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任编导，2002年进入《东方时空·纪事》，开始拍摄纪录片。
2003年参与《电影传奇》的筹备制作，2006年任《电影传奇》总导演，2007年开始，与崔永元一起探索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制作。[1]
2009年任20集纪录片《我的祖国》总导演；2010年，任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2011年担任《新电影传奇》总导演、纪录片《我的抗战Ⅱ》总导演；2013年，担任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电视台、北京五星传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第三极》总导演。
作为一名优秀新锐影视导演，他以勤敏的学养和精深的创造力，直接指导策划、编导团队，监督每部作品从制作到播出的苛刻品质。
2021年5月，执导的电影《逃出青春里》正式杀青。[3]
2022年7月11日，执导的纪录片《众神之地》在中国大陆首播。[4]
上海国际电影节? 2016 ???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金爵奖? ???第三极 ???（提名） ???纪录片《我的抗战》日前在全国热播，由300位抗战亲历者口述的《我的抗战》一书也同时推出，印发数量已经超过20万册，引发了较大反响。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日前在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拍摄背后的故事，以及斩不断的纪录片情结。
大学时学习管理专业，却立志成为电影导演，毕业又阴差阳错地进入电视台，用曾海若自己的话来说，想尽可能做与电影接近的东西，因此而走上纪录片拍摄的道路。不可否认，对电影的热爱，深远地影响着他日后的制作风格“要把纪录片做得像电影一样好看。”曾海若说。
为拍到日出与狼相伴
曾海若至今也并不太明白，当年拍纪录片的人们，为何永远对日出如此感兴趣，为了拍到漂亮的镜头，愿意付出一切。他清楚记得，那年拍敦煌的日出，凌晨4时多，漆黑一片，没有路，没有光，依然义无反顾地爬上山顶。也记得在草原，为拍到日出与狼相伴。“至少说明对纪录片很热爱”，他这样诠释自己那些岁月里的执著与热情。
曾海若[纪录片导演]
2002年，央视新闻中心主持人崔永元筹备《电影传奇》，一两年里，他们四处寻觅长于纪录片制作的人。一天，曾海若的朋友恰好和他提起这事儿，并拿出两个片子，当看至曲终人散，曾海若觉得很对“胃口”，就这样，当时在《东方时空》专门从事纪录片拍摄的他，投身于只看过两集的《电影传奇》，并从此与口述历史题材纪录片结下不解之缘。到2007年，剧组已经采访过近1500位老演员，作为采访，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正是在2007年，关于战争的话题，越来越有分量，时间一步一步走向2009年底，“小崔说，明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做一个《我的抗战》吧”，曾海若说。于是，纪录片《我的抗战》开始筹备拍摄。
采访3000多讲述者
3000多位讲述者的素材积淀，选取近400位受访者口述，《我的抗战》（以下简称《抗战1》）诞生了。在曾海若眼中，《抗战1》的诞生水到渠成：《我的长征》纪念长征70周年，《我的祖国》是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抗战1》，正是为了纪念这场65年前结束的战争。
老人们并不像一般受访者那样问答，而更像个讲故事的人，讲小时候上私塾，讲长大结婚，讲打仗，讲解放战争，直到改革开放，几千位受访者，何等海量信息，正是基于庞大的素材基础，源自前期海量的采访，才能在纪录片内容中拓展出一条如此惊心动魄的《抗战1》的轨迹。
只做小历史、个人史
“我们强调亲身经历，一般就采访当事人”。在创作前，《抗战1》的基本创作理念被这样定位：不做大历史、抗战整体，只做小历史、个人史。“诚实面对素材和选题，有就讲，没有绝不猜。”
《抗战1》的影响力令人欣慰，接下来近一年，通过补充采访，《我的抗战2》（以下简称《抗战2》）也悄然降临，前作中许多未涉及的重要会战被填补，未充分展开的内容也因加入新素材而更丰富。
滇缅战役，这样一场恢弘、丰富却不为人们熟知的战役，飞虎队、驼峰这些曾让人们热血沸腾的响亮名号，在《抗战2》中，将用10集篇幅来专门讲述。而战争遗留问题如“七三一”、南京大屠杀、慰安妇这些话题，《抗战1》几乎未涉及，“比《抗战1》更丰富、更深入，就是《抗战2》最大的亮点” ，曾海若告诉我们。
《抗战1》中涵盖1931年至1945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只是尽可能囊括，全面但挖得不够深。《抗战2》后会有《抗战3》，后面的选题会更深、更深……“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曾海若说。
有的老人等着等着就没了
曾海若记得，制作《抗战1》时，不少接受采访的老人身体都特别不好，很多人因种种原因，并不愿意过多谈论自己过往的经历。大多数受访者一生中，也许就接受过这一次采访，当他们终于觉得可以一吐为快，会非常激动，这时最令人揪心的，就是他们的身体。
更有许多受访者，由于时间不够，联系了却不能马上采访，“等着等着就没了”。曾海若说起这些颇有些伤感，“有许多答应好了的，但生病住进院，就再没出来”。在他拍摄片子的过程中，采访90岁高龄以上的老人太多太多，《抗战1》的很多受访者，片子出来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
采访那些老人，就是心与心的对话。“我们的记者天天跟老人家一块儿吃饭、聊天，一起晒太阳，每天送东西，直到足够熟悉，老人们才会把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事情说出来。很多记者结束采访后，还时常接到老人的电话，让来家吃饺子，甚至有时还给送去。这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
老人家脾气怪，得哄
老人家脾气怪，得哄。那时采访《八百孤军》里的一位老人，老人一辈子挺憋屈，好多事懒得说，“似乎总觉得记者别有所图，要翻旧账。还有一些当年国民党部队的老人受访前会特别说明，‘我是国民党部队的，你想好了？’”曾海若说，遇到这种情况，记者们往往需要更加耐心地与老人们沟通，都是中国人，都为国家付出过。正是这样，老人们的疑虑才被一步步打消。
在曾海若的心里，《我的抗战》不是什么抗战编年史，“最重要的是知道以前打一场仗不容易”，他希望后来人能理解，当年这些爷爷、奶奶辈的人是怎样的可爱，他认为这就是尊重历史，“至于是不是能告诉他们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还做不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