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文化传统中来
“普世”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基于对世界本体追问的自然哲学是西方文明“普世主义”最重要的基因。那时的“普世”，既有“全世界范围”这个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普世价值”以及用来描述“普世价值”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核心价值，孕育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比如，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是由“人民”和“权利”两个词组合而成，其含义是“人民的权利”或者“统治归于人民”。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对平等的系统研究，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建立良好政体“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分别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在另一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自由具有丰富内涵。一种是外在的自由。在古希腊，是否具有公共事务的权利被看作是有没有自由的重要标准。人们可以分为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指拥有公民权的人，他们能够参与公共事务；而奴隶则是不具有公民权的人，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另一种是精神的自由。首次阐述精神自由的是斯多葛派，该学派认为，人民因为拥有理性而获得精神自由，完全生物意义上的人是不自由的，当人民按照理性也就是按照自然法行事时，他们就是自由的。
应资产阶级需要而生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地主和教会统治，高举自由、平等、人权的大旗，主张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来反对“君权神授”，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但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接受自由、民主和平等；即使表面声称接受，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由、民主和平等。洛克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但他认为最重要的“天赋人权”是财产权，其实质是为资产阶级代言。法国思想家卢梭主张直接民主制，却对英国议会制展开了猛烈地批判，“英国人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平等的虚伪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作平等。”由此可见，西方资产阶级虽然高呼自由、平等、民主，但其本质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所服务的，即使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内部，由于社会阶层和人生经历等不同，对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为和平演变战略所用
二战以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从此“普世价值”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实施和平演变的思想武器。西方资产阶级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将“普世价值”定义为“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出发，只要出于良知与理性，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的价值”。 在随后的日子里，西方资产阶级把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和“普世价值”简单等同起来。这样的结果，“普世价值”超越于国家、民族、宗教之上，演变成为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工具。西方国家打着“捍卫自由、追求民主、保障人权”的旗号，通过宣传西方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侵蚀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中，“普世价值”功不可没。
因国际社会质疑而困
时至今日，在西方国家内部，“选举”这一被西方政客标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成为了“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美国的财政危机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斯诺登事件彻底揭穿了西方自由的真实面目；“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对西方社会“公正”的极大讥讽。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等幌子，武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动颜色革命，埃及、泰国和乌克兰等国陷入“民主危机”，叙利亚走入混乱的“国内战争”。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普世价值”是灵丹妙药，为何这些国家长期动荡不安？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何谈自由、民主和人权？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难道与其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相一致吗？西方社会在价值观上为何自相矛盾，奉行双重标准？尽管“普世价值”头顶着自由、平等、人权等耀眼的光环，但西方国家用自己的行为戳穿了“普世价值”的谎言。[1]
为了实现其独霸全球的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西方国家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建设，而且高度重视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建设。他们一方面给“普世价值”戴上美丽的光环，另一方面巧妙地设计话语陷阱，使对手束手就擒。
一是别有用心地构建话语体系。西方国家首先利用强大的舆论工具，将其“普世价值”宣称为全人类应当共同遵守的；然后，罔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将近现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简单归结为遵循“普世价值”的结果；最后，宣称“普世价值”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落后、实现文明进步的唯一选择，最后推导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从而为世界量身定制一整套符合西方利益的价值坐标和话语体系。
二是制造话语陷阱。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社会以“普世价值”为思想利器，利用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布设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迷魂阵”：如果你默认或者接受“普世价值”，则正中其下怀；如果你反对“普世价值”，他就直接给你带上独裁、反自由、反人权等帽子，说你愚昧落后，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如果你怀疑“普世价值”，他就用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忽悠，普通老百姓被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搞得晕头转向！
三是垄断话语霸权。西方国家早已习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评价非西方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只要这个国家和民族取得了成绩和进步，直接来一个“万法归一”，说成是遵循“普世价值”的结果；如果这个国家和民族停滞不前或者陷入困境，不问青红皂白，全都归结于没能有效践行“普世价值”；假如不按西方的要求和意愿行事，就被贴上“极权统治”和“违反人权”等负面标签，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实施各种制裁，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压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如果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主张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他就高呼“人权高于主权”，用抽象的价值观代替自主理性的选择。总而言之，在西方国家眼里，只有“普世价值”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四是不遗余力地推动话语输出。西方社会在全世界宣传和推行“普世价值”，花样不断翻新。例如，以指导发展为名，大肆输出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使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帮助转型为名，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大伤元气；“9·11”之后，以反恐为名，武力入侵阿富汗；进入新世纪，借民主之名，策划“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普世价值”不仅没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福音，反而引发社会持续动荡，并被贴上“失败国家”的标签。历史充分说明，“普世价值”不是非西方国家走出贫穷落后的灵丹妙药。[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真正英雄的根本立场，字里行间贯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追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强调的是没有国就没有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人民幸福之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强调的是建设一个秩序井然、富有活力的社会，是人民幸福的条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只有人人胸怀报国理想、坚持道德操守、激扬蓬勃朝气，从自己做起，才能积小我为大我，将人生带入更高的幸福境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观，就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目的的价值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的体现，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区别的一个鲜明特色。[2]
二者区别
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尽管把“自由、民主、人权、博爱”标榜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但由于其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无法掩盖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去盘剥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事实。美国著名学者威廉·格雷德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现象：“在美国，35％的土地、房屋、股票、债券等净资产被1％的家庭所拥有；80％的社会财富被1/5的人所拥有。……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灾难性的财富聚敛程度。”所以，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重要工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作为两个思想概念，它们之间的原则界限泾渭分明，性质目的根本不同，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企图混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妄想通过“偷梁换柱”，抽空我们的精神支柱，销蚀我们的共同理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邪路，最终达到改旗易帜、西化中国、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目的。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当年，戈尔巴乔夫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崇“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无视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无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复杂而尖锐的斗争，逐步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使苏联走上了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教训启示我们，西方“普世价值”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毒剂，必须高度警惕，决不能任由西方“普世价值”来转化我们的精神基因，消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