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沣的人物评价
周恩来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①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②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③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④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⑤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扩展资料：1900年，随着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如火如荼地发展，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在这一年的6月19日清政府总理衙门突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馆，表示不再对公使馆进行保护，并限令一切外国人需在24小时之内离京。各国公使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愕然。深夜，各国公使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对离开时间能够进行宽限，并要求总理衙门在第二天上午9时进行答复。6月20日一大早，德国公使克林德更是气势汹汹地坐着轿子打算到总理衙门质问清政府为何要求外国人撤离，当克林德一行行进到东单楼时，被神机营章京恩海率领的巡逻队拦截。素以跋扈著称的克林德向巡逻队拔枪射击，双方发生交火，在激战中克林德被击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克林德事件。此事成为后来八国联军侵华的重要借口。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并派出了以奕劻和李鸿章为首的议和团与西方列强议和，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12月27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们提出的12款《议和大纲》。其中第一款就写明“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代表中国皇帝致惭愧之意，并于被害处树立铭志之碑”。关于立碑一事，清政府答应得十分爽快。但关于赴德去“道歉”的亲王人选，清政府迟迟没有定下来，因为让一个天潢贵胄远渡重洋去战胜国道歉，此等屈辱事唯恐避之不及，怎会有主动请缨者。正当亲王人选久拖不决时，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德向清政府的议和大臣李鸿章和奕劻推荐了年仅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载沣之所以成为赴德道歉的不二人选，德国人看重的是载沣的身份特殊，作为光绪皇帝的胞弟，慈禧的亲外甥，载沣的地位相比于其他亲王更尊贵，更能表现出清政府的“道歉诚意”。在确定了人选后，1901年6月5日，远在西安的慈禧和光绪帝正式任命载沣为“头等专使大使”，并任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精通德语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随同载沣出访。万事俱备后，1901年7月12日上午，载沣一行从北京的永定门启程，下午到达天津的塘沽，登上了轮船招商局的安平号海轮。7月15日，轮船到达上海。又换乘德国的拜安号轮船前往德国。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航行，载沣一行人8月23日到达瑞士西北边境靠近德国的巴塞尔。但在这时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了，清政府与德国政府在载沣觐见德皇的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此次载沣出访是以亲王的身份去德国道歉，所以清政府对于礼仪问题十分在意。当时的清政府驻德公使吕海寰在载沣出使前就曾向德国外交部询问会见的礼仪，可德国方面却迟迟没有答复。直到8月19日在载沣快到德国时，德国政府突然通知吕海寰，“德皇在白厅坐见，王爷行三鞠躬礼，递书，致颂。其参赞随同入见者，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节叩首。”吕海寰听闻后，马上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认为德国皇帝坐着会见中国鞠躬的亲王，并且随从们还要下跪叩首实在是无礼的要求，清政府万万不能接受，“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想想也是，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怎能在“洋鬼子”面前下跪呢，让一个亲王道歉就已经够失面子了，再跪下这不是把祖宗的脸面都丢尽了。吕海寰深感问题严重，接连向载沣和北京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以及西安的慈禧、光绪帝等发去了电报，寻求应对之策。西安方面接到电文后，马上致电吕海寰：“中国惩罪赔款，久已诚心谢过，特派亲王出洋，本欲重修旧好……乃德主坐见尤于邦交之礼未协，务望设法电达徳外交部，切实力争为要。”可作为一个战败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根本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诚如德意志历史上的著名皇帝腓特烈二世所言：强权就是公理。德国方面对于吕海寰的交涉置若罔闻，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不肯更改礼节，甚至扬言如果更改礼节德国皇帝将拒见载沣。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远在西安的慈禧要求吕海寰继续与德国外交部进行磋商，“磨得一分是一分”，同时告诉吕海寰，如果“切实不能挽回，应与照会议明，此次专使原为道歉，姑为通融酌允，以后仍按照各国通行之礼，不得援此为例”。而奕劻和李鸿章均认为，坐受国书尚可容忍，而参赞跪拜决不能同意，并且他们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载沣会见德国皇帝只带翻译，其余参赞或托病或暂避他地，避免与德国皇帝见面。同时北京的议和大臣还以此为理由拒绝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希冀于利用列强间的矛盾能够对德国政府进行施压。而此时，德国方面态度也出现了软化。9月2日，吕海寰和德国驻巴塞尔领事通知载沣，德国外交部表示，德皇同意接见清政府使团，递呈国书时可只带荫昌一人作为翻译，免去跪拜礼，都行鞠躬礼。这样双方的礼仪之争方才告一段落，9月2日的晚上，载沣开始离开巴塞尔前往德国，3日抵达波茨坦，4日中午，载沣在荫昌的陪同下来到了德国皇宫。载沣向威廉二世行三鞠躬礼，递呈国书，宣读致辞，大意无非是“敝国去年乱事的酿成，责任乃在于误国的庸臣，并不是我们大皇帝的过错。不过臣民有罪，皇帝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深感抱歉。现在幸喜议和即将订好，笼罩在两国之间的云雾就要散去，而变得天朗气清了。祝愿我们两国永释前嫌，增进友好”。面对一国亲王的“道歉”，德皇显得十分地傲慢，不仅坐受国书，发表答词时也并没有起立，答词也非常地措辞严厉，“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之忱，遂谓前愆尽释”，足见威廉二世这位战争狂人是何等的不可一世。不过在载沣眼里，这已经算是“大局保全，国体无伤了”。访问德国之后，载沣本想顺访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德国的强烈反对，“若往欧洲英意比，有违专诚之意”。为了不给德国人口实，载沣以身体不适和回国完婚为由，放弃了访问欧洲其他国家的计划，启程回国，完成了这次带有屈辱性质的“道歉”之旅。醇亲王载沣这次赴德道歉之行，对于清政府而言带有战败国的“谢罪”性质，可说是有损国家形象。但对载沣而言，却收获颇丰。首先通过这次出访，让载沣开拓了眼界视野，加深了对国外的了解。其次如果说在出访前载沣还是一个乳臭未干默默无闻的小王爷，那么在出访后，载沣已经中外闻名，更有人赞载沣是“从今一代擎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最后，通过这次出访，载沣“圆满”完成了政治任务，让慈禧甚为满意，也为其以后仕途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如何去德国“道歉”？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爱新觉罗·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的读音是什么？
“爱新觉罗·载沣”的读音是：[ài xīn jiào luó ·zǎi fēng]读音：[ài xīn jiào luó ·zǎi fēng]人物介绍：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年），晚年自号“书癖”，改名“载静云”，清摄政王。满族，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第五子，道光帝之孙，光绪帝之同父异母弟，宣统帝之父。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年2月12日）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人物简介：光绪十六年（1890年）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他于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谢罪，拒绝德皇跪拜要求，坚持大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年—1911年），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被迫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次年他被迫同意儿子溥仪退位。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拒绝日本人劝降之要求，并怒斥其子溥仪投靠日本，之后返回关内居住。解放后，载沣将醇王府贡献给人民政府以作公用。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2月3日病故。
为什么大清成也是摄政王多尔衮，败也是摄政王载沣？
从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起。当时只有三岁的溥仪过继给光绪，让他继承了皇位。因为他当时还年幼，便由他的父亲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替她处理政事。当时的袁世凯可谓是位极人臣，不但担任机大臣的要职，一手掌握军事大权，而且在朝中党羽众多，势力庞大。而且因为他曾经出卖过光绪帝大力支持的戊戌变法的人，光绪对他十分嫉恨，作为他的弟弟，载沣对袁世凯自然也没有好印象，他决定诛杀袁世凯。结果遭到另一位重臣张之洞的反对，他认为在皇帝刚驾崩时就铲除旧臣不吉利，再加上可能会引起朝堂动荡，最终载沣仅以袁世凯需要养病为由罢免了他的官职。
载沣在清朝灭亡后都做了些什么事？
早在载沣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就曾经发出邀请，要求他出使时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于势不能不允”。他又曾预料到，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觉得都不便拒绝。因此他曾经奏请西安行在，给以方便，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从权答允。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
然而载沣认为访问太多也不可能，打算只访美、日两国。但西安行在却在9月18日下谕说，在德国办完了事情就直接回国，连美国、日本也不去了。
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中外舆论界的纷纷猜测，弄不清是什么用意。后来忽然有外电传说：光绪皇帝年已三十，结婚多年而并无后嗣，而且体弱多病。因此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在为将来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担忧。他们急于让载沣回国完婚，生子继承帝位。
这种传说当时似乎是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其实细想起来，却是颇为牵强的。即使慈禧果真已有这样的计划，而结婚生子却并不是那么急如星火的事情，并且事实上载沣回国后也没有马上结婚，而是在第二年的秋天才结婚的。当时如果再多走几个国家，结婚也不会受到影响。
慈禧下令载沣很快回国，表面上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载沣在德国不服水土，饮食减少。但这也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西巡大事记》上有明确的记载，慈禧怕得罪德国。因为德国方面强调亲王道歉是“专程”而去的，如果绕道他国，就被认为“有违专诚之意”。慈禧急召载沣归国，实在是德国对清廷施加压力的结果。
在载沣出使中，人们发现了他，便把扭转大清败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回国了，人们又把继承帝位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反映了一种并不美妙的现实情况，在庞大的皇族中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寄托希望的人。
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找到根据，来证明当时慈禧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让载沣未来的儿子接替皇位。但外面所传慈禧让载沣结婚，却决不是毫不沾边的无稽之谈。可以肯定的确凿事实是：慈禧要指定载沣同他的宠臣荣禄的女儿瓜尔加氏结婚，这时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载沣匆匆回国，于1901年11月3日到达上海。11月9日登轮北上，15日到天津即乘火车入京。他于12月10日受到自西安返京途中驻跸开封的慈禧的接见。慈禧并赐膳表示慰劳。12月12日慈禧又一次召见载沣。圆12月14日两宫自开封启銮北上，1902年1月3日抵达保定，驻跸四天。太后乘在保定暂住的机会。向载沣宣布了指定他同瓜尔佳氏结婚的懿旨。
中国一方面已经沦为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受到慈禧的极其严密的封建统治。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也是载沣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这个现实给亿万中国普通人民所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就连载沣这样一位显达的贵人，也无法摆脱这个现实的影响。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婚姻先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君主这两种强暴势力的破坏和干扰。
原来他早先就已经订好了一门亲事，那姑娘自然也不是普通平民，而是出自满洲的贵族之家。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逃避外国兵的污辱，北京有不少贵族和官员的家庭满门自尽。这位姑娘一家也殉难了。后来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又亲自主持，给儿子订好了第二门亲事，并且已经放了大定，只待选择吉日迎娶过门了。这次订婚虽是按着封建的老办法由载沣的母亲作主的，而载沣本人却对那姑娘十分中意。但是，霸道的慈禧为所欲为，可以无视那些封建礼法，不顾一切人情常理。她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为了达到一举而控制和笼络两个显要家庭的政治目的，悍然毁弃了人家既定的婚约。刘佳氏为此气得精神失常，背地里千遍万遍地咒骂慈禧，明面上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载沣本人极感突然，他对太后的这种做法并不满意。然而太后指婚是极大的荣耀，决无拒绝或谢辞的道理。载沣更缺乏谢辞的勇气。他接受了太后的旨意，连连叩头谢恩。
1902年秋九月，十九岁的载沣，遵照慈禧的旨意，同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介乎皇子和亲王之间的高规格的婚礼。
皇子婚仪的全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第一步是指婚，并且指定筹办婚事的大臣和命妇。这大致相当于婚事筹办委员会。第二步是向未来福晋的父亲传旨。接旨的人身着礼服进宫，到乾清门，面向北下跪，传旨的大臣面向西宣读指婚的谕旨。接旨的人三跪九拜退下礼成。第三步是皇子亲临福晋家行文定礼，下一步是福晋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将妆具送陈皇子宫中。这以后才是奉迎新妇、合卺、设宴、新夫妇朝见帝后，九日归宁等礼。
载沣作为亲王，结婚本与皇宫无关。但因是太后指婚，所以一切礼仪也就更加完备，而接近皇子结婚的规格了。慈禧对这件婚事十分满意，对双方的赏赐都极为丰厚。
载沣既因出洋而名闻中外，当然也就更加受到慈禧的重视。他又服服帖帖地接受了慈禧包办的婚姻，这就更加得到慈禧的欢心。这一切，为他的进一步上升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1903年春，他刚满二十岁，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同年秋任正红旗满族都统。他的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而这时他的官职也已经达到一品大员了。但是，这些还都是重要的武职，此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军国大事。
1907年6月19日，二十四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 “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同以前临时奉命出使和出差，或者只管某一部分工作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显然， “学习行走”，慈禧有意让他进入辅佐自己决策大计的军机处去锻炼一个时期。就在载沣二十四岁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又给了他西苑门内骑马的优赏。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这些本来都是皇帝表示体恤臣下，给与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却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提升的准备和暗示。
1908年十一月，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危。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慈禧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载沣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罢袁事件后，载沣依照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的赠言，效法德国，开始紧锣密鼓地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加强清皇室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1908年十二月，载沣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直隶摄政王的亲军；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材。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他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载沣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满清亲贵、虽无能但权欲极重的庸才。载沣的这一套亲贵揽权的做法，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巩固清室江山，加强皇室地位，并排挤压制汉族官员。更恶劣的是这些亲贵把持政柄之余，各立门户，结党营私，使清末政局更为混乱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革命形势，清统治集团内部立宪组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鉴于此，载沣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二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致力立宪的姿态，使一部分想从中捞取政治利益的立宪派对载沣及宪政产生了极大的幻想，纷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省的宪政运动中。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勖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但好景不长，五月八日清政府出笼的新内阁名单人选，揭开了“宪政”的内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认为：“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二月三十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让给了三年前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
清帝逊位后，载沣生活很低调。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不蔓不枝足矣。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一幕只有12天的复辟丑剧。日后溥仪潜往东北，载沣独认“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总是忧心忡忡，缺乏信任感，甚至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留在身边不放。他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将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在清朝遗族中，载沣是一个能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遗老遗少中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之一，这也许与他出使德国，接受过新思想有关。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的不满，甚至有人骂他“忘本”，但也有人称赞他开明。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响，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载沣对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每有月蚀或日蚀出现，他都要作仔细的观察并绘成工笔图形，记入日记，他也喜好数学，更喜爱照像，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载沣为人宽厚，对亲对友从来都以诚待人，谦虚和蔼。载沣虽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处事上却较为成功。载沣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最讨厌应酬与交际，凡是来醇王府的人，无论呆多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戚本族的庆吊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
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在肩负国家重任，手握王权时，载沣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对王府的生活开支费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闻不问，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刘佳氏管理。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载沣倒也安逸平和，无忧无虑。可是在1925年正月，醇王府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事情来得突然，时间也很短暂，但如迅雷不及掩耳，引起王府上下极大震动。
在一个漫天飞雪、人鸟寂静的上午，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先生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早逝的一代伟人……此后，载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在王府贻养天年。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作为权倾一时的末代王爷，载沣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年少就承袭醇亲王爵，一路官运亨通，20岁就监国摄政，又贵为宣统帝之生父，可谓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风雨飘零、激烈动荡的满清末年，在执政的三年里，他多灾多难。这三年，是他一生最遭难的时期。满清皇族中很多人认为他庸碌无能，只是一个窝囊书生，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这过于偏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台的历史责任，非载沣一人能承担。面对清皇室气数已尽、回天乏术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资质甚佳、政治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难力挽狂澜，更别说从政历练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载沣。在晚清这种急剧嬗变的复杂环境中，载沣虽不能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势，较识时务。他辞去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参与遗老遗少的复辟活动。他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也难怪他在解除摄政监国职务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为从此后，他可不再忧虑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权贵的挟制而安享余年。他的后半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比起他的胞兄光绪帝载湉及其子宣统帝溥仪来说，或许可以算是幸运多了。
载沣最后一个太上皇吗?
载沣肯定不是，我国最后一个太上皇是乾隆帝弘历，所谓太上皇，可不是儿子当了皇帝，自己就自然而然成了太上皇这么简单，当太上皇有一个硬指标，那就是自己是前任皇帝，禅位之后才是太上皇，载沣自己一天皇帝都没当过，无法成为太上皇，不过他当的是摄政王，离太上皇也相差不远了。我国历史上的太上皇向来如此，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刘太公，但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刘邦自己是开国皇帝，自己就是他老刘家的第一个皇帝，他这个皇位无法从由刘太公那里禅让取得，刘太公也无位可退，刘邦登基之后，他老爸还在世，并且还精神抖擞着呢！于是老太公就被尊称为太上皇了。不过这位刘太公倒是创下了两个纪录：首先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其次他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自己没有当过皇帝的太上皇，此后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太上皇都是由前任皇帝退位而产生，无一例外。
摄政王载沣为什么不称帝？
他不做皇帝，还不是因为上了慈禧的当，慈禧这个人也算是当时的美女了吧，在年轻的时候能够让咸丰皇帝如此的爱自己，让自己得到这么高的权力，肯定跟他的智慧和美貌脱离不了关系，对于载沣这个摄政王而言，在慈禧眼里不过就是一枚棋子罢了！只不过当时的载沣实在太有自信，他觉得自己虽然是摄政王，但是他拥有先皇的妃子，让先皇最宠爱的一个女人，做自己的女人，这对自己而言可能是足够了。毕竟如果他当王的话，这个女人可能不太好处置，或许会让她陪葬，或许这个女人无法真正的到自己的怀抱，其实他就没想过，如果自己成为了皇帝，成为了国家最高权力，统治者，有什么事做不到的呢？当了皇帝有什么不是他想任性而为的呢！只不过他上了当，慈禧让他当摄政王，让他掌握着实际的权力，不过就是一个暂时的计策罢了！到了最后还不是被慈禧下尽一切办法要了性命，收了权利。大清朝的摄政王还都有一样的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弟弟总是喜欢做摄政王，而不去夺得皇位，而为什么要做摄政王还做的心甘情愿，往往都是因为自己的嫂子！对于多尔衮和载沣这两个人而言，他们的经历总是充满着惊人的相似，这两个大清王朝的男人总是因为自己的嫂子而丧失了自己大好的机会，虽然没有谋反篡位，但是他们也因此而断送了大好的前途，失去了最高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