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名词解释和一些疑问，求解。（前面的名词解释麻烦具体一点。）
虞山诗派
概念简介
明末清初以常熟虞山命名的东南诗坛重要流派。以钱谦益为首，包括其门生冯舒、冯班、瞿式耜，族孙钱曾、钱陆灿及吴历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点
虞山诗派最大的特点是学古而不泥古，积极主张诗歌革新并能取诸家之长而自成风格，对东南诗坛的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编辑本段代表人物
钱谦益 (1582～1664)官至南明礼部尚书，被推为东南诗坛祭酒。因政治上屡经沉浮，故早期诗歌中流露忧国忧民的思想，晚年所作则多亡国之臣怀念故朝之音。由于体裁独特，内容充实，一扫明末盲目摹古空虚诗风，开创了清初诗坛清朗活跃的新局面。著有《列朝诗集》、《初学集》、《有学集》等。 冯班(1602～1671)与兄冯舒并称"二冯先生"，自《诗经》以下逐一考订渊源，功力深厚，为中国诗歌史上的著名诗论家，著有《定远集》。瞿式耜所作《浩气吟》，气贯长虹，可与文天祥《正气歌》相比美。冯班曾师从钱谦益，反对七子、竟陵和严羽《沧浪诗话》，著《钝吟杂录》专摘严羽以禅喻诗之谬。他的诗歌沉丽细密，锤炼藻绘，根柢徐、庾而出入温、李，抒发古国悲痛，婉而多讽。《题友人〈听雨舟〉》借画以抒明亡之恨，《余生》在隐居的平静里翻滚复国的希望，《有赠》则托古喻今：“隔岸吹唇日沸天，羽书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还苍翠，虚对围棋忆谢玄。”以史实和今景的交融写出讽刺南明不能御敌的故国哀思，寄托深沉而含蓄有味。冯班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使虞山派“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后来的吴乔和赵执信，或继承或私淑冯班诗论，批评王土慎的神韵说，可说是虞山诗派的馀波涟漪。[1] 钱曾(1629～1710)著《交芦集》、《判春集》。 钱陆灿 (1612～1698)是继钱谦益之后的虞山诗派第二盟主，著有《调运斋诗文随刻》等。 吴历(1632～1718)著《三巴集》。
《沧浪诗话》的原文是什么？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今人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为各家注中最详备者。
<沧浪诗话·诗辨>全篇翻译
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倘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沧浪诗话·诗辨》全篇翻译
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于他立志不高。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又所以说：智慧见识超过老师，（老师）仅可以传授（作诗之法）与他；智慧识见与老师相等同，（他所接受于老师的）就要减少到老师的一半了。学诗的工夫要从学习最好的作品开始，而不可从低下的作品学起。先要熟读《楚辞》，朝夕诵读吟咏，以作为学诗之根本；下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诗和汉魏五言古诗都必须熟读；再将李白、杜甫的诗集反复研读，好像现在的人研治经书那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诗之精华，酝酿于胸中，时间长了就自然深入领悟（作诗的奥妙）了。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提示：提出学诗要以识见为主，取法要高。认为“学盛唐”以前之诗是学诗的正路。指出了具体的方法门径是多咏读作品，吸取营养，涵蕴于胸，自能领悟。
作诗的方法有五种：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
提示：提出作诗有五种方法。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用力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的总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从容不迫和沉着痛快。诗歌创作的极致有一样：入神。作诗而能到入神的境界，这就到顶点了！到尽头了！无以复加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很少了。
提示：提出诗有九种品类，三个用功之处，两大风格，一个极致——“入神”。
禅宗的流派很多，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南宗和北宗之派，正道和邪道之路；获得正法的人，才是领悟了真谛。至于声闻、辟支的小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禅：汉、魏、晋等古诗和盛唐诗是作诗的第一义的真谛，大历以来的诗就已落入第二义了。晚唐诗，就像是声闻、辟支果的小乘了。学习汉、魏、晋与盛唐的诗，就像学禅宗的临济宗门下。学习大历以来的诗，就像学曹洞宗门下。大抵上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且说孟浩然的学力在韩愈之下很远，可是他的诗却独独超出韩愈之上的原因，就在于（孟浩然诗）一味地妙悟罢了。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行。然而悟有浅有深，有的人悟得有限，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懂得上乘的第一义的，不必假借于悟。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是透彻的悟；此外虽然也有悟的人，都不是悟得第一义的真谛的。我这样的评论不僭越，辨别不狂妄。天下有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的道理就是如此。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就是所见诗歌不广，研究考察诗歌不够深入。试取汉、魏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晋、宋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南北朝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开元、天宝诸家的诗深入钻研，再只取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大历十才子”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元和年间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晚唐诸位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位的诗深入钻研，它们真实的是非是不能掩盖的了。倘若在这里还没有清楚的见解，那就是被邪魔外道蒙蔽了他的认识真实的能力了，那就不可救药了，终究不能领悟了。
提示：提出以禅喻诗的“妙悟”说。“妙悟”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领会禅理佛法的名词，即是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解说，不能用逻辑思维来推理论证，只能靠学习者的聪颖智慧去心领神会。诗歌作为一种通过审美境界反映生活的艺术，它的创作方法也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只能靠诗人对外界事物接触中的直觉感受。有了这种感受，就能顿悟诗法，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妙悟”。
作诗要有另一种才能，这与读书学问没有关系；作诗要有另一种兴趣，这与抽象说理没有关系。然而古人没有不读书，不深研理论的呀。但是（他们）不沉溺于理论逻辑，不落入语言的束缚（而能有言外之意），这才是上等的。诗歌，是吟咏情志心性的。盛唐的诗人（作诗）只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美妙之处清莹澄澈，玲珑剔透，（别人）难以接近，好像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彩，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诗歌写作作特别的理解领会，于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这些东西写诗，（写出来的诗）岂有不工整的呢，然而却终究不像古人的诗了。原因在于缺少一唱三叹的委婉的韵味啊！而且他们的诗作大多致力于使事用典，不追求兴致情韵；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完全篇，也不知诗的主旨落在何处。他们的末流更严重，焦躁叫嚣，愤怒乖张，大大地背离了（诗歌）温和忠厚的传统之风，简直就是以叫骂为诗了。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遭一次劫难的厄运了，可说是大不幸了。然而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了吗？回答说：有的，我只取其中合于古人（作诗标准）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尚能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的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地方。到了苏轼、黄庭坚，才开始运用自己的方法写诗，唐人诗风才改变了。黄庭坚更是在锻炼安排钩深峻刻上下功夫，后来他的诗法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赵师秀、翁卷之辈，独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稍稍恢复接近了（贾岛、姚合）清寒苦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他们不知（自己)是只落入了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就是盛唐诸公的大乘正法的境界呢！唉！正法眼藏不传己经很久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得到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一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高唱他们的诗就是唐诗正宗了，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说真正的唐诗只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呀，这不是诗歌发展道路的又一个大不幸吗！所以我不自度德量力，就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以喻诗，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决然地认定（作诗）应当以盛唐为法（原注：我后来舍而不说汉、魏，而只说盛唐，是认为汉、魏古诗的体制已经完备了）。（这样）虽然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在所不辞的。
提示：这一段对“兴趣”的内涵作了明确阐述。在《沧浪诗话》中“兴趣”的同义词还有“兴致”、“意兴”。严羽所谓的“别材”主要体现在“妙悟”上，或者说诗人只有通过“别材”才能达到“妙悟”的境界。严羽所谓的“别趣”和他“兴趣”说的特定含义是相通的。由“别材”而“妙悟”，由“妙悟”而“别趣”，这就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提示：这一段首先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说法，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现象，进而提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的“兴趣”说。所谓“别材”，就是说作诗不靠学问，靠的是诗人的特别的才能；所谓“别趣”，就是作诗不要议论说理，即使议论说理也要有理趣，这样的诗才能有“兴趣”，即有兴味、情趣的审美感受。当然要做到这些，归根结底离不开他的“妙悟”。严羽的理论虽有玄虚杳缈、不易理解之处，但作诗不能只靠学问和议论说理以及诗要有兴趣之说，无疑诗正确的。
<沧浪诗话·诗辨>全篇翻译
诗评 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入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大历之诗高者尚未识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随野孤外道鬼窟中。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文中子独取颜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为最下。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刘沧吕温亦胜诸人。李濒不全是晚唐，间有似刘随州处。陈陶之诗在晚唐人中最无可观，薛逄最浅俗。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濒、李益耳。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藉、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楚词惟屈宋诸篇当读之外，惟贾谊怀长沙、淮南王招隐操、严夫子哀时命宜熟读，此外亦不必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辈谓大招胜招魂，不然。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涕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戛釜撞瓮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唐诗僧有法震、法照、无可、护国灵一清江无本、齐己、贯休也。集句唯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至于刘玄休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耶？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苏子卿诗“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属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令人观之，必以为一篇重复之甚，岂特如兰亭丝竹管弦之语耶！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令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任昉哭范仆射诗一首中凡两用生字韵，三用情字韵，“夫子值狂生，千龄万恨生。”犹是两义，“犹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离情”，三情字皆用一意。天厨禁脔谓平韵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则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见之陋邪！诗话谓东坡两耳韵，两耳义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刘公干赠五官中郎将诗“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元后盖指曹操也，至南乡谓伐刘表之时，丰沛都喻操谯郡也。王仲宣从军诗云“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圣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是欲效伊尹负鼎于汤以伐桀也。是时汉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圣君，正与荀彧比曹操为高光同科。或以公干平视美人为不屈，是未为知人之论春秋诛心之法，二子其何逃？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苏子卿云“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刘公干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达夫赠王彻云“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金多何足道”又甚于以名位期人者。此达夫偶然漏逗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