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玄的经历
周太玄在学前即开始学习中国古代的诗词和典籍，8岁在峨眉进小学，除语文和科学课外，还是以读经、史、诗和"试取策论"为主要课程。因成绩优异，1909年（清宣统元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辛亥后该校并入府中学堂，即现在的石室中学。郭沫若（鼎堂）曾这样写道："王光祈（润舆）、魏嗣銮（时珍）、李劼人（家祥）、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偏偏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有一位胞兄周光煦（晓和）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对周太玄的成长影响较深的有他的小学校长林玉峰和石室中学校长刘士志两先生。他曾这样记述刘先生："我们关于国学方面的教习都是一时之选。同时也含 有人格感化的作用，内中尤以我们同学至今同声感念的校长兼历史教员刘士志（行道）先生为最好。他待我们如子弟，与他相处如家人；赏罚不拘形式，教导注重感化。他是一个抱民族思想的人，在他的庇护之下，当时学校中颇能读到许多海外寄来的革命刊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刊物中，周太玄最爱读的是具有一定革命色彩的《国粹学报》 。这个刊物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发扬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为主旨。它所刊载的岳飞的诗词，文天祥的《集杜》，郑所南等人豪气磅礴的诗歌，都曾深深打动过周太玄的心弦，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周太玄于1911年在石室中学毕业。此时，四川的有志青年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纷纷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求学。周太玄无经济来源，也于1913年与魏嗣銮,胡选?雀盎?他考入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得师友担保，以自己的稿酬勉强维持学习和生活。同学许德珩、冯友兰在回忆当年学习生活时，对他的坚毅勤奋和卓绝才气都极表赞许。在他1913年出川及在上海时的日记中有诗33首,词60余首。此后他将旧作的词59首用揩书集成册取名"桂影疑月词",但都未发表。因此只有他的朋友了解他，李璜认为"本是一感情浓厚与文笔优美之词人"。1916年周太玄毕业于中国公学，在上海《民信报》任翻译，编辑等职。后来去北京，担任《 京华日报》、《中华新报》编辑和中华通讯社通讯员。不久，王光祈于中国大学毕业，经他介绍，王也担任了《京华日报》的编辑。由于新闻工作接触社会面宽，对社会的各种弊端了解更深，他们痛感风雨如晦，民族灾难深重，急谋彻底改革社会之途。经友人介绍，他们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主编《晨钟报》副刊的李大钊同志.（守常）彼此志趣相投,过往密切,他们把大钊视为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方面的典范。在长期接触中，共同决定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周太玄后来追亿说，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决定"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这正是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过仔细的酝酿，他们规定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学会要求会员要"奋斗、实践、坚韧、俭朴"，以实现学会的旨趣。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顺治门（即宣武门）外的岳云别墅召开了发起人会议。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周无（太玄）、陈育（愚生）、张尚龄（梦九）、曾琦（慕韩）、雷宝箐（眉生）等7人。会议决定王光祈任书记，李大钊任编辑，周无任文牍。此后又经过了1年的筹备期，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李大钊同志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从而把"少年中国学会" 向前推进了一步。后来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等都参加了这个学会，并成为其中的活动分子。"少年中国"的会员中，也有人后来成了国家主义派和青年党的党魁，如曾琦、左舜生、李璜（幼椿）等。另有部分人则成了著名科学家如杨钟键等、文学家如朱自清、李吉人等。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它的会员遍布世界各国，尤以法国为最多。1921年8月27日"巴黎分社"成立，周太玄当选为书记。当时"少年中国"在东京、南洋、纽约等地的和赴比利时、德国、瑞士求学的会员都由巴黎分会联系。在国外会员中周太玄也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周太玄曾为《少年中国》杂志撰写《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 和展望诗歌发展的理论文章《诗的将来》，并翻译了法国诗人爱米尔 德巴克斯的长诗《幸福》，又把被法朗士称为"法兰西近代一个最有价值的诗人"的保罗凡尔仑和他的诗作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我国著名诗人艾青早期的诗就曾受过这位法国诗人的影响。周太玄还有不少新诗发表在《少年中国》上，其中"过印度洋"（1919年）影响最大，它是："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那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我美丽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胡适在1919年10月发表的"论新诗"中认为"初做新诗都带着词、曲的意味音节。…且引最近一期《少年中国》（第二期）周无君的过印度洋：…这首诗很可表示一半词一半曲的过渡时代了"[2]．这首诗由著名作曲家赵元任作曲（1922年），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几十年后，魏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还谈到自己的老师教授他这首诗歌至今还能背诵的情景。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中学教材中。这首诗还被收入《中国文学大系》中。他的诗歌理论和诗作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还发表有"去年八月十五","黄蜂儿"等几首新诗．此外，他还在报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教育问题、妇女问题、宗教问题、哲学问题等方面的文章。鸦片战争后丧权辱国的历史和辛亥革命后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希望的幻灭，使许多苦苦探索国家民族复兴之路的爱国知识分子逐渐把目光转向国外，并开始出国留学了。这时周太玄经吴玉章同志介绍加入了法华教育会学习法文。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人民热切关注着和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此周太玄在这年的正月初一搭乘一艘邮轮奔赴法国。为了将巴黎和会的可靠消息发回祖国，周太玄征得了吴玉章的同意，在华法教育会倡导者之一李石曾支持下，迅即办起了"巴黎通讯社"。最初是由周太玄和李璜合办，后来又邀请了李吉人等来法合办。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和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被美、英、法、意、日等国家否决，巴黎和约又肯定了日本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中国作为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战胜国"反而受到令人发指的屈辱，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认可，"巴黎通讯社"将事实真象迅速传到国内，由各报披露出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慑于这种压力，北洋政府代表团未敢在和约上签字。后来周太玄称这次通信是"巴黎通讯社事业的顶点"。在国内新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底周太玄又开始创办《旅欧周刊》，并受华工工会的委托，筹办《华工周刊》。《华工周刊》于第二年出版并改名为《华工旬刊》。《旅欧周刊》设有国内时事、旅欧新闻、世界新闻、华工状况、思潮、随感等栏目，每逢周末出版，周太玄担任主编。从发刊词到以后各期的论说、随感等，很少有哪一号上没有周太玄的文章。《华工旬刊》由周太玄、李立三、赵世炎一起创办，是主要反映华工问题的刊物。周太玄在北京时 原拟作为华工赴法，后又拟充任华工翻译，故到法国后随时都比较注意华工的情况。同时"巴黎通讯社"和《旅欧周刊》均设有华工栏目，采访工作也需要常到华工中去，因此，他能经常为华工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始终与华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留学生不少人愿在他所创办的刊物上投稿，他联系的人很广泛，徐特立、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等都是他在法文学校时的同学。1920年周太玄的女友王耀群从成都到巴黎勤工俭学，和她同行的还有四川的胡蜀英、吴若膺等。就在这时周太玄结束了刊物的工作，偕王耀群同到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城，进入了古老的蒙彼利埃大学。他学习博物学，王耀群学药学。不久他们结婚生子，仅靠太玄手中的一支笔维持着两人的学业及一家的生活。此时老友李劼人也应他们之邀进入蒙彼利埃大学攻读文学。他们共同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深信刻苦勤工，俭约自持，奋发求学，勇猛搏战，一定能奔向成功之路。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庚子赔款退款兴学征文"他以"庚子赔款与教育"为题应征获得了头奖，奖金500元，当时法郎甚贱，对生活不无小补。1924年周太玄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接着又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院。在1924年至1928年之间，不断地往返于蒙彼利埃、巴黎和西部海滨之间。1928年王耀群读完了药科，他们一同回到巴黎。在巴黎期间周太玄加紧了研究工作，曾分别在法国科学院、法国动物学会、生物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了9篇研究报告，另外还有植物学报告、地质学报告及50多幅详图、100页的博士论文。周太玄以其在腔肠动物、特别是在水母的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解决细胞研究中的染色问题上的重要突破，于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直到1949年苏联出版的《下等动物胚胎学》还引用了周太玄的图和叙述，足见周当时达到的水平。1930年11月，周太玄婉言谢绝了巴黎大学研究院的热情挽留，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先生之聘毅然回国，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动物学讲座的名义同时在成都大学和成都师范大学任职，是当时四位特聘教授之一。1931年11月三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1932年被聘为理学院长兼生物系主任。由于三大学的合并，当时国立四川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全国三十多所大学中名列前茅，生物系更是如此。当时四川的大学很少，专业门类也很少，为适应当地的需要理学院中开设不少新课，在生物系由周太玄之兄周晓和新开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
朱光潜的往事略集
朱光潜，安徽省桐城县人（今枞阳县麒麟镇）。父亲朱子香，是乡村私塾先生，颇有学识。朱光潜少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私塾，15 岁上孔城高小（在今孔城镇桐乡书院内），半年后升入桐城中学。在桐中他弃时文而从古文，受国文教师潘季野熏陶，而对中国旧诗产生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入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入学后一年又考取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到英国人办的香港大学学教育。民国七年（1918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奠定了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入香港大学后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朱光潜由《新青年》杂志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改写白话文，后用白话文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香港大学毕业后，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结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并应邀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到该校中学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主编。编辑助手是当时以进步学生面貌出现的姚梦生（姚蓬子）。在吴淞时期，朱光潜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不问政治，与左派郑振铎、杨贤江，右派陈启天、李璜等都有往来。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关闭，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未被采纳，遂辞去教务主任职。朱光潜同情他，一起断然离开春晖中学赴上海谋生。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所立达学园。按匡互生的意见，朱光潜草拟了开办宗旨，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专制教育。他们还筹办了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立达学园办起后，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入英国麦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民国十八年（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又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讲，对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并受其启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后离开英国转入莱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悲剧心理学》。英法留学8年中，朱光潜先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由于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影响很大。从此他和广大青年结缘。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总结自己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还在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焚毁）。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回国前，经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北大西语系教授，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还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老友徐悲鸿之约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当时正逢“京派”（多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联”）对垒。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时期最盛，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任主编。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民国36 年复刊，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出了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22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川大文学院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潜回忆此事，认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民国三十七年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 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民国三十七年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三。这时袁翰青教授受地下党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建国初思想改造阶段，他是重点对象，受到很多教育，特别是在参加文联和全国政协（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后，常有机会参观访问全国各地，经比较新旧中国，他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57年，全国开始6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柯的《新科学》等。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1980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1983年3月，朱光潜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主讲“钱宾四（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实为他后半生的定论。同年，北京大学为朱光潜举办执教60周年纪念会。翌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我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哪些角色是虚构的？
李火镰、耿照泉、宗旭之、宗玉佩、林朗,王俊（陈箓的秘书）、罗雅萍是《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虚构的角色。《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是一部大型革命史诗题材电视剧，该剧以二十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青年时期的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蔡和森等社会主义革命先驱与伟人在法国艰辛寻求救国之道并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故事。扩展资料：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一批中国进步青年开始把寻找救国道路的目光转向欧洲，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邓希贤（青年邓小平）、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立三、陈毅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先后来到法国，目睹了法国共产党与底层劳工的革命运动。在求生存、求真理的过程中组织了“反饥饿大会”、“拒款大会”、“里昂大学事件”等一系列爱国运动，最后自觉集合到了共产主义的大旗下，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邓希贤于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入选书记局，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列车。轰轰烈烈的法兰西岁月锻造了这群年轻人的灵魂与理想，未来中国的命运将因他们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该剧整体风格大气细腻，满怀激情和思考。风起云涌的岁月，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异国他乡对祖国的柔情和自我挣扎，那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和少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属于他们年轻恣意的时代，他们让我们也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他们披荆斩棘换来了今天的中国。历史不会让人枯燥，曾经的英雄人物不会被忘记，先辈们付出的热血和生命，在不同载体的传承下，将会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下去。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