写景与写意交替，重在得意，表现出他要透过田园景物寻觅另一更高的精神境界。
玄学中强调的“得意忘言”、“言不尽意”，是对老庄“虚”“静”认识论的发展。他们以“言”、“象”为得“意”的工具，“意”通过“言”、“象”，而又不被“言”、“象”滞留。这种对理性的能动性的极度夸张，影响到魏晋各个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亦对魏晋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玄学的文学家所说的虚静，就是要求保持一种崇高空灵的精神境界，因为精神进入“道”的境界才会心如明镜，物来顺应。庄子的虚静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无物不照。阮籍、嵇康都肯定精神一旦达到道的境界，便会神智超凡，心境洁净，情志高尚。他们都以老庄的恬淡无为去处世接物，能够在纷扰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保持高尚的情操，从而在文学创作当中形成了玄远旷放的文学风格。
唐代“诗仙”李白也极富于庄子浪漫旷放的文学风格，他诗中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种愤世之情，表现出他不附庸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信念。他的“逍遥人外，蝉蜕尘埃”的诗歌，无论是精神形态还是风格手法都是对庄子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继承和发展。
宋代豪放派诗人苏轼，少年便十分喜好老庄，他诗词中的“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类的句子，都缘于庄子旷放任性的精神品格。他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中写道：“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这也反映了追慕庄子逍遥游世的艺术品味和人生意境。
总之，庄子在中国文学家发展史上以浪漫瑰丽的艺术风格独领风骚，并为后世不断汲取和借鉴，庄子愤世疾俗的性格和潇酒飘逸的性情都随着他的思想一起渗透到了每一个时期的文学心灵中间，陶铸出中国文学史上无数灿烂旖旋的文学作品。
4.丰富了绘画及音乐艺术理论
庄子的思想理论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也发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庄子提倡的“清虚”、“玄远”一直是中国画的主流理论。历代画家都崇尚“气韵藏于笔墨，笔墨成气韵”的绘画理论，以“气韵生动”为创作目的，主张以淡为韵，以清、远构成雅韵、清韵。当时的画论家在论及气韵在山水画发展中的作用时认为，气韵有发自于墨者，有发自于笔者，还有发自于意念者，也有发自于无意无念者。发自于无意无念者为精品、神品，发自于意念者和发自于笔者依次落于下乘，而仅仅发自于墨者更是流于末端。这里的所谓“无意之韵”，正是庄子在“疱丁解牛”中表现出的心与物忘、手与物化的境界。
晋朝最负盛名的画论家宗炳曾在《画山水序》中分析了山水画得以盛兴的原因，他指出，人之所以爱好山水并加以绘画，是因为从山水可以得到一种“神飞扬”、“思浩荡”的精神解放，人可以从山水之形中透视出山水之灵。而所谓山水之灵，实际就是可以使人精神飞扬浩荡的山水之美。由于人是有个性的，个性即是一种限定，而山水的本身是无限的、无个性的，所以，山水之美可以由人主观地发现。由山水之形表现出的美，最容易从有限通向无限。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大美不言”。
庄子甘于淡泊的人生品格和审美意识，在宋明时期的画坛上也极具影响，许多画家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画山则峰不过三、五峰，画水则波不过三、五波”。或是竹石枯林，或是秋岚夕照，都表现出萧蔬淡泊的艺术情趣。
此外，庄子思想还与禅宗理论一起，以其凝练若虚的精神，影响了宋明以后的许多画派。许多画家竞相以去知、去欲的虚静之心，深入到创作对象的本质之中，把握其精神实质、追求形神相融，从简易平淡中毕现创作对象的精神风采。
除了对文学、绘画的创作有过深远影响之外，庄子思想还对魏晋的诸多音乐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这部音乐理论著作中，依据老庄的言不尽意的思想，否认音乐和人情之间的任何必然联系，主张声无哀乐，着眼于探索音乐和人类情感之上更为本质的东西。他认为圣人作乐是顺天地之体而成万物之性，因此音乐是自然而然、不带有情感的。这一音乐理论，同老庄的无名无形、无声无味的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5.提供了人物品鉴的模式标准
庄子旷放任情、羁傲不群的性情品格，也影响了后世人的才性品质。汉末及魏晋时期人物评鉴之风盛行，人们往往以能否合于庄子的才质性情作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他们常用“才峰透逸”、“神姿高彻”形容人物的精神气质。《晋书·嵇康传》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赞赏嵇康风格气质超凡不俗，不追求外在的身躯形骸，像庄子称道的那种“德有所长，形有所短”，透过外在的形躯体现出人的精神之美、灵魂之美。
《晋书·阮籍传》中也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这说明阮籍为了体会老庄自然之道，从不顾及到形骸修饰。据史书记载，竹林七贤常常饮酒吹箫，形骸放浪，他们形容举止从不拘于礼法，表现了超尘脱俗的清高品行。
《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描述曹植说：“任性而行，不自雕励。”任性即随顺自然，所以他从不矫饰雕琢。这与庄子的精神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情况表明，老庄注重人的精神品质的培养和塑造，对后世人的性情才质都有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人们进行人物品评的一个重要标准。
求庄子中有寓意的经典故事
中国人的达观有一部分来自于他，来自于距我们2400年的这个我们称作“庄子”的人。纵横生死，豪迈豁达，终其一生，庄子一直对生命严肃而幽默，从未亵渎。这个夜里我翻开他的书，听他用河南口音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感到彻骨的凉意。
我不知道庄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在池塘前问鱼，在墓道里问骷髅，在梦里问翩翩飞临的蝴蝶，他的问题穿过了茫茫的光阴，依然使我们伤透脑筋。他对世界的看法和我们用无数方程解出来的那个结果如此相似，使我们在千载而下依然望着他喜笑颜开，或痛哭流涕，庄子告诉我，这两种表情并无分别。
这也许是庄子对自己的终极认识。他的哲学本源只有一个字：道。道为万有之无。时间和空间，茫茫的宇宙和一生，所有的存在，所有的“有”，都只是“无”。当世间的一切都放在你的面前，你就什么都没有。因为一切都会在刹那间灭失，不，是变化，一个事物不见了，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这世间，一切都没有消失，所以一切也未曾存在过。死或者生、死在哪里都没有分别，把你挂在树上，你会成为鹰的一部分；把你埋在土里，你就会变成蝼蚁，这无关宏旨。
（一） 人和蝴蝶和鱼的故事
这是一个让人类头疼了几千年的问题。庄子有一天睡觉，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双翼飘举，游历花丛，他在花瓣和木叶间大声地笑。醒来之后的庄子如陷浓云：是我作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作梦变成了我？如果是我变成了蝴蝶，为什么我会体会到蝴蝶独有的飞翔之乐？如果蝴蝶作梦变成了庄周，为什么这一切会出现在庄周的记忆里？
这个孤独的梦不可言说。成为中国人心底里永远的浪漫。多年后有个叫李商隐的青衣诗人高唱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表情无比沧桑。
“鱼们在水里多快乐啊！”庄子穿着自己编的草鞋，站在水边长长叹息。
“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惠施问他。
“咦？”庄子严肃地反问，“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永远都是主观的，客观只不过是主观的一种概率。你站在历史之外，可以肯定某些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但如果你站在庄子的池塘边，你会知道，事情本来可以有无穷无尽的选择。
庄子的意念穿越了水和时间，和鱼儿合为一体，水象情人的手缓缓滑过，岸上的庄子在水里无比开心。是的，我知道，游泳是快乐的，岸边的那朵花悄悄绽放，和蜜蜂热烈地亲吻，它也是快乐的，水上的惠施有些忧郁，但他也是快乐的。
“更奇怪了，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是快乐的呢？”惠施生气了。
“我知道，”庄子在水底搂着那条鱼笑道，“我知道，不要和我辩论，我知道你是快乐的。”
因为知觉。因为感受。“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我知道，所以我反而忘记了我知道些什么，我是如何知道的。
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要它如此。如果它不如此我就不能站在这里观察它。我是世间的公理，永不被证伪。
不要说是对还是错，这是哲学。
（二）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珍惜生命，是因为生命里有死亡。
我们珍重爱情，是因为爱情会变成背叛。
可是，你珍重了，就会不死吗？爱情就会永恒吗？
庄子说：“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生者，假借也。”
生命是我们在这世间暂时借用的一个躯壳，不可以滥用，我们迟早要将自己交还给冥冥中的那个神祗。你和这躯壳所拥有的一切，最终都会象水一样蒸发，象河流一样远走，象梦一样无可追寻。你珍惜或是挥霍，不足以改变这个结局。窃钩者人诛，窃国者天诛，没有分别。庄子在2400年前忧伤地沉思：那么，思考或者不思考，有区别吗？有我或者无我，在宇宙最高处的那尊神看来，有什么不同？
当然庄子是无神论者，但我相信，当他面对浩浩长空，面对生死离散，他一定会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一条鱼摇着尾巴游来，乞求庄子的爱情，庄子敲敲鱼的脑袋，告诉它：你拥有，就会失去。你若没有生的快乐，就不会有死的痛苦。所以拥有就是失去，死就是生。相濡以沫，最终还是要在光阴中彼此迷失。我们为什么走那么多弯路呢？结局清清楚楚地摆在前面，它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抵达。
他告诉鱼：你还是回海里去吧，江长湖宽，生命只是一场体验。
老婆在他的臂弯中死了。千千万万年，造化安排的这一次绝无仅有的相逢结束了。在几个小时前，她还在劝告儿子要读书，还在用树叶和红薯煮粥。庄子看着她渐冷的面孔微笑，他放下妻子，在宋国的街市中敲着盆大声歌唱。
“你怎么了？”有人问。
“哦，我的老婆死了。”他说，继续歌唱。
庄子望向天空。云朵在头上不停变幻，太阳散发出美丽的光辉，他看见死去的妻子正在慢慢扩散，变成云，变成泥土，变成阳光，变成包围自己的空气。
“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噍然随而哭之，是不通命也。”
庄子喃喃地说，妻子睡在天地的大屋子里，她即将永恒，她再也不会有穷苦和疼痛，这是她的归宿，人人都有这样一个归宿，所以我要为她庆贺。
数千年的光阴如飞鸟一样落在他的头上，他霎那间明白了生命的道理，死一直隐藏在生之中，死去也就意味着得到永生。而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得“道”，因为人有知觉、有形状、有质量。只有死去才可以。他在宇宙的最远处看着自己微笑。
（三）在权贵的冷眼中桀骜不驯
终庄子一生，他始终对自己忠诚。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穿行帝阙，向王候亮出宝剑；他和林间的枯骨、河里的渔夫结成朋友，向飞鸟和青草深情凝视。他在向人借钱的时候依然不放弃骨子里的骄傲———你可以不借给我，但你不能欺骗我，他笑笑说，鱼渴的时候，你只要给他一口水就行了，不用引来大海。
庄子的哲学似乎和鱼很有缘份，这让我们闻到喷香的海鲜味道，而不象孔子有腐烂的气息。
他从骨头里藐视金钱和名位。挤脓的得一辆车，舔痔疮的得五辆车，你有这么多车，给当官的舔了几次痔疮？读这种书让人感觉暑汗顿消，两腋生风。
他自己编草鞋换米，我想他编草鞋的时候嘴里一定还哼着风雅颂的小曲儿，心中无比自豪，出将入相又怎么样？堂呼阶应、起居八座又怎么样？如果人有了精神上不朽的追求，那么物质只不过是猫头鹰嘴里腐烂的老腐尸体。
“不要跟我说当官的事！”他捂上了耳朵，“与其残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我是一只乌龟，你还是让我在泥里艰难的爬动吧，这样我就能用更多时间来关怀世界，关怀我自己。
庄子留给我们的，只是三十三篇短文，鲁迅说他“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我感到很开心。
当然我们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他的衣角，他的精神和思想，还在高天之上，俯瞰着众生沉默不语。
鲁 王 养 鸟
有一天，鲁国的城郊飞来了一只海鸟。鲁王从来每见过这种鸟，以为是神圣，就派人把他捉来，亲自迎接供养在庙堂里。
鲁王为了表示对海鸟爱护和尊重，马上吩咐把宫廷最美妙的音乐奏给鸟听，用最丰盛的筵席款待鸟吃。可是鸟呢，它体会不到国王这番招待盛情，只吓得神魂颠倒，举止失常，连一片肉也不敢尝，一滴水也不敢沾，这样，只三天就活活饿死了。
这篇寓言告诉我们：对待可观事务，一定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对象，应当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待。否则，像鲁王那样，用供养自己的方法供养海鸟，尽管主管愿望很好，也难免要失败。
杀 龙 妙 计
朱萍漫是个很爱好学习的人，为了想学会一项特殊的本领，他变卖了家产，带了钱粮到远方去拜支离益做老师，跟他学杀龙技术。
转瞬三年，他学成回来。人家问他究竟学了什么，他一面兴奋地回答，一面就把杀龙的技术：怎样按住龙的头，踩龙的尾巴，怎样从龙脊上开刀……指手划脚地表演给大家看。大家都笑了，就问："什么地方有龙可杀呢？" 朱萍漫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世间上根本没有龙这样东西，他的本领是白学了。
龙是人们想象中的东西，实际并不存在，因此，虽有高超的沙龙的本领，也只能落得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篇寓言告诉我们：学习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一定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无的放矢，为学习而学习，那么学来的本领再好也是一钱不值的。
望洋兴叹
近几十年来，由于环境恶化，我国北方严重缺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每年都要断流。河床龟裂，见到的人都痛心不已。而在古代，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灌溉着两岸的沃土，哺育了中华文明，被称为神河。《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故事：
秋天的雨水使河水全部上涨，众多大川、小溪的水都流入黄河，水流汹涌而宽阔，两岸与河中沙洲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于是河神洋洋自得，认为自己就是天下最大的了。他顺着水流向东而去，一直来到北海边。向东望去，却看不到水的边际。于是河神才改变自己先前得意洋洋的脸色，望着汪洋大海对北海神感叹说：“原来我自高自大，以为谁都不如自己，今天我看到你这样博大，无边无际，要不是我亲自来到你的门前，我将永远不会懂得自己的浅薄无知。”
北海神谦虚地说：“其实我存在于天地间，就好象大山上的小石头而已。而天与地也并不能说是最大的领域，毫毛之末也不能断定是最小的限度。时空的变换根本没有穷尽。你我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庄子的这个观点已经被现代物理学所证实。科学向微观发展，有量子物理；向高速发展，有相对论。而它们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从庄子的学说中，已显露出现代科学的萌芽。
枯鱼之肆
庄子家贫，所以去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说：“好。等我收到地租，就借给你三百金，可以吗？”庄子见监河侯不愿马上借粮，有点生气，脸色都变了，说：“我昨天来这儿的时候，听到路上有个声音在叫我。我回头一看，只见车轮碾过的车辙中，有一条鲋鱼。”我问：‘鲋鱼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呢？’鲋鱼说：‘我是从东海来的，被困在这儿了。您有一斗或者一升水救活我吗？’我说：‘好。我去游说吴越之王，请他开凿运河，把长江的水引过来救你，可以吗？’鲋鱼生气地说：‘现在我被困在这儿，只需要一斗或者一升的水就能活命。如果象你这么说，不如早点到卖干鱼的店里去找我好了！’”
鲋鱼在车辙中只要借斗升之水即可活命，而如果去游说吴越之王，开凿运河，把长江的水引过来，鲋鱼早就渴死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言过其实、形式主义岂不是比比皆是！形式主义的危害真是害死人啊！
唐朝元稹所著《莺莺传》中，张生对红娘说：“自从我见了你家小姐一面，日思夜想，茶饭无味。希望你从中撮合。”红娘问：“你为什么不通过媒人提亲，正式把小姐娶过门呢？” 张生说：“我现在心情十分迫切，如果通过纳采问名等一整套繁琐的婚娶仪式，至少需要大半年，那时候我早进了枯鱼之肆了。”红娘看到张生确实是心急火燎的，就答应从中牵线，促成张生与崔莺莺的姻缘。后来，元朝的王实甫根据这个故事，改编成了不朽的名篇《西厢记》，一直流传到今日。
盗亦有道
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大盗叫盗跖。盗跖的部下问盗跖说：“做大盗也有法则吗？”盗跖回答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法则。做大盗怎能没有法则呢？凭空能猜出屋里储藏着多少财物，这就是圣；带头先进入屋里，就是勇；最后退出屋子，就是义；酌情判断能否动手，就是智；分赃均匀，就是仁。不具备这五种素质而成为大盗是不可能的。”
盗跖这一套说教，和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如出一辙，由此讽刺了儒家的虚伪。看来“圣人之道”如果用来教育君子，君子就能被培养成圣人；如果被坏人利用，坏人就能成为大盗。可是天下圣人少而大盗多，可见“圣人之道”给天下带来的利益少，带来的祸患多。所以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只有打击虚伪的“圣人之道”，让人民一切顺乎自然，天下才能太平。
值得指出的是，跖是奴隶起义的领袖，由于代表了被压迫者的利益，所以被历代统治者诬蔑为“盗跖”。庄子对盗跖是有同情心的，曾多次指出这个社会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并且说，“圣人之道”教大家追名逐利，圣人的危害其实超过大盗。与其把跖叫做盗跖，不如把孔子(孔丘)叫做盗丘。认为虚伪的“圣人之道”才是造成天下混乱的原因。
传统文化中对侠义的大盗历来都是推崇的。《史记*游侠列传》里讲了很多侠客的故事，这些侠客大多数是大盗，但由于他们虽然是大盗但却很讲道义，所以司马迁为他们列传，使他们的英名千古流传。
唐代杜光庭所著《虬髯客传》讲了一个仗义疏财、劫富济贫的的侠盗的故事。故事讲的是隋朝末年，隋炀帝只顾东巡享乐，朝政由大臣杨素把持。有一天，布衣(平民老百姓)李靖求见。杨素的一个侍妾爱慕李靖的才华，连夜投奔李靖。这个侍妾姓张，因为手持红色的拂尘，所以称为红拂。在他们逃出京城的路上，认识了一个长着络腮胡子(虬髯)的客人，他始终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说也姓张，排行第三。张是我国第一大姓，叫"张三"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这个张三非同寻常。他喝酒的时候用人心当下酒菜，并且说，这是天下负心人的心，我追了他十年了，今天终于砍下他的头，摘下他的心，消除了我的遗憾。当时天下大乱，群雄纷起，张三本来有问鼎中原的野心，后来看到秦王李世民胜过自己，是真命天子，就把自己积攒的大量金银珠宝全部送给李靖，让他辅佐李世民建功立业。从张三的行径和他的家财来看，他原先应该是个江洋大盗，否则不可能积攒这么多财富。后来李靖靠着这些财富，果然帮助李世民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唐朝。天下太平以后，张三决心在海外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于是率领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看起来，这个虬髯客张三，真是一个盗亦有道的侠盗典型。虬髯客和李靖、红拂的故事后来被编成戏曲，称为“风尘三侠”。
望洋兴叹
秋天来到，天降大雨，无数细小的水流，汇入黄河。只见波涛汹涌，河水暴涨，淹没了河心的沙洲，浸灌了岸边的洼地，河面陡然变宽，隔水远望，连河对岸牛马之类的大牲畜也分辨不清了。
眼前的景象多么壮观啊，河伯以为天下的水都汇集到他这里来了，不由洋洋得意。他随着流水向东走去，一边走一边观赏水景。
他来到北海，向东一望，不由大吃一惊，但见水天相连，不知道哪里是水的尽头。
河伯呆呆地看了一阵子，才转过脸来对着大海感慨地说：“俗话说：道理懂得多一点的人，便以为自己比谁都强。我就是这样的人啦！”
寓意：不见高山，不显平地；不见大海，不知溪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渺小的。
原文：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岸矣清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庄子《庄子·秋水》
屠龙之技
有一个姓朱的人，一心要学会一种别人都没有的技术，于是，就到支离益那里去学习宰杀龙的本领。他花尽了家里资产，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把宰杀龙的技术学到手了。
姓朱的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可是，世间哪有龙可杀呢？结果，他学的技术一点也用不上。
寓意：学习必须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如果脱离了实际，再大的本领也没有用。
原文：
姓朱者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庄子《庄子·列御寇》
随珠弹雀
随侯之珠是非常珍贵的宝珠。
有一个喜打鸟的人，却用随珠作弹丸，去射飞翔在千丈高空中的一只麻雀。人们看了，都嘲笑他。
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付出的代价太昂贵，而得到的东西太轻微。
寓意：做什么事，都得讲究得失轻重。为了没什么价值的东西而丢掉十分宝贵的东西，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
原文：
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
庄子《庄子·让王》
鹏程万里
远古的时候，有一种鸟，名字叫作鹏。大鹏鸟的背像泰山那样高，飞起来的时候，它的翅膀就像遮天蔽日的云彩。
有一次，大鹏鸟向南海飞去。它在南海海面上用翅膀击水而行，扇一下就是三千里。它向高空飞去，卷起一股暴风，一下子就飞出九万里。它飞出去一次，要过半年才飞回南海休息。当它飞向高空的时候，它的背靠着青天，而云层却在它的下边。
生活在洼地里的小安鸟雀，看见大鹏鸟飞得这么高，这么远，很不理解，就说：“他还想飞到哪里去呢？我们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了，我们在蓬蒿飞来飞去，也算是飞到边了。大鹏鸟究竟想飞到什么地方去呢？”
寓意：一个目光短浅的人，是不能理解志向高远者的追求的。
原文：
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安鸟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庄子《庄子·逍遥游》
庖丁解牛
庖丁为梁惠王宰牛。手到的时候，肩倚的时候，脚踩的时候，膝顶的时候，那声音十分和谐，就跟美妙的音乐一样，合于尧时的《经首》旋律；那动作也很有节奏，就像优美的《桑林》舞蹈。
梁惠王看得出了神，称赞说：“哈，好啊！你的技术是怎么达到这样高超的地步的呢？”
庖丁放下刀对梁惠王说：“我喜欢探求的是道，比一般的技术又进了一步。我开始解剖牛的时候，看到的无非是一头整牛，不知道牛身体的内部结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三年以后，我眼前出现的是牛的骨缝空隙，就不再是一头整牛。到了今天，我宰牛就全凭感觉了，不需要再用眼睛看来看去，就能知道刀应该怎么运作。牛的肌体组织结构都是有一定规律的，我进刀的地方都是肌肉和筋骨的缝隙，从不碰牛的骨头，更不消说碰大骨头了。技术高明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是用刀割。一般的厨师，一个月就更换一把刀，因为他是用刀砍。而我宰牛的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所宰的牛，又经有几千头，然而刀口锋利得仍然像刚在磨石上磨过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牛的肌体组织结构之间有空隙，而刀口与这些空隙比起来，薄得好像一点厚度也没有。用没有厚度的刀在有空隙的肌体组织间运行，当然绰绰有余罗！所以十九年过去，我的刀还跟新的一样。虽然我的技术已达到了这种程度，但我在解剖牛的时候，还是丝毫不敢马虎，总是小心翼翼，心神专注，进刀时不匆忙，用力时不过猛，牛体迎刃而解，牛肉就像一摊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