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是什么时代的人？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王充是那个朝代人
东汉。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字仲任，出生于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师从班彪。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做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派遣公车征召，不就。汉和帝永元年间，卒于家中。王充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其思想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并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其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
文言文王充求学翻译
《王充求学》孤儿王充自幼喜读书,且过目不忘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国元城郡迁徙而来。王充小时候是孤儿，在乡里以孝顺被称赞。后来到京师，在太学求学，跟一个叫彪的扶风师学习。王充喜欢读书，而且无书不读，没有特别的限制。由于家里穷，没有书可读，他常在洛阳的市集上游走，看人家卖的书，看过一次后就能背诵，因此，对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很熟悉。林之栋善画兰，好游，闻兰所在，则必大寻之。樵者或告：某山大壑中，常闻兰花气特多，茅棘虎豹，不可行。林乃募壮士执刀矢火攻，具裹粮（1），鸣金入深谷中，若当劲敌者。至则兰叶长丈许，花大如掌。自是，所画兰益奇变。
王充求学翻译加解释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选自后汉书.王充传)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国元城郡迁徙而来。王充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在乡里以孝顺母亲被称赞。后来到京师，在太学求学，扶风人班彪（汉代著名史学家）做了他的老师。王充喜欢广泛地阅读书籍但不死记硬背。由于家里穷，没有书可读，他常在洛阳的市集上游走，看人家卖的书，看过一次后就能背诵，因此，对各家各派的学说著作都很熟悉。
会稽上虞：古地名，今浙江绍兴一带 王充像
孤：少年丧父 徙焉：搬迁到这里。徒，迁移。焉，于的合音，在这里，到这里的意思。 太学：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 扶风：古地名，今陕西境内 而:而且 辄:就 遂:因此 肆:集，市集 扶风班彪:扶风人班彪，汉代著名史学家 师事：做……老师 王充：东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著有《论衡》，认为天是自然存在的，世界上没有鬼神。 京师：首都。东汉的首都是洛阳。
王充的一生有什么贡献？
王充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很多，今天能够知道的就有《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和《养性》等多种，但只有《论衡》保留至今。关于《论衡》，王充自述称：“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也就是说，他作《论衡》的目的，就是要批驳那些流行于世间的伪诈、荒谬、不诚实的著作。所谓“伪书俗文”，主要是指当时盛行的神学化了的儒学，特别是所谓谶纬之学。“谶纬”本是一种用来解释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书，起源于西汉末年，但在后来发展出很多预言吉凶之类的迷信内容。东汉第一个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就是靠谶纬起家的，据说当时有一条谶言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期之际火为主”，预言了刘秀将会推翻王莽新朝，光复汉室。由于这个原因，自刘秀起，东汉的皇帝们大多笃信谶纬，甚至将81种纬书列为官方学术典籍，供人学习。这些纬书当中大多充斥了各种各样奇异荒诞的迷信内容，而它们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更是严重。王充作《论衡》，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破除这些迷信。《论衡》当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譬如《书虚篇》、《儒增篇》评判了很多奇异怪诞不合乎常识的历史记载；《物势篇》批判了“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奇怪篇》批判圣人出生的各种怪异说法；《变虚》、《异虚》、《雷虚》等篇批判了“天人感应”说；《道虚》、《龙虚》篇批判了长生不老之说；《寒温》、《变动》、《明雩》、《顺鼓》、《感类》等篇批判了灾异缘起人事的谬说；《遭虎》、《商虫》篇否定了虫虎之害因政而起的妄言；《订鬼》、《论死》、《死伪》、《纪妖》等篇批判了人死为鬼说等。在《论衡》中，王充往往以严密的逻辑、辩证的分析、详尽的事例，对各种世俗的迷信观念加以批判。以对“人死为鬼”说的批评为例，王充很风趣地写道，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所见的“鬼”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人们对鬼神的祭祀，有的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借以勉励后人。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在今天看来，这些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但要知道，在当时，王充作这些文章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在一个举世皆崇信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里，发出这样的怀疑很触忌讳，在王充之前，就曾有朝廷的高官因为对皇帝直言对于谶纬的怀疑而被贬斥。从现在的角度看，由于时代的局限，《论衡》当中有很多内容并未能彻底摆脱神学思想的束缚；但是，在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学说甚嚣尘上的氛围中，正需要有一种尖锐的新思想来冲击一下那些陈腐的东西，而《论衡》正是这样的力量。王充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他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所以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因此，王充严厉地批判了古代典籍当中一些带有奇幻、夸饰色彩的内容，对于汉代流行的讲究铺陈藻彩的赋体文学也多有抨击。
王充的后世评价
章太炎：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译文：汉代得有这么一个人，是能够用来振奋耻辱的。知道现在也很少有这么能有他这高度的人。胡适：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王充的论衡》）扩展资料：王充的一生：1、王充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2、刺史董勤征聘他为从事，改任治中，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即汉章帝）特地下诏派遣公车（朝廷征聘贤人特定的车马）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力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在家中。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充
王充的一生成就
王充(27-约97)，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进太学学习，拜班彪为师。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
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王充在思想学术上有哪些成就？
王充（27~约101）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到京师洛阳入太学，拜班彪为师。他一生撰写了《论衡》、《讥俗节蚁》、《政务》和《养性》四部著作，其中《论衡》一书流传至今。《论衡》85篇，是我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在书中，王充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统治者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系统地清算了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表现了作者反正统思想的战斗精神。从这种精神出发，作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许多篇章如《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自纪》等篇中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