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朕即国家，一言九鼎，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具有征信作用的皇帝宝玺，尤其是国宝，则是这种最高权力的标志。清朝政权作为中国封建制度最后也是最高阶段的政权，曾大量吸收了历代统治方略的精华，其中也包括国宝制度。综观清代国宝制度，既有满族统治的特点，也有对前代制度的继承。前者如御宝宝文中增加了满文，后者如御宝数目及宝文内容等。清代国宝制度从肇始、确立到消亡，也正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过程。
清代的国宝始制于满洲入关以前。努尔哈赤时期只有一方“天命金国汗之印”，皇太极天聪年间也是一方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至1636年皇太极国号改“大清”，改元“崇德”时，见于记载的国宝起码有“皇帝之宝”等五种（见皇太极国宝五种），此时清代国宝已初具规模。
顺治元年（1644），清室定鼎燕京（今北京），清朝许多国宝应是在这一时期创制的，但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康熙二十九年（1690）《钦定大清会典》修成，其中记载当时共有御宝二十九方（参见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九方），与皇太极时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至雍正五年（1727）重修《钦定大清会典》时，所载的国宝数目及内容仍然没有变化。可知康熙至雍正年间清代国宝制度相对稳定，为乾隆皇帝重新厘定国宝奠定了基础。
乾隆帝认为皇帝治理天下，应充分重视国宝的征信作用，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对皇帝行使最高权力标志的国宝的宝文、形制、保管、使用等做了基本规定。乾隆十一年（1746），针对过去对国宝记载失实、宝文重复、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等情况，乾隆帝对交泰殿所藏的前代三十九方国宝重新考证排列，将国宝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参见二十五宝玺），仍旧贮存在交泰殿中，并制成宝谱，以流传后世。
乾隆厘定二十五宝之后，剩下的十四方御宝中，有四方乾隆认为“于义未当”，其余十宝送到盛京皇宫中珍藏，这就是“盛京十宝”。[1]这十方御宝于乾隆十一年（1746）入藏盛京皇宫凤凰楼，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对盛京十宝作过一次调整，将“丹符出验四方”改刻为“制诰之宝”，改刻原因则史载不详。
另外，在故宫藏品中，有四方檀香木交龙纽宝玺，皆汉文篆书，制作的年代当在光绪末宣统初年，似应钤用于新政或立宪后向中外颁发的文书上，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钤用以上诸宝的文件。抑或是预先制作，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预备立宪便宣告破产，这些御宝也就被束之高阁了。故将其列入清代国宝的范围。
宝玺
碧玉盘龙纽“
皇帝奉天之宝”
宝玺
“皇帝奉天之宝”，清早期，碧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玺书体。面14cm见方，通高15.2cm，纽高11.5cm。附系黄色绶带。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交泰殿宝谱》记此宝“以章奉若”之用，以示皇帝对上天的尊崇和礼敬。但这只是一种象征，实际上，迄今还未发现钤盖此宝的档案文书，表明此宝极少使用。关于此宝的含义，乾隆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厘定国宝时曾有过如下考辨：“至谓‘皇帝奉天之宝’即传国玺，两郊大祀及圣节宫中告天青词用之，此语尤诞谬。大祀遵古礼，用祝版署名而不用宝。圣节宫中未尝有告天事，或道箓祝厘时一行之，亦不过偶存其教耳，未云命文臣为青词，亦未尝用宝。且此玺孰非世世传守，而专以一宝为传国玺，亦不经。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曾请旨取裁，只沿用明时内监所书册档，承伪袭谬，遂至于此。”指出康熙朝和雍正朝《大清会典》对此宝的认识错误及其原因，并最后将其确定为敬天之表征物。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未改刻而保持原貌。?宝玺
金交龙纽“
大清嗣天子宝”
宝玺
“大清嗣天子宝”，清早期，金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本字。面7.9cm见方，通高7.6cm，纽高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也是清代二十五宝之中唯一的一方金质宝玺。《交泰殿宝谱》记此宝为“以章继绳”之用，是皇位传接承递的象征。但实际上却很少使用，只在宫中殿堂内的御笔匾额上偶尔钤用。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同样被乾隆帝认为是“先代相承，传为世守”的旧物而未被改刻。?宝玺
栴檀香木盘龙纽“皇帝之宝”宝玺
“皇帝之宝”，清早期，栴檀香木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5.5cm见方，通高16.6cm，纽高11cm。附系黄色绶带。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是清代二十五宝之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为“以肃法驾”之象征物，故凡清帝行围及驻跸圆明园或避暑山庄时，都要以这方“皇帝之宝”随驾。此外通过对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中宝玺使用状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二十五宝中用得最频繁、范围最广的也是这方木质“皇帝之宝”，诸如皇帝登基、皇后册命、皇帝大婚、发布殿试金榜及其他重要诏书上均钤用此宝。可以说此宝是清朝皇权的重要标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宝玺
白玉盘龙纽“皇帝尊亲之宝”
宝玺
“皇帝尊亲之宝”，清早期，白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6.8cm见方，通高6.1cm，纽高4.3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荐徽号”，主要是为前朝后妃上徽号或尊号时钤用。据《大清会典》记载：“凡加上尊号、徽号，册立皇后、皇太子，册封皇贵妃、贵妃、妃、嫔……其应给纸册诰命，中书科缮写，送阁用宝。”其中的加上尊号、徽号时所用之宝就是“皇帝尊亲之宝”，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记载上徽号情况的清代档案中也钤盖有此宝。?宝玺
青玉交龙纽“制诰之宝”宝玺
“制诰之宝”，清早期，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14.7cm，纽高8.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谕臣僚”，但实际上多是在册书或诰命上钤用。按清朝定制，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则颁发诰命，诰命因发放的对象不同名称也不同，官员本身受封称为“诰授”，封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生者称“诰封”，死者称“诰赠”。但不管是“诰授”，还是“诰封”、“诰赠”，都要钤盖“制诰之宝”。据《大清会典》记载：“凡给功臣世袭罔替诰命，分别世次敕书，由该衙门开载功绩，移送内阁，交中书科缮写，送阁用宝，仍行该衙门给发。其子孙承袭时，令该衙门将原给诰敕送阁，中书科填写承袭人名年月，仍送阁用宝。”这里所用之宝，绝大多数是这方“制诰之宝”，此宝是二十五宝中使用较多的一方。?宝玺
碧玉交龙纽“敕命之宝”宝玺
“敕命之宝”，清早期，碧玉质，交龙纽，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1.3cm见方，通高9cm，纽高5.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钤诰敕”，而大部分是在敕书上钤盖。清代的敕书分为敕命和敕谕两种。敕命用于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世爵有袭次者，为卷轴形式，六、七品二轴，八、九品一轴。敕谕则有敕任官员、敕谕臣民、敕封或谕告外藩之别。敕书最后都要书明颁发年月日，并加盖“敕命之宝”。 “敕命之宝”是二十五宝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方。?宝玺
金交龙纽“天子之宝”宝玺
“天子之宝”，清早期，金质，交龙纽方形玺，满文篆书。面11.9cm见方，通高8.3cm，纽高5.1cm。附系黄色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书满汉字“天子之宝匮”。 “盛京十宝”之一，用于祭祀祖先及百神。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大臣阿拜代祭清帝列祖，其祭文中钤有“天子之宝”，所钤极有可能就是这方宝玺，制作当在清太宗崇德时期。此宝的交龙纽及满文篆字的印文风格也与这一时期的金质“奉天之宝”一致，是清前期十分重要的典章文物。?宝玺
墨玉交龙纽“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玺宝玺
“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玺，清早期，墨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玺书体。面15.6cm见方，通高9.8cm，纽高4.9cm。附系黄色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书满汉字“奉天法祖亲贤爱民宝匮”。 “盛京十宝”之一。据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当时共有御宝二十九方，其中内宫收储六方，内库收储二十三方。此方“奉天法祖亲贤爱民”宝即为内库收储者之一，其制作当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宝玺
白玉盘龙纽“
大清受命之宝”
宝玺
“大清受命之宝”，清崇德，白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本字。面14cm见方，通高12cm，纽高8.2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位列二十五宝之首。据《交泰殿宝谱》所记为“以章皇序”之用，即表明清王朝受天之命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又据乾隆帝《交泰殿宝谱序后》，此宝原是太宗皇太极以来“先代相承，传为世守”的旧物，故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得以保持原貌。其材质洁白温润，盘龙纽线条简洁流畅，技艺纯熟，显示出清前期玉石雕刻的水平。?宝玺
檀香木交龙纽“大清皇帝之宝”宝玺
“大清皇帝之宝”，清晚期，檀香木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5.6cm见方，通高9.8cm，纽高4.9cm。附系黄色绶带。黑漆木匣承之。 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新政与立宪成为国家政局的一大至要。清政府国家机构围绕着君主立宪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的转化。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此方“大清皇帝之宝”便制作于这一时期，似应钤用于新政或立宪后向中外颁发的文书上，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钤用的文件。而此宝本身也无使用痕迹，刻宝时所着墨迹如初，抑或是预先制作，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预备立宪便宣告破产，故而被束之高阁。?宝玺
“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这是乾隆皇帝对皇帝宝玺内容的基本看法，实际上，也是所有皇帝宝玺在择取印文时要考虑到的。清代皇帝在选择闲章印文时，都力求充分体现其为政思想，尽管这类闲章在全部皇帝宝玺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通览之后，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清朝皇帝施政方略的某些痕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敬天法祖的思想意识。清代每位皇帝都有表示敬天法祖的玺印，如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雍正帝的“敬天尊祖”玺、乾隆帝的“敬天法祖之宝”。“敬天”，就是要用君权神授的理论证明其统治的合理与神圣，“法祖”则维护了其统治的严肃性和合法性，以法祖为名，推行自己的政策，减少了用人行政方面的诸多阻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统治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通过对敬天法祖思想的提倡，可以增强满族的民族凝聚力，进而维护其民族的独特传统和纯洁性。
二是勤政爱民的治世方略。清帝对勤政爱民极为重视，将其视为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清帝将勤政提升到祖制家法的高度，勤政已经成为其施政特征之一，也是构成清朝皇帝集体性格的重要方面。他们的宝玺中经常出现“朝乾夕惕”、“兢兢业业”等反映勤政的内容。同样，民为邦本，爱民如子的思想在清代也得到较好的体现和实践，清帝对如何勤民、爱民、养民、恤民多有论述，而“敬天勤民”、 “育德勤民”等宝玺正与这些言行相呼应。
三是中道政治的施政方针。为保持统治局面的长治久安，清帝必须调和随时可能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把握好政策的力度，自觉运用能为汉民族普遍接受的理论学说作为统治依据，其中儒家的中庸学说被广泛采用，提出了“宽猛相济”的“中道政治”策略。在清帝闲章中，有不少印文就是依此衍化而来的，如“中得天地心”、“和顺积中”等，反映出清代诸帝对“中道政治”施政方针的重视和推崇。
此外，还有一些玺印反映出清代特殊时期朝政的状况，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乾隆的“归政仍训政”、“敕几训政”等玺以及咸丰帝的“御赏”和“同道堂”玺。 “归政仍训政”正是乾隆帝禅位嘉庆帝后归政不放权，仍独揽朝纲的真实反映。咸丰帝于热河去世前，将“御赏”和“同道堂”玺分赐孝贞皇后和同治帝，规定二玺为辅政期间下达圣谕的信符。这两方咸丰皇帝的普通小玺后来被慈禧所掌控，成为她专权的工具。
育德勤民檀香木异兽纽“育德勤民”玺
“育德勤民”玺，清康熙，檀香木质，异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cm见方，通高10.8cm，纽高6.2cm。附系黄色绶带。
雍正敕命之宝寿山石海水行龙纽“雍正敕命之宝”全形之一
“雍正敕命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海水行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4cm见方，通高11.5cm，纽高6cm。
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寿山石九龙钮雕夔龙边大宝一件，奉旨：镌‘雍正敕命之宝’。钦此。于二月二十四日寿山石九龙钮雕夔龙边大宝一件，镌‘雍正敕命之宝’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
雍正尊亲之宝寿山石卧象纽“雍正尊亲之宝”
“雍正尊亲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卧象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8cm见方，通高9.7cm，纽高6.2cm。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怡亲王交太平有象寿山石图书一方，奉旨：镌‘雍正尊亲之宝’。钦此。本日郎中保德交袁景邵、滕继祖各篆字样二张，呈怡亲王看。王谕：准袁景邵篆的三行样式，但笔画掩草，收拾好再照样镌刻。遵此。于九月十四日太平有象寿山石图书一方，镌刻‘雍正尊亲之宝’完，怡亲王呈进。
敬天尊祖寿山石
鼍
龙纽“敬天尊祖”玺全形之一
“敬天尊祖”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鼍龙纽方形玺，篆书。面6.6cm见方，通高9.5cm，纽高4.5cm。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鼍龙钮图书一方，奉旨：镌‘敬天尊祖’。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色寿山石鼍龙钮图书一方，镌‘敬天尊祖’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据此，知此宝刻于雍正元年。
此宝是雍正帝早期重要宝玺之一，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法之上。
朝乾夕惕寿山石飞熊纽“朝乾夕惕”玺
全形之一
“朝乾夕惕”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飞熊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cm见方，通高7cm，纽高4cm。
此宝刻于雍正元年（1723），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飞熊钮图书一方奉旨：飞熊钮图书镌‘朝乾夕惕’钦此。于三月十三日红色寿山石飞熊钮图书一方，镌‘朝乾夕惕’四字……怡亲王呈进。”该宝是反映雍正帝勤政思想的重要文物，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法之上。
此宝之飞熊纽雕刻精细，为清早期印纽雕刻之代表作品。
兢兢业业寿山石双螭玦纽“兢兢业业”玺
“兢兢业业”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双螭玦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4.3cm，长9.4cm，通高4.5cm，纽高1.8cm。
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白寿山石双螭玦长方引首一件。奉旨：两边磨去些，镌‘兢兢业业’。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白寿山石双螭玦长方引首一件，镌‘兢兢业业’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该玺为雍正帝自励自勉之作。
亲贤爱民寿山石双兽纽“亲贤爱民”玺
全形之一
“亲贤爱民”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双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6cm见方，通高9.2cm，纽高4.5cm。
此宝刻于雍正元年（1723），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双兽钮图书一方，奉旨：镌‘亲贤爱民’，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色寿山石双兽钮图书一方，镌‘亲贤爱民’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此宝为雍正帝御极后的自箴之作。
乾隆敕命之宝寿山石螭纽“乾隆敕命之宝”全形之一
“乾隆敕命之宝”，清乾隆，寿山石质，螭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3cm见方，通高13.4cm，纽高5cm。
此宝应专钤于乾隆帝发布的敕书之上，其地位与“二十五宝”之中的“敕命之宝”同，为乾隆帝诸宝玺中规格较高者。
敬天勤民白玉交龙纽“敬天勤民”玺
“敬天勤民”玺，清乾隆，白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6cm见方，通高9.2cm，纽高4.6cm。附系黄色绶带。
玺四周刻乾隆帝御制《敬天勤民宝四言诗》。
所宝惟贤寿山石卧兽纽“所宝惟贤”玺
“所宝惟贤”玺，清乾隆，寿山石质，卧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cm见方，通高4.5cm，纽高1.9cm。
此玺与“乾隆御笔”、“德日新”为一组，相配使用，钤诸御笔书画之上。
乾隆帝将此为文入玺，以明其求贤若渴，绥远抚近之心迹。
归政仍训政青玉交龙纽“归政仍训政”玺
“归政仍训政”玺，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3cm见方，通高5.6cm，纽高2.7cm。附系黄色绶带。
嘉庆尊亲之宝寿山石随形纽“嘉庆尊亲之宝”钤本
“嘉庆尊亲之宝”，清嘉庆，寿山石质，随形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7cm长，9.3cm宽，通高17.8cm。
“尊亲之宝”一般在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制作，为上尊谥或徽号而用。此方“嘉庆尊亲之宝”在嘉庆初年的乾隆帝裕陵的神道碑上已经使用，是嘉庆帝宝玺中制作较早的一方。
此宝的雕制至少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乙亥年）由内府御用工匠完成，以为祝寿之用，至嘉庆初年又刻上现在的印文，因此此宝表现了乾隆年间宫廷寿山石雕刻水平。
惟几惟康昌化石雕云龙“惟几惟康”玺钤本
“惟几惟康”玺，清嘉庆，昌化石质，随形雕云龙方形玺，汉文篆书。面7.1cm见方，通高14cm。
嘉庆以“惟几惟康”为治世之要道，故刻之于玺，垂诸万世，固当与典谟训诰共昭法守。
传心基命青玉云龙纽“传心基命”玺钤本
“传心基命”玺，清嘉庆，青玉质，云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cm见方，通高7.3cm，纽高3.1cm。
保泰持盈青玉瑞兽纽“保泰持盈”玺
“保泰持盈”玺，清嘉庆，青玉质，瑞兽纽葫芦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4cm，长4.1cm，通高3.1cm，纽高1.9cm。
政贵有恒寿山石雕云龙“政贵有恒”玺
“政贵有恒”玺，清道光，寿山石质，通体雕云龙纹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6cm见方，通高9.9cm。
恭俭惟德寿山石雕灵芝葡萄“恭俭惟德”玺
全形之一
“恭俭惟德”玺，清道光，寿山石质，随形雕灵芝葡萄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cm见方，通高9.5cm。
此玺是反映道光帝节俭思想的重要实物。
同治尊亲之宝水晶连环桥纽“同治尊亲之宝”
“同治尊亲之宝”，清同治，水晶质，连环桥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8cm见方，通高5.2cm，纽高2cm。
同治帝宝玺。此宝用一块水晶雕制，尤其是桥纽及连环，雕刻难度很大，不易成型，故十分难得。此宝曾钤于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行乐图》以及咸丰帝定陵神道碑之上。
同道堂与御赏“同道堂”与“御赏”二玺
“同道堂、御赏”玺，清咸丰，二方一组，共装于一黑漆盒内。其中“同道堂”玺，青田石质，光素，篆书。面2cm见方，通高8cm。“御赏”玺，田黄石质，光素，篆书。面宽1cm，长2cm，通高5cm。
两玺原是咸丰帝奕詝所用的闲章。
二玺作为谕旨下发的凭证，其使用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始，约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结束，是晚清政治的见证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印章虽小，但约千言于数字，缩寻丈于径寸，诚可谓尽乎碑版铭勋赋诗乐志之胜。皇帝闲章亦不例外，尤其是嘉言诗词玺，多凭借诗词文句表达其个人的胸襟怀抱，优美的文辞，加之篆刻家的细心经营和巧妙雕琢，在方寸之间，呈现出典雅的意境和风神。
清帝闲章印文择取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取自儒家经典。清代皇帝深知要统治人数比本民族多得多，文化积淀更为深厚，社会发展又处于先进地位的汉民族，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有极为透彻的了解，知彼知己，才能保持长久的安定。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自觉利用儒家礼制塑造自己。从他们的印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儒家经典和理学是相当熟悉的，许多印文就直接或间接出自这些典籍。如出自《论语》的有“为君难”等；出自《尚书》的有“万国咸宁”、“惟精惟一”等。所有这些玺文都与修身养性、治国安民有关，代表了他们对古代文化经典奥义宏纲的理解，这是他们自觉学习的结果。二是择自古代名篇佳句，如“心清闻妙香”择自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还有一些印文择自唐代诗人李白、杜甫、许浑等的诗句，如果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恐怕是不会产生这一现象的。三是选自皇帝自己的御制诗句，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清代皇帝常于万几之暇，读书研史，鉴赏吟咏，以琴棋书画自娱。这在他们的闲章中表现很明显。如写字作画的有“××宸翰”、“××御笔”，描绘自然中物象的有“平生知己是梅花”，此外，调琴鼓瑟、吟诗读书等也有闲章表现。
由于皇帝的闲章多是根据他们的旨意而作，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落入印文，借以抒发一己之心性，即便是内外臣工的进献，也都揣摩上意，因此，综合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印文中所反映出的皇帝鲜明的个性特点。雍正帝“为君难”的玺文，反映出在经历了惨烈的皇权斗争之后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印文反映皇帝性格最充分者莫过于乾隆帝，他一生所刻印章在千方以上，其中诸如“古稀天子之宝”、“十全老人之宝”、“八徵耄念之宝”等，多记述他一生的功业，这种具有记事纪盛功能的玺印在他的宝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凸显出他喜欢张扬炫耀自我的性格特点。而“即事多所欣”、 “心愿符初”等更是乾隆帝创造盛世之后那种志得意满、沾沾自喜心态的真实写照。闲章为考察皇帝的性格、情趣、思想和生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雍正御笔之宝寿山石雕夔龙瓦纽“雍正御笔之宝”
全形之一
“雍正御笔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雕夔龙瓦纽，汉文篆书。面13.2cm见方，通高15cm，纽高6.5cm。
此宝体量硕大，瓦纽上雕出没于云间的九条夔龙，形态各异，宝周边浅浮雕博古夔龙纹饰，古朴典雅，做工精细，为典型的清早期寿山石雕作品。为雍正宝玺中的重器。
雍正宸翰寿山石云龙纽“雍正宸翰”玺
“雍正宸翰”玺，清雍正，寿山石质，云龙纽，汉文篆书。面6.2cm见方，通高7cm，纽高4.5cm。
此宝纽雕云如流水，行龙出没云端，飘逸生动。此宝经常与“朝乾夕惕”或“亲贤爱民”相配，钤于雍正帝御笔书画之上，印迹至今多有留存。
圆明主人寿山石狮纽“圆明主人”玺
“圆明主人”玺，清雍正，寿山石质，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8cm见方，通高7.7cm，纽高3cm。
该玺为雍正帝皇子时期所制，大致刻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后，因是年康熙帝把畅春园北赐给皇四子胤禛，并“赐以园额曰‘圆明 ’”，此后雍正便以“圆明主人”自居。此玺曾钤于《御选语录》之《御制总序》及《御制序》后。
破尘居士寿山石“破尘居士”玺
“破尘居士”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光素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7cm见方，通高2.7 cm。
此玺为雍正帝皇子时期所制。此玺与“雍亲王宝”相配使用，钤于御笔书法之上。此玺雍正帝即位后便不再使用。
万国咸宁寿山石雕山水人物“万国咸宁”玺
“万国咸宁”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随形雕山水人物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3cm见方，通高7cm。
乾隆宸翰昌化石雕荷塘小景“乾隆宸翰”玺全形之一
“乾隆宸翰”玺，清乾隆，昌化石质，随形雕荷塘小景方形玺，汉文篆书。面8.4cm见方，通高15.2cm。
此玺用昌化鸡血石刻治，印石鸡血虽然不多，只丝丝缕缕散布于顶端，但质地却极温润，近似于牛角冻。尤其是雕刻者依据材质表面不同的色彩巧妙构思，精心布局，使之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佳作。是乾隆帝宝玺中雕制最为精美者之一。该印本为文人印章。
信天主人田黄石“信天主人”玺
“信天主人”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长方形玺，汉文篆书，玺文两边围二升龙图案。面宽2.5cm，长3.2cm，通高5.5cm。
乾隆御笔田黄石子母狮纽“乾隆御笔”玺
“乾隆御笔”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子母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7cm见方，通高6.2cm，纽高3.5cm。
此宝与“所宝惟贤”、“德日新”为一组配合使用，是乾隆帝宝玺中钤用较多的一方。如著名的“三希堂”匾上就钤有此玺。
惟精惟一昌化石质“惟精惟一”玺
全形之一
“惟精惟一”玺，清乾隆，昌化石质，随形雕苏轼《赤壁赋》文意，汉文篆书。面6.9cm见方，通高11.9cm。贴黄签一，上墨书“惟精惟一御宝一方”。
此玺与“乾隆宸翰”相配，钤诸御笔书画之上。
古稀天子之宝碧玉交龙纽“古稀天子之宝”
“古稀天子之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9cm见方，通高10.8cm，纽高5.2cm。
此玺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年乾隆七十万寿。
八徵耄念之宝碧玉交龙纽“八徵耄念之宝
”“八徵耄念之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11cm，纽高5。4cm。附系黄色绶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