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明末清初历史的史书，共四卷。清代邹漪著。
邹漪，字流漪，江苏无锡人，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是当时著名诗人、文学家吴伟业的弟子，他也曾经以“故人子弟之义”卖掉房屋筹措资金而将老师吴伟业的《鹿樵纪闻》（又称《绥寇纪略》）刻印出版而被捕入狱，是清代文字狱的典型受难者之一。除下文将要介绍的《明季遗闻》外，他还著有《启祯野乘》等史书。
《明季遗闻》记事的上限始自明熹宗天启年间，陕西米脂县暴发农民大起义，终自顺治初年，满清政权平定闽广一带，对明末清初的动荡现实和频繁的朝代更替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明季遗闻》属私家著史，没有官修史书的诸多限制，不需要粉饰现实，“为尊者讳”，故立论比较公允；再加上据作者自序称，《明季遗闻》的史料来源，大多来自官方邸报、时人著述和本人的亲见亲闻，许多材料或者不被当时的官修正史所采用，或者与当时的正史记事颇有出入，因而成为研究明末清初这段动荡纷纭的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
《明季遗闻》以两卷的篇幅详细记载了南明朱由崧弘光政权建立的始未，条理分明，首尾完善，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对于南明王朝的不思进取和腐化堕落，作者深感痛心，评价弘光朝为“除声色货利之余无朝政，自浩命赠荫而外无功能”。对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结党营私，相互倾轧的政治腐败行为，作者在字里行间更是充满痛切之情，比如，根据书中的记载，当时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甚至私下里暗自盼望清军南下，宁愿死于清军，也不愿死在抗清名将左良玉之手，其忘国嗜利，恬不知耻的卑劣行经，实在让人切齿痛恨。第一卷中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北京城陷落，崇祯帝自杀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载，也颇为详备，但其中对起义军颇有污蔑之词，而对于崇祯帝及镇压农民起义的明代官吏则不无粉饰之嫌，第四卷对于隆武，永历两朝的记述，大概由于史料匮乏，显得比较简略薄弱，只是粗略地概述了两朝建立的简单经过。
邹漪虽是吴伟业弟子，对其师也颇为敬重推崇，但并不象其师一样以明朝遗老自居。因而《明季遗闻》中的史事记载，除了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某些大肆攻击以及对崇祯皇帝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吏有所粉饰外，其余的大部分史事都立论公允，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例如书中详细记载了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迫近北京城、北京城危在旦夕之际，当时的大臣张缙彦、李明睿等人都力主且极力劝告崇祯皇帝南迁，但当时东林党人却出于门户之见，对这一合法建议痛加谴责，迁都之事当然也未能成行。
《明季遗闻》中作者即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一事件的始未进行了详细记载，并在记载过程中为张缙彦、李明睿、王燮等力主迁都的大臣进行开脱，并流露出对东林党人门户之见的不满，因而遭到了全祖望等东林党人的攻击。全祖望在《鲒？亭集》的“李梅岑纪事”中曾写道：“邹氏《明季遗闻》秽诬不堪，为张缙彦，李明睿、王燮各曲笔增饰，是思以只手掩天下目也。”但全祖望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明季遗闻》采辑稗史，端重史料”的历史功绩。可见，他在前面指责《明季遗闻》“是思以只手掩天下目”也并非自己的平心之论，恐怕也是自己囿于门户之见的一种歪曲吧。连攻击该书的人都承认其具有“采辑稗史，端重史料”的价值，足可见该书的史料价值。也正因如此，《明季遗闻》成为我们今天的史学者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但也毋庸讳言，作者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大肆攻击，对明王朝的君主及忠臣都多有粉饰，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辨明并加以抛弃的历史的糟粕。
《明季遗闻》对农民起义军大肆攻击，对满清王朝却颇多增饰，书中凡是出现关于清军的字样，并不以“虏”称之，而是恭称为“皇清”，甚至在记载清兵入关，李自成弃北京城而走时称清军入关是在为明王朝伸张正义报仇雪恨。虽然如此，但因为书中比较客观地详细记载了晚明时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清活动，而且在纪年时仍然沿用了明王朝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触犯了清王朝的禁忌，同时他本人又是力主抗清的名士吴伟业的弟子，所以他的《明季遗闻》不管他如何小心恭敬，都没有逃脱被清王朝禁毁的命运。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臣奏请乾隆皇帝在得到允许后于同年将该书禁毁。
因为《明季遗闻》曾遭禁毁，长期以来一直以抄本流传，所以现存各个刊本，抄本等都内容各异、详略不一，其中又以康熙年间刊本最为完整。全书共有四卷，每卷卷首均有作者自序及凡例。其他的如南陵许氏的藏抄本以及流传各本，内容都比较简略。晚清道光年间刊行的《昭代丛书》本，仅有一册，而且不分卷，与上文提到的康熙年间刻本比较，粗看似乎是不同的两本书。但细加考阅，便会发现两者内容及记史风格均出一辙，只是将卷一中记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事的部分尽行删去，将卷二卷三中记载弘光朝史事的两卷前后次序颠倒，且详略有变化，卷四记载隆武，永历两朝史事仅到李成栋反正，其妾自刎而止，其他方面均同于《明季遗闻》，这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抄刻本，由于害怕触犯清王朝的忌讳而大加删改，以致于失却了该书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