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佑
李嘉佑(?～779?)唐代诗人，字从一。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天宝七载(748)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肃宗时曾因事得罪，贬江西鄱阳令。与诗人刘长卿相识，有诗交往。后移江阴令。上元二年(761)为台州刺史。代宗大历六、七年间(771～772)，任袁州刺史。卸任后至吴兴一带居住，与当时著名诗僧皎然时相过从。约于大历末去世。有《李嘉□集》2卷，明铜活字本。又名《台阁集》，1卷，有汲古阁本和《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事迹见《唐才子传》及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嘉□考》。生卒年均不详，约唐肃宗至德中前后在世。工诗，婉丽有齐、梁风，人拟为吴均、何逊之敌。与严维、刘长卿、冷朝阳诸人友善。天宝七年，（公元七四八年）擢进士第，授秘书正字。以罪谪南荒。未几，有诏量移为鄱阳宰，调江阴令。入为中台郎。上元中，出为台州刺史。大历中复为袁州刺史。著有诗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李嘉佑有诗《送窦拾遗赴朝因寄中书十七弟》，据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所考，这个“十七弟”即李纾，属赵郡李氏南祖房，大历十年（775）官中书舍人；纾兄纵，官员外郎、常州别驾。知三人为从兄弟关系。李嘉佑还有送纾诗《送从弟归河朔》（《全唐诗》卷二O六），诗中说：“故乡那可到，令弟独能归”，称“河朔”为“归”，喻河朔是其故乡也。《新唐书·地理志》：赵郡属河北道，传统上属河朔地区，故李嘉佑祖籍赵州无疑。原先有人说他是袁州人，是因其曾仕袁州刺史以官地而误。李嘉佑又有《送族叔阳冰祗召赴都》诗，阳冰姓李，曾为宣州当涂令。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指出：“按（李）白于阳冰亦称族从叔，应与嘉佑同辈，自不当以嘉□为侄。”
李嘉佑比郑虔少30余岁。其生卒年基本定为：约生于唐开元十六年（728），约卒于建中二年（781）。史家对其生年认识略同，卒年则不一，今笔者据《全唐文》卷四九三的权德舆《送钮秀才谒信州陆员外（即陆长源）便赴举序》：“故临海守李君，予从父户部，皆以文艺风骚为师友。”按陆长源兴元元年（784）秋为信州刺史；“从父户部”即权德舆之叔权器，卒于建中四年（783）（按德舆写有权器祭文，存《全唐文》卷五O八），“临海”即台州，“故临海守李君”即台州刺史李嘉佑，推知李嘉□必卒于权器之前，台州为李嘉佑终官。
李嘉佑少年才华出众，中进士第较早，登天宝七年（748）杨誉榜进士，年仅26岁。仕途得意，任秘书省正字，曾奉使去扬州、饶州搜集图书，继升补阙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肃宗至德、乾元间以“罪”谪鄱阳令，原因史无载，唯刘长卿诗《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佑江亭》中“稚子能吴语，新文怨楚辞。怜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推之，恐像屈原那样为“新文”招“怨”，实无辜。他放逐江西鄱阳令，前后四年，有诗“四年谪宦滞江城，未厌门前鄱水清。”上元二年（761）量移江阴令；永泰元年（765）回朝任拾遗、司勋员外郎。大历六年（771）出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至九年冬（774）卸任，回至吴兴、晋陵一带，后定居苏州。诗僧皎然上人有《七言奉酬李员外使君嘉佑苏台屏营居春首有怀》：“移家水巷贫依静，种柳风窗欲占春。”又有一首五言，也题“苏台有呈袁州李使君，”推知嘉佑在苏州闲居非短日，且生活并不富裕，故有“贫依”两字。李嘉佑
李嘉佑
何时赴任台州刺史？原有二说：一说上元二年（761），见《嘉定赤城志》。一说大历末、建中初（779—780）。今采用后说，是据权德舆祭其叔权器一文。又考刘长卿大历末至建中二年（781）尚在睦州司马任上，写有《送台州李使君兼题国清寺》诗（《刘随州诗集》卷九），其“露冕新承明主恩”句，指明李嘉佑是由闲居苏州起用台州刺史的；而题目“国清寺”为天台山名寺，人人皆知，接着有“晴江洲渚带春草，古寺杉松深暮猿”句，说嘉□是春天时节，赴台州任的那时唐王朝正处代宗与德宗皇位交接之时（代宗卒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德宗起用了代宗时一些被贬谪的官吏，因此不久刘长卿也由睦州司马升为随州刺史。隋唐以后，人们称中央机构尚书省六部诸曹司郎中、员外郎为郎官。唐人颇重视郎官人选，认为郎官乃清要之职，与翰林一样，视为内相。据说那时员外郎比郎中更显得有声价，嘉□少年得志，在朝曾任御史，拾遗、司勋员外郎等清要之职，在外又历任袁州、台州刺史，故时人赞誉他“雅登郎位，静镇方州。”清劳格《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录有其名。
李嘉□诗风，中年后从描写风景转向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他描写江浙一带战事频繁（安禄山后，刘展、袁晁等相继为乱），造成平民流离失所之苦，比较真切，对后代有认识价值。如，宝应年间写有《和袁郎中破贼后经剡县山水上李太尉》（《全唐诗》卷二O七）：“长驱下会稽”、“回军马自嘶”、“看花入剡溪”等，知是郎中袁参直接镇压袁晁于会稽剡溪一带的，李太尉（光弼）是唐军统帅，他们打败起义军后畅游剡溪山水而归。同卷《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移家避寇逐行舟，厌见南徐江水流。吴越征徭非日旧，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闭户无砧杵，七夕何人望斗牛。”言官家横征暴敛，民不堪负重，同卷又有《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从弟纾》：“野棠自发空临水，江燕初归不见人”、“那堪回首长洲苑，烽火年年报虏尘。”望亭驿在无锡，是说袁晁作乱时，他与同僚们狼狈逃奔他处，十室九空。又诗《自常州还江阴途中作》：“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无人花色惨，多雨鸟声寒”显示富庶的江南地区遭到刘展之乱后，广大农村不见人迹，一片荒凉凄惨。《新唐书·艺文志》丁部集录别集类著录李嘉佑诗一卷，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二卷（《台州府志》引录为一卷，乃刊误）《全唐诗》共存诗二卷134首并附有简传。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由于统治阶级的战乱和剥削掠夺，曾经繁华富裕的江南地区变成一片凄凉荒败的残破景象。在当时一些诗人中，如刘长卿、皇甫冉、严维等都可以找到某些诗句，但李嘉□在这数年中，则比其他人写得更多些、更真切些，这一点，是一向为治学者所忽略的。
晚年，仕途遭受挫折之后，好禅理喜结僧侣。如他写的《登郡北佛龛》五言诗，用词精炼，描写了登北固山顶，遥望巾山的情景：“石壁江城后，篮舆晚踅登。古龛千塔佛，秋树一山僧。清磬和虚籁，香泉吐暗藤。愿将身洒扫，求官复作能。”应该说，嘉□在台州刺史任上，对郡城的名胜风景是熟知和有感情的。中唐时江东诗僧有8大名僧，称为方外工文者，李嘉佑等诗人与他们酬唱甚密，如灵一，灵澈，皎然等名诗僧。李嘉□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
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李嘉佑
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他在文学观点上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李嘉佑
擅长委婉含蓄地表达女子情怀，如献衷心：见好花颜色，争笑东风。双脸上，晚妆同。闭小楼深阁，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曾通，满衣犹自染檀红。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如此间景间情，曲曲折折、层层深入地揭示人物惜春怨别的内心感受。重视歌词的形式，也重视歌词的内容，只是他认为，曲子词主要是为上层社会游乐歌唱用资羽盖之欢的，词是艳曲，而文人词又不同于民间词。这种主张有进步意义，也有局限，但它却代表着部分词人的看法，他们的创作实践也与此基本一致。李嘉佑任台州刺史时，李白在《送杨山人归天台》一诗中曾提到他，称“我家小阮贤”，又赞誉为“诗人多见重”。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推许为“中兴高流”，并特别称赞其“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送王牧吉州谒使君叔》）等诗句，誉为“文章之冠冕”。其诗大多写自然景物，以绮靡婉丽著称，但也有一部分诗篇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的社会动乱，如“千家闭户无砧杵，七夕无人望斗牛”（《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江燕初归不见人”（《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以及“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无人花色惨，多雨鸟声寒”（《自常州还江阴途中作》）等，写出战乱后郡邑残破景象，较有现实意义。
据两唐书本传，李嘉佑少年时豪健恃才，性格豪放，倜傥不羁，登进士第后，仍然每日以饮酒为事。其登第的时间，《唐才子传》云为景云元年（710年），徐松《登科记考》云为景云二年。徐松所考，不为无理，今人傅璇琮先生以之为景云元年登第。
《旧唐书》本传中记载说：李嘉佑登第后，“并州长史张惠贞奇其才，礼接甚厚，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张说镇并州，礼翰益至。”张嘉贞任并州长史，在开元四年（716年）至开元八年（720年），这段时间，李嘉佑未担任官职，居住本乡太原，受到张嘉贞的礼遇。张嘉贞入朝后，张说为并州长史。张说开元八、九年为并州长史时，李九龄曾举直言极谏、超拔群类等制科，又一度调为昌乐县尉。
开元九年（721年）张说入朝为相，在张说荐引下，李嘉佑即于本年或次年上半年入朝任秘书正字之职，又擢驾部员外郎。
张说当时不但在政治上居宰相之位，而且是一个有成就的诗人，在文坛上俨然是一宗主，尤重词学之士。由于他的汲引，一批文人学土如张九龄、贺知章等常游其门，也在其中，因此得与张九龄等名诗人交往。
李嘉佑家资富饶，性格豪放不羁，以至后来还是“枥多名马，家有妓乐”，“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颐指侪类，人多嫉之。”因此张说罢相后，王便出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虽已遭逢如此，但他到仙州后，还是“日聚英豪，从禽击鼓，恣为欢赏”。于是，又被贬为道州司马，未至道州而卒于途中。卒年，据今人傅璇琮所考，约在开元中。
李嘉佑仕途不得意，吃亏在他的豪放不羁的性格。而他的这种性格，却有助于成为一个名诗人。他的诗，感情奔放，词华流丽，为人所爱。当时著名学者徐坚与张说品论文坛人物，问张说今之后进，文词孰贤，张说有“王之文，有如琼林玉”等语，知其文亦为时人所重。杜华亦为当时学土，其母崔氏云：“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李嘉佑为邻，足矣！”于此可见当时才名。
1.
李嘉佑
锺惺《唐诗归》中晚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朴处皆俊。文房语有极真者，真至极透快，便不免妨其厚。
诗精出处，虽盛唐妙手不能过之，亦有秀出于文房者。泛览全集，冗易难读处实多，以此知诗之贵选也。
文房七言律以清老幽健取胜，而首尾率易，对待不称处亦多。其篇篇难弃处，即其难。
2.高棅《唐诗品汇》
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唐也。
乾、元以后，钱、接迹，韦、柳光前，各鸣其所长。今观襄阳之清雅，右丞之精致，储光曦之真率，王江宁之声俊，高达夫之气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颀之冲秀，常建之超凡，刘随州之闲旷，钱考功之清瞻，韦之静而深，柳之温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灵间气萃于时以锺乎人矣。
呜呼，天宝丧乱，光岳气分，风概不完，文体始变。其间钱起、韦应物、柳宗元后先继出，各鸣一善，比肩前人，已列之于名家，无复异议。
（七古）中唐来作者亦少，可以继述前诸家者，独李嘉佑、钱起较多，声调亦近似。韩翃又次之。天宝以还，钱起、李九龄并鸣于时，与前诸家实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赋詠之多，自得之妙，或有过焉。
李嘉佑
李嘉佑的一生，采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他对现实不满，心中郁结着愤懑。他曾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他的友人、刺史杜之松请他讲授礼仪，他拒绝说：“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也。”可见他对封建礼教是采取批判蔑视的态度的。李嘉佑的诗歌中，对现实是表示不满的，但往往因他缺乏积极向上的理想，而是采取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这种消极颓放的处世态度，导致他反映现实方面的作品很少，也影响他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是不足之处。
作为初唐诗坛上的诗人，李嘉佑在唐诗的形成和发展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他的诗朴素、自然，接近生活，摆脱了六朝的诗风，有些诗歌仍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生活，“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朱门虽足悦，赤族亦可伤”等，反映了隋末唐初天下动荡、政治斗争激烈、生产遭受破坏和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勾心斗角的社会现实。李嘉佑的大部分诗是反映他的闲适生活及山水田园风光的，这是和他的隐逸生活密切联系着的。
赠王八衢
丹地偏相逐，清江若有期。腰金才子贵，剖竹老人迟。
桂楫闲迎客，茶瓯对说诗。渚田分邑里，山桂树罘罳。
心静无华发，人和似古时。别君远山去，幽独更应悲。
与郑锡游春
东门垂柳长，回首独心伤。日暖临芳草，天晴忆故乡。
映花莺上下，过水蝶悠飏。借问同行客，今朝泪几行。
送客游荆州
草色随骢马，悠悠共出秦。水传云梦晓，山接洞庭春。
帆影连三峡，猿声在四邻。青门一分首，难见杜陵人。
登秦岭
南登秦岭头，回望始堪愁。汉阙青门远，高山蓝水流。
三湘行客去，九陌故人游。从此辞乡泪，双垂不复收。
江湖秋思
趋陪禁掖雁行随，迁向江潭鹤发垂。素浪遥疑八溪水，清枫忽似万年枝。
嵩南春遍伤魂梦，壶口云深隔路歧。共望汉朝多霈泽，苍蝇早晚得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