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学习教育学的认识/意义?
学习教育学的意义：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为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才能搞好教育。历史经验证明，教育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了。遵循它，教育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成功；违背它，教育事业就受挫，就倒退，就失败。例如，伴随1956年、1958～1960年、1978年三次教育“大跃进、大发展”之后的“大调整、大收缩”就是因为违背了“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而遭致的重大失败与损失。而1981年以后国家制定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由于它符合了教育自身的规律，因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教育学系统地剖析了教育现象的不同层次和各个侧面，揭示了教育领域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能自觉地在教育实践中按规律办事，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有人说：“不学教育学，照样能上课。”当然，现实中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否学习教育学，掌握教学规律，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影响很大。因为，上课有好坏优劣之分。一个卓越而成功的教师正是借助教育学的理论睿智，敏锐地观察课堂上学生心理活动的脉搏，恰当地利用科学的教育环境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去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点燃”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把教学过程组织得生动活泼，水乳交融，富有成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有教的规律，“学”有学的规律，各门学科自身又有各自的特点与规律，要形成高水平的教学“双边活动”，需要对许多因素进行综合、协调，使其发挥整体效应。有的教师上课，不能使学生心领神会，学生愁眉苦脸，摇头叹息，既窒息了学生的求知热情，又压抑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关键就在于教学是否符合教学规律，教师是否善于科学而巧妙地将教学规律应用于教学实践，并按照教学规律，形成自己的教学艺术风格。三、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年轻一代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品德决定着今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随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给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和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仅要重视对学生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要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即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并且把两者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不良影响的“抵御”与“免疫”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实现培养目标。四、建构教师合理优化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实际技能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是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与技能技巧、适应教师职业需要的必要条件，又是教师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焕发创造精神的根本保证。正如一个缺乏坚实古文基础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学家一样，一名没有深厚教育学基础知识的教师，很难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教师的知识结构，既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又需要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还需系统的教育学科知识。只有三者兼备一身，合理优化，才能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目前，我国高等师范院校课程结构的弊端之一，就是只在本专业一个点上掘井。这种掘井式的知识汲取也许对学术研究是必要的，但作为一种教师的培养模式只能导致知识单一，视野狭窄，很难适应教师职业的要求。拓展资料19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教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实践的广泛性、丰富性，更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学的发展。任何一门学科的独立性，首先取决于它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教育现象和问题，以及教育的一般规律。参考资料：教育学_百度百科
学习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为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才能搞好教育。历史经验证明，教育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了。二、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有人说：“不学教育学，照样能上课。”当然，现实中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否学习教育学，掌握教学规律，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影响很大。因为，上课有好坏优劣之分。一个卓越而成功的教师正是借助教育学的理论睿智，敏锐地观察课堂上学生心理活动的脉搏，恰当地利用科学的教育环境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去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点燃”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把教学过程组织得生动活泼，水乳交融，富有成效。三、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年轻一代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品德决定着今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随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给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和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仅要重视对学生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要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即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并且把两者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不良影响的“抵御”与“免疫”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实现培养目标。四、建构教师合理优化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实际技能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是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与技能技巧、适应教师职业需要的必要条件，又是教师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焕发创造精神的根本保证。扩展资料基本观点：第一，教育学研究应以教育制度作为优先目标，阐明教育制度对于教育情境中的个体行为的影响；第二，教育实践中的官僚主义、师生与行政人员彼此之间的疏离主要是由教育制度造成的；第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完成想要完成的社会变迁，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制度分析，帮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解制约他们思想、行为的制度因素，把学校中“给定的”制度（即从外面强加的制度）变成“建立中”制度（即根据个人间的自由交往而导致自我管理的制度）；第四，教育制度的分析不仅要分析那些显在的制度，如教育组织制度、学生生活制度等，而且还要分析那些隐性的制度，如学校的建筑、技术手段的运用，等等；制度教育学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重视教育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问题对教育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是，制度教育学过分地依赖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教育学
张居正的考成法
张居正的考成法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声明：引用明月原文，版权归明月所有）
张大人的考成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实行年度考核，年初的时候制定当年的绩效目标，年终的时候对年度绩效目标进行总结，凡是未完成绩效目标的——即绩效评估不合格的，一律降职处理。这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绩效管理理论啊。
而且，最难得的是，虽然张大人生在比我们今天更加注重人情的古代，但是张大人在执行考成法的时候甚至要比我们今天的很多企业都不讲人情，年终没完成任务的，对不起，卷铺盖走人。于是乎，本来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重新有了新气象。
说来惭愧，我们今天的HR们设计了那么多的绩效评估方法，什么KPI、BSC、行为/个性量表、绩效契约、排序法等等，但是我们的绩效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未必比张大人最简单的办法显著啊。原因在那里？在于执行。任何一种绩效评估办法，如果评估出来结果以后，绩效成绩优异的员工得不到足够的奖励，而绩效不良的员工得不到足够的惩戒，那么这样的绩效评估不如不做。
为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张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绝，相当独特而出人意料。他没有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大刀阔斧地清算贪官污吏、豪门富户，而是在执政不久，力道很强地推出了一个“考成法”。如果说十年万历初政有什么富有创意的新鲜做法的话，大概这个“考成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他认为：“天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就一定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需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十一月，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颁行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罕见。在其当日，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套官吏绩效考核体系。
半年后，万历二年六月，按照这套制度考核并完成任务的一批兵部———国防部官员，已然受到赏银、提级与加薪奖励。
再过半年，万历三年正月，54个官员则受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涉及未能按期完成的工作事项273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级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
此后，在一批批官员受到奖励的同时，也不断有人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除公职等处分。譬如，万历五年十一月，有48个各级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闲住，即强迫退休。于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诿的状况大为改观，帝国萎靡不振的官场“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文支塞”———朝野内外兢兢业业，没有人敢于用虚话、套话应付差事。
张居正的考成法
张居正的“考成法”
我身边一直有这样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所有马上和即将要做的事，大到几月几号要给学生开一场讲座，小到下班回家按老婆交待要到超市买瓶酱油，我都会把它们记下来，再照着本子上记的事情和日程逐条去做、去完成。这样的本子我用过很多个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考成簿”。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喜欢用考成簿来记事儿，是因为这是我向一位古人学习的一个绝招。他就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被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称为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政治家的张居正。在张居正创立它的时候，它的原名叫“考成法”。当然，张居正创造的这个“考成法”，说起来就不是记事簿这么简单了。说起考成法，就要说到张居正要推行万历新政时首先要面临的两大难题了。 第一个问题：官僚主义。虽然官僚主义是个外来词，但这种不敬业、不专业、不负责任、扯皮推诿、人浮于事、事因人败的工作作风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从古到今，倒是颇为盛行的。我记得《毛主席语录》里就有过一条，叫“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主席之所以谆谆教导，那就说明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的政府部门里也已经是个问题了。
事实上，历朝历代，不论什么时候，要想做出点成就，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往往就是官场上官僚主义盛行的问题。这些官僚之所以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干不了事。明代有首童谣，讽刺官场上的官员说：“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廖，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明官场弊事》）翻译成白话就是：考试交白卷的，总是出身于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不懂天文的，刚好都进了天文台；五音不全的，正主持着国家乐府机构；写字难看、画画像鬼的，莫过于文华殿上的大学士们！
明代的野史里还记载过这样一个司法笑话。说有一个人夏天的时候住店，第二天早晨走的时候偷了店家的一张席子。被店主人发现了，就扭送到衙门里了。结果县官要判偷席子的这位死刑。旁边师爷一听傻眼了，说偷张席子判死刑，这恐怕没有法理依据吧？哪知道这位县官一摇头，说怎么没有司法依据啊，孔圣人不就说过“早闻盗席，死可以”吗？师爷一听啼笑皆非，心里话人家孔子说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那意思是早晨听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理解了人生真谛，哪怕晚上就死去那也没有遗憾了。结果这位白字先生不会断句，以为是听到有人“盗席”，那这盗席的人也就“死可以”了。堂堂一个县官就这么不学无术，窥一斑可知全豹，整个官场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事见《笑海丛珠·官引法书》），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可问题是这些不学无术、又不负责任的官僚为什么能充斥官场呢？从根本上说，还是官场给官僚主义提供了这样一个氛围。在官场上，正派斗不过帮派，水平斗不过酒瓶，成绩斗不过关系，干部能上不能下，大家拉帮结派，机构随之臃肿膨胀。风气一旦形成，想改变，那真是千难万难。所以国家就像一个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官僚系统人浮于事、事因人败，那就是国家机器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于是张居正开出了一剂“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