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的莲的赏析
《莲》【赏析】
苏轼---《莲》这首小诗，表达了诗人对莲子的喜爱之情，反映了诗人不以官场失意为意的恬淡闲适的心情。诗的开头两句叙事，交代了“卖莲房”一事强烈地吸引了诗人，诗人连泛舟游西湖的打算都放弃了。在这平实的叙事中，透露出诗人对莲子的喜爱之情。“旋折荷花剥莲子”既写出了卖莲子者动作的迅速敏捷，也写出了诗人求购莲子的心情急切。“露为风味月为香”一句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用“露”和“月”来形容莲子的风味和香气，似乎不合情理，但这种形容却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无穷的回味。
浅论苏轼词的艺术成就及其贡献(不少于2000字)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第一巨匠。诗、词、文、赋、书、画等都登时代之最高峰。他对词的革新直接改编词的发展方向，使之能与诗并行于世。苏轼以杰出的艺术才华把词同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结合,改变了传统婉约词独霸词坛的局面,从而在词坛上树起豪放一旗。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以诗为词”本来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后山诗话》）。陈氏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其源固出于保守的词学观，但在客观上却准确地揭示了苏词这一手法开创性的特色。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词的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为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总而言之，“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词体。
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
苏轼的一生升沉不定，备历险难。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而生活于派系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毁谤和打击。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要“有意于济世之用”，反对空虚无实的形式主义之风，提倡“有意而言，有为而作”的现实文风。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言之有物，避免“未有甚得于中而张其外”（《李方叔书》）。他还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疾苦，“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十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这又使他的现实精神具有了强烈的人民性。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去逝十年的亡妻的哀思，并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极为深挚。词人在悼念王弗的时候，触发起自己对十年来艰难的人生经历，宦海风波的一番回顾。这首词上阕写作者对王弗的思念，下阕记梦中还乡，深切地表现心中的悲痛。而在另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作者借习武出猎抒发了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但由于朝庭内部剧烈的明争暗斗，迫使他离京外任，“书剑报国”的壮志难酬，从而在他内心兴起迟暮的苦闷和牢骚。在词中作者以魏尚自况，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庭的信任和重任，以效力疆场，实现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苏轼有这首豪放词，是当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他以敏锐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词中的创作意境，赋予词以鲜活的思想和生命。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示了作者不得志的心情，透露出欣慕古人，渴望建立功业的心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作者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之无穷尽，无数的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功业却仍然留在人间。作者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想起历史上出现的悲壮场面，古今人事的变化，更感到时不待人，而此时自己不能成就事业，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叹息。
同时，苏词的部份作品还深入探索人生哲理。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咏月而兼怀人，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出对于现实人生的执著态度和豁达胸怀。上片写对月饮酒，以问月发端，由现实进入幻想，又由天上回到人间，展现了作者内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过程。下片写对月怀人，作者由月到人，由古到今，将物理的变化与人事的迁移联系起来，对人生的悲欢离合，作出了具哲理意味的解释。在为月解脱的同时以理遣情，得到自我慰解，进而发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表现的情感有些压抑，但境界开阔高远，基调是积极乐观的。全词在叙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描写中，有对现实迫害的愤慨与藐视，有对人生的执著，有对人生哲理的议论，有对弟弟的深切怀念。现实的迫害使它产生出世之想，而这种想法是暂时的，一刹那的。他的执著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的热切希望战胜一切。同时在这首词中，也流露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表现了一种对人生社会的怀疑情绪。
苏词以反映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则别有一番风味。如在徐州写的《浣溪沙》描写了村姑、醉叟、络娘和卖瓜人等农村人物，描绘了清新秀美的农村生活场景，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而“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则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再看《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晚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刻画秋日农村景象，鲜明生动，历历如见。上片四句分别取四组景象，远景近景相同，听觉视觉互用，动态静态结合，宛如一幅幅变动的图画。下片写人的活动和感受，表现词人对生活的热爱。
在苏轼的众多作品中，他不但用词写前人惯写的题材，而且用词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辈情谊，贬居生涯……空前拓宽了词的创作视野。词到他手中，确实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三、“自是一家”——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
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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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709-784，一说709-785），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中国唐代书法家。 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颜真卿[1]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中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御史，为监察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陵县）任太守，人称“颜平原”。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建中四年（783年），遭宰相卢杞陷害，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被李希烈缢杀。
唐代宗大历元年（765年），颜真卿因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遭贬谪。三年（768年）四月，由吉州司马改为抚州刺史。在抚州任职的五年中，他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
，热心公益事业。针对抚河正道淤塞，支港横溢，淹没农田的现状，带领民众在抚河中心小岛扁担洲南建起一条石砌长坝，从而解除了水患，并在旱季引水灌田。抚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将石坝命名为千金陂，并建立祠庙，四时致祭。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端庄雄伟。他的行书遒劲郁勃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故而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颜真卿用笔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的曲折出圆而有力。
赵孟頫书论的核心：“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从悠久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本体规律中，剥开繁复庞杂的层层解说，抽绎出了“用笔千古不易”的核心命题，是基于对书法技法的人文思考，是基于对书法艺术形式特征的审美思考。书法的用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积淀为具有民族审美心理与丰富文化内涵的独特的艺术技巧式样，其间由技巧到审美因时因人不同，但其技巧的基本原则要求与审美的内在规定性并未有根本性变易，在一定原则与标准下的毛笔书写，是汉字书法区别于其他艺术最为重要的界定，历代书家已多有阐发。如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所说：“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论书》)在赵孟頫的书论中，用笔被提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
学书有二：一日笔法，二日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己。
仅指用笔的基本原理与其规定性要求，或仅指用笔的审美准则与标准，还不足以将用笔提升到“千古不易”的高度，那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支点上，赵孟颗提出这一令后人难以诠释的著名论点呢?我们不能不从更为隐蔽的思想深处去寻觅其根基所在：
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与当道讽竦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书，心画也，万世之下，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
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可鄙!
难怪赵孟頫那样重视“用笔”，强调“书法以用笔为上”，原来用笔不仅仅是关乎技巧，它还干系到人品名节，干系到道德修养，干系到知人论世!将用笔提升到“千古不易”的高度是因为其中有着儒家千古不变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人格品性作为理论支点的。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提出，是沿着用笔——书品——人品的理性思维对书法艺术作出的理论思考与价值判断。而后人的一些分析，大多胶着于用笔的技巧如执笔用锋方面，或管中窥豹，或盲人摸象，终难揭举本意。清代周星莲说：“有驳赵文敏笔法不易之说者……余窃笑其翻案之谬。盖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语?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肌理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集贤所说，只是浑而举之。古人于此等处不落言诠。余曾得斯者，不惮反复言之，亦仅能形容及此。会心人定当首肯，若以形述求之，何异痴人说梦。”周氏之所辩，可谓用心良苦，肌理之说，差强人意，虽未中的，亦不远矣。
虞世南的书法评价800字
虞世南的字继承多于创造，从东魏《高归彦造像记》一类作品中可以找到他的楷法之源。他笔圆而体方。外柔而内刚，锋芒内敛而器宇轩昂，无一点雕琢和火气。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说：“虞永兴书，尝自谓于道学有悟，盖于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正如颜太师‘锥画沙’‘屋漏痕’同趣。”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揖》中也说：“永兴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周星莲《临池管见》说；“王羲之、虞世南字体馨逸，举止安和，蓬蓬然得春夏之气。”虞世南和智永的字，基本上都比较圆融而含蓄。虞字形稍长一些，较多婉媚之趣，他用中锋圆笔，内含刚柔。尖处不削，圆处不匀。行笔不徐不疾。欧阳询的字拐弯处作折笔，虞世南拐弯处作转笔。他的‘戈’法特别有特色。书史载唐太宗曾向虞世南学习书法，但因为“戈”脚写不好，写“戬”字，把“戈”旁留着没写，叫虞世南给补上。而后，他把这张字拿去给魏徵看，魏徵说：“现在看皇上书作，只有‘戬’字的‘戈’法最像虞世南。”唐太宗赞叹魏徵鉴赏力之高，也深感学虞字“戈”法之不易。他的“戈”法，波捺都特别长，长撇有轻重提按的变化。
虞世南和欧阳询都主持书学（唐代六门国学之一），在笔法传授上有着特殊的贡献。虞世南传授笔法给他外甥陆柬之。陆柬之有《文赋》、《兰亭诗》墨迹传世，有婉雅之趣，可见虞世南之流韵，陆柬之子彦远，传其家法，时称小陆。陆彦远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所传楷书《郎官石柱记》颇有虞体风采。褚遂良曾向虞世南请教：“某书何如（智）永师？”虞世南答道：“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能若此者？”褚又问：“何如欧阳询？”虞答：“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君岂能若此？”褚叹息说：“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答：“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固可贵尚。”冯班《钝吟书要》说：“若死学柳（公权〕书，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学古处，二王、欧、虞、诸、薛打做一团方好也。”可知柳公权也曾学习过虞书。宋代蔡襄行书也学虞世南。宋高宗赵构书学智永，兼习虞世南。上海博物馆藏《赵构真草千字文》墨迹，就是临虞世南的。赵构自跋认为虞书（千字文）是在唐太宗时，所以“民”字、”渊”字都缺笔以避讳。但据近人陈垣《史讳举例》，认为唐代书法缺笔以避讳的。最早见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上海博物馆藏《元揭傒斯临智永千字文》墨迹，揭傒斯没有自识临自何本。从风格上看，很有可能是临虞世南所书的《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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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法四大家指的是？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莆（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日，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
宋代四大书法家指的是哪四位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但亦有人认为是蔡京，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扩展资料书法比较宋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最主要的实践者是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盛时泰《苍润轩碑跋》中说：“宋世称能书者，四家独胜。然四家之中，苏蕴藉，黄流丽，米峭拔，而蔡公又独以浑厚居其上。”“宋四家”与唐书的渊源虽然宋代“尚意”是对唐代“尚法”的否定，但时代发展总是相连的，“宋四家”对唐代书法并不完全否定，因而不能将“法”和“意”对立起来看。唐代书家中，对宋代影响最大的是褚遂良和颜真卿二人。颜真卿对“宋四家”都有影响。蔡襄入宋已是暮年，笔下多是唐法。苏轼对颜真卿《东方朔画赞》极为垂青，评其“清雄深远”。留心苏轼书法，意态肥厚之处是颜真卿字态。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继海……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王澍说：“‘宋四家’书，皆出鲁公，东坡得之为甚，姿态艳溢，得鲁公之腴。”米芾认为颜真卿行书有篆籀气，对其“三稿”极为称赞。米芾大字转折肥美，显出颜姿。黄庭坚书法对颜真卿反其道而行，中宫收紧，四面扩张，将颜书中短促的笔画加以夸张伸长，施以颤笔，形成真力弥漫的线条。至于褚遂良，其影响只针对米芾而言。米芾认为“褚遂良书举从动人，而别有一种骄色”。从褚遂良处以窥《兰亭》，这是米芾“入魏晋平淡”和“备其古雅”的捷径。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书法四大家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四家
■初中历史 朝代书法与绘画的成就
给你个简洁的答案吧，我是历史生，希望可以用得着吧唐朝：书法：楷书（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 草书（张旭，怀素） 绘画：山水画，宗教画 吴道子是盛唐宗教画风的代表人物，世称“画圣” 唐朝代表作：游春图 步辇图 送子天王图 宋朝：书法：行书，著有四大家 由以苏轼，黄庭坚著名 绘画：风俗画，文人山水画兴起（注重写意） 代表作有，清明上河图 山径春行图 山水十二景元朝：书法：楷书，赵孟頫 绘画：山水画，文人山水画明朝：书法：楷书，祝枝山，文徵明，何召基 绘画：文人写意画 代表作有，墨梅 黄甲图 墨竹图
宋朝书法家都有谁?代表作是什么?
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1、苏轼（公元1036-1101年），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谥文忠，诗、文、书、话俱为大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作蔡京）并称书法史上的“宋四家”。幼学王羲之，后习颜真卿，杨凝式，笔圆韵胜，天资焕发，亦擅画竹石古木，自写胸臆，妙的形似，天趣盎然，著有《东坡全集》、《东坡题跋》。2、米芾（1051—1108）是北宋著名大书画家、鉴藏家。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太原，后迁居襄阳，人称“米襄阳”。宣和年间为徽宗赵佶召为书画学博士。米芾能诗善文，书画尤具功力。篆、隶、行、草、楷各体皆能，行草造诣尤高。他自称“刷字”，是指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追求“刷”的韵味、气魄、力量，追求自然。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快刀利剑的气势。苏轼称米芾书法“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其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珊瑚帖》等。3、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修水人，出生于诗书之家，只有纵览六艺，博学多闻，治平年间中进士。“苏门四学士”之一。政治上与苏共进共退，屡遭贬谪。以文学著称，追求奇拗诗风，开创江西诗派，影响很大。尤以书法为世所重。为宋四家之一，是宋书尚意的重要人物。苏书尚天趣，黄书尚韵味；黄书结体而取纵势。与苏轼一起将宋代书法的人文气推向高峰。黄庭坚书法的最大特点是重“韵”，持重风度，写来疏朗有致，如郎月清风，书韵自高。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明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 而却回也。”4、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北宋书法家，“宋四大家”之一，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莆（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著作的《茶 录》是《茶经》后又一部重要的茶叶专著，是论述宋代茶文化的名著。译成英文、法文，传播国外。另有《荔枝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果艺栽培学专著。著有 《端明集》(亦称《蔡忠惠集》)传世。扩展资料：宋代书法：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比较缓慢。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宗“二王”的。此后《绛帖》、《潭帖》等，多从《淳化阁帖》翻刻。这种辗转传刻的帖，与原迹差别就会越后越大。所以同是宗王从帖，宋人远逊唐人。所以一些评家以为帖学大行，书道就衰微了。这是宋代书法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米芾《书史》所指出的“趋时贵书”也造成了宋代书法每况愈下。米芾分析说：“李宗锷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之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太多了。此宋代书法不十分景气的原因之二。总之，帖学大行和以帝王的好恶，权臣的书体为转移的情势，影响和限制了宋代书法的发展。其著名代表书家有： 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大家。四家之外，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代书法
北宋四大书法家各自的代表作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苏轼代表作《黄州寒食帖》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黄庭坚以《松风阁》为代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米芾《蜀素帖》写于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以行书写成。蔡襄《蔡襄自书诗帖》等，碑刻有《万安桥记》等。 1、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他的书法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潇洒丰润，豪放活泼。他长于行书，他的字受到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和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书法的影响。他为了精研书法，曾下过苦功。他揣摩古人的笔意，推陈出新，突破了晋、唐以来书法的传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存世的苏字真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祭黄儿道文》 等。2、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很好，风格雄健秀美。他学习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唐代大书法家张旭的笔意，加以变化，自成一格。存世的黄字真迹，碑刻有《狄梁公碑》，墨迹有《松风阁诗》《王长者史诗老墓志铭》《华严疏》等。3、米芾，他的行书、草书都自成一家。他对书法艺术的看法，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造，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否定传统。他认为书法贵乎天真自然，流露个性，反对矫揉造作，装腔作态。米带的墨迹，存世的有《蜀素帖》《米芾二帖册》《法书三种》等。4、蔡襄，字君谟，福建仙游人。他的书法学习唐颜真卿，兼取法晋人。他的草书参用“飞白法”，写得非常精妙。所谓“飞白”是写出来的字笔画中露出一丝一丝白道，像枯笔写成的一样。他传世的真迹，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墨迹有《谢赐御书诗》等。扩展资料：他们已将唐法融会到自己的笔墨之中，成就了新的法度。”苏、黄、米、蔡对前贤经典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他们的师法、崇古，既有共性，又个性突出，各呈特色。书法史上，历代善书者代不乏人，能够独创一体并流传下来的可谓凤毛麟角。苏轼富于艺术创新精神，在各个领域内都戛戛独造，文章称“苏文”、词称“苏词”、书法亦称“苏体”，在生活中也标新立异，戴的帽子称“子瞻帽”，吃的肉称“东坡肉”。才华横溢的苏轼凭借自己的天才和对书法艺术的独特审美与领悟，创造出了书史上具有自家面目的“苏体”。米芾师法的对象十分广泛，是由唐人而入魏晋的，取法甚至兼及古篆《石鼓文》、竹简和器鼎铭文。唐人中颜真卿、欧阳询、沈传师、段季展和褚遂良这五人对他的影响最深。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书法四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