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反乡的意义
春节长假期间，数亿人次的跨区域流动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特殊景观。从经济学和知识管理学的角度看，伴随着人口流动的是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传播。在这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返回处于欠发达地区的家乡探亲过年的群体。这一群体又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在外求学的大学生、研究生；二是已在外成家立业的所谓成功人士；三是外出打工的民工。
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群体会带来知识的扩散和传播，从而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人的春节情结使得许多人在春节期间都在走亲访友、品茶欢宴、促膝交谈。他们谈论外地的习俗、打工的经历、学习的技艺等等。于是，春节期间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的超大平台和知识传播的超大课堂。
虽然手机、电话、电脑网络等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更便捷、迅速，但它们永远也不能替代面对面的信息交流。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前者指的是政府、企事业单位等通过媒体正式发布的信息，后者指的是无法通过媒体传输或完整传输的非正式消息。非标准化信息大多需要面对面的口口相传以及面对面的语言的充分挖掘，甚至需要配合面部表情和眼神等才能达到传输效果。许多原本不想或者不敢外出打工的人，正是听了春节期间在外打工者的绘声绘色的“演讲”后，才感觉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下定决心走出家乡去闯荡一番的。也正是很大程度上由于春节期间的交流和沟通，出现了先行外出打工者引导和带领后来打工者，从而出现了同一地方打工者在大城市集聚的有趣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外出打工者在春节期间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发现了家乡的投资机会，从而决定不再出去，留下来在家乡设店开厂。在外打工所学到的技艺、培育的经营理念和开阔的眼界等，便通过这些打工者的回流植根于欠发达地区。
至于那些已在外成家立业的“成功人士”和在外求学的学子的返乡探亲，可能更会起到一种榜样作用和激励效应。
从知识学的角度来看，根据迈克尔·波兰尼的划分，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是指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譬如语言、文字、旗语等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则是指那种难以表述的知识，如技艺高超的厨师的厨艺便属于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具有高度的语境限制，也需要面对面的交流、观摩、传授，甚至配合以边干边学方能逐渐领悟。隐性知识的有效传播常常是通过人员的流动来实现的。外出打工者的春节返乡尤其是在家乡的沉淀，正是隐性知识有效传播的一种载体。
每年春节过后，当地外出打工的流向和流量就会根据春节返乡者带回的信息进行一些调整，当地的知识状况就会有一些改进，甚至对一些小地方来说，知识水平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就是说，这是落后地区或欠发达地区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一种重要途径。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欠发达地区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教师就是那些春节返乡者。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春节返乡者也会在返乡期间受到教育，身上依附的人力资本也会得到提升。因为家乡亲人的嘱托和家乡的亲情、家乡的面貌，会增加他们的责任感、使命感。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智商，也包括情商，不仅包括技艺，也包括观念。
所以，发达地区或大城市的政府、居民都应该善待来自外地的民工，他们不仅在这里提供服务，创造财富，也在这里学习，然后将学习成果带回去。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实际上也意味着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交通部门在春运期间的客流运输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它还是全社会知识传播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农村人外出返乡后再次回到农村是什么感受？
这就要看个人情况了，有的人外出打工再次回到农村他们会感到非常的兴奋，而有的人则会表现得非常嫌弃和失望，离开了那么久这里依旧没有一点变化，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同，所获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为了生计、为了生活不得不离开父母，离开妻子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念旧并且热爱自己家乡的人，那么你再次回到农村一定会感到非常的亲切，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自然，没有大城市的灯红酒绿，没有喧闹的鸣笛，只有映入眼帘漫山遍野的绿，以及各种昆虫的鸣叫，你会感到非常的舒适和自然，会沉浸在和家人团聚的喜悦当中。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热闹，喜欢都市生活的人，那么当你再次踏上农村这片土地，你会十分排斥，你会想马上离开这里回到城市当中。毕竟在农村没有宽广的大马路，没有各种娱乐设备，没有各种小吃，你会觉得在这里待下非常的寂寞，即使就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一般而言，年纪比较大的人外出务工，回到农村就会感觉特别的亲切，会不想离开这里，毕竟老年人都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但是年轻人就不会，再次回到农村大多数是很嫌弃的，并且想快速的逃离这里，主要还是因为年轻人的性格比较洒脱，野心比较大，趁着年轻总想闯一闯，处于这个年纪的他们爱玩爱闹，简单的农村生活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
文学中的“返乡”意识是指什么？
“返乡”在这些反映打工者生活和境遇的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离开家园的时候，大多交织在两种命运之间——漂泊抑或返乡。漂泊意味着离开家园来到城市，返乡则意味着告别城市返回家园。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乡村永远是他们的大后方，是他们精神的栖居地，加上传统中国恋乡恋家情节，回乡就成了打工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打工者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在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后、在进城接触了现代化的都市风貌后，还会畅通无阻地回到自己的家园吗？在返乡的难度上，可以说，打工者同那个会唱歌的年轻人一样：“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因为农民工的本体性决定了他们和故乡土地永恒的联系性；而另外一方面，“返乡”则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城市现代化进城的物质现代性地深刻反思，同时对文学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以及乡村、家园在审美现代性上的特殊意义，于是，“返乡”在这里就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打工者来到城市，在压抑之城和变形之城里，个体身心在主动靠近城市文明的时候，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创伤，有的甚至付出的是血淋淋的肢体和近乎绝望的精神代价。个体在城市的细节中觉醒，他们开始用比以前深邃得多的目光去重新审视人性和人生，去审视个体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现代性对乡村个体的“伟大”启蒙。在城市这种近乎残酷的启蒙中，他们自觉地开始回望自己的故乡，回望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在其真正返乡之前，个体在精神层面已经完成了一次返乡。正如90年代初电视剧《外来妹》主题曲《等你在老地方》中所唱：“年复一年/梦回故乡/天边的你在身旁/随那热泪在风中流淌/流得那岁月短又长/年复一年/梦回故乡/天边的你在心上/把那沧桑珍藏在行囊/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抓一把泥土在手上/塑成你往日的模样。”用泥土塑成往日的模样，意味着打工者在现实中无奈地而又避免不了地回望过往的岁月。他们在城市中，遇到所有的事情，都要用自己拥有的乡土经验去独自体味一番，而对他们来说，构成他们长期生活经验的便是挥之不去的乡土记忆，于是在有意识地对比中，他们开始重新回望自己的家园。同张炜、贾平凹等作家那种哲学层面归依乡土家园相比，农民工在精神层面的返乡则要平淡的多。同前者充满浓浓的文人味、诗化的语言、形而上的高度发现生活的意义等特点相比，农民工的精神层面的返乡则表现出了农民眼光的普通记忆、对家园的重新定义以及寻求治疗创伤的精神药方。
当下的文学场中，“返乡”在农民工主题写作里，已经是非常常见的场景。同那些文学场里回到乡村的叙述相比，这里的“返乡”呈现出自己的许多特点，首先，它是底层的返乡，同那些诗意地回归乡土和理性地描述乡土自然风貌的返乡有着本质的差别。它以打工者的叙述视角来开展叙事，以期从细节和变化中，发现农民工个体独特的返乡和家园感受。其次，这种返乡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忧思，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为何农民工来到城市，很多情况下，靠的是回忆故乡来慰藉自己卑微的灵魂？其实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慰藉，而是个体在受到压抑时，本能地寻找释放压抑的精神场所，于是，故乡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时，自然责无旁贷。“返乡”看似轻松的话题摇身一变为不可承受之重，返乡所要表达的便是个体无奈的抗争。在打工者的身上，精神层面的乡村同巨大的城市和无所不能的现代性做着最大限度的抗争，这足以让个体出于一种时刻矛盾的生存状态之中。再者，通过返乡之旅，发现问题，把书写当下农民工带入一种问题意识，他们究竟该怎么办？返乡的沉重和家园的丧失，让农民工叙事自然而然变得凝滞沉重，成为文学场里不能释怀的主题。以上三个方面之和，便是返乡面具下的真实面孔。如果说，以前文人式的返乡用美学和艺术向现代性的城市发难，那么农民工主题的返乡则靠的是困难和个体挣扎、人道主义向现代性的城市发难。当然，不可抹煞的是，返乡中我们看到的不尽是苦难，毕竟人生不能全用苦难代替。打工者从城市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同那些留守者相比，他们接受现代观念更为容易。在胡学文的新作《淋湿的翅膀》[73]里，进城打过工的马新回到乡村，面对着造纸厂可怕的污染，他居然带领乡亲们挑起了维权的大旗，虽然对抗最终失败，但也代表了蒙昧思想的觉醒；同时，同以前的农民和留守派相比，他们生活也相对富足，返乡时购买的那些礼物足以说明一切，这是打工者返乡的又一精神驱动力。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感人的一幕，那个丧失了自己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贵州年轻人，即使生活在巨大的困顿里，返乡时也给自己的亲人买了许多礼物，母亲有一件红色罩衣，两双塑料凉鞋还有一袋洗衣粉，两个侄子分到了糖果饼干和学习用品，父亲则得到了一顶黄军帽和一双黄色解放鞋。在赠与礼物的瞬间，我们相信，那个年轻人会暂时得到一些安慰，而他的家人也会陷入得到礼物的畅然欣喜中。（《无巢》）就连那个失去男性能力的花牤子也得到了打工者赠与的许多礼物：“香烟、鞋子、奶糖、糕点、刮胡刀、电子手表、腊肠、仿皮的腰带、毡帽、酥油炒面……”（《花牤子的春天》）这些象征着现代性的物品，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场中，曾经散发出强烈的精神魅力，遥远而不可及。那时的农民们，面对这些东西，表现出的是一种“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状态。而今这些东西已经可以轻易地进入他们生活当中，成为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证。对于文学家来说，在当下集中地选择苦难和底层，是因为苦难和底层给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拓宽了文学的视野，也是文学对现实的责任与承诺。然而一味书写苦难必然将文学带入麻木境地，我们希望看到完整的人性，而不全是人性的极端，对于打工者来说：回家之路漫漫，回家之心上下求索，其回归之路上的苦难必不可少，然而温暖也依然长存，哪怕是在一个接着一个苦难的缝隙里，我们也能窥见一点人性的亮光——这是书写返乡主题的文学应该注意的——也是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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