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这个名称，见于宋代。
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北宋王朝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次新的调整，将巴蜀之地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治所分别为今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总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这是“四川”得名之始。在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这以后，宋代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就是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都将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后四川省简称“川”[1]
川渝
重庆直辖市简称"渝"(国务院1997年4月18日批准)
1．（1）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四川省重庆市。（2）重庆直辖市辖原四川省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3）重庆直辖市设立后，由国务院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其管辖的行政区域的建置和划分作相应的调整。（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宋朝将原巴蜀地区分为益州（今成都）、梓州（今三台）、利州（今广元）、夔州（今奉节）四路，合称“川峡四路”或“四川路”。其间设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宣抚使等官职，后来简称“四川”，四川由此得名。
宋代时，重庆先后属西川路、峡西路、夔州路管辖，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因赵谂谋反之事，宋徽宗以“渝”有“变”之意，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渝中半岛）由此而得名，迄今已800余年。
宋元战争期间（1234年-1279年），南宋宝佑五年（1257年），蒙元军攻占成都。元中统三年（1262年）设立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治西安），简称陕西四川行省，辖区约有陕西、四川、甘肃、宁夏及青海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但当时四川东南部仍处于南宋控制之下。
“元东川元帅杨文安自达州进趋云安军（治今重庆云阳县云阳镇），至马湖江与宋兵遇，大破之。遂拔云安、罗拱、高阳城堡”（《续资治通鉴》）。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开始进攻重庆，至元十五年（1278年），重庆被攻破。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灭亡，四川全境被元朝占领，川峡四路均纳入元廷陕西四川行中书省管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撤销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分设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元史》：“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2]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川峡四路调整合并设立“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是为“四川”建省之始，统有九路（含重庆路）、五府。四川行省衙门驻成都路。（其中，1288年-1290年四川行省曾移驻重庆。因在之前的宋元战争中，蒙古军攻破成都，使当地的生产和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因军政供给困难，两年后复还成都。）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灭大夏国，在成都府设立四川承宣布政使司，重庆府亦隶属于四川承宣布政使司。（辖区除今四川、重庆外，还包括今贵州省遵义和云南东北部及贵州西北部，辖境已达川西高原和凉山地区，布政使司衙门驻成都府。）
川渝
明末清初，四川历经连年战乱，人口急剧减少、满目疮痍。《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清代，设立四川总督管辖四川省，省会成都府。重庆府亦属于四川省。清初，通过湖广填四川运动使四川盆地恢复了生产力。
民国初期，1911年11月22日，重庆先期宣布独立，成立大汉蜀军政府。不久后，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912年4月成渝军政府合并，成为中华民国四川省。1928年设立成都市，为四川省会。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编制为国民政府二级乙等四川省辖市，水陆总面积93.5平方公里，人口28万。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10日，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同年6月18日，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
1935年3月，蒋介石从汉口飞抵重庆，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视察重庆时就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他甚至声称，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7月，蒋介石再次强调：“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0月，蒋介石在成都讲演时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由于重庆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既有高山大川为屏障，又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与后方各省联系密切，可以长期支撑抗战，国民政府最终选定重庆为战时首都驻地。
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战火还没有烧到安县，但就在当年冬天，100多位热血青年主动请缨出征，其中就包括王建堂。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当王建堂拜别父亲，在安县参加欢送会时，他的父亲托人给他送去了装有“死”字旗的包裹。当旗帜打开，现场人士无不为之动容：在这面由5尺白布制作的旗帜上，中间一个大大的“死”字触目惊心，这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以“死”激励儿子保家卫国。旗帜左右，各写有勉励之语。右题：“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题：“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当年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出川抗日350多万川军，伤亡64万人，第一批出川抗日的将士更是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可以说，哪里有抗战战场，哪里就有川军的影子和足迹。全川5000余万军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伟大的贡献。
川渝
八年抗战，出川将士生活极其艰苦，装备极为简陋。当时川军被看作中国“最差的军队”，川军各路部队使用的武器极为低劣简陋，大部分步枪为川造，使用时间久质量差，以致大部不堪使用，机枪、火炮、山炮就更是少之又少。冬日作战士兵甚至还穿着草鞋，粗布单衣，可谓“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而就是这样一支在外界看来的“最差的军队”在民族危亡之际，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用最惨烈的牺牲写成了“无川不成军”五个血红的大字。
刘湘死在第七战区司令的岗位上时留了一句话：‘日军一日不退出中国，川军一日不得返川。’”[3]
死字旗：“死”字旗，是四川北川县王者成送给儿子入伍的礼物。抗日战争中四川虽然没有被侵占，但四川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湘率领30万川军出川“打国仗”，到八年抗战中四川共征兵三百多万，可以说每四个战士里就有一个川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华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
1937年10月29日，淞沪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中国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上海失守，江南告急，国民政府作出了迁都决定。1937年11月12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政府各机关除最高长官暂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转道武汉赴重庆。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3处部分人员先乘军舰，后换专轮西上，揭开了迁都序幕。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抗战宜昌大撤退后，大量工业企业内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以军火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从1937年12月首批内迁厂到达重庆起，到1940年，迁入工厂达350余家，技术人员一万余人；国内7大兵工厂先后迁渝，在嘉陵江、长江沿岸出现了一条由军工、炼钢、机械、纺织、化工组成的工业经济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5日，迁都至重庆的国民政府颁令，将重庆析出四川省，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第一次直辖）。抗战时期，重庆伤亡39480人。川军用行动兑现了诺言。8年抗战，川军英勇杀敌，血溅沙场。据统计，四川有350多万壮丁奔赴抗战前线，死伤川籍将士多达64万。在众多著名战役中，都曾留下了川军的身影。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川渝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宣称：“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此令。”
1940年10月1日下午，重庆市各界机关团体人员3万余人，在细雨朦胧中陆续聚集到夫子池广场，参加庆祝陪都建立大会。在附近几条街区，另有上万市民伫立场外观望，盛况空前。在其后的制宪国大中，以法律形式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久陪都。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撤销四川省，并将四川地区划分为川西、川东、川北、川南4个行署区和西康省。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重庆市为西南大行政区直辖市。
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撤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行署区，恢复四川省建制，在成都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1952年，北碚市并入重庆市。
1953年3月，重庆由西南大行政区直辖市改为中央直辖市，由西南行政委员会代管（第二次直辖）。1954年7月，重庆直辖市被撤销，重庆划回四川建制，重庆从直辖市降为副省级市。
1959年，四川省的巴县、綦江县、长寿县划归四川省重庆市。
（80年代，四川省江津专区与四川省重庆市合并，形成1997年以前的重庆地级市。）
1983年3月3日，四川省永川地区8个县并入重庆市，重庆成为中国第一个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的计划单列市。重庆面积23113.95平方公里，辖9区12县。
1996年9月15日，重庆市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中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重庆直辖市辖原四川省重庆市、四川省万县市、四川省涪陵市和四川省黔江地区。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成立。至此，川渝分治。
据了解，从汉代开发大西南到到三峡大移民，一代又一代的外来移民涌进川渝地区，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奠定了今天川渝地区发展的基础。
四川历来就是移民聚居地。四川社科院历史组副研究员苏东来梳理史料，认为从秦汉到现代，四川历史上共发生过6次大移民，分别在秦灭六国之后、西晋末期、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北宋末期的“靖康之乱”，以及明末清初和上世纪5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其中，前4次移民大都来自北方，明末清初的移民大多来自湖广地区。在四川历史上，著名的卓文君家族、司马相如、苏轼等人的祖先都是移民入川。
“湖广填四川”在四川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元末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平定四川后，曾有大量江淮地区的人来到四川。经过200多年，到了清初，张献忠进川又导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四川人口从300多万锐减到60万。康熙及以后的3位皇帝下令，开启明末清初第二次湖广移民入川。这两次移民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客家人。
据考证，今天的重庆人，多数是“湖广填四川”迁徙百姓的后裔。“据《重庆通史》记载：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康熙四年（1665年），重庆主城（即渝中半岛）全城仅有3000人。从清代初期到中期，以‘湖广填四川’为代表，遍及中国十几个省向四川的历史大迁徙，真正奠定了现代重庆人的根基。绝大多数重庆人都是这次迁徙百姓的后裔。”对这段移民历史研究多年的重庆市政府原副秘书长何智亚说，在重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上，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先后有六次对重庆具有重要影响的迁徙。而湖广填四川是最为有名的一次。
古蜀国或称蜀国，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蜀族在现今四川一带建立的国家，后被秦国所灭。蜀族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华夏族群的古老民族。“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据记载周武王伐商纣的牧野之战时，蜀人曾经相助。但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直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记载了关于蜀国的历史和传说。
古代蜀人先祖为蜀山氏，有观点认为：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代羌人（语言学上属于藏缅语族）的一个分支。蜀国不只拥有单独一个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诸族统领。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于广都樊乡（即今成都华阳）。到了开明九世建都于成都。开明十二世时“五丁力士”开辟了石牛道，打通了从蜀至秦的通道。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时秦国灭掉了蜀国，蜀地从此成为秦国的粮仓，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灭蜀后，蜀人残部一支在王子安阳王带领下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在现今越南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并持续了五十年。[4]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的风格与同时期中原一带的文化迥然不同，同时文物的精美也表明古代蜀人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文明程度。
在中国先秦时期位处中原西南面、四川盆地东部的一个国家。始于先夏时期，于夏初加入夏王朝，成为其中一个诸侯国，灭于战国秦惠王时期。巴国的都城为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
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
据考证，土著人为蛇巴（湖北移入的人为虎巴，与蛇巴是不同的两个民族）。秦汉时期，“蛇巴”以麻布缴赋，谓赋为賨。则賨人（板楯蛮）。商朝建制“巴方”，治地“城坝”，称“蛇种”巴人。西周建成“賨国”治地“城坝”，称“巴”（蛇巴）。
据《辞源》：“巴国，古国名，位于今重庆、湖北、四川、贵州一带地方”。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
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公元前12世纪开始，虎巴人（廪君蛮)从陕西的城固开始，经过安康，再到湖北的襄阳，随后又折回巴东、鱼复(今奉节)，溯江而上，抵上江州（今重庆）。
巴国的地域大致在川东、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从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
古代巴人不但作战勇猛顽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对重庆和川东地区，特别是大巴山一带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川渝
战国以前的巴文化，包括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两部分。巴国文化是一种方国文明，巴地文化则是一种地缘文化。
巴地青铜器、陶器和文字系统“巴人图语”的这些特点，构成了先秦的时期考古学上所谓的“巴文化”。实际上，这一“巴文化”的概念主要是物质的，如果将这一文化概念扩展到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诸领域，并经与秦汉汉文化交融，传承发展到隋唐以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巴渝文化”。
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南、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
巴渠文化，一指川东北地处巴山渠水，上古属巴地，而达州为巴人故里，距今上千年的古著《太平寰宇记》中就列有《巴渠风俗篇》；二指巴渠人民所创造的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巴渠地域特色，又是中华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渠文化是指以今达州为中心，辐射川东北、渝东北部分及陕南、鄂西南部分境地内，“巴渠文化”是生活在宕渠水或称渝水流域的劳动人民，经历了数千年社会的发展演绎创造出来的区域文明的结晶。
开埠时期十九世纪末，重庆开埠。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文史专家艾新全说：“此前，因地理环境险恶，农耕文明时代的重庆，在四川格局里较落后，农业薄弱，商业也比不上川西。”但外国列强取得川江航运权后，洋货大肆涌入重庆，并转运至贵州、云南和广西，以及川内各地，重庆成为了西南的商业中心。[5]
据艾新全统计，开埠到1911年，外国列强先后在渝设立商业机构达58家，涌入重庆的外国商品高达430多种，其中香烟就有几十种，棉织品、打火机、药品等大量廉价洋货，冲击着重庆传统作坊。开埠是一把双刃剑，当传统产业被抵垮，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被打破后，重庆一批有识之士揭竿而起，开始了重庆的近代工业。“据统计，从开埠至1919年，四川共有工矿企业115家，其中重庆52家，主要集中在火柴、棉织、缫丝、制纸、煤矿、铁矿6个行业，而成都仅7家，“加上外国资本、买办资本，重庆在四川近代工业中的比重超过50%。”
“至此，重庆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提出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继续抗战。30日国民政府决议迁都重庆。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四川盆地东南，正当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为西南地区的重镇。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决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北方战事发展，使迁都洛阳已不可能;其二，迁都西安距陕甘宁边区过近，并且缺少拱卫之屏障;其三，四川四面环山，一条大江直抵中原，若挟地势之利，便可抵御日军入侵;其四，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可以支持长期抗战。
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有243家工厂迁到重庆，占全国内迁工厂的54%。东部地区大量工矿企业迁往内地，其中迁到重庆的最多，共有200多家，占全部内迁工厂的三分之一，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到合川，南达綦江的重庆工业区。同时，重庆还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金融中心。
据《近代重庆城市史》记载：1937年，重庆有万元以上资本的工厂77家，仅占全国工业的1.96%；到1945年，重庆工厂已高达1690家。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形成以及大量的人口迁入重庆，促使重庆在抗战时期商业繁荣，商业的门类繁多齐全，经营的品种很多，最终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四川及西南各省的庞大商业网络，从而确立重庆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商业中心地位。[6]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给重庆带来的发展是较大的，也为重庆在1997年顺利成为直辖市做出了一定贡献。重庆直辖后的经济、教育、交通的发展也是得力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西迁。
三线建设时期地处西南的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历时10余年(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对重庆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重庆三线建设1978年结束，全国700多个转移项目有200多个西迁重庆。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
重庆计划单列始末重庆在成为全国计划单列市之前，曾经历过两次国家计划单列。[7]
第一次是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将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鉴于重庆经济、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对重庆市实行了国家计划单列体制。1954年—1958年，重庆市第一次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
川渝
第二次是1964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中央强调经济管理要集中，根据全国第一、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国家对重庆等7个全国重要中心城市进行直接管理。1964年—1967年，重庆市第二次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第二次计划单列时期，重庆市的计划管理模式基本如第一次计划单列体制时的模式。
1978年，邓小平到四川视察时曾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为此四川省委曾向中央打了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1983〕7号文件，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辟为外贸口岸。
1983年3月22日，国家财政部《关于对重庆市专项拨款单列户头的通知》正式下达。《通知》规定：从1983年起，中央对重庆市的财政收支在国家预算中单列计划，并相应改进重庆市的财政体制和分成办法，实行中央、省、市按固定比例分成。
1983年4月1日，经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并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四川省永川地区与重庆市正式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管理体制。至此，重庆市区域由原9区、4县增加到9区、12县。总人口由651万增加到1379万，总面积由9848平方公里扩大为22341平方公里。
1983年4月中旬，四川省人民政府确定，将省管在重庆的95个企事业单位下放66个给重庆统一管理。重庆市有关单位按省政府有关规定的原则，同省的有关部门对口办理交接手续。
据时任重庆市长蒲海清口述，1983年重庆被列为全国首批计划单列市以后，重庆市的财政体制简单来讲就是：上缴四川省1.8亿，上缴财政部13亿。1996年10月14日到20日，李鹏总理带领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长刘仲藜等，到重庆和三峡库区视察，同我们一起研究了重庆财政体制问题。1996年重庆财政收入一年才74亿，确实困难。直辖后重庆市又一再向中央反映，同时这一时期的国家财政大为好转。中央同意重庆免予上缴中央财政，开始时说免上缴5年，后来财政体制改革，至2009年一直没有上缴。
第三次计划单列的实施，对于重庆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与1982年相比，1985年，全市工农业产值增长47%，国民收入增长46%，财政收入增长45.3%。
没有三峡百万移民就没有重庆直辖。百万移民，中央的支持远不止百亿。重庆的发展与三峡水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丝丝相扣，紧紧相连。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同志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合同签字仪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向小平同志汇报三峡工程情况。为支持三峡建设和做好移民工作，李鹏希望动用行政力量，成立“三峡省”，但小平同志当即提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这可以说是重庆第三次直辖最早的设想。
上世纪90年代，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兴建，中央领导将设立重庆直辖市提上了议程，主要是基于三种考虑。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辐射西南，带动长江上游的发展；有利于解决四川人口过多和行政区划过大，给行政管理和发展带来的困难；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完成移民任务。
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四川省长肖秧讨论成立直辖市的问题。当时肖秧主张成立大重庆市，包括三峡库区和黔江地区。10月，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德邻调重庆任市委书记，李鹏给他交代了中央考虑成立大重庆市和管好三峡库区移民的意图。11月9日，李鹏总理第七次考察三峡工程，李鹏总理约省委书记谢世杰和肖秧省长、甘宇平副省长谈话。他说：四川、重庆分设，势在必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掌握些思想动向。12月，李鹏又分别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商讨了成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表示同意先进行酝酿，但同时又担心四川省内部有异议。
其实设立重庆直辖市，大部分人（包括四川）是赞成的。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12月9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肖秧联名向江泽民、李鹏写报告，明确表示赞成四川一分为二，同意设立重庆直辖市。报告指出，由于四川地广人多，大体相当于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时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实属不易。他们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这样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新的四川省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整体而言，对于加强四川的全面发展是有好处的。
重庆设立直辖市的调研筹备一直在高度保密中进行。经过一年半调研，前后共设计了4套方案。
最初的设计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设立一个一级政区，把湖北宜昌、四川万县（今万州）等沿江城市整合在一起。后来一商量，觉得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中间管理层次没有解决，未走出原“三峡省”的思路，不符合精简、效能的原则，只好放弃。
第二个方案，是在原来重庆计划单列市的基础上，直接升级成一个直辖市。“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也不会触动各方利益。”但这个方案不仅解决不了四川人口过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三峡移民问题。
第三个方案，在现在重庆直辖市的格局上，再加上四川的达县（今达州）、广安。
第四个方案，就是现行的重庆市区划，只包括重庆、万县（今万州）、涪陵和黔江。
经过进一步筛选淘汰，最终的选择集中在后两个方案上。因地域大小不同，这两个方案又叫大小两套方案，最终是小方案获选。
1996年3月20日，李鹏总理电话通知谢世杰，关于重庆、四川分设问题，可以在省委常委中传达酝酿。四川当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讨论，大家都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听从中央指挥，积极做好统一思想工作并商议了分设方案。1996年5月25日，李鹏总理召集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宋宝瑞到北京中南海他办公室正式谈四川、重庆分设问题。李鹏总理说：按照小平同志意见，四川和重庆分开单设，有利于领导，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做好百万移民工作。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都同意小平同志意见。1996年6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通过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
1996年6月26日下午，在李鹏办公室就管辖方案展开了讨论。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提出了大方案，建议把广安、南充、达州都纳入重庆直辖市范围。中央不同意。李鹏说，这是小马拉大车，贫穷的县太多了，人口也太多了。行政区划调整不能搞“拉郎配”，也不能尽挑肥肉。关于重庆直辖市的方案是经过精心设计、科学论证的，最终的方案最适合重庆的发展，也带动了民族地区和三峡库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后来就任重庆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的蒲海清也感觉压力太大了。当时四川省达州、涪陵、万县都很穷。但是，他想把广安划过来，因为当时广安产粮，而重庆缺粮。当时四川省每年调一些粮食给重庆。要是重庆成立直辖市，四川省的粮食就不能再按照国家粮价划拨了，必须要给补差。这中间就会有很多争议。因此，蒲海清提出，不赞成大方案；南充和达州还是由四川省管辖，而黔江地区本来就是从涪陵市分出去的，可以纳入重庆市，同时把广安接收过来。李鹏说：广安现在不纳入，以后再研究。后来蒲海清才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讲：“我是四川人”，广安如归入重庆市，也不合适。
1996年6月26日，国务院决定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小组。9月5日，中央批复四川省委委托重庆代管涪陵、万县和黔江的请示，明确自代管之日起，两市一地党政工作和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三峡库区移民等，均由重庆市直辖筹备小组代四川省行使管理职能。9月15日，重庆市直辖筹备小组正式代四川省行使对两市一地党政经济社会发展及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管理职能。
1997年四川GDP为3335.78亿元（不含重庆、涪陵、万州和黔江），而重庆直辖市为1509.75亿元。其中汽车工业几乎全部被划了出去，多年来围绕发展的航运港口也不再。当时四川财政也很拮据，在分设过程中从大局出发做了力所能及的让步，对万县、涪陵、黔江两市一地，各给了2000万元扶持资金，土话说是“嫁妆费”，一家给了2000万元。一些市、县欠省里的账，最后就算了。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四川代表团进行思想动员，讲政治、讲纪律，一定听从中央指挥，四川代表都要投赞成票，最终大会圆满通过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议。
从小平同志提出构想到正式确立重庆直辖，历时整整12年，其间起起落落的方案论证实际也都围绕着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展开。直到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