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钟的铸造原因
“忏悔”说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钟歌》中：“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寺钟”。由于该诗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于觉生寺（即大钟寺）永乐大钟之东侧，故“忏悔”说广为流传。殊不知这种说法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与史实有严重抵触。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宫廷政变屡见不鲜，可以说每次政变都是十分残酷的，未见哪个因政变登基的帝王“忏悔”过。比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弟逼父皇，剪除异己之后登上皇位的吗?然而，他为政大有作为，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成为大唐盛世的主要开创者。明成祖当政后对唐太宗的许多做法和政策都赞许有加，并积极效法，由此观之，明成祖何“忏悔”之有?他不仅从未因“靖难之役”而忏悔过，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谈到“靖难之役”的正当性。比如他在永乐十五年（1417）为刻在永乐大钟上的御制《诸佛如来世尊菩萨尊者神僧名经》所作序文中说：“谗言君臣，诬毁善良，所造罪业，无量无边。……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所以拔恶类，扶植善良，显扬三宝，永隆佛教，广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中又说：“及皇考宾天，而奸臣擅命，变革旧章，构为祸乱，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时有所在……内难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实录》（卷12）说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残骨肉。朕于其时，迫于危祸，不得已起兵。赖天地祖宗之灵，克平内难云云。”其次，负责监造永乐大钟的僧录司左善世姚广孝在乾隆诗中两次被提到：“晁谋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和“道衍俨被荣将命，犍椎冶尽丹阳铜”。据此有学者认为姚广孝因自己曾帮燕王朱棣策划和指挥“靖难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铸钟“忏悔”之意。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虽然姚广孝因“靖难之役”确曾遭到亲、朋的冷遇和措词严厉的谴责，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当他的“僧录司左善世”，积极帮助永乐帝料理佛教事务，包括监制永乐大钟和从事著述等，直到84岁逝世为止。《明史·姚广孝传》说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其实不然，从《道余录》的内容看，主要是调和儒、佛矛盾，批驳宋儒对佛教的指责，阐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认为佛教的“妙真如性”与程朱理学“道即是性”在性本体论上是一致的；他说：“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为了证明儒、佛在纲常伦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为例，说宗杲虽身在丛林，但不忘世事，积极从事抗金事业，“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姚广孝如此立论，无非是想证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不悖于儒家学说，对其所作所为毫无“忏悔”之意。因此，他负责监造永乐大钟不但不能解释为是为“忏悔”罪过，而且恰恰相反，是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为巩固当朝统治服务。第三、袁宏道《万寿寺观文皇旧钟》诗中的“先皇举手移天毂，无冠少师鬓发秃。已将周吼一齐周，更假释梵庇冥族。”两句诗不能作为“忏悔”说的证据。袁宏道乃万历二十年进士，当是正统观念很强的人，他对道衍和尚及“靖难之役”颇具微辞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观点正确与否也要看有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永乐大钟之前，先对在靖难之役中被杀之人口诛笔伐一番，说他们是“凶暴无赖，非化所迁”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么还可能以耗费巨资，铸万钧佛钟的方式去“庇护”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纯属掺杂着顽固的封建正统观念和诗人想象成份在内的主观臆测，不足为凭。由上述可见，乾隆帝的“忏悔”说不能成立。那么，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大钟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应该到永乐大钟的铭文和永乐帝的施政活动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寻找，看其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些想法，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判断其铸钟的真实意图。 其实，明成祖铸钟意图已明确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当中了，它被铸在大钟东侧下方大钟“御制款识”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显著位置，这是经过将23万余字佛经铭文按“三进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结果，我们推测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一《回向》文及其中心思想。该《回向》文的主要内容有：“惟愿如来阐教宗，惟愿大发慈悲念，惟愿皇图万世隆，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华夷一文轨，惟愿治世常太平，惟愿人民登寿域，惟愿灾难悉清除，惟愿盗贼自殄绝，惟愿和气作祯祥”，……“敬愿大明永一统”。从铭文的内容和逻辑分析，应该说，前边的所谓“十二大愿”既被囊括在“敬愿大明永一统”当中，又构成它的前提，因为如果这“十二大愿”仰仗佛祖保佑和经过自身努力都实现了，就可顺理成章地达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明成祖之所以煞费苦心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并把“大明永一统”作为最终的理想追求，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从政治上说，明成祖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守成帝王，他必须要考虑以他所能想到并有能力加以实施的种种方式来巩固和扩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创下的大明基业。早在永乐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负责编纂大型类书，并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将所编图书进上，明成祖经过仔细翻检，发现“尚多未备”，于是又命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等组织人力重修，于永乐五年（1407）完成，赐名为《永乐大典》并亲制序文，其中说：“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可见编《永乐大典》是为了“齐政治”，“同风俗”，从而维护和巩固有明大一统的局面。明太祖在位时期，历经30年的浴血奋战和苦心经营，通过用兵和招抚等手段，逐步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东起朝鲜，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积上远不及汉、唐，西北尚未完全统一，北方还经常受到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明成祖夺得皇位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增强国力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拓展大明边疆，试图巩固和扩大明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中有成功的举措如建立努尔干都司确立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实行“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积极经营西北并设立哈密卫；通过派郑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诸岛屿，扩大了同海外几十个国家的友好往来；册封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并通过他们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等。这些举措都充分表明，他维护和扩大“大明统一”，促进“华夷一文轨”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为实现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据杨荣：《后北征记》记载，他晚年于永乐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连续三次北征蒙古，试图以武力征服之，但均无功而返。在最后一次北征的回师途中的一次宴会上，他回顾了太祖御制词五章之后，举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谕创业守成之难，……朕嗣先帝鸿业兢兢焉，惟恐失坠。虽今军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欢，不敢忘也。尚相与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鸿业”的心迹。不久，他就死在这次返师的途中。征服和统一蒙古的事业未竟，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因此，可以说，他当年铸永乐大钟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利用佛法对世人的感召力，来弘扬他统一中国的宏图伟愿。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统”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关于经过“修、齐、治、平”而达到“大一统”的理念。“大一统”思想首倡于孔子，他在《论语·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乱”与西周时期的“秩序”加以比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这里，他又把“春秋”这个“天下无道”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从而看出政权愈是下移，社会愈是混乱。因此，他主张建立象西周那样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乱，恢复秩序。这虽然在形式上是“复古”，但骨子里却是要求实现国家统一。从汉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均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作过进一步的阐发，特别是朱熹，他通过对《大学》思想的解说，阐明了“大一统”观念的具体内容和实现途径，即所谓能容纳儒家精髓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概括了“大一统”的内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指明了实现“大一统”的途径。明成祖在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说，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学统一全国的思想，“使天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学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可见，他对“圣学”之底蕴理解得十分透彻，修身、齐家、治国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业，扩大统一范围，是要实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正因为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永乐十四年（1416）讨论迁都和营建北京城的时候，有臣下奏言，称北京为形胜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他十分赞赏，并决定马上开工营建北京城，为迁都做准备。可见，迁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关键举措。因此，可以说，在迁都北京之际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以“大明永一统”为核心内容的施政纲领，才是他下令铸造永乐大钟的真实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钟为载体，把自己从局部到整体的政治理念与众多经过精心编撰和筛选的佛经、咒语溶铸在一起，这并非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顺应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并加以巧妙利用的结果。佛教发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以后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传入最早的汉传佛教，还是公元六、七世纪传入的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都逐渐与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于元朝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达“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有“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此后直至元末，仍然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增建和扩建寺院，或拨大量的土地、资金以扶植寺院经济。这必然导致寺院和僧众的进一步增加。据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众多的僧侣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响的民间信徒，无疑将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现寺院林立、僧团庞大和信徒众多的情况，固然有元朝统治者过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当时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元末战乱的黑暗岁月里，广大人民群众因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便纷纷到佛教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从而使佛教赢得了广泛的信教群众基础。这是新兴的明朝统治者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弄得好可以得到这一宗教群体的归顺和拥护，弄不好必将危及新兴王朝的统治和稳定。这一点，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揽“善世禅师”时就曾说过：“佛教肇兴西土，流传遍被华夷，善世凶顽，佐王纲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顾重。是故出三界而脱沉沦，永彰不灭，”认为：“景张佛教……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朱棣在为重刻《法华经》、《金刚经》所作序文中也明确指出：佛教具有“阴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正因为朱元璋父子对佛教的发展状况和佛教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们当了皇帝以后，对佛教都采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针。这一方针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诸如礼遇名僧，频举法会，广泛册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重建或修缮寺院，扶植寺院经济，大量刊印佛典，通过限制发放度牒和僧侣数目、年龄以及实行考试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侣数目的过快增长，防止滥竽充数，严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缔秘密宗教组织等。这些政策和措施，说到底都是为了在克服佛教负作用的基础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会能量来为巩固明朝统治服务。上述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实行对促进明初50年的社会稳定，特别是西藏地区的稳定起到明显的效果。在内地，有众多著名高僧如绍兴宝林寺别峰、杭州天竺寺东溟等等都率徒众接受朝廷的礼遇和规范，趋之若鹜地参与朝廷频频举办的各种“大法会”，大力弘扬佛法，劝人一心向善。这些都对促进社会稳定大有帮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较稳定。永乐年间（1403～1424）除了1420年山东唐赛儿假白莲教起义短时间就被镇压之外，没有再出现较大的不稳定因素。在西藏，由于明成祖在太祖册封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为“国师”并加强同西藏地区“茶马”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对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领加封“大法王”、“大国师”及“西天佛子”等名号的举措，使他们“转相导化，以共尊中国”，从而实现了“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永乐大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着手铸造的，其目的是进一步以寓政治目标于佛教的方式，利用人们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来已久的影响力及感召力来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只有自觉地奉行“三纲五常”的伦理准则，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实现现世的安康幸福和对来世的美好憧憬。首先，如前所述，永乐大钟虽然在形式上是铸满经文、咒语的佛钟，但它也绝不是单纯为宣扬佛法，而是想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明成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回向》所表述的内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来，“回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众生，引导人们尊奉佛法，积德行善，最后修成正果，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铸钟供养佛法，劝人为善，其最终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众，使之共同来维护明朝的“大一统”江山。当然，唐宋以来有不少铸有少量佛经、咒语或简短吉祥祝语的佛钟。但是，象永乐大钟这样把《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大明神咒回向》、《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说阿弥陀经》、《仁王护国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经文以及百余种中、梵文咒语共23万余字都和谐有序地铸在如此硕大的钟体上，而且以《大明神咒回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纲领铸到经文环绕的显著位置，在历史上则为仅见。其次，把上述经文铸到钟上，劝人念佛向善，是想借助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从而达到巩固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约13万言，占大钟铭文的一多半，在铸上大钟之前，他还命人谱了曲，并向民间广为散发，鼓动民众念佛名求善报，目的是“朕统临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务。”其内容主要是宣扬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为先”，“至孝在忠君”，并把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结合起来，强调“不忠不孝即为大恶”，“天网恢恢，报应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该《佛名经》序中所说：“凡发善心称赞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号者，即得种种善报，轻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种种恶报……，所谓为善者，忠于君上，孝于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宝，敬神明，遵王法，谨言行，爱惜物命，……如是则生享富贵，殁升天堂，受诸快乐。所谓为恶者，不忠于君，不孝于亲，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宝，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谨言行，残害物命，……如是则生遭重遣，死堕地狱，受诸苦报。”铸《法华经》、《金刚经》等，其实质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三纲五常”。他在《金刚经》序中劝导世人说，想达智慧成正果，“觉路非遥，履之即至”，“惟尽心以忠于君，竭诚以孝于亲，不亏六行（据《金刚三昧经》载，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回向行、十地行、等觉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国古代的五种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不缠根尘，心无妄想，无所住著，即见本性，不离宗旨，又能持诵此经，勤行修习，当即证大乘。”第三，把政治意图和“纲常”伦理溶于佛教之中，再把这些铸于千百年来对人们特别是对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钟上，意在借助佛钟的传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佛钟亦称梵钟，大约产生于东汉时期，因为这时圆形的报时钟已广泛用于民间，而佛教恰好在东汉时期广泛在中国传播，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础上，采用当时流行的报时钟的形式来警示僧众和传播梵音。按《长阿含五?尼沙经》的说法，梵音有五大特点：正直、和雅、清澈、深满和遍周远闻，故采用报时钟来传播梵音和弘扬佛法比木制的“犍稚”更能满足这些要求。现存最早的佛钟即南朝陈太建七年（575）钟就是一口圆形钟。在以后的发展中，为了更好的传播梵音，人们不断地改进圆形钟的形态和铸造方法，追求钟声的完美、庄重、悠扬和远播，从而使钟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达到了“有寺必有钟”的程度。可见梵钟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的功能除了作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众的信号之外，更主要的是传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众生。如唐朝和尚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鸣钟部》所言：“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含识群生普闻知，祓除众生长夜苦。”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所藏北宋熙宁十年（1077）所铸铜钟载有阴刻铭文：“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愿一切恶道并皆停止，得除五百亿劫生死罪，云云。”受这些信念的影响，普通大众对钟声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还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在民间流传，并把它郑重其事地铸到了钟上：“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永乐帝正是适应和利用这种需要，在迁都北京之际动员了众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费巨资铸造了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于神祉的永乐大钟。它承载着经过精心编撰的经文、咒语，一击，“声闻数十里”，字字皆音，达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满”的谹谹之声“遍周远闻”的极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实现在《大明神咒回向》中所提出的以“敬愿大明永一统”为终极诉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因此可以说，永乐大钟是寓政治于佛教的成功典范，是永乐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创举，也是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今天来看，剔除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宣传其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谋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今世界上最重的钟在哪个国家？
钟是中国人在公元前800年发明的。中国在战国时代就已将钟作为乐器。到了中世纪，西方人才开始发现可以用钟来做成有趣的乐器。当时流行着一种叫“钟琴”的乐器，很像中国的编钟，它实际上就是一排排按音阶排列的钟。有的钟琴很大，共有70个钟。它是靠一个键盘演奏的，按下一个键，就会有一只槌子敲向一口钟。在欧洲，演奏钟琴是一门艺术，在比利时还开了一所学校专门教学生如何演奏钟琴。16世纪后期，钟琴热开始降温。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种美丽的乐器已无容身之处。千百架钟琴被送进熔炉，再制成枪炮和其他武器。同一时期，英国开始流行另一种用钟组成的乐器，它的名称叫做“变幻鸣钟”。它的演奏十分复杂：台上坐着一组乐师，他们以某种次序敲响一组钟。演奏是按一套有趣的规则进行的，这样在奏出某一曲调时会响起美妙的和声，乐师用力晃动鸣钟，使它绕着支架转动，这样鸣钟就能发出更加洪亮的声音，音色比排钟更加丰富。其实，钟除了作为乐器外，最经常的是人们用敲钟作为信号，召唤人们上教堂；钟声提醒人们作好准备，防备敌人进攻；钟声在重要场合表示欢乐与庆贺；钟声也可用来报时，或者告诉人们市场上运来了新鲜食品，有时，钟声也有报告着有人去世的恶耗。现今世界上最重的钟当数俄国的沙皇钟，该钟铸于1733年至1735年间，由俄罗斯著名铸钟匠师马托林父子所造，是用铜锡合金浇筑而成，先后花费达62008卢布巨款，重约200吨，堪称世界钟王。此钟通高6.14米，直径6.6米，钟壁最厚部分为67厘米，钟的下部有一条60厘米长的裂纹，环绕大钟，铸有棕榈叶、花结及4条花瓣性的清晰、均匀的纹饰。钟的一面铸有当时统治俄国的安娜·伊凡诺夫纳女皇的浮雕像，旁边有几行赞颂圣母和女皇殿下的铭文，另一面铸有铸造者的姓名。现安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伊凡诺夫广场的大伊凡钟楼旁的台座上。它是俄罗斯驻早熟的杰作，也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件无价珍品。1737年莫斯科烧起一场大火，当时钟还放在铸造坑中，人们在扑灭大火时，曾将水泼在了炽热的钟上，结果一块重11.5吨的巨大铜片从钟身脱落，此后钟身埋于坑中达99年之久，直到1836年才又重新安置在石座上。因为太重，不能悬挂于任何钟楼之上，所以铸成以来从未敲响过。《美国百科全书》称它为“世界上从未敲响的钟”。
永乐大钟的铸造工艺
明永乐大钟是采用泥范法(中国的三大传统铸造工艺－泥范法、铁范法和失蜡法之一）铸造。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坑，用草木和三合土做好内壁，上面涂上细泥，把写好经的宣纸反贴在细泥上，刻好阴字，加热烧成陶范，然后再一圈圈做好外范。铸时，几十座熔炉同时开炉，炉火纯青，火焰冲天，金花飞溅，铜汁涌流，金属液沿泥作的槽注入陶范，一次铸成。经过反复研究和考证，科学工作者已经能清晰描述当年铸造大钟的方法和过程。这是初创于两千多年前商周时代的陶范法。到了明代能工巧匠手中早已成为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的工艺。他们营造了一个壮观而宏大的场面：在地上挖出十米见方的深坑巨穴，先按设计好的大钟模型，分七节制出供铸造使用的外范，低温阴干，焙烧成陶。再根据钟体不同断面的半径和厚度设计车刮板模，做出大钟的内范。当七个陶制外圈依次对接如七级浮屠之状时，浑然一体的大钟外范便拼装成功了。这是天衣无缝的操作，纤毫之隙，分厘之差便会引起“跑火”，招致全盘失败。为了承受浇铸的压力并确保足够的强度，外范四周无疑是用泥土填满并层层夯实的。钟钮旁边四处不易觉察的疤痕，泄露了四个浇铸口的准确位置。我们看到了最典型的雨淋式浇铸法：几十座熔炉沿四条槽道排开，炉内大火流金、铜汁鼎沸；地坑里内外模范同时高温预热。当蓄满炉膛的万斛金汤相率奔泻而出后，这口万钧大钟便一气呵成了。回望此情此景，五百年前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分明已经透出了近代大工业的规模和气概。大钟所含的其它微量金属锌、铝、铁、镁、金、银等虽然所用数量甚少，但冶炼这些金属的技术要求和技术含量是一样的，如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炼锌术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加入少量的锌，按当时已知的铜、锌比例溶在一起可产生黄铜的原理，估计是为了增加一些金黄色的光泽以求视觉上的效果，而加入少量的金、银则被认为是为了显示梵钟的珍贵。冷却又是一道致命的工序。坑内是一团没有熄灭的地火和流焰，必须控制冷却速度防止钟体炸裂。世界著名的俄罗斯大钟就因冷却过程中的闪失出现裂纹，结果沦为一口哑钟。而孕育永乐大钟的地坑此时是一个天然的自动冷却系统。可以想象当年劳苦的工匠们付出了多少精心呵护，才能确保永乐大钟在平安降温中平安降生。大钟铸好后，待到冬天，先每隔一里挖一口井，再沿路挖沟引水，泼水结冰，然后开始搬运；大钟在路上步步滑行几十里才至宫中。再滑到冰土堆上，然后建钟楼，钟挂于楼顶，春天解冻后取土而钟悬。大钟支架四臂八叉，钟纽分上下两节，中间用穿钉固定于横梁上，用木杵轻轻一撞，便发出震心惊魂的钟声。永乐大钟是在德胜门内铸钟厂铸造的，铸好后存放在汉经厂（遗址在产今嵩祝寺一带）。
永乐大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钟么?
永乐大钟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钟，铸于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永乐大钟合金成分为：铜百分之八十点五四，锡百分之十六点四，铝百分之一点一二。铜钟是用泥范铸造的。钟身用圈形，外范分７层，逐层与范芯套合，至钟顶部，将先铸成的钟纽嵌入，浇铸后成为一体。永乐大钟钟壁厚度不等：最薄处在钟腰部，厚４９毫米；最厚处在钟唇部，厚１８５毫米。永乐大钟重约４６吨，在北京德胜门铸造厂铸成，后移入城内汗经厂，明万历年间移置西郊万寿寺，１７３３年移置觉生寺（俗称大钟寺）。
永乐大钟的简介
觉生寺的大钟是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所以叫“永乐大钟”。铜钟悬挂在大钟楼中央巨架上，通体褚黄，高6.75米，直径3.7米，重46.5吨。钟唇厚18.5匣米，钟体光洁，无一处裂缝，内外铸有经文230184字，无一字遗漏，铸造工艺精美，为佛教文化和书法艺术的珍品。撞击之，音色好，衰减慢、传播远。轻撞，声音清脆优扬，回荡不绝达一分钟。重撞，声音雄浑响亮，尾音长达2分钟以上，方圆5o公里皆闻其音。据冶金部门分析，该钟配方科学，钟体强度达最佳值，故受撞五百多年，仍完好如初。此钟的悬挂方法符合力学原理，悬钟木架采用八根斜柱支撑，合力向心，受力均匀，大钟悬挂在主梁上，全靠一根长一米、高14厘米、宽6.5匣米的铜穿钉，穿钉虽承受几十多吨的剪应力而安然无恙。钟体内外皆铸有经文，外面为《诸佛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弥陀经》和《十二因缘咒》，里面为《妙法莲花经》，钟唇为《金刚股若经》，蒲牢(钟纽)处刻《楞严咒》等，计有经咒17种，皆汉字楷书，字体工整，古朴道劲，匀称地分布在钟体各处，相传是明初书法家沈度的手笔。当初明成祖铸造这么多佛经於钟上，为的是弘扬佛法，使佛经传诸久远。二十三万多字的佛经铸在钟上，击钟一下，字字皆声，等於诵读一遍经文，自然是功德无量。15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营建京师有三大工程，即故官、天坛、永乐大钟。明成祖铸造大钟，是为宣扬“壮举”。大钟铸好后，先挂在宫中，明万历年间移置万寿寺，清雍正十一年移置觉生寺。钟身内外铸满阳文楷书佛教经咒，是明初馆阁体书法艺术代表作。大钟所铸经文，几百年来误传是《华严厉经》，故有“华严钟”的叫法。近年查明钟上所铸乃以明永乐帝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和以《法华经》为主的八种经，并无《华严经》。大钟铸造精致，钟形弧度多变，周身无磨削加工痕迹，充分显示铸造工艺高超，奇妙独特。
明永乐大钟是采用泥范法(中国的三大传统铸造工艺－泥范法、铁范法和失蜡法之一)铸造。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坑，用草木和三合土做好内壁，上面涂上细泥，把写好经的宣纸反贴在细泥上，刻好阴字，加热烧成陶范，然后再一圈圈做好外范。铸时，几十座熔炉同时开炉，炉火纯青，火焰冲天，金花飞溅，铜汁涌流，金属液沿泥作的槽注入陶范，一次铸成。永乐钟铜质精良，致密坚固，合金纯度考究。大钟含铜80.5%,含锡16%，还有铅、锌、铁、硅、镁等元素。这种成分配比，与《考工记》中的“六齐”项下的“钟鼎之齐”的记载极其近似。钟壁薄而经得起重击，音质音色驰名天下。大钟铸好后，待到冬天，先每隔一里挖一口井，再沿路挖沟引水，泼水结冰，然后开始搬运;大钟在路上步步滑行几十里才至宫中。再滑到冰土堆上，然后建钟楼，钟挂於楼顶，春天解冻后取土而钟悬。大钟支架四臂八叉，钟纽分上下两节，中间用穿钉固定於横梁上，用木杵轻轻一撞，便发出震心惊魂的钟声。永乐大钟是在德胜门内铸钟厂铸造的。铸好后存放在汉经厂(遗址在产今嵩祝寺一带)，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才被移到西直门外万寿寺悬挂起来，并为它专门建了一座方形钟楼，每天由六个和尚专司撞钟之职。据明人蒋一葵记述:“昼夜撞击，闻声数十里，其声谹谹，时远时近，有异它钟。”
永乐大钟在万寿寺悬挂了20年左右，到明末，人们看到它已经躺在地上了。到了满清八关，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经过朝臣们的一番争论，根据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认为大钟属金，北方属水，金水相生，因此，应该把它放在京城之北。于是雍正皇帝最后决定，将此钟置放在地处“京城之乾方，圆明园之日方”的风水宝地觉生寺。移钟工程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才完成。乾隆帝题“华严觉海”大匾高悬於钟楼之上。为了悬挂这口大钟，特地在寺后设计了一座两层钟楼，上层圆形，下层方形，楼内有梯盘旋而上。钟楼上各面都有窗，因之里面光线充足，能见度良好，可以清楚地看到钟纽和钟身顶部。悬钟的架子，是用粗大的木梁制成，它的四柱顶部内倾以散力，结构合理，所以经过二百多年毫无倾斜、歪闪的迹象。为了减低钟架的高度，在钟的下方挖了一个深70公分的八角形坑穴，人们可以在坑里观看大钟内壁的字迹。据专家们概括，永乐大钟有“五绝”。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第二绝，永乐大钟是世界上铭文字数最多的一口大钟。大钟奇妙优美的音响是第三绝，有位声学界的权威人士给永乐大钟的钟声下了八个字的评语:“幽雅感人、益寿廷年”。科学的力学结构是永乐大钟的第四绝。永乐大钟的悬挂纽是靠一根与钟体相比显得很小的铜穿钉连接的。别看穿钉很小，却恰恰在它所能承受四十多吨的剪应力范围之内。永乐大钟第五绝是高超的铸造工艺。
在中国历史上，古钟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历史甚至比文字的历史远古老。远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有钟出现，或以木制，或以竹制，或以陶制，是一种简单的打击乐器，起到聆音欢娱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音阶与音律的认识渐趋完善，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制作的铙、鎛钟、甬钟、编钟等演奏乐器。“钟鸣鼎食”，日益成为贵族统治者权势地位的标志。悬挂编钟，要严格按照礼乐制度规定的名位等级，天子宫悬(四面悬钟)、诸侯轩悬(三面悬钟)、卿大夫判悬(二面悬钟)、士特悬(一面悬钟)。制礼作乐成为当时治国安邦的大事。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士无名”的诗句传诵於世。它除了反映当时礼崩乐坏社会局面外，也说明古钟已成为人们心中崇高、公正、贤明、美好的华夏文明象徵。到了秦朝，又出现了象徵中央集权的巨型铜钟——朝钟。由於中国是钟的故乡，随着印度佛教渐次传入中国，中国的佛教僧人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器——佛钟。以后历代都竞相铸造各种朝钟、佛钟、道钟、乐钟。而今天珍藏在大钟寺的永乐大钟，可以说是一口集我国各类古钟之大成的巨钟。明、清两朝，每逢辞旧迎新之际，大钟寺的和尚都要敲钟108下。据说一是因为一年有l2个月、24个节气、72个侯;二是因为佛教认为人有108种烦恼，敲108下钟，人听了钟声便可消忧解愁。如今，为了保护永乐大钟，同时又能使广大游人欣赏钟王美妙之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实行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三每天敲钟三次，每次敲钟三下。每敲一下钟声可在殿中回荡7o秒钟。
过去大钟寺曾是皇帝祈雨、佛教徒做佛事，人们朝拜和游览的场所。北京市人民政府已於1957年公布大钟寺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已建成一座古钟博物馆，现已收集历代古钟一百八十多口。大部分是明、清两代的古钟，花纹造型精美。其中一口原始社会末期制作的陶钟，据说已有约四千年的历史。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陈列的各种古钟，不仅对研究我国的礼乐制度、思想史、音乐史、断代史等专史有重要价值，而且由於它们荟萃了我国古代工艺技巧之精华，代表了当时的铸造、声学、乐律学、力学的高超技术水平，也是研究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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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永乐大钟
……那口最珍爱的永乐大钟。激越、磅礴、沉雄、嘹亮，带着恍来天外的神秘感和历史深处的沧桑感，一声声覆盖百里京华。这时候，四面八方的吉祥喜庆之声便有了庄严的领奏。……
北京觉醒寺的永乐大钟的声音效果怎么样？
永乐大钟之所以声音效果好，是因为永乐大钟下有一个直接砌在青石台基上、呈八角形的水池，池深70厘米，直径4米，池口距钟口1米，形成了"共鸣"池。因此，钟声清扬激越，可达方圆百里，低音频率丰富，穿透力强，余音可持续3分钟之久。内行人从钟声中分辨出十几种音素所产生的和谐音调。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是何等的聪明。历史上，大钟寺不仅是佛教徒做佛事的场所，在清代也是京师皇家祈雨的重要场所之一。在清代皇室宗亲非常重视祭祀活动，其中也包括传统的祈雨拜天活动。这项活动有一定的季节性，它与农事活动和自然灾害连在一起。清代初年，遇上久旱无雨，为了祈求上苍降雨，皇帝要亲自前往圜丘、黑龙潭、大高殿等处去祈雨。乾隆帝曾先后多次驻跸驾临大钟寺。除1767年外，乾隆每次都留下了吟咏大钟寺大钟的诗文。其中1747年所作《御制觉生寺祈雨诗》，于1764年被镌刻于御制碑阴。诗曰：侵晨奠静安，返跸礼栴檀。结习镇如此，觉生良已难。聊因甘雨足，稍为畅怀宽。调御无忧喜，金刚四句观。1787年，乾隆正式下旨辟大钟寺为祈雨场所。从此，永乐大钟除逢年过节外，"非祈雨不鸣"。每当遇上久旱无雨之年，皇帝亲自赴大钟寺拈香祈雨。皇帝不来时，则由皇亲国戚轮流代替，直到清末。
PS4适合用哪款UPS电源？
要根据楼主停电后使用时间有多长而定。如果一停电就手动关机，300W没问题，如果还要继续玩，那就要预大一点，电脑+ps4,总功率起码去到500W左右。
UPS，即不间断电源，是将蓄电池（多为铅酸免维护蓄电池）与主机相连接，通过主机逆变器等模块电路将直流电转换成市电的系统设备。
主要用于给单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或其它电力电子设备如电磁阀、压力变送器等提供稳定、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当市电输入正常时，UPS 将市电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此时的UPS就是一台交流市电稳压器，同时它还向机内电池充电；当市电中断（事故停电）时， UPS 立即将电池的直流电能，通过逆变零切换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使负载维持正常工作并保护负载软、硬件不受损坏。UPS 设备通常对电压过高或电压过低都能提供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