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何处/
【原文】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说解】
子夏所论得中道。君子或有小节不拘，或有惭德不佳，但大德不可失。
《宋史·列传》（卷一百七十七）载文天祥事，说：“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这便是“小德出入”。但是到了元兵南下，有诏命勤王时，文天祥表现了一个士大夫的“大德”：“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被元兵俘获后，始终不屈，从容就义。“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以他的气节为子夏这句名言做了真切的说明。
有意味的是，子夏所论，在宋明理学那里遭遇不同意见。
《论语集注》引吴氏曰：“此章之言，不能无弊。学者详之。”
《朱子语类》：“大抵子夏之说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处。然既是有力不及处，不免有些小事放过者，已是不是，岂可谓之‘可也’！却是垂训于人，教人如此则甚不可耳。盖子夏为人不及，其质亦弱，夫子亦每捉他，如‘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无欲速，无见小利’之类。”
《论语集释》引清初经学家李颙《四书反身录》说：“自处则大德固不可逾闲，小德亦岂可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细行不谨，终累大德。”
这类后儒意见，都属于“道学家”面孔。按照这些说法，文天祥岂不也成了不合格的人？朱子很了不起，但是与《论语》圣贤比较，还是可以看到做作处，与先秦圣贤的浑朴天成还是有距离的。如前引李二曲先生，就有不少忮刻处。以至于连《四库总目提要》都要批评他说：“颙之学本於姚江。书中所载，如《大学》‘格物’之‘物’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又谓‘明德与良知无分别。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善与不善。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说皆仍本王守仁。又书中所引吕原明渡桥，舆人坠水，有溺死者。原明安坐桥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谓未尝动心。颙称其临生死而不动，世间何物可以动之？夫死生不变，固足徵学者之得力。然必如颙说，则孔子之微服过宋，孟子不立岩墙，皆为动心矣。且‘厩焚’必问‘伤人’，‘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舆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动，此乃原明平时强制其心而流为溪刻之过。颙顾称之为不动，则於告子之不动心何异乎？是亦主持太过，而流於偏驳者矣。”岂仅“偏驳”，若书中所谓“吕原明”，已经堕入魔道，而李颙称赏之。这类行径都已经距离先儒圣贤公道仁心很远很远了。
孔学愈往后来，道德的悬格愈高，也愈是被人推演到极端。孔学讲“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后儒就要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孔学讲“父亲有错也有劝谏”，后儒就要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孔学讲“小德出入可也”，后儒就要讲“小德也不能出入”。这就是儒学流变。后人又每每将流变后的儒学荒谬的一面推倒儒学整体头上，有时甚至直接算到“孔老二”头上，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儒学的光荣，有后儒的教化之功，但儒学的式微，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儒的极端化倾向。
子夏可能有细行不良的纪录，所以得到老师的批评。但是他对传播孔学功勋甚巨。“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一语，更得中庸之精髓，特别富有现代道德价值，应是传统中极为珍贵的道德资源，值得现代士大夫重视。
求“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事例！
意思是在德操大节上不要超过界限，在细微小节上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事例很多阿，比如明朝的张居正，万历前十年全靠张居正辅国，而张本人生活并不十分检点，张居正死后大明朝就开始垮台了。再如扪虱谈天下的王猛。细枝末节的东西并不能否定人整体的能力。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阮籍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蔑视礼教，放荡不羁，鄙视权贵，而阮籍丧母呕血三升，事后不服丧，饮酒吃肉如常，有人非议，司马昭反而说谁能做到阮籍这样的真孝才有资格非议。其实竹林七贤基本都是这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