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法和绘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哪些
人们常说的“书画同源”，可能是指汉字的产生是从“象形”发物的。“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洁拙，日月是也”《说文解字》。其实，这“源”，是指艺术创作中最本质的源。远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人类早就用绘画来表现与他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中国书法艺术形成晚于绘画。然书与画二者是“异形而同品”。也就是说：“字与画同出于笔，故皆曰写，写虽同而功实异也”(汤贻芬《画荃析览》)。中国书画的创作方法、手段有着惊人的一致。都以纸、笔、墨为工具材料，把运笔分为落笔、行笔、收笔三个阶段，都用中锋、偏锋、顺笔、逆笔、回笔等，以提、按、顿、挫、轻、重、缓、急来表现高、低、强、弱、俯、仰、争、让，追求干、湿、浓、淡、疏、密、虚、实等的变化，创作出具有神彩飞扬、气韵生动的作品为最终目标。但中国书法赖以存在的文字，创造汉字的艺术造型为主，绘画以现实生活为源泉，创造物象为主。前者是“书以言情，书为心画”，后者是“画以状物，画状物形”。书画在基本作用上，有两种美感。一是发于意志，曰气，代表气势的阳刚之美，一种是发于情感，曰韵，代表风韵的阴柔之美。书画所表现的风格，是气和韵的流露。绘画既有线条，又有形像和色彩(亦有不着色的)。而书法只有抽象的线条。所以，书法线条的气、韵表现比绘画更为强烈。同时，书法与绘画又互相影响，互为补偿。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除应物象形、尤其随类赋彩离书法较远外，余者也是书法创作的法则，清刘熙载说：“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主笔有差，则余笔皆败，故善书者必争此笔”。这是以画理来喻书理。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了王献之的一笔书，便有了陆探微(南朝时宋人)的一笔画。南朝梁的张僧繇作画按东晋书法家卫夫人的《笔阵图》。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用笔来自张旭的草书。唐寅说：“工笔画如楷书，写意画如草隶”。元代画家昊镇以书法作竹，苏东坡以竹法作书。而明代王线说得更具体：“画竹之法，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赵孟頫在其《枯木竹石》图上自题曰：“石如飞白树如摘，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郑板桥“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以书之关纽，透入于画廿，他得出结论：“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有不少老画家主张“未曾学画先攻书”。可见书与画相互促进的关系。“工画者多善书，善书者易工画。”所以，我国历史上出现一大批能书善画，能画善书的艺术家，如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不胜枚举。
书法和绘画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书法艺术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个性的就越是共性的。沈尹默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无色而具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书法是有图画之美，但和图画又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用抽象的线条来表现美，而图画是用色块，用色彩、用具象来表现美，虽然图画也有抽象的，但它毕竟给人视觉上的感观是具象，虽然图画也用线条，但它是用线条来表现物象，而书法是拿线条来表现文字，尤如音乐一样，我们无法指出哪一句是再现了什么，它只能给人以总的意象，书法也一样，它的线条不能给你指出具体表达了什么，从整体上使人产生一种情感，而具象的东西是低级阶段，上升为抽象的就是向更高级方向发展，是一种进步，所以把高级阶段的线条的书法，却去用具象的表现实际上是对书法的一种倒退，是认识论上的一种倒退。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与画家刘华明先生商榷过。我以为，最初我们的祖先是先以具象开始认识世界，创造文字的，例如，最初用一块石头放在地上，就表示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这就是“旦”字的来历，最是具象的了；半坡遗址陶罐上先民们刻画的鱼完全是一条鱼的形状，后来才用线条造成了“鱼”这个字，这就是抽象线条的，比画一条鱼的认识更高级阶段了。所以我认为，认识世界是先从具象后有抽象，刘先生却与我完全相反，他说那用一块石头放在地上，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不就是一种抽象的思维吗？那陶罐上的鱼，用几根线条画出的鱼不也是抽象思维吗？我想想也有道理，这种先有鸡蛋还是先有小鸡的争论，我看也是一桩公案，不必过多地去执拗。但从认识论原理讲，人类认识世界的发展，总是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而且是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中国的象形文字有的取于自然，有的取于器物，有的取鸟迹，使人一望便知那是何物。但文字是抽象的，这是基本事实，抽象的境界要比具象的高，这也是事实，所以书法称为比绘画更高的艺术，甚至称为是最高艺术，是有它本质原因决定的。
新儒学的产生对宋代文人书法,绘画特点的影响
宋代，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文化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在中国绘画史上，两宋绘画所呈现出的个性特征十分明显，这一时期既出现了“文人画”的萌芽，同时又因为两宋画院在创作中的主流地位，而表现出绘画题材与情趣上的“俗”的倾向。
“宋学”的概念是对两宋哲学思想的最好概括。尽管在思想界许多学者对两宋的学术有过多种称谓，我认为这些称谓只不过是对“宋学”不同视角的理解。比如：“新儒学”是侧重于儒家学说的新建来看“宋学”的：“理学”则是产生于北宋，活跃于南宋的“宋学”一分支。
“宋学”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二是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具体而言，“宋学”立足于传统儒学，又从佛道两家摄取，偏重于义理和心性修养等方面因素，所以也可把它称为“新儒学”，它与汉唐儒家们对经书的注释繁琐章句之学有着本质不同。
两宋出现的“宋学”自然有着它多方面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根源。但出现以后它便对两宋文化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宋学”的核心是“新儒学”。儒学复兴表现为“崇儒”和“释儒”。崇儒，即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基，文人学士当然也以儒学为正学；释儒，是指以儒学为本，特别是那经世致用的原则，然后再援佛道两家入儒，尤其偏重于义理和心性修养方面。这种思想的上新气象，必然也带来文化观念的新变化。
“宋学”要求文人自觉地让“心念”成为文化基础。“宋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对“天理”的自觉意识。这就是说，宋人重于把价值的终极基础从宇宙的外在、可见及形式上的理，转向存在自我之中的完整和协调的过程。说句通俗话，宋人似乎在告诫自己：“要学会自己做主。”
这种文化观反映在制度上，便使文人可以断言，学者能够独立于政权来悟“道”。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它以此创造了一种纽带，来联系社会和政治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自我赓续的地方精英和自我限制、不积极有为的政府。”[6]这一现象也便导致了宋代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
“宋学”在两宋的突出地位，自然难以抹杀它对艺术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文化观反映在艺术上便是人文精神的张扬，它有着两方面明显倾向：
第一，是重艺术家主体精神的表现。宋代艺术重视主体精神的表现，虽然这种主体精神还有着许多因素的限制，但相比较于前代确实有着较大程度的拓展。李成就说：“吾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矣。”李成画山水完全是主体精神表现的需要，是“性爱山水，弄笔自适”。李公麟也有：“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宋代画论更是重视这种主体精神的表现，无论是《图画见闻志》、《林泉高致》，还是《宣和画谱》等都明显表现出这种倾向。
第二，艺术功用得到进一步拓展。此前艺术的功用主要体现在它的社会政治价值上，具有“宣教”之功。宋代也崇尚艺术的“宣教”功用，但这种功用又结合了艺术的形象化语汇来获得。所以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被宋人所重视。这“游于艺”一个“游”字道出了“心念”的意味。进一步，宋代画学注意到画有着“心印”的功用，郭若虚说：画“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黄山谷说得更清楚：“夫吴生之超其师，得之于心，故无不妙。张长史之不沾他技，同智不分也，故能入神。夫心能不牵于外物，则其天守全，万物森然出于一镜。岂待含墨吮笔，ｐáｎ礴而后为之哉。故余谓臻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有着这种“得妙于心”的艺术，我们便不难想象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长于抒情的文人画萌芽了。
我们在谈论“宋学”对艺术的影响时，似乎关注更多的是士夫文人。其实，在宋代，艺术既是士人们的行为，更是普通文人诸如画院画家的一种行为，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创作的主体是后者而非前者。所以，我们往往从大多数宋人绘画作品中看不出“宋学”的直接影响有多大。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宋学”对画院画家的影响也还是存在的，这里有二点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自徽宗朝设立“画学”以来，画院画家开始对自身修养普遍重视起来，而他们加强学习的内容也为儒家之学，这是“宋学”复兴儒学的直接影响。南宋设立画院之后，虽然没有了北宋画院的“画学”系统，但大部分画家也都在宣和画院时期受过“画学”教育，他们思想观念上存有儒家文化的因素是必然的，这种思想观念一直在南宋画院中保持着。
第二，在画风上，北宋开始重视荒寒萧疏境界的表现，水墨山水画畅行，及至北宋神宗朝又有一次的画风变化，改变黄氏程式，花鸟重境界，重幽情逸趣，多画败荷雪雁，枯槎寒禽，弱柳幽雀，远离尘俗。这与王安石变法有一定联系，但更多表现为“宋学”的文化辐射。到了南宋，更加强调这种“淡逸”画风，追求“形”之外的“理”，变“繁琐”为“整一”，改“呆滞”为“灵动”，从重“形似”到重“意趣”。这一切都不能说与“宋学”的文化观毫无关系。
新儒学的产生对宋代文人书法，绘画特点的影响
宋代新儒学从欧阳修、范仲淹、胡瑗、朱复等人开始倡导到朱熹集大成，基本上体现了儒学治世的思想，这是我个人看法。因为他们摒弃了过去崇尚空谈的明显弊病，讲究把义理和现实生活的结合，所以我认为在学术上评价应该是有进步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宋代文人的书法绘画特点总体来讲，我觉得比较注重强调个人感受，比如苏东坡的“寒食帖”，被评为“天下第三行书”，其实论字体结构，和兰亭以及祭侄文稿相去甚远，好多人评价就是其中体现的情感和内容比较统一；再比如米芾的书法和绘画，比东坡的成就高，也是体现在比楷书奔放的行草书方面；马远等人的绘画作品体现的风格也是如此。这就说明，一种思潮，一旦在社会上成为人们思想认识的趋向，就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忙于金钱名利，对于文化这方面就比较关注得少，连名人讲话也经常出现病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