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中,为什么资本主义家愿意把生产资料卖给国家?
国家政策的要求。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由此引起企业生产关系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①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②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③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扩展资料：1956年的上海，如果什么地方传来锣鼓声，那么多半是因为“公私合营”了。这年的木牌销路很好，大家都把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地方国营某某厂”或者“国营某某厂”。上海的大潮来得算晚的，在这一年的一月15日，2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北京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照1956年高潮时的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公私合营后，每年企业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为分红，期限20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1966年9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按照现在的观念，等于一夜之间私人股份被收归国有。上海的“公私合营”是在1956年全部完成的，但开始则始于三年前的1953年。这一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成为总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资改造”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就是“公私合营”。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向中央的口头报告中提出，“上海是重点，可多搞一些”。“今年进行公私合营工作的重点应在上海，其他地区则可少搞一些。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心脏，对全国影响也大，各地资本家也都是看着上海的，因此，上海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稳重，并希望从上海取得一套工作经验。”1953年底、1954年初，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响下，不少私营工业企业及企业主主动提出自愿合营要求。从1953年底到1954年3月15日，共有316家私营工业企业向政府部门表示了合营要求，符合政府部门计划要求的有93家，其中不乏一些甚具行业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业。如大隆机器厂、上海水泥厂、浦东电气公司、华生电器厂、信谊药厂、新亚药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大中华火柴厂、广勤纱厂、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绸厂、章华毛纺厂、景福衫袜厂等等。一些企业在一次申请没有批准后又接着申请，以致终于被列入1954年扩展合营。如广勤纱厂早在1953年12月6日股东会通过争取公私合营决议后，次日即由董事长携三位股东会代表前往华东纺织管理局面陈合营请求；之后“因时隔已久”，又在1954年7月16日再次正式备函呈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请求早日批准公私合营，终获允准。二、“资本家”们积极进行公私合营。根据当时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的归纳和总结，“资本家在对待公私合营态度方面就已经申请的资本家而言，动机不一，有的是认为迟早要合营，看风使舵、迟走不如早走，争取趁头班车；有的看到别人申请，自己不申请不好顾面子；有的是通过申请进行试探......”除了这些外，开始于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对“资本家”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据记录，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自杀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876人。巨大的压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由于资本家阶级已经被列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因此无论他们对于合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其根本的动机毫无例外的都被认为是出于私心的。如果积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以积极换取政治资本；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唯利是图；如果是抵触甚至反对，更会被认定是落后、反动。如某机器厂资方为高级统战人士，对公私合营求之不得。工作组即认为其是“要求合营是表示进步，以进步来取得党与政府信任和巩固其地位。所以想处处走在别人前头。这样，既有地位又克服困难，真是两全其美，名利双收。”扩展公私合营中企业选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手中。只要企业被有关部门选中，资方以及私营企业最后终究会“自愿”走上合营之路。时至今日，公私合营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于社会中。如数年前的“王老吉”品牌之争，就是公私合营时非物质资产未明确导致的遗留问题。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公私合营
我国最早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城市是哪里
是北京市，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次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作。 随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一季度末，全行业99%的私营企业和85%的私营企业为公私合营。1956年元旦过后，首都北京率先在全行业掀起了公私合营的热潮。 1月4日，全市327家全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民族医药产业的带动下，北京许多行业的资本家纷纷申请公私合营。 1月8日，全市20个行业、800多家门店获批实施全行业公私合营。 9日、10日，5万余名民营企业职工和2万余名民间人员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成群结队、申请合资。全市各城区的工商户在大街小巷挂起了“欢迎公私合营”、“庆祝公私合营”的红旗。在此背景下，1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会议，宣布35个工业行业3990家工厂、42个商业行业13973户从业户，共计100万户。批准实施公私合营户17963户。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型的决定性一步，得到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积极响应。在这个过程中，民建工商联成员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许多人积极增加企业投资，还清逾期税款，归还逾期账款，认购国债，推动亲属和其他企业将私人储蓄和垫款投资于企业。一些成员还披露了已保密10多年的自动化技术。北京民建委员杨宪庭将自己的100多套房屋和18000元押金投入企业，并动员他的两个兄弟在合资企业投资了30多套房屋。其他城市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民建成员的高度爱国热情和骨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我国民族工商职工，特别是广大土建成员，积极学习，将企业转型与人的转型相结合，逐步从剥削者向自立劳动者转变。
什么叫做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是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由此引起企业生产关系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扩展资料：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三大改造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积极影响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他国有显著差别的是，在工业化所走的每一步中，政府都留下了鲜明的
痕迹。在初创阶段，更是如此。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在基本建设投资金额大幅度增加的情
况下，维持了资金和物资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的基本稳定。当时国家计划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分
配投资确定经济发展方向、发展结构和资源配置等。事实证明，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不仅对稳定市场、避免由于粮价上涨或进口粮食而增加财政预算和外汇开支，起了关键
性作用，而且大大增强了农副产品出口和工业设备进口的能力，积累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从
"#$%年至"#$&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农副产品和用
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占$’(，在出口总额中约占&$(。农
民每年不仅把自己净收入的约&(作为农业税上交国家，而且由于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
刀差”，农民又把相当于自己净收入的约$(奉献给国家积累，两项合计为")(，约%#)*+&亿
元。而“一五”期间，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仅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加上其他农业有
关的经费，全部合计仅仅约等于农民交纳税款的",%。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在制度和组织上给统购统销政策以保障外，还调剂了农村的生
产资料配置，有利于集中使用有限的生产资料和简单协作，有利于战胜灾害；并且在互助组和
初级社的组织形式下，统一经营的程度比较适宜，农民有较充分的自主权去经营家庭副业和个
体生产；国家又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投资、贷款等方面给合作社以优待。农民在为国家作出如
此巨大贡献的同时，农业生产仍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年比"#$)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
)+*-(，达!’+亿元，约占当年工农业总值的+%*$(，!既保证了国家增加资金积累的数量又
保证了国内市场的基本稳定。
第二、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容纳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进行大
规模工业化建设初期，人口的压力很大。当时的工业生产水平，不足以吸收农村的大量剩余劳
动力。农业合作化以后，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容纳较多的剩余劳动力，
有利于工业化初创阶段的社会安定，为工业化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三、通过三大改造，有利于帮助私营企业克服生产、经营和销售方面的种种困难。在“一
五”期间，各年工业总值中依靠当年基本建设增加的部分，平均不过占总增长额的$(左右。
"#$&年工业总产值中有!’(以上是由"#$)年以前的原有企业生产的。"因此原有企业的生
产情况如何，对工业化影响很大。从个别企业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形式，既是私有制改造的手
段，又是企业改组发展生产的重要形式。一是通过公私合营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注入了优质资
产，并投资帮助其改建、扩建和新建，提高了私营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水平。据"#$$年统计，公
私合营企业的设备利用率比私营企业一般高出"’.)’(。二是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各个行业
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进行“裁、并、改、合”，改善了企业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构成，改进了企
业管理。三是由于改造后的企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企业内部实行了民主管理，从
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公私合营企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年比"#$’年提高了
""-(，"#$$年比"#$’年提高了)"+(。"#$%."#$$年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产值由)’*"%亿元
增长到&"*--亿元。当时这些企业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大部分以国家所得税和企业公积金的形式转化为工业化的资金积累。
第四、三大改造决定了我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国的
工业化是在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
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一）形成了巨额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资产。
#$%&’#$%!年，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亿元。到#$%!年底，由于进行基本建
设而新增固定资产)!*亿元，!相当于#$%&年全国拥有固定资产的#+$倍。（二）社会主义工
业在全国工业中占显著优势。至#$%"年，社会主义和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业产值的比重占
到$$+#,，而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工业产值只占*+$,。国营企业各项收入在国家财政
收入中的比重，由#$%&年的&!+!,上升到#$%"年的)!+%,。"（三）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
的领域，国营经济居于支配地位，五年中大批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和重点工程的兴建，在短期内
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物质技术基础。#$%"年，现代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这表明，经过三大改造，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
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确定了我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为后来的工业化
发展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并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大改造对工业化的影响
在充分肯定三大改造对工业化的积极影响的同时，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急剧的所有制变
革与工业化进程的不协调之处，及其遗留问题，作出深刻的反思。
第一，因为起点低，三大改造后我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距离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完成还很
远。“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路子，对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但也应客
观地看到，合作化以后的中国农村，大量的、主要的还是靠手工劳动。毛泽东事后曾确认三大改
造后工业化的落后状况。他说：“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
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因为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
变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第二，三大改造后期加速进行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工业化进程。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出发点是用“一化”带“三改”，以工业化为主体。但在后期，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结
果，使得三大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工业化进程而孤军冒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与工业化
的步伐要有一个协调发展的过程。过渡时期路线的“主体”与“两翼”之间如何平等发展，在“并
举”的战略构思确定之后，是一个急待正确解决的问题。#$%-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宣布时所
说的“相当长的时期”，即“一化”与“三改”并举实现的时间，是指三年恢复加以后的三个五年计
划。#$%!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发展，与毛泽东原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距离。社会主义改造
后期的过急过快，说明作为“两翼”的“三改”过于超前了。这种超前，反映了理论认识上的偏差：
一个是对变革生产关系作用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另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盲目性。但理
论上的缺陷表现为实践中的失误并不一定是同步的。这两个认识上的偏差虽然孕育了求纯、求
快的“左”的倾向，但对过渡时期而言，还未马上构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正因为如此，才
能在实施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同时，正是由于这种巨大成就的取得，又反过来掩盖了自身的缺
陷。受认识偏差原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我们党从#$%"年下半年以后长期陷入“左”倾错误
之中，从而使我国失去了%*’"*年代发展经济的良机。
第三，搬用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企图过早地消灭私有经济。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改造不等于消灭。在确立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必须而且也完全可能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而我国在步入社会主义大门
之后，未能解决好在经济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课题。这是毛泽东打下的一个历史的
“结”。这个“结”，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多年间，在深层次上阻碍了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一
方面我们企望迅速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又试图走超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样就产生了一
个怪圈：工业化脱离生产专业化、社会化而孤立地发展，工业体系内部充满自给自足的“大而
全”、“全而全”的“万能工厂”———工业企业间难以发展专业化分工关系———工业化更加脱离专
业化与社会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该及时转变过来的经济体制成了工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毛泽东留下的这个“结”，后来由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打开了。由此，中
国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国家进行原始积累的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已经结束，一
个在国家宏观控制下由各个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通过对自身合理经济利益的追求，促进现代
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从这个角度反观社会主义改造，也可以说，它是建国初期工业化的急剧推进需要积累巨额
资金、集中调配资源的产物。由社会主义改造而产生的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体制，曾
对初创阶段的工业化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新中
国启动工业化的特殊途径和方式，在加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进程的同时，也孕育了社会主义自
身的一些内在矛盾和困难，并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一步发展起来，给中
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负面影响。到了%$年代末，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使命已经完结，
而三大改造遗留的一些问题又因长时间未得到解决而不断激化时，改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
然。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改革与改造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前者是在继承后者成果的基础上对之
加以完善。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中国经济实现初步工业化的话，那
么，改革则面临着提高工业化水平，完成生产商品化、现代化、社会化这一更艰巨、更复杂的历
史使命。能否完成这一使命，最终取决于它能否在保留三大改造成果的基础上对现有经济体制
和经济增长格局进行有利于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完善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