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保定村”的建立纯属偶然。现在的刘建军，正着力于老挝保定合作区的筹划。据了解，老挝政府已经同意，划拨出矿山500平方公里、橡树育林100亩进行项目合作。其中包括汽车组装、金属冶炼等30多个合作项目，如果合作成功，将提供近万人的外出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津巴布韦政府也发出约请，希望在津巴布韦成立“保定村”，大力发展烟草业。
刘建军现在的职位是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创建更多的“保定村”是他当前的追求。1998年初，刚刚调任保定市外贸局长的刘建军，调集了大量资料研究、制定了开发偏、小、险、难市场的计划，以避免当时金融危机对保定外贸造成的影响。同年六月，他率考察团考察非洲国家。考察期间，他偶然获悉，有百十个定州人在赞比亚河的一个村子里种植蔬菜。
原来，这些在非洲的保定农民，是跟随北京一个修坝公司来非洲打工的。工程从修建到完工历时两年，这些农民修建工程挣钱致富后，发现当地有大量肥沃的土地闲置，就产生了在那里种地的想法。“那些定州农民对我说，他们不想回来，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搞种植业。他们盖了房子，种植了蔬菜卖给当地人，和当地人和睦相处。而当地的非洲朋友们，穷人吃肉，只有那些富裕的人，才舍得买菜吃。另外河北农民也为他们带去了便利、文明和实惠，所以当地人也不愿意让那些保定农民回国。”刘建军说，由于那些留守在非洲的农民们，护照都已经到期。于是他在回国后，帮那些留在非洲的农民们，重新办理了护照。并且在当年年底，把他们的家属也带到了非洲。第一个“保定村”的雏形基本形成了。
保定村的发展“洋插队”触角伸向全世界 留在非洲的河北农民生存情况，触动了刘建军在非洲广建“保定村”的想法。他确认：这是一条集体走出来，国外“洋插队”的新路子。刘建军介绍，“保定村”的建设就是：由政府同国外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动员中小企业带产业、带项目去海外合作，进而组织适应相关产业、工业的农民以及下岗职工前往“洋插队”。在选址上，要避开大城市，到高速公路通达的中小城镇的边沿，申请一块土地用以种树、种菜、养殖。之后再扩展建筑、开矿、木材加工、商贸、餐饮、橡胶、腰果、木薯棕榈油加工等其他产业。
就这样，一个区域性中国人居住模式就形成了，多数区域还会请当地警察局派人保卫。 “我们就叫这样的居民区为‘保定村’。”刘建军说。直到现在，在刘建军的努力下，已在五大洲的土地上，成功建立“保定村”48处，国外就业1.6万多人，征得的土地使用年限在39年至99年之间。“保定村”的企业都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同时推进了民间外交，增强了友谊。
经济方面“国外当地政府多数是将一大片土地划给白种，小则300亩，多则1万公顷，最多的能拨给土地2000平方公里，许多土地还有森林矿山，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2002年春节，仅定州市吕家庄在赞比亚的“保定村”，270名村民通过西联银行汇回国内的钱就多达900万美元，人均3万多美元。1.6万人如果平均汇回1万美元，保定就增加了12.8亿人民币的纯收入，至少相当于山区八个县的全年财政收入。”有了这样的结果，刘建军很满意。
劳务输出易县牛岗乡台底村陈来会一家4口，在2005年4月到蒙古国“插队”务工。他在砖厂当切砖工，其妻子给砖厂做饭。陈来会说：“在老家，我是贫困县里有名的贫困户，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一家一个月收入就是1万多元，干8个月我就可以回家盖新房，买汽车了。 ”
据了解，在蒙古国“保定村”6个项目中，仅天意达制砖公司就有来自易县和容城县的农民100多人，有两个建筑工地先后安排定州市、曲阳县两地农民100多人。另外在皮革加工厂、旅馆、饭店等行业落户的“保定村”，农民达300多人。接下来，他们还要申请更多的土地办农场、种小麦和蔬菜，承建总统府的扩建工程，发展矿业开采和打井等。
2005年7月11日，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20多位来自保定的农民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选举”，选出了村委会，选出了村长陈喜安。这标志着在当地创业、务工的300多名保定人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其实，在每一个海外的“保定村”内，都有村委会，有村长。中国的乡村管理模式移植到海外创业的保定人群中。
在刘建军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海外各“保定村”的通联方式。刘建军说，每个月他都要和各“保定村”进行联系，询问目前的状况。为了加强“保定村”的管理，确保村民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刘建军还制定了统一的村民公约，选出了村委会主任。2003年，各“保定村”里设立了党支部，刘建军为“保定村”谱写了统一的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