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雍正放过曾静，为何乾隆一定要杀了他？
《大义觉迷录》是有清一代最大一次涉及全国的文字狱，即吕留良（1629-1683）、曾静文字狱案的真实记录，也是泄露清代宫廷内幕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满书的充满诡谲和血色。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湖南儒生曾静派徒弟张熙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岳钟琪先是软硬兼施未果、后伪与张熙盟誓谋反而套出幕后指使曾静，从而拉开了吕留良文字狱的序幕。其实，书生往往意气用事，习惯于把世人看做清水一碗，岂不知世事诡谲纷杂，不是之乎者也那样的或迂腐或率直。曾静仅凭朝廷对岳钟琪猜疑的道听途说，便忽悠岳钟琪乃岳飞后裔，投书劝其谋反，很显然，曾静打错了算盘。曾静等锒铛入狱后，供认是受吕留良著述的影响方起造反之念的，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大搜捕、大文字狱。在雍正一干人马的强大攻势下，曾静便匍匐了，把所思所想一股脑倒了出来，一言自己是“弥天重犯”；再言自己是“向为禽兽，今转人胎”；复言吕留良的“逆说”“是有心为恶，而假托为善，以掩其恶。”之后，曾静拿起那只秃笔，著《归仁说》，把满清王朝吹得天花乱坠、把雍正及其祖上捧为圣人，兼有尧、舜的美德。在耿直人看来，知识分子变节时的摇尾乞怜尤令人厌恶。看上去，《归仁说》洋洋万言，当真把雍正吹迷糊了，也拍得舒服，于是曾静保住了脑袋，但也不尽然，因为雍正看重的是曾静的善于吹捧，后来启用了曾静的嘴巴，被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作报告，现身说法，向百姓宣扬雍正圣德。其实，曾静案发时，吕留良已作古45年矣，其生前与曾静毫无瓜葛，根本不知道曾静老大贵姓，但雍正认为既然吕留良“流毒”忒深，他死了也不能让他安息。遂于雍正十年（1732年）大开杀戒，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枭首，另个儿子吕毅中被斩立决，孙辈流放黑龙江宁古塔；案内学生、门人及其亲属或被凌迟族刑、或被斩立决、或流刑、或杖刑、或收官为奴。此案牵连者甚众，皆属无辜。酷刑之下，社会委实“稳定”了。但在“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的曾静压根想不到事情会有突变，乾隆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拿他“开刀”：收缴焚毁《大义觉迷录》，雍正十三年（1736年）十二月，曾静、张熙被凌迟，这也是吹鼓手的下场，可悲。乾隆摘掉曾静脑袋的理由是援引了雍正办理吕留良文字狱的先例：即攻击朕自身者犹可原谅，攻击皇祖者必得诛杀。在乾隆看来，吕留良谤议了康熙，曾静谤议了雍正，而雍正去吕氏留曾氏；如今我乾隆上台了，那你曾静当初攻击的就是我的皇祖，我就可以杀你了。不难看出，这是十足的流氓逻辑，这在中国法制史上也算是一堆臭狗屎了。雍正把吕留良文字狱案搞大，并编纂《大义觉迷录》，残杀吕氏而独留曾静，我想，这是雍正高明的一招，有打有杀、，再搞一番“宣传教育”，一可以扼杀民众的反叛思想，杀一儆百；再可以宣传满清王朝的文治武功和自己的道德仁义，可谓一箭双雕。到了乾隆这儿，图穷匕首见了，他要的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大好局面”，所以在乾隆朝，文字狱搞得红红火火，至于禁毁《大义觉迷录》，我想，书中涉及的清宫秘密和大造文字狱的残酷实录不能不被乾隆忌讳吧。
乾隆与秦始皇谁焚书比较多？
秦始皇烧的书没法与乾隆相提并论，秦的历史很短，而且也不是全面毁禁，由国家保留少量诸子百家的书，只销毁民间的，而且还很不彻底！清就完全不同了，从毁禁的范围、时间跨度到处罚力度都亘古未有！
由清代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说开去楼主
最近看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里面摘引清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中的一段话，觉得有点意思，摘录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比岁兵兴东南海隅，忧患日出，士大夫习享承平，仓皇迷闷，欲访寻曩碟以为前事之师，而书之有者无几。呜呼！……”
我常听见有人为清朝文化专制辩护说，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文g，所以满清也并不特别值得谴责，甚至无足道。其实这是不确的。
第一，从维持的时间来说，满清的文字狱，对文化严厉摧残百年有余，这一点，无论焚书坑儒还是文革都不能与之相比，一长一短，后果便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压制的规模广度程度上说，也有差异。
记得鲁迅曾经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秦始皇叫过屈，说秦始皇虽然烧书，但技术科学方面的书籍是保留的，而且也有容纳博采别国思想的气量，所针对的仅仅是一披泥古不化的儒生和骗人的方士而已，所以和德国纳粹的焚书是有本质区别。
至于文g，把某某书批判成毒草倒是有之，把某某书籍彻底从地球上消灭禁绝。或者任意篡改的想法，却是从来没有，相反有些自信的可爱，一定要被批判的书作为毒草标本靶子来加以攻击的，如果靶子没有了，那还怎么攻击，怎么批判呢？
清朝的禁书就不是这样。我买了一本《清代禁书总述》，我大略翻了一翻，看看里面列出的书籍真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那就实在不知道清朝的统治者肚子里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明明是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那就让人啼笑皆非了。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敏感程度似乎已经有些神经器质性病变的征兆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摘取几个字，看看以这几个字开头的，有哪些书是被满清禁毁的。
先看个“经”字，禁毁名单有《经锄堂集》《经话甲编》《经济考》《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史辨略》《经史辩体》《经史镜》《经史提纲》《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文新编》《经世文新编序》《经世要略》《经武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
这些书被禁毁的原因，有些我也看不太明白，比如《经锄堂集》介绍里说是清叶奕苞纂写，而这个叶奕苞“博雅，擅诗歌，能画，康熙年间荐试鸿博，有《金石补录》等著作”，从这个介绍来看，似乎应该是清庭的一个好奴才，好帮闲，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本书“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之中”，莫名其妙。
至于《经济考》则被禁的原因都没有介绍，就交代说是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
《经济类考约编》则总算交代了被禁的原因，“此书因‘内有龚定孳序’，而为安徽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个龚定孳是谁？他做了一个序，一本书就被禁毁。
《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全都是明朝的人写的书，对于谈明色变的满清来说，这些书被禁毁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看看“军”字打头的，这个比较少，只有三本，两本是同名的书，都叫《军器图说》，另一本是《军中遗稿》，都是明代人的作品。第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根据介绍，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此书为江苏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准禁毁”。另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代朱铮撰写，被收入《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全毁书目内
我们最后不妨再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字“明”，以这个字打头的禁毁书籍太多，故只列名单。下面就是了：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我数了一下，光是以“明”字打头的被满清禁毁的书籍就接近一百五十种。
因为好奇去看了《明宣宗宝训》禁毁情况的介绍，摘录如下“乾隆四十八年九月，检查红本办应销毁书籍总档载，此书‘系宣德宝训，查从前明代实录宝训已经奏明销毁，此册仍应销毁’”
《明杂录（佚名）》的情况似乎更有趣味，这本书的作者是清朝人，自己在书的序里就已经战战兢兢的说“后编所载之事皆出自……等书，并不敢妄增一字，第未经本朝颁定，似乎未可尽信。兹姑仍其旧说约略成篇，以自附于蒙瞽之义也，待史馆告成，此册竟作覆瓿可也”。也就是说作者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低三下四的承认因为没有经过清朝的颁定，所以不能尽信，等到史馆告成，这本书就可以象破碗一样扔掉了。
清廷的统治者也终于没有辜负这个作者的期望，这本书“为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禁毁”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就是被禁毁的关于明朝书籍的全部，去看以“皇”字打头的禁毁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是以“皇明”开头的书：《皇明……》，从《皇明从信录》一直到《皇明奏疏类抄》又是几十种书，清廷的统治者对“明”字的敏感和畏惧真是到了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书名中直接出现“明”字的禁毁书籍有这么多，至于名字当中没有“明”，而内容和明有关的禁毁书籍就更是不知其数了，比如《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还有以“甲申”开头的一系列书也都在禁毁之列。还有《朝鲜征倭纪略》讲述的大抵是明朝抗倭援朝的事情，和满清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果还是被禁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检查红本处应销毁书籍总档续办第六次应毁书目中列入此书”。
不过看了开头摘引的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列出来的禁毁书籍名单还只是被满清统治下被消灭的书籍中的一小部分，是冰山一角。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小部分，因为这些书毕竟都留下了名字，尽管有很大部分的禁毁书籍彻底消失灭绝，但还有一部分是逃过了满清罗网，甚至因为在名单之上，反而被刻意搜求保存，留存至今。相比之下，倒是更大部分的书籍干脆名字都没有留下，就直接在清廷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下，被藏书者安全起见而销毁了，就如王芑孙所说的这种情况“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
“拉杂烧之”就是这些书的命运了！
少数书籍，比如《天工开物》，不在满清禁毁书籍的名单之中，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几乎从中国土地上彻底消失，最后却从外国如日本法国的图书馆中找了回来，这是很幸运的。更大部分的书，恐怕就没有这么运气。
满清治下藏书者这种“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随便拿乾隆制造的百多起文字狱中的一个作为例子，就能明白清朝文字狱究竟恐怖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自己把书烧了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江苏震泽县卓汝谐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中有悖逆词句，于是清廷爪牙就到两人家中抄检，《忆鸣诗集》并没有抄检到（估计这两人看见有人告发，就赶紧把书烧掉了，以为把书烧掉就总没有事情了，可惜是天真的一相情愿），抄检到三本《高樟阁诗集》，这是两人的曾祖父卓长龄所著的诗集，里面查到有一句诗“可知草莽头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结果就罪名落实，被指为“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也不知道乾隆和他的爪牙所谓的天良天理是什么，是汉人被他们入关的祖先屠杀了，残害了，还要歌功颂德感恩戴德感激涕零口无怨言么？他们的屠杀蹂躏或许在他们心里已经成为施与被屠杀者被残害者身上天大的恩德，如今不知报恩，反而要痛心垂泪，那自然是丧尽天良，灭绝天理了）。罪名既然已经落实，那么剩下的就是判决了，怎么判决的呢？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一个本来活的停滋润的家族，仅仅因为收藏了曾祖父和祖父的诗集，结果就导致了家破人亡，凌迟的凌迟，斩首的斩首，为奴的为奴的下场，的确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不是满清自己的档案把自己凶虐残暴到顶点的作为记录下来，谁又能相信这是事实？设想一下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明代而是生活在满清统治下，光凭他书中的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光凭他对车迟国国王好道教而失德讽刺当朝皇帝，就足够他凌迟一百次了，不光他自己凌迟，他的家人，他的子孙都要被斩首。幸亏吴承恩是活在明代。
但我们也不能不叹服清廷这种极端高压残暴黑暗严密的恐怖统治也确实是收到了奇效。不仅历史被他们尽情掩盖篡改歪曲，制造了百多起类似文字狱，屠杀平民数量级在千万以上的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两位）竟然被吹捧成为圣慈无比的仁君明主，甚至清亡之后将近百年，还有人对这种盛世明君的谎言深信不疑。
我一直以为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象满清一样把恐怖的威力发挥的如此淋漓尽致，推到如此极端如此疯狂但又如此成功的地步。
对清廷来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得不得民心的问题，他们有把所有人都彻底屠杀的决心和勇气，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残暴，反抗意志再坚决的人，最后除了屈服认输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他们要的就是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出一口，除了颂圣，就不敢发出别的声音的效果。当屠刀淫威下强迫的颂圣成了惯性的时候，慈君圣主的形象也就被牢固树立起来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存在也就无可质疑！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况这谎言重复了不止一千遍，而是在屠刀的淫威下全国上下上亿人口重复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外来更强大的暴力打碎了满清刻意制造的盛世谎言，露出了蒙在歌功颂德外皮下面的真相，那恐怕所谓康乾盛世还会变成康乾嘉道盛世，这恐怕也不会令人意外。
制造文字狱，焚书禁书是满清为征服人心而采取的措施。探究其源，其实这和满清从一入关开始就以不断屠城屠杀无辜平民来作为征服土地镇压反抗的手段，是一脉相承的
说起来屠城本来是满清向蒙元学的手段，但就凶残程度而言，实在是把这个手段发挥的更淋漓更透彻。蒙古人屠城的时候，至少还是保留工匠不杀，而满清却不然，只要稍遇反抗，就必定把满城无辜百姓屠杀干净而后满意，才不管什么工匠不工匠。所以如果蒙古遇到满清，那也是只能自叹不如的
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科技经济全面落后于西方，于是不同的人纷纷去寻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门，说是儒家文明，说是农业文明，说是程朱理学，还有科举制度，还有直接归咎于明朝的统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实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答案根本就是伪问题，伪答案，其荒谬程度和几个近视眼为了比较谁的视力更好，就比谁能说出远处匾额上的字，结果到头来匾额根本就没有挂一样，甚至更荒谬。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和明代中国一样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资本主义发展，政治哲学理论发展还落后于同期的明代中国）的英国以及西欧，如果和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我倒是想知道，那还会有什么狗屁资本主义？它们如果比中国发展的更快，那才是见鬼了。
连比较的前提都不一致，这样的问题不是伪问题，那又是什么？
就如同现在有两个人，甲遇见一帮强盗，头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没有遇见强盗，健康的活了下去。现在却有蠢人来煞有介事的问：为什么甲比乙短命？于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样煞有介事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甲不注意锻炼身体，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说，错了，甲就是锻炼身体过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说甲有心脏病，所以短命，有的说甲有高血压，有的说甲喝酒过度，身体脆弱，有的甲吸烟，更有干脆的则说，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当然的。可惜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脑袋同样被砍掉，他还会活么？既然同样不会活，那么这些理由不是屁话又是什么？
其实真要问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受到远远落后于自身文明的狩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屠杀，而英国和西欧在那个时候，在它们国家的旁边却根本没有这种民族的存在？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客观因素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这倒才是一个真正值得问的问题！
乾隆为何要禁《大义迷觉录》？
第一件是他下了一道旨意，要求湖南督抚捉拿曾静、张熙等人，并秘密押解到北京候审。此后，他又亲自关照刑部，并让亲信徐本亲抓此案，从重从速地了结了两人的性命。另外一件就是他听取了徐本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收缴一本叫《大义迷觉录》的书籍，并禁止民间讲授和私藏。乾隆一向以孝顺自诩，登基后更是谨慎行事，如履薄冰，以不更改雍正的重大决策为施政原则。然而，他所杀的曾静和张熙二人都是雍正下诏不杀之人，而《大义迷觉录》更是雍正亲自编撰，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讲授的“钦定读本”。在这本《雍正王朝之大义迷觉》中，史景迁讲述了曾静、张熙为何被杀的始末，也描述了《大义迷觉录》这部奇书形成、流传、禁毁的过程，乃至期间横生的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雍正年间，文人曾静伙同学生张熙以投书的形式，鼓动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起兵推翻清朝，随后二人遭到逮捕，并牵涉出一串发表“挬逆言论”言论的名单，其中包括被雍正灭门的吕留良。而史景迁在书中提到的这本《大义迷觉录》，正是雍正对不利于自己传言的集中辩解。在这些传言当中，关联着雍正杀弟、逼死母妃甚至害死康熙篡位的谣言；也牵涉到雍正朝诸多的政治改革的评价。雍正之所要编撰这本书，并且颁行各省，每月讲读两次，甚至遍及乡村，就是希望“逆贼狼嗥犬吠之词”来“使穷乡僻壤感发其忠爱之天良，共明夫尊亲之大义也”。但是，随着此书广行天下，人尽皆知时，雍正这种自逞笔舌只能，撰文辟谣的结果，反倒弄巧成拙，非但未能端正视听，竟引起天下之人竞相窥视宫廷斗争。原来，对清代皇室，民间更感兴趣的不是“义正言辞”，而是类似于“吕四娘刺死雍正”的传说。难怪乾隆皇帝会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违背雍正政策也要对此“斩尽杀绝”。就算历史事实遭到了“毁尸灭迹”，最终它也会“改头换面”，以其他的方式留下证据。事实上，这此期间，清朝的儒士或目睹此事，或在其间推波助澜，并以惊人的细密面对它，因此留下极为庞大的档案，见证这段历史。而史景迁正是从这些纷杂的材料当中，用他的“春秋”笔法，向我们勾勒出这一奇案的全景和细节。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孤立的案件，它的原委可上溯至遥远的过去，部分是在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的军事冲突与知识论辩中，部分则可远溯至古代，甚至迄于孔子之前中国哲学、历史文本粗具雏形的年代。在此，我们还看到，身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他们一方面汲汲营营于儒士的名位，另一方面又身陷于科考的迷茫之中；他们一方面皓首穷经，但又得对上位者所做在他们看来是专横、负面的决断逆来顺受。甚至，这样的悖论性格至今也在延续。而对于像雍正和乾隆这样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在处理此案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只是因为政治目的的不同而已。在面对民间林林总总的人物、形形色色的百态，雍正欲正视听的企图显得并不足道，而乾隆的“杀”字诀亦不能杜天下人悠悠之口。事实上，在史景迁看来，两个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以为把书烧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或者，这正是史景迁写作这本《雍正王朝之大义迷觉》的意义所在。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怎么样
喜欢历史的朋友，不可不读史景迁。史景迁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方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几十年下来，在他的笔下，已汩汩流出了近十部文学味道很浓的有关中国清代及近现代历史的著作，深受美国读者欢迎。我有幸得到朋友赠送的两本书《皇帝与秀才》和《王氏之死》。 这几天终于把这两本看完了，感觉跟想象的不太一样。与高阳等历史小说家相比，史景迁的故事讲得并不动听，何况他讲的本来就不是故事，而是历史，这一点从他引用的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小说可以杜撰情节，史书必须忠于史实。 《皇帝与秀才》很值得一看，至少他澄清了我对吕留良一案的误解。之前看过的史书提到雍正朝吕留良的文字狱时，重点都放在吕留良身上，对于曾静不过是一语带过。而此书关注的重点正是曾静这个湖南偏僻小乡村的穷秀才，而不是一代大儒吕留良。 在港台版的一个清宫戏里，曾静被写成一个绝世武功的高人，与雍正皇帝既是好友又是情敌，因为他们都爱上了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后者在广为流传的野史中刺杀了雍正皇帝。对照一下史实，你会发现热播的电视剧竟是如此的可笑。 曾静本是一个没有多少见识的乡村私塾先生，只因受了吕留良书籍的影响，及听信了乡间的流言蜚语，对雍正皇帝颇为仇恨，并遣弟子张熙送信给陕西总督岳钟琪，鼓动后者起兵谋反，因为据说后者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后裔。孰料这个岳钟琪设计骗得张熙的信任，供出若干人等。故事便从这里展开，先是大搜捕，后是大审讯，最后的结局奇就奇在雍正皇帝不但没有治曾静的谋逆之罪，反而将其洗脑成功，还合著了一本《大义觉迷录》，并令之广泛流传。而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却因著作对世人的影响，以致开棺戮尸，子孙弟子或处斩或流放，受株连者不计其数。更让人称奇的是，乾隆皇帝继位后，曾静重新被问罪，落得跟吕留良类似的下场，而《大义觉迷录》从此被列为禁书，直至清朝灭亡。所有这些匪夷所思的事件，答案都在这本书中。 《王氏之死》的可读性就差了很多。其实书中提到王氏的地方只是结尾几页，大量篇幅都在讲述山东郯县的民俗民生，书中大段引述了《聊斋志异》的段落，以作为正史的补充，这点似乎与史景迁的其它著作不同。不过作为清代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后来我去图书馆又找到了两本史景迁的书，一本叫《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本叫《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前一本是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结集，讲的是历史上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及中国对外国的影响，没怎么看太懂。后一本很不错，我一直看到晚上2点，讲述了从1895年百日维新到1980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次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及所受的影响，主要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鲁迅，丁玲等几个人。 史景迁的书我还有几本没有看过：《中国皇帝》《大汗之国》《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有机会也找来看看。他跟黄仁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前者侧重写事件，后者侧重讲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