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武将的徒手搏斗
个人感觉，一般历史上徒手搏斗比较闻名的都是那种力气很大，看着很刚猛的人，就像项羽，力能举鼎，鲁智深和鲁智深看着就很猛的样子，而武松力气就更不用说了，武松能打老虎的力气，所以在小说或是电影上面也会极力表现他们的徒手，力气大的优势。张飞和孙策的徒手也很厉害，张飞比较刚猛，力气大，当年长坂坡那一吼就可以知道，孙策，可能长的比张飞要俊秀，但是孙策之刚猛也不亚于张飞，想当年跟别人打架，一声巨吼振的一个气孔流血，另一只手则把人夹死。因此此二人也徒手搏斗也比较猛
而关羽就不同，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是不是会发现，每次关羽跟人PK的时候都显得很镇静，不像别人那样在前面骂阵，说什么谁谁谁在此，来受死吧之类的话。关羽曾对曹操说，三弟之能胜我十倍，这话不虚，论勇猛，关羽不敌张飞。但是关羽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就是镇静，他每次都能看准机会杀死对方，他杀死颜良文丑就是如此，最善用的一招就是托刀技。
至于吕布，对他很鄙视，玩三国群英传单机版的时候，每次都是抓到他后，一招就降，对于这样的人，我不是很了解，也不想多了解，对于他的了解最深的只限于他的赤兔宝马，关羽去后，绝食而死。
古代战争中指挥军队撤退时需要敲击什么？
答案是选:B古代指挥军队撤退，用敲钲等发出信号撤兵回营。古人说，“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总是用击鼓，表示冲锋，以敲钲，表示收兵。钲的声音是“当——当——当——”，特别清脆，凡是越清脆、尖利的声音，人们听起来，也就越容易辨别。钲是用铜做的。汉代之前，人们把铜，也叫“金”，古书上经常说“赐金十斤”，其实大多数时候赐的是铜。习惯成自然，所以敲钲也叫“鸣金”。扩展资料：中国古代曾使用“击鼓进军”、“鸣金收兵”来指挥战斗。“鸣金”中的“金”就是指军队中作战作信号用的乐器钲。钲，古代乐器，形似钟而狭长，上有柄，用铜制成。成语“鸣金收兵”本意为停止进攻。钲，击奏体鸣乐器。钲是古代行军的乐器，也称“丁宁”，形似钟，有长柄，使用时口朝上，以槌敲击，中国古代打击乐器。铜制。钲的形体似铙，较铙狭长，而比铙高大和厚重，考古界俗称为大铙。钲为军中发布信号、约束步伐之用。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鸣金收兵
骂可以组什么词
你好，组词如下：
斥骂、
诅骂、
咒骂、
唾骂、
诟骂、
骂架、
骂街、
叫骂、
辱骂、
责骂、
骂阵、
笑骂、
谩骂、
骂名、
骂娘、
嫚骂、
漫骂、
叱骂、
讥骂、
酗骂、
痛骂、
数骂、
谤骂、
恼骂、
大骂、
骂辱、
讪骂、
挨骂、
嘲骂、
骂喝、
翻骂、
谇骂、
饰骂、
侮骂、
喝骂、
瞋骂、
吼骂、
骂言、
怒骂、
骂倨
魏延是不是被诸葛亮逼反的?如题 谢谢了
节选自《易中天品三国》 说起来魏延“谋反”这件事，不少人是相当的熟悉。因为《三国演义》的这段写得有声有色，从文学的角度看很是精采，因此深入人心。但如果以为那就是历史，就不但冤枉了魏延，也冤枉了诸葛亮。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防先看史书上怎么讲。 据《三国志?魏延传》，事情是这样的：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军中。病重时，他召来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交代自己死后的撤军部署，命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不管他，部队自行出发（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等人秘不发丧，派费祎去打探魏延的想法。魏延果然不听指挥，勃然大怒说，丞相虽然去世了，我魏延却还活着（丞相虽亡，吾自见在），还可以继续和魏军作战嘛（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耽误天下的大事呢（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再说了，我魏延是什么人，要听他杨仪的指挥，为他继后（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于是魏延不管三七二十一，自说自话进行部署，还要费祎联名发不命令。费祎当然不会签字，就哄骗魏延说，我还是回去做工作吧！杨仪是个书生（长史文吏），没打过什么仗（稀更军事），肯定不会违抗将军的命令（必不违命也）。魏延一想也是，就让费祎回大本营。费祎一出门，拔腿就跑，驰马绝尘而去。魏延随即后悔，追赶费祎，没有追上（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再派人去打听，杨仪等人已经准备按照诸葛亮的部署，撇下魏延自己撤退（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怒不可遏三魏延便抢在杨仪之前率领部队先行回国（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而且过河拆桥，一路上把所有的栈道都烧个一干二净（所过烧绝阁道）。这就不但是和杨仪他们公开翻脸，而且是不给对方退路了。与此同时，魏延还上表朝廷，宣称杨仪谋反。杨仪被魏延抢了先，又被断了后，走投无路，逼到墙角，便也状告魏延谋反。结果“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双方状告的信函同时不断地送达御前，都说对方“叛逆”。刘禅当然真假难辨，就去询问董允、蒋琬等人。这一问不要紧，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杨仪不会谋反，竟没有一个人同情魏延（咸保仪疑延）。 这下子魏延在劫难逃了。一方面，朝廷令蒋琬率宿卫营“赴难北行”，迎战于前；另一方面，杨仪令工兵伐木修路“昼夜兼行”，追尾于后。魏延先到，驻军南谷口（即褒斜谷道南口，在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北），阻击杨仪，杨仪则令何平居前抵抗。何平就是王平，因为母亲姓何，自己又曾经寄养在外婆家，所以也姓何。何平一见魏延，就冲上前去大声说，丞相尸骨未寒，你们就敢这样（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的部下听了，知道无理的一方在魏延，就不肯替他卖命，一哄而散。魏延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儿子和少数亲信逃往汉中，最后被马岱所杀。马岱按照杨仪的命令，将魏延的首级带了回来。杨仪得此头颅，竟然忽地一下站起来，一脚踏了上去，一边狠狠地踩，一边狠狠地骂：狗奴才，看你还能不能干坏事（庸奴，复能做恶不）！于是诛灭魏延三族。 以上就是《三国志?魏延传》对本案的记载。从这个记载不难看出，所谓“魏延谋反”，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什么说“事出有因”呢？第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战争年代，不服从统帅命令，自作主张，就难免谋反嫌疑。第二，掉转枪头，挥师南下，还是擅自行动，谁知道你要干什么？第三，北伐大军，本为一体，单独行动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断绝别人的退路？这不能不让人采，魏延是要杀回成都颠覆蜀汉，还不让杨仪他们赶回来救驾。所以董允、蒋琬等人怀疑魏延，是有道理的。毕竟，在魏延和杨仪都状告对方“叛逆”的时候，杨仪并无反迹（其实也无可能），魏延却说不清楚。在不明真相而且难明真相的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只能先假定魏延谋反。 但是，要说魏延当真谋反，却证据不足，而且不合逻辑。道理很简单，以魏延当时的能耐和实力，自立山头当皇帝，怕是不可能的。魏延自己，也不会有此非分之想。他要利用“断后”之便，就近降了曹魏，然后充当司马懿的马前卒，掉过头来打杨仪。这可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知道，正如刘备一生只怕曹操一个人，司马懿也只怕诸葛亮。所以，一听说诸葛亮去世了，司马懿就蠢蠢欲动。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杨仪从战场撤退时，司马懿是追了的，但被姜维的“反旗鸣鼓”吓退，民谚谓之“死诸葛亮走生仲达”。这个时候，魏延如果叛变投敌反戈一击，情况可想而知。至少，踩在脚下的头颅，就多半是杨仪的，不会是魏延的。但魏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抢先南行。而且，他被王平打败以后，也没有北上，而是朝更南边的汉中跑。这说明魏延并不想降魏。不想降魏，又怎么会谋反？ 所以，对于魏延的“谋反”，董允、蒋琬等人也只是怀疑（疑延），并不肯定。怀疑的原因，是魏延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而魏延这样做，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又有两个原因，一是坚持北伐（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二是不服杨仪（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第一个原因当然能够证明魏延并不想谋反，但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如果当真是要坚持北伐，那么，你自己留下来继续战斗就是，为什么要抢先南下呢？同样，第二个原因也有问题。因为如果仅仅只是不服杨仪，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你自己先南下就是，为什么还要“所过烧绝阁道”呢？明摆着是要置杨仪于死地嘛！当然，这和魏延自己的说法也不矛盾。杀了杨仪，就可以夺杨仪之兵，也就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北伐灭魏了。因此，魏延说的两个原因也都讲得通的。但在当时，却是第二个原因占了上风，而且在行动之时还起了杀心。 这当然也是应该谴责的。但诬为谋反，实属冤案；夷灭三族，更是量刑不当。这一点，后来蜀汉政权可能也意识到了。证据有两个。一个是陈寿为魏延作传时所下的结论。陈寿认为，魏延之所以不北上而南下，其当时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是要杀了杨仪等人而已（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杀了杨仪，就可能接替诸葛亮的职务（冀时论必当以代亮）。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并没有谋反的意思（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我们知道，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陈寿是不会轻易做出判断的。他的这个说法，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的共识，甚至是因为蜀汉朝廷在查明真相后，已经有了这个结论。 证据之二，是汉中城北门外的石马婆址。清代乾隆朝修编的《南郑县志》认为，该遗址很可能是蜀汉朝廷“以礼收葬”魏延之墓。为什么要“以礼收葬”呢？因为蒋琬等人也发现“魏延谋反”是冤案（蒋琬原其本意，但欲诛杀杨仪，不便背叛）。再加上魏延既是宿将，又有战功，当然应该“追述前劳”，以礼厚葬。这也等于是为魏延平反召雪了。 当然，这两个证据都不怎么过硬。过硬的证据是蜀汉朝廷的正式文件。但这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再提供一个旁证，那就是杨仪之死。按照常理，魏延如果当真是谋反，或者蜀汉政权确实认为他谋反，那么，杨仪这个“平叛有功”的大英雄，在回朝之后是应该得到重赏的。杨仪自己，似乎也这么想。《三国志?杨仪传》说，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然而怎么样呢？只封了个有职无权的中军师，手匣个兵都没有（无所统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从容而已）。接替诸葛亮的，是资历、才能和贡献都不如杨仪的蒋琬。 这下子杨仪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三国志?杨仪传》的说法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也就是怨愤都写在脸上，不满之辞都发自肺腑。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怕他说话出格，没有节制，犯了忌讳，不敢去看他（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只有后军师费祎前往抚慰。杨仪就对费祎大发牢骚，前前后后絮絮叨叨说了许多。费祎呢，大约是只听不说。最后，杨仪居然说，想当初丞相去世时，我要是率领全军“以就魏氏”，怎么会像今天这样寂寞失意？真是追悔莫及啊！ 杨仪这话，实在是“反动透顶”，费祎自然也不能“知情不报”。费祎据实密报的结果，则是杨仪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被废为平民，流放嘉郡。杨仪到了嘉郡，不思悔改，又上书诽谤朝廷，而且出言不逊，于是朝廷下令将其逮捕入狱。结果杨仪自杀，老婆孩子则回到了蜀郡，其时距离魏延被杀（建兴十二年八月）也就一年半载。蜀汉朝廷如果当真曾经为魏延平反，我想大约就在这时。 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问题，就是杨仪所谓“吾若举军以就魏氏”的“魏氏”，究竟是曹魏呢，还是魏延？如果是曹魏，则想谋反的就不是魏延，反倒是他杨仪。如果是魏延，则魏延必无反意。因为如果魏延要反蜀降魏，那么，率领全军追随魏延的，岂非也是“反贼”？杨仪的“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岂非自认谋反？杨仪当然不会这么傻，朝廷也没有按“谋反罪”来处理杨仪（其妻子还蜀）。可见“吾若举军以就魏氏”这句话不能翻译为”我如果率领全军投降曹操”，只能翻译为“我如果率领全军追随魏延”。后悔未能追随魏延的杨仪是并不想谋反的，因此，可能被杨仪追随的魏延也不想谋反。 毫无疑问，杨仪并不可能追随魏延，他的“吾若举军以就魏氏”也只是发牢骚。但这句话还是证明了魏延的清白。由此可见，魏延和杨仪，彼此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不惜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大打出手。 这就奇怪！因为魏延和杨仪在蜀汉政权中都属于“第一势力”（荆州集团），刘备和诸葛亮对他们也都非常器重（魏延任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封南郑侯，杨仪任丞相长史、绥军将军）.他们之间，既无集团、派别利益之争，也没有什么方针、路线分歧。于是我们就要问，这两个人哪来的深仇大恨呢？ 说起来还真没什么。这两个人闹矛盾的原因，竟不过是意气用事。《三国志?费祎传》说，魏延这个人善待将士，勇猛过人，又生性矜持高傲，当时所有人都让他三分，只有杨仪不买账（惟杨仪不假借），魏延便把杨仪恨到骨头里，水火不容（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那么，这两个人的矛盾闹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坐到一起说说话都不难。《三国志?费祎传》说，魏延和杨仪只要坐到一起，就要吵架。吵着吵着，魏延就会拔出刀来对着杨仪比划（举刀拟仪），杨仪则哭得泪人儿似的（泣涕横集）。这时，也就只有费祎能当和事佬了。费祎的办法，是插到两个人当中去，一边劝解一边把他们拉开。你说这都是什么事！ 魏延与杨仪的“窝里斗”臭名远扬，连孙权都知道，而且不以为然。据《三国志?董允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有一次费祎出使东吴，孙权设宴款待。喝得酩酊大醉时，孙权对费祎说，杨仪和魏延是两个卑贱的小人。虽然有些鸡鸣狗盗的本事，却是一旦得意必定忘形。贵国如果没了诸葛亮，这两个家伙肯定会作，你们怎么能不防范于未然？费祎猝不及防，张口结舌（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副大使董恢就教他回答，说杨仪和魏延不过“人民内部矛盾”（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并不像黥布（黥音qíng）、韩信那样不可驾驭（无黥、韩难御之心也），就不要因噎废食云云，算是忽悠过去。 费祎的回答马马虎虎还算得体，孙权的说法则未免偏激。魏延和杨仪确实有缺点、有错误、有问题，但杨仪有才，魏延骁勇，不好说就是“牡竖小人”。事实上魏延和杨仪都是刘备在汉中称王之后，准备回成都，要留一员大将镇守汉中。这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担任此大任的一定是张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张飞自己也这么想（飞亦以心自许），然而刘备却破格选择了魏延，结果“一军皆惊”。刘备当然看得出众人的不服，便大会群臣，问魏延说，寡人爱卿以重任，爱卿打算怎么样呀？魏延说，曹操如果倾巢而出，末将就替大王挡住他（拒之）！如果派一员偏将摔十万人马来，末将就替大王吃了他（吞之）！这可真是气壮山河！事实上魏延的确英勇善战。所以，诸葛亮北伐时，魏延就既曾经“督前部”，也曾经“为先锋”。 杨仪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杨仪传》说，诸葛亮多次出兵，常常是杨仪进行规划，负责部署，筹集粮草，计算军费（规画分部，筹度粮谷），而且不假思索，一会儿工夫就处理完毕（不稽思虑，斯须便了）。所以，杨仪和魏延闹矛盾，诸葛亮便很头疼（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他既然不忍心厚次薄彼，便只好尽可能把一碗水端平（不忍有所偏废也）。遗憾的是，尽管有诸葛亮搞平衡，费祎打圆场，这两个人还是要“窝里斗”，结果是两败俱伤。魏延固然家破人亡，杨仪也同样身败名裂。想想真是何苦！ 更窝囊的是，这两个人死后也都背上了骂名。魏延被骂作“反贼”，而且这罪名还被《三国演义》夯得严严实实，几乎是“永世不得翻身”。杨仪则被骂作“小人”，遭到许多替魏延抱屈的人痛斥。的确，所谓“魏延谋反”既然是冤案，那么，冤有头债有主，制造这起冤案的直接当事人杨仪就难逃其咎。正如陈迩冬先生所言，魏延身为大将，一生征战，可谓“有大功，无大罪”，却“遭大祸，蒙大诬”，已是天大的冤枉，你杨仪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灭其三族呢？所以后人很是不怕。比如郝经就认为，杨仪“以私憾杀大将”，罪过比魏延更大（罪浮于延）。刘家立也说，魏延“其功不可没，夷其三族。亦太甚矣”（均见《三国志集解》）。再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杨仪已经把魏延杀了，还要用脚在他头上踩，太过分了吧？ 但是，杨仪也有委屈的地方。第一，杨仪与魏延的争端，纯属个人恩怨，很难说谁是谁非。而且，平心而论，魏延的责任还要大些。因为两人不和的起因，完全因为魏延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惟独杨仪不肯屈就。这在杨仪，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你魏延可以飞扬跋扈，难道就不允许杨仪保持独立？何况每次吵架，受欺负的都是杨仪。一个大男人，被当众羞辱得痛苦流涕，你说他心里是什么滋味？难怪杨仪后来要那样对待魏延了。他是积怨太深啊！ 第二，杨仪在此案的前期也没什么过错，因为他是按照诸葛亮的部署来行动的。《三国志?魏延传》说得很清楚，诸葛亮临终前“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杨仪照着做，有什么错？魏延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而且“所过烧绝阁道”，断了杨仪的后路，杨仪难道应该留在原地等死？魏延不但置杨仪于死地，还要状告杨仪谋反，杨仪难道不该自卫？杨仪和魏延同时告状，满朝文武“咸保仪疑延”，这难道也是杨仪的错？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诸葛亮临终前指定的代理人并不是杨仪，而是魏延。而且，诸葛亮下达命令很明确，是让魏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魏延遵命秘密行动，走到褒口（即前面所说的南谷口）才发丧。这下子杨仪紧张了，担心“摄行军事”的魏延害自己（惧为害），就恶人先告状，制造魏延叛变投敌的舆论（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并且先发制人，攻击魏延（率其众攻延）。魏延原本并无反意，自然不会和杨仪作战(不战），只能撤退（军走），结果被害（追而杀之）。 这事严重！因为此说如果成立，《三国志》的记载又不能否定，那么诸葛亮的责任就大了。他居然下达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方面命令魏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另一方面又交待杨仪让魏延断后，而且“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不是存心要让魏延和杨仪打起来吗？所以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魏延的冤案“完全是由诸葛亮一手策划的”。 按照这个逻辑，诸葛亮不但“策划”了魏延的冤案，还“导致”了杨仪的悲剧。前面说过，与蒋琬相比，杨仪资格老（年宦先琬）、能力强（从年逾之）、功劳大（功勋至大），或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其劳剧），再加上还有“平叛”之功，怎么着也不该位在蒋琬之下。那么，为什么蒋琬接替了诸葛亮的职权（但没有当丞相），杨仪却只弄到了一个闲差呢？原来，这都是因为诸葛亮的看法。《三国志?杨仪传》说，诸葛亮内心深处的意思（亮平生密指），认为杨仪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好的，急躁狭隘，不如蒋琬（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结果蒋琬升了上去，杨仪挂了起来，最后自取灭亡。 这真是恐怖！诸葛亮“二桃杀三士”，一箭双雕，既除掉了魏延，又除掉了杨仪，岂非阴险歹毒？于是我们要问：是这样吗？ 不是。 就说蒋琬的接班和杨仪的闲置，便很可疑。这一安排，《三国志?杨仪传》的说法，是根据诸葛亮的“平生密指”。但我们要问，诸葛亮内心深处的意思，他们怎么知道的？当然，《三国志》也对此做了交待。据《蒋琬传》，诸葛亮在世时常常对人说，公琰（蒋琬的字）的志向，既忠贞由高雅（公琰托志忠雅），是一位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辅佐皇上成就大业的人（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这算是造了舆论。诸葛亮还秘密上书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仕以付琬”。这算是做了安排。 但我们还是要问：既然如此，诸葛亮临终时为什么不把这个想法公布出来，却要“密表后主”呢？我们知道，蒋琬接班时，大家其实是不服的，后来才“众望渐服”。这一个“渐”字，就说明蒋琬的接班，接得多少有些突兀，有些勉强。因此吕思勉先生的《三国话史》就说，以诸葛亮的地位威望，如果事先公开嘱咐，并不怕什么人反对，事情反倒会妥帖得多。那么，诸葛亮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吕先生的结论是，诸葛亮秘密推荐蒋琬一事“不是实情”。 这当然也有可能。中国的古代史，一旦事关权力交替，总难免有些虚虚实实、遮遮掩掩、鬼鬼祟祟。但我认为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确实有所顾忌。顾忌谁？杨仪。前面说过，杨仪资格比蒋琬老，能力比蒋琬强，功劳比蒋琬大，又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如果诸葛亮临终前宣布蒋琬接班，杨仪还不得跳起来？没错，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不敢跳。去世了呢？跳不跳？要知道，这时蒋琬并不在军中，魏延也在前线，军队掌握在杨仪手里。身边一个费祎，一个姜维，挪镇他不住。就算镇得住，杨仪闹起来也不是个事。因此只能等大军回朝以后再说。也因此，诸葛亮只能“密表后主”。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命令魏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呢？难道也是为了对付杨仪？我认为，这事倒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原因，倒不完全如裴松之所说，此乃“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还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诸葛亮病逝在武功五丈原。魏延“密持丧去”“行至褒口”，已是往南走了很远，杨仪怎么可能还说他“欲举众北附”？所以《魏略》的说法可以推翻。 鱼豢《魏略》的这段记载并不可靠,《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是否真实呢？如果真实，诸葛亮就必须对魏延之死负责；如果不真实，则必须回答真相是什么。对此，历史上也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魏延传》所说是实，而诸葛亮这样安排，是他料定魏延必返。此说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第二种观点也认为《魏延传》所说是实，因此是诸葛亮“一手策划”了魏延的冤案。此说可以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魏延传》所载并非事实，此事另有真相。此说可以吕思勉先生的《三国话史》和陈迩冬先生的《闲话三分》为代表。显然，同意第一种观点，就要冤枉魏延；同意第二种观点，就要批评诸葛亮；同意第三种观点，就要否定《三国志》。这可真让人为难。那么，有没有可以采信的第四种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