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后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运动
元末农民起义作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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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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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后期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政府七千顷土地，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政府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①，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②。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宫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③。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④。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⑤。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①。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钥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日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补得职近日好窠窟”②，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③。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1337年）①，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②。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③。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红巾军大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山童被捕，山童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民“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①。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
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
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②。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①。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但也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所造成。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②。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方八面发展之时，元朝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也先不花率军三十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③，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④。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奉韩林儿在毫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由荆、樊出武关，进攻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①。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②，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
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③。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曾下今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④。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⑤。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成为红中军最凶恶的敌人。
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①。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向元效忠，结寨自保，观变待机。但这些人实际上与元统治者也是站在一起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民族的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
徐寿辉领导的红中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②。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作了皇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国号大夏。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敌人的攻击。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乘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占领。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③，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古的统治。
朱元璋的起义和元朝的灭亡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人，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作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随即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毫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①。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建康，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明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①。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
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中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力量虽强，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占据苏州的张土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建康，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干鄱阳湖，友谅中矢死，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土诚。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台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奄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诬蔑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这时的朱元璋显然已背叛了农民军，完全蜕化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庭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扩廓帖木儿守河南，李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和“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①。檄文中责备扩廓、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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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②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③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屯戍》。
① 《元史》卷一○一《兵志·站赤》。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二○二《八思巴传》。
④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⑤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
⑥ 《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① 参考陈垣《也里可温考》。
② 《马可波罗行纪》一五七章《冯承钧译本》。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
② 《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
③ 黄溍《黄金华集》卷二八《答禄乃蛮氏先茔碑》。
④ 姚燧《牧庵集》卷二○《宣抚使张公神道碑》。
⑤ 《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
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
② 《元文类》卷三六蔡文渊《农桑辑要》序。
③ 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锄治篇第七》。
④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
①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
② 《农桑辑要》王馨原序。
③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农桑》。”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
②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论政事疏》。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④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
①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②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③ 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
④ 胡琢《濮镇纪闻》卷首总叙；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⑤ 徐一夔《史丰稿》卷二十三《织工对》。
① 《元史》卷一二○《镇海传》，卷一二二《哈散纳传》。
② 《元史》卷一六七《张惠传》。
③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五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
①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
②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①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序。《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
③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韩公神道碑铭》。
④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⑤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卷二六《仁宗纪》，卷二七《英宗纪》。
①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五《征伐》。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治道》赵天麟奏策。
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七《张忠献公神道碑》。参考冯译《马可波罗行纪》。
③ 《元史》卷一六八《陈天祥传》。
④ 程钜夫《雪楼集》卷八《何文正公神道碑》。
① 《元史纪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盗》。
② 《秋涧集》卷九二《论寇钟明亮事状》。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② 至顺《镇江志》卷十一。
③ 《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建宁路崇安县尹邹君去思之碑》。
④ 余阙《青阳集》卷三《宪使董公均役记》。
⑤ 危素《危太朴续集》卷九《书张承基传后》。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元史》卷二四《仁宗纪》。
②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③ 同上。
① 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在世祖时，一在顺帝时。
② 《元史》卷四十《顺帝纪》。
③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④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① 权衡《庚申外史》上。
② 《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① 朱元璋《纪梦》（《纪录汇编》本）。
②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钞》。
③ 《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④ 《庚申外史》上。
①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② 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
③ 《元史》卷四五《顺帝纪》。
④ 《庚申外史》上。
⑤ 《元史》卷一四二《答失八都鲁传》。
① 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陈府君墓志铭》。
② 钱谦益《初学集》卷八○《回金正希馆丈书》。
③ 《罪惟录》传五《韩林儿传赞》。
① 《庚申外史》下。
① 分见《明太祖洪武实录》卷六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及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二月。
①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十月。
红巾军起义原因
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 元末农民起义形势图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1]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2]。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3]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4]。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5]。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6]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7]，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8]。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 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9]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10]。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11]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编辑本段]红巾军大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12]。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元末文人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13]。明太祖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14]。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阶级矛盾激化。但蒙古统治者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也是重要原因。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15]。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方八面发展之时，蒙元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也先不花率蒙古军三十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 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16]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17]。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今中国北京）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并两度攻入高丽（今朝鲜）。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 由荆州、樊城出武关，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18]。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19]，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
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20]。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21]。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为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
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蒙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22]。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做蒙古人的奴才，结寨自保，观变待机。但这些人实际上与元统治者也是站在一起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民族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
徐寿辉领导的红中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23]。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敌人的攻击。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乘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儿占领。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元王朝的统治。 [编辑本段]朱元璋的勃兴和元朝的灭亡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羊，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 随即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24]。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金陵，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 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第二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的地主文人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 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他还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25]。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
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元军及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力量虽强， 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占据苏州的张土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 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金陵，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十六天的血战，陈友谅中箭死，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士诚。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州、台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据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说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这时的朱元璋显然已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新封建政权的统治者。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廷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扩廓帖木儿守河南，李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的口号。檄文中责备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26]，皆与汉人同等对待。表现出朱元璋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之后朱元璋用了近20年的时间，消灭其他农民军，击溃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结束。 [编辑本段]元末农民起义英雄榜 元末农民起义，读者的视线一般被朱元璋义军所吸引。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有很多被遗忘的但重要的篇章。朱元璋加入濠州义军，当女婿，成头目，独立一军，下采石，得浙东文人拥护高筑城广积粮，鄱阳湖大战，灭张士诚、方国珍，北伐大都。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但是这期间朱元璋军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
历史是这样的。
1反抗元朝的第一条好汉，方国珍。起义最早，至正8年。是刘基的死对头。刘伯温和他打仗积累出的经验写了部兵书。并且为以后辅佐朱元璋发挥了重大作用。两人似乎是温州人。
2元庭最大的敌人，刘福通。以河南安徽山东为基地和河北山西陕西的元军对抗。消灭了元军主力。迫得元庭依靠民军才打败龙凤政权。情况有点类似太平天国。
3对元作战的盖世功臣，张士诚。当第一阶段反元大革命进入低潮的时候。百万元军已经打破了红巾军长江防线恢复了南北元军的联系。作为非红军系统的张军在高邮的围城战坚守导致脱脱率领的元军主力崩溃。从此开始了各路反元义军的第二次高潮。
4三路北伐。刘福通以汴梁为中心，指挥和元军的正面战场。最出名的就是三路北伐。基本上经过北伐之后，元军折损已尽，无力和义军再作战了。东路军主帅毛贵是其中成就最大者，收复了山东。是三路北伐军中唯一建立了政权又打下根据地的。其他两路经过奔袭作战都失败了。一度毛贵打到过蓟县。差点提前让元顺帝回老家放羊去。这人是芝麻李手下。
5芝麻李。明教首领，刘福通起义后三个月攻下了徐州。 呼应刘福通、徐寿辉，三家鼎足屡败元军，形成第一次反元高潮。濠州在芝麻李的义军庇护下才得以生存。李部有位赵君用，此人一到濠州就差点杀了郭子兴。朱元璋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后来赵君用去了山东，又红眼病发作杀了山东红军主帅毛贵。导致山东战场溃败，中原红巾军战场随之瓦解。
6彭莹玉。西路红巾军始祖。东西两路红巾军大起。彭系红巾军向南方活动势力从江淮扩展到两湖两广福建和川贵滇。其中最著名的将领就是天完帝徐寿辉和陈友谅。要不是朱元璋，恐怕统一天下的就是西路红军了。
7南北琐红军。布王三等起义军虽然不是很重要，占领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襄阳，就是郭靖大侠苦守的地方。南北琐红军在这里和元军多次拉锯战。
8明玉珍。因为信奉明教，姓都改了。老朱也只敢把国号叫明而已。本是西红军大将。陈友谅篡党夺权后，自己在重庆独立。建国大夏，以明教为国教攻下了四川。当了元末的刘备。是早期红军将领独霸一方者唯一善终的。一生和云南元军作战。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传人段功的孔雀胆故事就是和明玉珍同志作战时期发生的。
也先帖木儿、脱脱、贾鲁、答失八都鲁、段功这几位都是和早期红军作战的元军猛将。那时候红巾军还属于乌合之众。经常十万几十万的红巾军败给元军。如果不是几次奇迹般的战役，反元军早就完了。
当这第一代元军将领逝去之后，第二代的察罕帖木儿、波罗贴木耳之辈元将更加勇悍。以至于北方红军全灭。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代枭雄朱元璋的铁军。第二线红军在一线红军作战的时期逐渐成熟起来了，而且更加强大。元朝覆灭，不在于朱重八如何的了不起。而在于一线红军至正11年到23年，10余年的奋战。
朱元璋和陈友谅火拼的至正24年，正是北方红巾军全军覆没的一年。刘福通战死，朱元璋为救小明王率军北上才遭到汉军的全力攻打的。这时候照理说元军势力强大，坐山观虎斗后应该消灭疲劳的吴军，说什么也不会让朱元璋从容吞并汉，然后灭张士诚的东吴。可是没有一个元兵出现。
为啥？这会元军忙着呢。
破了刘福通主力红军的孛罗贴木耳的山西元军和察罕贴穆尔的山东元军打起来了。正在内战。察罕就是赵敏的父亲。孛罗军没有南下灭红军，反而北上大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元太子跑了和王保保合军反击孛罗军。这一战一直打到至正25年。孛罗死了。总算该南征叛军了吧？没有接着打。察罕贴木尔军，王保保固然是嫡系，但是主力中也包括李思齐等老将。根本不听王保保的南征将令。然后元军最后一支主力就开到西北晋陕一带开练。元顺帝居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如果元军的两大主力在消灭红巾军主力刘福通部后。趁着红巾军陈朱两部火拼，分兵南下。两军当时的力量均不足以对抗元军。张士诚、方国珍等本来就是奉元正朔，墙头草，几乎会望风而降。那么元朝将中兴。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朱元璋就在元军火拼的这三年中统一了南方。
如果列入排名第9，10的人物大概非孛罗和王保保莫属。
元末战争的两大奇迹，前期的高邮战役元军溃散和末期的元军内战，说穿了就是一件事。元庭的政治混乱，争权夺利。
元朝时候对汉人的管理是什么政策?
1、元朝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2、分等级：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包括原来蒙古各部的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至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元统治者把色目人列为第二等，是因为要提高回回上层分子的地位，使他们成为蒙古贵族统治的助手。把汉族分为汉人和南人，则是为了要分化汉族人民，削弱他们的反抗力。
3、统治机构：元朝政府采取各种方法来固定这些民族的等级。
（1）在统治机构中：长官和掌权的官吏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而南人在宋亡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几乎很少人在中央作官。地方的官吏达鲁花赤一般也由蒙古人担任，并规定色目人作同知，汉人作总管，同知、总管彼此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
（2）在军队组织上：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的区别。出兵时各军参差调用，而以蒙古军为主力，军权都掌握在蒙古军帅的手中。
（3）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流放北边充军。又规定汉人、南人不得聚众败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鹊鸟都不许可。
（4）在征敛方面：如括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则全取。
此外，在《元典章》中纪录的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 但是这种民族歧视的政策对于某些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大地主是不适用的。
元朝的法令禁止汉人执弓矢，元世祖却对汉宫汪惟和说：“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有些很早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在元朝的地位和待遇都与蒙古贵族相差无几。相反的，许多蒙古族的下层人民也没有享受到所谓统治民族的特权。草原上的蒙古牧民，在繁重的军役和租赋剥削之下日趋贫困，甚至破产流亡。
4、评价：这种严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导致了元朝后期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最终，引起汉人兵变而亡国。
元朝为何统治时间那么短？
蒙古元朝短命的，更多的蒙古族牧民的决定本身的特点，缺乏稳定性游牧帝国永远，即使蒙古人接受中国文化，它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内蒙古中东接受伊斯兰文化，但甚至比美元更短命，欧洲蒙古基本上拒绝了俄罗斯的传统文化，甚至到了俄罗斯政权是不是国家，但吉米，但住200年。也许真正拒绝正统文化，尤其是腐朽的生活方式，游牧帝国活的时间更长，但也因为游牧民族依靠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远远强于它克服国家所谓的文明国家。当游牧民族当快速下降和极端。
比较矛盾的是印度和蒙古，莫卧儿帝国住三百年，并成为正统王朝在印度，印度独立武的名字是恢复帝国的旗帜下。蒙古完全接受印度文化，甚至很多的改革，印度传统的丑陋，但蒙古人进入印度已经接受了伊朗文化，不属于所谓的野蛮人。
分析帝国更复杂的原因，中国和蒙古的灭亡可能是更伟大的蒙古帝国分裂，忽必烈和阿里是不是一场战争，西北哥哥王子40年在蒙古叛乱，使蒙古蒙古军武装部队总部后几乎消失大多是杂牌军，蒙古分裂，无论他们是在叙利亚，印度北部，东南欧，或在日本，越南，所有的失败，不再恐怖。我们都知道，人民币在1279年淘汰在广东省最后一个阻力南宋，统一全国后，于1368年被赶出大多数远征军徐达，前后历时89年，但相反也建立一个统一的少数----女真王朝建立清王朝历时超过260岁，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王朝统治这样一个大的时间差距主要是由于汉族和汉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态度。虽然南宋的只有一半，但在开始时有是蒙古人攻击60万人，加上金国的30万元，不低于80万的总人口统一后，但为什么忽必烈东正教人口，但年50万，30万人什么。答案也许会消失，战争和扩张的蒙古统一战争中的残酷杀戮，我们可以看到，西夏，金，南宋，和他们的抵抗总共有80岁左右，蒙古最后大多胜利结束大屠杀。当然，还有嘉定满族三屠，扬州十日，并没有进入山东以前的屠杀。但是从时间的大屠杀，但根本不能比较一下就知道信徒的心理会产生多大，多久的影响。从数量的人来讲是不具有可比性。事实上，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像蒙古族满族政权被纳入中国文化，在过去，满族第一项的雕像孔，姬明十三陵。满族承认，大规模融合中国文化，所以没有多年后进入站满了人会说满族，然后有更慷慨的让中国汉族政权，特别是到了晚期，大部分汉族地主政权，然后看看袁个三六九等统一后，把人，你知道汉，女真在最低水平，但该政权从内到外，真的从来没有从兴到融入中国文化的过去，有没有真正的重用汉族地主的权利，当然，此外后期处理农民起义。因此，这些过早消亡蒙元盖可作为年内占领中国北方的主要结论后，蒙古人希望所有的土地变成牧场，然而，耶律楚反对派说，它会动摇法治很大的阻力。进入北方后，但许多蒙古人蒙古人已成为农民，农业生产的关系已经被同化。你说蒙古忙国家对外战争的消耗，要知道，这些主要集中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忽必烈统一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日本，爪洼，和安南的早期阶段。没有太多的其他汗国的战争。我觉得几个大相比其他元朝最大的特点是强制制度，申报人要差一些比其他任何王朝。级的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蒙古人消灭在它的诞生地，他2000公里远离西南仍有大量的驻军，看到我们可以知道在农民的军队的历史起义什么不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阻力。他们还摧毁元虎踞西南，这不只是南部的小国来保卫它，要知道他们是正统的祖先年有效忠蒙古人。为了抵制军队并不需要这么多。当然，还有是一个蒙古灭亡，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王室到的情况后，内乱不断，撕来扯去的宝座。统治阶级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广大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只知道权力斗争，大多数的人，事实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皇帝，阶级矛盾一直喜欢在火山爆发，他们没想到，真正安抚完全借力打力。但也有一个蒙古部长建议杀张，刘，赵，李，王，五姓汉人，这是像一种国家政策？皇帝的军队横扫北伐出来时的口号是“是获得摆脱的鞑鲁，恢复中国”，并立即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蒙元广汉民族歧视政策的人是也很强的人上政权讨厌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蒙元失落的世界如此之快，人们从来没有得到的支持和认可。在公众心理上一直是蒙古政权统治阶级的利益，权力的代表。
这些方面的真相。百年一直是太短了。三十年来，认为是一个简短的百总之，你可以说吗？
反西凉中的主人公是谁？
一、简介：
这是一个历史故事后来被改编为一出戏剧，故事的主人公是马腾的儿子马超和丞相曹操，有关的故事详解如下：
马腾镇守西凉，奉命调京。行至中途，被曹操派人杀死。长子马超闻言后，即发兵为父报仇。曹营大将徐晃、曹洪，相继败北。最后曹操换袍割须，始得逃脱。
二、补充解释这出戏剧的主要人物：
马超:武生
曹操:净
许褚:净
曹洪:净
夏侯惇:丑
关于元朝衰落的原因
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腐败，横征暴敛。直接原因是天灾。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变本加厉向汉人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民族压迫十分严重，汉人被掠夺更为常见。将各民族分为不同等级，残酷剥削汉族群众，人民揭竿而起，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元英宗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皇权斗争也日趋激烈，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元代开始走向衰落。从明宗到顺帝是元代的后期，红巾大起义的爆发加速了它的灭亡。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逃走，元朝灭亡。一、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无论元朝是建立于1206年(蒙古汗国)还是1271年(国号大元)，到1368年灭亡之前，整个元朝没有战争记录的年份仅22年。这没有战争记录的22年，可怜巴巴地穿插其间，其中连续没有发生战争的时间最长都没超过三年。自1280年元朝统一中国后，元朝并没有、也无法象其他初立朝代那样施行“休养生息”政策。1280-1284年间，元朝除了对日本、安南、缅甸等征战之外，还要耗费大量精力对付国内此起彼伏的“抗元复宋”起义，“抗元复宋”最后以镇压黎德起义告终，元朝在这期间的用兵规模一如之前的“元灭宋”战争差不多。战争打的就是钱和粮，不过一直以来，元朝政府似乎从没为战争消耗发愁过，即使它“打到哪烧到哪”，它也没有因此自绝了后路。在1206-1280年间，元朝的大多数战争实施的都是“三光”政策，打到哪破坏到哪，仅云南等少数地区例外。二、自制混乱的不肖皇帝们如果将元朝比作大家族的话，它也发生过一系列这样的内部争斗。史学家常说，元朝中期的政局动荡就是其全面走向下坡路的表现。元中期的政局动荡表现在，1295-1368短短的七十年间，元朝的帝王世系中就出现过十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帝王更迭，对一个统一的大国家来说自然不是好事情。三、“咬死大象”过程中的群蚁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使蒙古人彻底被孤立。无论是刘福通的起义还是朱元璋的起义，义军队伍都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和中国古代其他起义很不一样的是，元末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层品流尤其复杂，实际上，它们已超越了普通“农民”起义的范畴。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将全国人口不分民族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分化，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在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义军队伍的分段牵制、轮番啃咬之下，庞大的元朝才逐渐被蚕食殆尽，而这一过程竟也持续了近二十年。扩展资料：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成宗铁木耳是元代统治的初期，这期间，统治者采用汉族法律，初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制度，元朝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从武宗到泰定帝是元代的中期。这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皇权斗争也日趋激烈，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元代开始走向衰落。其间的“英宗新政”也仅是昙花一现，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代的衰败之势，后来新政失败，英宗也死于非命。从明宗到顺帝是元代的后期，红巾大起义的爆发加速了它的灭亡。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逃走，元朝灭亡。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元朝
朱元璋,从起兵到称帝,用了几年,履历是怎样?
朱元璋从起兵到称帝用了15年时间，在1353年起兵，1368年称帝。朱元璋履历：1328-1344年放牛，饱受地主刘德欺辱，1344年黄河泛滥成灾，眼睁睁看着父母、兄弟活活饿死，无钱入殓，期间内心得到极大炼打。1344-1347年做和尚，遭受其他和尚欺压，主要工作是讨饭，期间仔细研究了淮西地理、山脉、风土人情，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认识了很多一样讨饭的豪杰。1347-1352年，做有信仰的和尚，经受其他和尚排挤，主要工作是撞钟，期间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教。1352-1368年造反，凭借一身豪杰气概，勇往无前，善用士绅，先后击败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三大劲敌。1368-1398年称帝，期间火烧庆功楼，想为子孙永固龙威，使皇权极度膨胀，因此埋下衰亡伏笔。然大力发展内外贸易，几十年时间让中国的农工商全面发展。扩展资料朱元璋治国的政治措施：1、中央改革和清理权臣明初官僚机构沿袭自元朝。朱元璋进行了改革，在中朱元璋的明孝陵朱元璋的明孝陵央废除中书省，明初中书省负责天下政务，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胡惟庸势力逐大，威胁皇权。2、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3、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朱元璋
朱元璋起兵后灭了多少元朝士兵
在当时反元的起义军有很多，其中的起义军韩林儿、徐寿辉不仅势力最大而且皆称王称帝，所以枪打出头鸟，元朝将主力军主要是对付韩、徐集团。而朱的势力还比较弱小，并且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避免了与元军的正面冲突。到后来，朱的势力大起来后，元朝已经气数已尽，所以无法再与众多起义军抗衡。直到朱统一南方后，朱才正式与元朝决战，把元朝余孽赶出中华本土，但杀了多少元朝士兵，总体说来在元末起义军中肯定不是最多的，因为在此之前大部分元军都被消灭了。
朱元璋起兵消灭陈友谅和张士诚后，从1367年10月开始，朱元璋就开始统一的步伐，从南京出发北伐元朝。
第一次北伐的主将是徐达和常遇春，共领兵25万。3个月后占领山东全境。然后西进河南，在河南遇到元军主力阿鲁温。双方在洛水大战，歼敌5万，阿鲁温被俘。继而攻克潼关、华州。
1368年5月，朱元璋亲自誓师汴梁，议取元大都。7月徐达占领大都周围，元顺帝弃城而逃。8月2日，明军占领大都。
真正的大战还在后头。名将王保保率领10余万元军在山西，纳哈出20余万大军在辽东，云南还有10几万元军。
12月，徐达率领明朝骑兵5万余人与王保保交锋于太原城下，王保保弃师而逃。明军歼灭元军4万余人，常遇春一路北追到欣州，王保保10余万大军全军覆没。
次年徐达西进陕西，元将李思齐投降。
1369年6月，常遇春李文忠领8万步兵，1万骑兵继续进攻上都。连克锦州、大兴州等等，直逼上都，元顺帝逃跑，俘虏元朝丞相脱火赤。
不幸的是常遇春在回师途中病故，李文忠升任主帅。
与此同时，徐达继续向西攻击甘肃。攻克兰州。王保保重新集结了10余万大军围攻兰州。
1370年3月，朱元璋派出4路大军，徐达、冯胜、邓愈、汤和共计40万大军进攻定西。
4月王保保大败，歼敌84000人。
5月，李文忠出居庸关，攻克应昌，元朝皇室成员全部被俘，只有元顺帝的儿子逃到了和林（乌兰巴托），与王保保重新汇集。
1372年，徐达、李文忠、冯胜各领兵5万，分东中西三路进军和林。不过中路徐达轻敌冒进，损失较大，东路李文忠也因粮草不济退兵。
西路冯胜的副将傅友德却7战7胜，大举扫荡漠北。
这一次是朱元璋前期北伐的终点，双方在北方战场进入僵持阶段。
1377年朱元璋派大将邓愈西征吐蕃，邓愈势如破竹，连战连胜，追敌直至昆仑山，歼敌数万人，降服数国，为明朝拓地千里。
1379年。大将沐英、傅友德统兵15万进军云南，元朝残余势力负隅顽抗。至1385年，共歼敌20余万，云南平定。
1387年北路战事又起，朱元璋派大将冯胜、傅友德、蓝玉共领兵20万进攻辽东。连战连胜，5月元太尉纳哈出率元兵20万投降明朝。
1388年蓝玉领兵15万远征漠北，在捕鱼儿海（贝加尔湖）大破元军10余万，王公贵族全部被俘。元朝正式宣告灭亡。这一战还缴获了流传千余年的传国玉玺。
起义是什么意思?
进步的革命的公开武装行动。一种含义是革命人民为反抗反动统治而举行的武装暴动；另一种含义是反动集团的部分武装力量或个别军人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奔革命队伍。前一种起义是基本的、主要的含义。革命人民的起义大致有4种：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工人起义、士兵起义。列宁指出革命人民的起义要取得胜利，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起义不应当只依靠少数人的密谋，也不应当单纯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阶级的力量；起义应在人民革命高潮时，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的时机发动；起义还应当在敌人无法统治下去的时候，即敌人营垒中已经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时候举行。是否依据起义的前提条件来行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盲动主义的根本区别。
起义是什么意思？
起义
uprising
进步的革命的公开武装行动。一种含义是革命人民为反抗反动统治而举行的武装暴动；另一种含义是反动集团的部分武装力量或个别军人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奔革命队伍。前一种起义是基本的、主要的含义。革命人民的起义大致有4种：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工人起义、士兵起义。列宁指出革命人民的起义要取得胜利，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起义不应当只依靠少数人的密谋，也不应当单纯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阶级的力量；起义应在人民革命高潮时，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的时机发动；起义还应当在敌人无法统治下去的时候，即敌人营垒中已经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时候举行。是否依据起义的前提条件来行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盲动主义的根本区别。
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反元复宋而有反清复明？
近日读到一本杂志，讲到了江阴抗清战，阎典元与陈明遇率领江阴军民誓死抗清，很是感动。但是也生出一点小疑问:宋元两朝都是背少数民族政权所灭，为何历史上只说反清复明而没有反元复宋呢？除了元末的一些起义军如韩林儿等打出个反元复宋的口号外，基本上元朝没有发生什么反元复宋的大起义。 难道是反清复明的口号喊得比反元复宋好听，的确前者在音韵上喊起来更为和谐。可是我们要知道，宋明两朝都重理学，而明朝又以大杀忠臣而名，与宋朝的重文轻武虽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几乎没有砂锅几个文臣，无关被杀的也较少，可是明朝动辄廷杖，还开了“诛十族”的先河；还有元朝所实行的民族分化政策。种种历史现象表明：宋朝比明朝更民主、更开放，却在灭亡之后遭受的待遇迥然不同。宋亡之后，尽管有些个文人还拒不仕元，却没有什么胆量去反抗。而明亡之后的反清复明运动不仅只在清初兴起过，还持续到了清季。依笔者拙见，大体上有下面几点： 首先，宋朝在建国之初，就遭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侵略，而对于元朝的大举进攻，他们似乎是习以为常了，不像明朝在两三百年间几乎只受到过蒙古的一些骚扰，打击力并没有宋朝所受的那么大，而且明朝末年的汉人根本就看不起满清，认为他们只是一帮小强盗样的，打杀几下应该就背剿灭了，所以只加紧镇压农民起义了。可惜事与愿违，农民起义没有镇压住，反让满清得了好处，对于汉民族来说，这自然是个莫大的耻辱，所以要反清复明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明朝的“民族主义”精神绝对要强于宋朝。朱元璋能够以秋风扫落叶的形态短短数年消灭不可一世以征服而闻名的元朝,对于汉人来讲的确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大大得长了汉人的志气，可是原本背元朝灭了的金国后代竟然又把明朝给灭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忍受的。 再次，明朝末年虽然亡国还有个南明王朝支撑了一段时间，虽无济世复明之才，但鲜有苟且偷生之辈。而两宋为求和而签了许多丧权辱国的盟约，宋末的谢太后之辈遣使求降，苟存世间。以至于汪元量写诗嘲笑说“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所以在统治阶级的上层，七届便有差异。 还有，元朝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南宋，宋朝灭亡后，那些遗民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力来复兴宋朝，且没有什么宗室藩王存活下来，而明朝末年不仅有许多藩王，还有一大班的忠臣义士如张苍水和郑成功等，而宋末除了文天祥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坚持着去反元复宋了。既没有名义上的号召者，也没有所谓的拥立者，也导致了反元复宋实力的薄弱。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反清复明的呼声远远强于反元复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