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胡适作品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资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于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水》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游》、《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胡适手迹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唱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惜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日：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意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瞶’、‘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
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瞶”，……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导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干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非此“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调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已。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l）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现，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壁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土文有“本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徒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衰情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行中妇镜，江于黄竹女儿箱。空怜板话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阳关三迭”、“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不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诌，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骄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未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造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凡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题，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原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
胡适像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文学革命的旗手
——小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节选）
李雪娇
近百年前，在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下，一群意气风发、胸怀大志，立志改革中国文学的青年开眼看世界。在中国文学这片广袤而浩瀚的海洋上，扬起了他们远行的帆。他们不畏航行的艰险，冲破重重惊涛骇浪，让那面“文学革命”的旗帜在这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上飘扬着。在这片汪洋的大海上，他们曾自信过，也曾沮丧过。时过境迁，百年后的我们再回首那段峥嵘历史时，仍然能够看到革命先锋们少了一些前人的“仰天长叹息”，多了一些坚定。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胡适，作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他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是不能、也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的。正如欧阳哲生所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是建立在他的早期新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胡适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成就了他。他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所发表的三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今日中国之雷音”：《文学改良刍议》
一九一五年，在看似平静的中国文坛下暗涌着一股革命的洪流。在上海，陈独秀创办了对后来影响极大的《青年杂志》（也就是在一九一六年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风向标。而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正与几位留学生（梅光迪、任叔永等）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胡适所提出的有关当时中国文学的观点，特别是“要需作诗如作文”受到梅等的极力反对，他们的反对之声把“很保守”的胡适“逼上梁山”，促使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六年胡适把他“年来思虑观察所得”，具体概括为八项主张寄予陈独秀，在陈独秀的“详其理由，指陈得失”的建议下，胡适最终将八事“衍为一文”，这就有了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之雷音”的《文学改良刍议》。在一九一七年所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了有名的八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二、四是“精神上之革命也”，三、五、六、七、八则为“形式上革命也”。
在内容方面，胡适针对“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的弊端，提出须做“言之有物”，即有“情感”、“思想”的文章；而对于当时青年“不思奋发有为”，但只知“发牢骚之音”的“暮气”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进而希望青年能在“国之多患”之时，成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一样的人。在第二事中他用进化论思想喊出了具有拓荒意义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口号，打破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的迷信，进而提出了“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的观念，将“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白话小说提升到“世界第一流文学的地位”，并称之为“真正文学”。
在形式方面，胡适是将旧文学的形式和语言作为箭靶而讨伐的。他认为“今日作文作诗者”，首先要讲究文法，而这点在他后来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做了具体分析。有了文法后，其次就是要注意文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写。胡适提出“务去滥调套语”，在作文的时候应该抛弃以前的陈词滥调， “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同时作文要“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由于“不用典”这条是“八事之中，最受友朋攻击的”，所以他将典故分为广义五种，狭义二种详细地进行论述。另外他梳理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并以西方的白话文学的发展为参照，最后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并预言它“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这篇语言通俗、层次分明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后来（新文化至今）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标准”，有利于其规范化。首先，层次分明，论据充分。文章先总述“八事”，然后再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论据分别对“八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例如“不用典”这条，他每论述一义就会举出具体的例子，可谓是功夫下得深，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正是这种态度才有了文章结论中的“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框纠是正之”。而这种态度被当时以及以后的人批为游移、懦弱。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也对胡适这种“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态度极为不满，认为“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也正是陈独秀这种坚决的态度才使文学革命的发展迅速。在文学革命初期，由于它本身是新生事物，所以这种“一刀切”的坚决态度是有必要的。但是，当我们回首文革那段历史时，发现极为相似的问题。文革对所谓的“小资思想”采取了极为果断强硬的的态度，根本不容异议，但是所造成的结果却和新文化运动的截然相反。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后来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培养出许多人才；而文革的文学革命却几乎造成了文学的“荒芜”，流失了大量的人才。对于胡适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稳健，文学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方法解决。其次，进化论方法。由于他早年在澄衷学堂受严复的《天演论》的影响，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新文学，这是继王国维之后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打开了新的眼界。
胡适的这篇文章的贡献不仅在于文章内容、形式方面，还在于它所体现出的作为文学革命先驱的胡适所具有的责任感和敏锐力。当时远在异国求学的胡适时刻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动态，并对中国的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而胡适的敏锐力是他能够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学，并且一语击中当时中国文学的弊端，但是这也成了胡适这篇文章的一大弊病：过分强调形式，在他批判“文胜质”这一中国文学传统之时，也无意间陷入了这个怪圈之中，而紧接着陈独秀针对这一缺失在《文学革命论》中进行了补救。虽然说用白话来创作并不是始于胡适的，但是他能够接过梁启超、黄遵宪一代人未完成的白话文学改良任务，对其进行反思改革，在白话文学被视为“小道”的时代，公然提出“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正宗”，这不但需要敏锐力，更多的是需要勇气。而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造势为接下来的白话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胡适：现代中国人存在的一个版本
马力
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饭”，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对鲁迅与胡适，或许当如是观。
每一个人的存在方式都具有独特性，然而这种独特性正是存在的呈现方式。孙郁著《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对胡适独特的生存方式的阐释，不但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且提供了现代中国人存在的一个版本。胡适存在方式的基本建构一是事业，二是家庭。从事业上看，胡适在“五四”中国社会转型期，是向旧文学发难，倡导文学改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又是较早运用西方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对《红楼梦》的考证，都采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微笑的异端》一书给予较高的评价：表现出“实实在在的哲人的智慧，用最明晰的句式，表述深切的思想，不取宠于庸众，不媚俗于贵族”，呈示出“我们文化中稀有的品格”。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胡适一直坚守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不动摇，这种近于迂的固执其实却包含了对科学精神不可动摇的信仰。胡适更大的贡献是在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他提倡民主科学，积极倡导白话文，掀起文学改良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引领者之一。他还身体力行进行白话诗的创作，直接参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建设。正因为他有了这些学术与文化方面的贡献，才使“他的名字纠缠着现代中国史，纠缠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读中国的‘被现代化’史，这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对胡适灵魂现代性的一面，《微笑的异端》一书给予高度评价。在婚姻家庭上，孙郁却有另外的看法。当年胡适从美国寄给母亲的信披露，他自述于旅美留学期间曾有一志同道合的同窗女友，已经与江冬秀订婚的胡适很倾心于她，在选择的两难之中，“胡适感到，对自己而言，无论怎样的选择，心灵都不会安宁。”于是只好忍痛割爱，应承了“这门由母亲包办的婚姻”，娶了根本不懂他的旧式女子江冬秀为妻。与她携手共同“创造了一种半旧半新的家”，“沿着时间隧道，一步一步走着，一点一点麻木着，以此了却一生的梦。旧式的中国人，大多逃不出这样的劫运，只不过人们的痛有深浅而已。”事业上的锐意进取，坚持现代化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上的传统保守态度，形成胡适文化性格的两面。胡适的存在价值显示着现代中国人生存的版本：他们一生努力开拓理想的生存方式，而自己却要肩负黑暗的闸门，注定与旧社会同归于尽。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是属于现代的，个人命运却是滞留在旧时代的。他们的思想受理性束缚，情感却受旧礼教的支配，它显示的正是“五四”时期“旧式中国人”的存在状态。孙郁认为，胡适的呐喊因为有着家国的双重苦痛，所以更有震人心魄的力量。透过个人情感来解读一时代的文化现象，更使人感到：任何现代理性，倘若缺少情感和体验作根基，都是不能成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的存在方式显示的正是“五四”以来现代国人的存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