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笔法的特点
魏晋是苦难的时代，也是书法界产生巨人式人物的时代。行书能在晋代能达到成熟，与王羲之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一大批不知名的群体性的书家分不开。典型的行书体式是居于楷书，草书之间。如果规矩点儿，则偏近于楷书，称为行楷，反之如果写得很流利，笔势连绵，或者通篇较多的夹带草书，就称为行楷。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怀仁集圣教序》就属于行楷，而王献之的《中秋帖》则属于行草。魏晋行书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本文以王体行书为代表说一下魏晋笔法的特点。王体行书结体善于变化，笔画有曲有直，相同的偏旁有宽有窄，有大有小，相同的字百姿千态，各尽变化。王体行书结体能各尽其态。汉字笔画有多有寡，结体有长短，宽窄的不同，天然不齐，王羲之进行夸张处理，大的更大，小的更小，短的更短。但这些字在大章法中都又显得十分和谐，贴切。王体行书结体能错落有致。行书不管是左右结构还是上下结构都显得长短不一，宽窄各异，大小不匀，形成强烈的对比。有的字左宽右窄，有的字左窄右宽，有的字上短下宽，有的字上宽下短……自然而又有意的打破了汉字结构的均衡，达到参差错咯，主次分明，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王体行书结体以欹侧取势，有左欹，右侧，上欹下侧和左欹右侧。王体行书通常借用楷书和草书的结构法，进行楷，行，草三种书体的杂交，或以增强动势，或以加强静感。其笔法特点有：一变方为圆。如在笔画的转折处，楷书是用折法，以成方，而王体行书是用篆笔，即转以成圆，并掺折意，使转折处圆健而有弹性。二，变长为短。即为了结体的需要，常常将横，竖，撇，捺等长笔画变为最基础且又是最短的笔画-点。三，变直为曲，将横画，竖画变斜变曲，这样就加强了用笔的变化，增强了起伏感和灵动感。四，变顺为逆，即改变了一般运笔的顺序。王体行书中大部分字的行笔顺序也是按照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规矩，但也有个别字为了行笔的连贯，改变了约定俗成的行笔先后顺序。五，变断为连，也就是说将分离的笔画相互的连接起来。连接有明连和暗连两种。明连是用有形的牵丝或游丝连接起来，暗连是靠有倾向的笔势使笔画之间相互形成呼应。六，变同为异，即同一种笔画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笔画，或者采用了不同的构形，这样就丰富了用笔的表现力。余以为后世之所以难超越，就主要在这些千变万化的“变”字上，结体变，用笔亦变，难遁其形其神……以上为个人一点愚见，如有不当，欢迎指导，谢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是各种书法交相发展的时期，隶书继续走汉末程式化的末路，楷书逐渐发展成熟，草书经章草时期发展为今草，行书在楷隶的递变过程中从发展走向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之中，楷、草、行等书体发展成熟，产生了像钟繇、王羲之那样伟大的书法家，创作出了光彩夺目、流芳百世的书法作品，进而为隋唐书法的鼎盛局面奠定了基础。
魏晋笔法怎么解释？
就是魏晋时期(221-420)的书法技巧
魏晋笔法的一点技术分析
虽云：用笔千古不易。但魏晋古法与后期的写法有区别还是有定论的，不过感觉描述的都太含糊，什么“唐前之书纵，唐后之书敛”之类。
我感觉直接从用笔上研究一下魏晋间与唐后的字划操作倒比较实际一点，今只写一条，就是转折与收锋上晋、唐人的不同。
观察晋人的字帖，处理转折与收锋呼应有两种做法，一是绞转，一是提按（顿笔）。
绞转是当收之时，略微一提，整个笔毫转到另外一面（铺在纸上的算一面，面对书写者的算另外一面），这个动作有时候“提”只是个意思而已，实际上是强制把笔毫拧了过来，是180度的转，所以称“绞”。以前见有的论笔法的文章中提到“翻锋”，有点接近这个意思。绞法因为算是强制性的扭转，转折处颇见神俊的精神，尤其是用方笔，更现硬朗姿态，所以不但晋人法帖中常见，更多的表现于善用方笔的魏碑中。从这一点上看，虽然晋人法帖与墓志造像字形上大相径庭，但笔法相通，并称“魏晋笔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另外，书写的时候，笔毫向一侧自然弯曲，写到一画收尾，其势几尽，此时把笔锋做180度翻转，借其原先弯曲的反势，力量倍增，调锋十分彻底，容易做到每一笔画都气势洞达，仿佛精力无穷，生机勃勃。
提按是将收之际，把笔锋向右上方提起，利用毛笔的自然弹性，让笔锋自然回直一点（不可能完全回直，即便是弹性最强的狼毫）然后向右下方压下去，最后向左下方衔接下一画，这样虽然字形上是180度的转了，但笔锋实际上是拆成了两次90度的转折，是利用笔毫中段把毫尖“挫”过来了，所以仍然是用笔毫原先的那一面来书写，弯曲的笔锋也就无从彻底进行调整，所以难以做到完美的精神状态。不过这样写因为有分解动作，比较方便，容易操作，能做到字形上的整齐漂亮。
老实讲，无论魏碑也好，晋帖也好，这两种笔法是交替使用的，也正因此，魏晋笔法使人感觉不拘一格，变化多端（这两大转笔的方法又可以细化出许多小的分类）。
到了唐朝，特别是中后期，绞转的笔法渐渐消失不见（偶见于一些行书作品中，我分析是因为行书行笔追求快捷利索一点，有时候不得不绞，即便如此，唐人行书中用绞的几率也大不如晋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说魏晋的楷书中，行书的意味是很浓的），而提按则成了处理转折呼应的主流用法。分析其原因，一是当与那时追求华丽精整的书法风格有关，比如干禄、写经等方面的需要。二是提按比较容易学，稍加训练，即可写的象模象样，以至于到了元之赵松雪、明之董其昌，虽然力崇魏晋，但笔法依旧沿袭唐后，虽然字形颇似二王，但终不脱妩媚与寒俭，考察其存世碑帖，可以从这里得到些蛛丝马迹。
窃以为以赵、董之学问、天分，理解到魏晋的这些东西并不是难事，但为什么还是没有突破呢？想必一是唐后书法，笼罩中国书风数百年，颜真卿继王羲之为百代宗师的地位牢不可破（虽然中间有米芾等批评者，但毕竟声音微弱），所谓佛学有云：共业所至，在劫难逃，岂此之谓耶？二是晋人法帖存世太少，而且翻刻失真，很难考察其用笔的妙处，同时魏碑湮没已久，仅有的几种也无人重视。松雪晚年的《胆巴碑》似乎有觉醒的意识，可惜似乎晚了点，不久他自己也挂了。真正回归于魏晋，应当还是王觉斯、傅青主那一代的人，不过那是唐后的书法已经发展到彻底没有出路的时候，几位有才华有觉醒意识的书法家被逼无奈的绝地反击，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成功了，至于后来清朝中期，魏碑大量的出土，与晋人法帖相互佐证，魏晋笔法之双翼已全，书法的复兴就势不可挡了。
关于晋唐书法的特点
晋唐书法是我国书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晋唐书法一共有四大特点，有关解释如下：
（一）、初唐书法及书法美学思想：王羲之被奉为典范
初唐书法，一上来就声势夺人，在继承前代书法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产生了欧、虞、褚、薛四大书家。这四大书家的楷书，预示着一个法度森严的时代就要到来。其实，对法度的探求，在隋代就出现了端倪。隋代统治中国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37年（公元581-617），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不可能形成明显的时代书风，但是它上承魏晋与南北朝，下启李唐王朝，其书法及书法理论是魏晋南北朝书法与书法理论的自然发展，也是李唐王朝书法及书法理论的先导，以智果《心成颂》为代表的技法美学理论，已经十分重视对前人用笔规范和结字方法从经验上进行总结和确定。《心成颂》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本意以前人为法，却最终因对法的执着追求和过分强调，导致书法走向一个以法度森严为美的时代。隋代《龙藏寺碑》虽然较唐楷朴拙，但相对于魏碑，已是法度谨严之书。我们知道，它是褚（遂良）书的源头。而隋代对技法美学的研究，也是欧、虞、薛在法度上走向成熟的前提。
虽然作为书法家，第一个达到法度森严的是欧阳询，有技法理论《结字三十六法》、《八诀》传世，但是导致唐代“尚法”书风的关键人物，却不是他，而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李世民作为一代帝王，对唐代书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是他推动了用法度的观点总结魏晋书法成就的历史车轮。李世民酷爱书法，更偏爱王羲之，亲自为王羲之作《论传》，在《王羲之论传》中，他对钟繇、王献之等书法家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却把王羲之捧上了最高的地位。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王羲之自己都承认自己的真书与钟繇可以抗衡、草书与张芝可以并列。李世民却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成就高于所有书家。钟繇、张芝、王羲之的书法，各有各的风格和成就，否定其他书法家的成就，只说王羲之“尽善尽美”，可谓“罢黜百家，独尊王术”。这无疑不是客观公正的看法，而是强分高下的封建等级意识作怪。李世民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在王羲之“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书法中找到了契合点。他树王书，是树立儒家哲学、尊崇中庸思想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之所以树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开国之君，他有一种继往者、开来世的气概，他正是在这一点上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和书法成就，并希望这种精神能在自己的时代发扬光大。由于他的提倡，揭开了从“法”的角度总结前代、尤其是晋代书学经验的序幕。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一批书法大师由此创造了法度谨严的楷书，并总结了用笔、结字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虽然除了褚遂良用笔、结字较为洒脱灵活之外，欧、虞二人，尤其是欧阳询，书法面貌则过于程式化，近乎刻板，但是他们的作品仍然不乏个人的面目，且作为一种工谨的书体，十分有利于初学，因此受到世人的器重。
孙过庭是初唐书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李世民的观点，以王羲之的书法为依据、以正、行、草书为研究对象、以儒道互补的美学精神，对书法的创作规律和美学原理进行了阐述，志在推行文质统一、不激不励，适合初唐审美理想的书法模式。在初唐的书法理论中，孙过庭的《书谱》是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它站在初唐书法理论的制高点，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局限。通过这部著作，我们看到，初唐书法在强调法度的同时，要求书法家“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书法创作“阴舒阳惨，本乎天地之心”，并没有忽视对情感、自然的体认和表现，而认为书法是本性的流露，感情的抒发，点画挥写，“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得自然之理，成自然之趣。但是，把学习书法限制在宗王的唯一模式上，充分说明了初唐书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二）盛唐书法及书法美学思想：“不师古人，直师自然”的第三条道路
自贞观以来，书法按照唐太宗为代表的美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根本，以志气平和为理想，以王羲之为典范，在全社会推开。书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欧阳通、颜师古、王知敬、王行满、钟绍京等书家。由于书法在唐太宗的引导下走向了单一化、模式化（人人学王），书法成就不如初唐四大家。历史进入盛唐，玄宗提倡道教，为书法的振兴提供了契机。诗人、学者、艺术家崇尚道家思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成了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敏感的艺术家开始利用初唐草书的形式，创造了狂草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很快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特别是最具艺术敏感的诗人，以高度的热情讴歌这一艺术形式，引起了书学理论的反思。李邕书法一改初唐书法“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风格，开始追求雄健。所有这一切，说明书风已经开始转向。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书法理论家张怀，是有唐一代最具思辩能力的理论家。书学著述颇丰，有《书断》三卷、《书议》一卷、《书估》三卷、《文字论》一卷、《论用笔十法》一卷、《玉堂禁经》一卷、《评书药石论》一卷、《二三等书录》一卷传世。他用“无形之相，无声之音”概括书法的美学特征；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说明书法与现实的关系；用“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揭示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用“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审美理想；用“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阐述“直师自然”的书学方法。
“无形之相，无声之音”对于书法的美学特征概括的十分正确，我们知道书法是艺术家精神生活的表现，但是艺术家对精神的表现必须借助书法形象。书法形象确是“肇于自然”，其精神要求自然，其形式美原则来源于对自然万象的抽象，是自然万象存在之道、之理、之法、之度、之形、之势以及生命形象之神、之气、之骨、之肉、之血在艺术家心理上积淀的结果，我们虽然不能机械地认为书法形象是物相的简单模拟，但是书法形象中体现的形式美原则，确实是从自然万象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书法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表现，它是没有声音的，不能用听觉来感受，但是书法是在运动当中完成的，这里面就有一个节奏的问题，书法线条运动的节率是书法家心理节律的表现。这就使书法具有了音乐的性质，用“无声之音”来概括这种特点是十分准确的。
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来说明书法与现实的关系，实际是对上一命题的解释和发挥，它说明的是书法是如何从自然万象中抽象出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以及自然万象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规律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书法表现领域的问题。人在书写当中，并不是按照具象依样画葫芦的方式塑造抽象的书法形象的。而是如我们上面所说，仅仅是借用了自然万象（包括生命形象）的存在规律和形式法则。
用“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揭示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客观准确的。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的，规律、法则是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改变的。有人把前代已经认识到的书法规律和已经获得的书法法则当作“千古不易”的铁率，这无疑是一种迂腐的、机械的观点。与此相对立，张氏认为“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书法自身发展的规律的。
用“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审美理想，这并不是张怀的独创，早在晋代，就开了借人物品藻的观点评论书法的先河，自此历代书法家就十分重视书法形象的生命意趣，张怀只是继承了这个优秀的传统。这个传统说明了历代的优秀书家和书论家如何看待书法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书法的形式是为着表现内容而服务、并且服从于内容的需要的。这是对历代仅仅从形式方面着眼看待书法的思想的一种反拨，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用“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阐述“直师自然”的书学方法。这是张怀的大胆创造。历代书家都是在师法古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并不忽视师法自然，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师法自然”提到如此的高度，张氏以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第一次把“师法自然”放在“师法古人”之上，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没有深刻的逻辑思辩，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对张怀强调的“师法自然”，我们不能片面地进行理解，他在强调“师法自然”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师法古人”，他对学习古人经验还是十分重视的，只是他没有满足于对已有规律和技法的掌握，而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书法，把“师法古人”放在了“师法自然”的后面而已。
（三）中唐书法及书法思想：对法度的高度强调
“安史之乱”以后，世俗地主阶级取代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上升到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他们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务实、重法、崇尚功力，这一政治态度进一步影响到书法领域，书法走上了以法度森严为审美理想的时代。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师。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颜真卿，他的出现标志着唐代书法开始了以法度为美的新时期。
颜真卿的书法观可以从《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和他的书法实践来考察。《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虽然以意名篇，但是所谈的主要还是笔法，而不是笔意。这是一篇关于技法美学的文章。讲究“纵横掣夺，咸有规矩”。基于这种思想，颜真卿详细分析了“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锋谓末”、“力谓骨体”、“转谓曲折”、“决谓牵掣”、“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等技法问题。
与颜真卿同时的徐浩也是极为重视法度的人，另外，这一时期出现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永字八法颂》、蔡希琮的《法书论》、韩方明的《授笔要说》、林蕴的《拨镫序》、卢携的《临池诀》、李阳冰的《笔法》、张敬玄的《书论》、丰荣宗的《论书》、李华的《二字诀》等，均是关于技法的论述。
以上书家和书法理论的出现，确立了唐代书法的主流风格：“尚法”。虽然同时期的韩愈在书法艺术观上表现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思想，十分重视书法表现的功能，但是作为文学家的韩愈，毕竟不能改变书法界“尚法”的大潮。
（四）晚唐书法：禅僧的时代
与盛唐、中唐不同，晚唐书法是一个禅僧的时代，出现了亚栖等禅僧书法家，他们把书法作为参悟佛法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并不重视法度的探索，而是注重顿悟。但是由于他们不立文字，所以没有多少谈论书法的言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唐代是十分重视“法度”，但是不仅仅如此，唐代的浪漫主义书法大师（如张旭）等，也十分重视表现。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其“尚法”的一面，而忽视“重情”的另一面，对唐代的书法就只能产生片面的看法。
二、补充解释晋唐书法特点形成的原因：
自李渊受禅（公元618年）至昭宣帝禅位于朱全忠（公元907年）为唐代，经历二十帝，共289年。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全面发展。诗歌、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和书法，都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这个时期影响书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奠定了书法发展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二是帝王的提倡和书学制度的建立；三是前代的书法传统和各体书法的发展，为真、草书法达到高度成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唐伯虎书法特点
唐伯虎的书法以落花帖为代表。用笔势大力沉，近似楷书，笔笔交代清楚。提按明显，有些像是在啄字，结体上则重心下压，看上去和稳重，在用笔上八面出锋，但在结体上却方正规矩。每一个字中，笔画粗细变化不大。但字与字之间，有时变化很大。
我个人认为，他的书法，能排进中国书法史前十位，但不知道为何实际上他的书法却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肯定。
晋唐书法的特点
晋唐书法是我国书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晋唐书法一共有四大特点，有关解释如下：
（一）、初唐书法及书法美学思想：王羲之被奉为典范
初唐书法，一上来就声势夺人，在继承前代书法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产生了欧、虞、褚、薛四大书家。这四大书家的楷书，预示着一个法度森严的时代就要到来。其实，对法度的探求，在隋代就出现了端倪。隋代统治中国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37年（公元581-617），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不可能形成明显的时代书风，但是它上承魏晋与南北朝，下启李唐王朝，其书法及书法理论是魏晋南北朝书法与书法理论的自然发展，也是李唐王朝书法及书法理论的先导，以智果《心成颂》为代表的技法美学理论，已经十分重视对前人用笔规范和结字方法从经验上进行总结和确定。《心成颂》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本意以前人为法，却最终因对法的执着追求和过分强调，导致书法走向一个以法度森严为美的时代。隋代《龙藏寺碑》虽然较唐楷朴拙，但相对于魏碑，已是法度谨严之书。我们知道，它是褚（遂良）书的源头。而隋代对技法美学的研究，也是欧、虞、薛在法度上走向成熟的前提。
虽然作为书法家，第一个达到法度森严的是欧阳询，有技法理论《结字三十六法》、《八诀》传世，但是导致唐代“尚法”书风的关键人物，却不是他，而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李世民作为一代帝王，对唐代书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是他推动了用法度的观点总结魏晋书法成就的历史车轮。李世民酷爱书法，更偏爱王羲之，亲自为王羲之作《论传》，在《王羲之论传》中，他对钟繇、王献之等书法家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却把王羲之捧上了最高的地位。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王羲之自己都承认自己的真书与钟繇可以抗衡、草书与张芝可以并列。李世民却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成就高于所有书家。钟繇、张芝、王羲之的书法，各有各的风格和成就，否定其他书法家的成就，只说王羲之“尽善尽美”，可谓“罢黜百家，独尊王术”。这无疑不是客观公正的看法，而是强分高下的封建等级意识作怪。李世民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在王羲之“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书法中找到了契合点。他树王书，是树立儒家哲学、尊崇中庸思想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之所以树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开国之君，他有一种继往者、开来世的气概，他正是在这一点上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和书法成就，并希望这种精神能在自己的时代发扬光大。由于他的提倡，揭开了从“法”的角度总结前代、尤其是晋代书学经验的序幕。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一批书法大师由此创造了法度谨严的楷书，并总结了用笔、结字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虽然除了褚遂良用笔、结字较为洒脱灵活之外，欧、虞二人，尤其是欧阳询，书法面貌则过于程式化，近乎刻板，但是他们的作品仍然不乏个人的面目，且作为一种工谨的书体，十分有利于初学，因此受到世人的器重。
孙过庭是初唐书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李世民的观点，以王羲之的书法为依据、以正、行、草书为研究对象、以儒道互补的美学精神，对书法的创作规律和美学原理进行了阐述，志在推行文质统一、不激不励，适合初唐审美理想的书法模式。在初唐的书法理论中，孙过庭的《书谱》是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它站在初唐书法理论的制高点，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局限。通过这部著作，我们看到，初唐书法在强调法度的同时，要求书法家“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书法创作“阴舒阳惨，本乎天地之心”，并没有忽视对情感、自然的体认和表现，而认为书法是本性的流露，感情的抒发，点画挥写，“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得自然之理，成自然之趣。但是，把学习书法限制在宗王的唯一模式上，充分说明了初唐书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二）盛唐书法及书法美学思想：“不师古人，直师自然”的第三条道路
自贞观以来，书法按照唐太宗为代表的美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根本，以志气平和为理想，以王羲之为典范，在全社会推开。书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欧阳通、颜师古、王知敬、王行满、钟绍京等书家。由于书法在唐太宗的引导下走向了单一化、模式化（人人学王），书法成就不如初唐四大家。历史进入盛唐，玄宗提倡道教，为书法的振兴提供了契机。诗人、学者、艺术家崇尚道家思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成了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敏感的艺术家开始利用初唐草书的形式，创造了狂草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很快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特别是最具艺术敏感的诗人，以高度的热情讴歌这一艺术形式，引起了书学理论的反思。李邕书法一改初唐书法“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风格，开始追求雄健。所有这一切，说明书风已经开始转向。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书法理论家张怀，是有唐一代最具思辩能力的理论家。书学著述颇丰，有《书断》三卷、《书议》一卷、《书估》三卷、《文字论》一卷、《论用笔十法》一卷、《玉堂禁经》一卷、《评书药石论》一卷、《二三等书录》一卷传世。他用“无形之相，无声之音”概括书法的美学特征；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说明书法与现实的关系；用“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揭示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用“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审美理想；用“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阐述“直师自然”的书学方法。
“无形之相，无声之音”对于书法的美学特征概括的十分正确，我们知道书法是艺术家精神生活的表现，但是艺术家对精神的表现必须借助书法形象。书法形象确是“肇于自然”，其精神要求自然，其形式美原则来源于对自然万象的抽象，是自然万象存在之道、之理、之法、之度、之形、之势以及生命形象之神、之气、之骨、之肉、之血在艺术家心理上积淀的结果，我们虽然不能机械地认为书法形象是物相的简单模拟，但是书法形象中体现的形式美原则，确实是从自然万象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书法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表现，它是没有声音的，不能用听觉来感受，但是书法是在运动当中完成的，这里面就有一个节奏的问题，书法线条运动的节率是书法家心理节律的表现。这就使书法具有了音乐的性质，用“无声之音”来概括这种特点是十分准确的。
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来说明书法与现实的关系，实际是对上一命题的解释和发挥，它说明的是书法是如何从自然万象中抽象出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以及自然万象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规律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书法表现领域的问题。人在书写当中，并不是按照具象依样画葫芦的方式塑造抽象的书法形象的。而是如我们上面所说，仅仅是借用了自然万象（包括生命形象）的存在规律和形式法则。
用“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揭示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客观准确的。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的，规律、法则是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改变的。有人把前代已经认识到的书法规律和已经获得的书法法则当作“千古不易”的铁率，这无疑是一种迂腐的、机械的观点。与此相对立，张氏认为“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书法自身发展的规律的。
用“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审美理想，这并不是张怀的独创，早在晋代，就开了借人物品藻的观点评论书法的先河，自此历代书法家就十分重视书法形象的生命意趣，张怀只是继承了这个优秀的传统。这个传统说明了历代的优秀书家和书论家如何看待书法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书法的形式是为着表现内容而服务、并且服从于内容的需要的。这是对历代仅仅从形式方面着眼看待书法的思想的一种反拨，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用“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阐述“直师自然”的书学方法。这是张怀的大胆创造。历代书家都是在师法古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并不忽视师法自然，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师法自然”提到如此的高度，张氏以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第一次把“师法自然”放在“师法古人”之上，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没有深刻的逻辑思辩，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对张怀强调的“师法自然”，我们不能片面地进行理解，他在强调“师法自然”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师法古人”，他对学习古人经验还是十分重视的，只是他没有满足于对已有规律和技法的掌握，而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书法，把“师法古人”放在了“师法自然”的后面而已。
（三）中唐书法及书法思想：对法度的高度强调
“安史之乱”以后，世俗地主阶级取代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上升到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他们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务实、重法、崇尚功力，这一政治态度进一步影响到书法领域，书法走上了以法度森严为审美理想的时代。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师。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颜真卿，他的出现标志着唐代书法开始了以法度为美的新时期。
颜真卿的书法观可以从《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和他的书法实践来考察。《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虽然以意名篇，但是所谈的主要还是笔法，而不是笔意。这是一篇关于技法美学的文章。讲究“纵横掣夺，咸有规矩”。基于这种思想，颜真卿详细分析了“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锋谓末”、“力谓骨体”、“转谓曲折”、“决谓牵掣”、“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等技法问题。
与颜真卿同时的徐浩也是极为重视法度的人，另外，这一时期出现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永字八法颂》、蔡希琮的《法书论》、韩方明的《授笔要说》、林蕴的《拨镫序》、卢携的《临池诀》、李阳冰的《笔法》、张敬玄的《书论》、丰荣宗的《论书》、李华的《二字诀》等，均是关于技法的论述。
以上书家和书法理论的出现，确立了唐代书法的主流风格：“尚法”。虽然同时期的韩愈在书法艺术观上表现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思想，十分重视书法表现的功能，但是作为文学家的韩愈，毕竟不能改变书法界“尚法”的大潮。
（四）晚唐书法：禅僧的时代
与盛唐、中唐不同，晚唐书法是一个禅僧的时代，出现了亚栖等禅僧书法家，他们把书法作为参悟佛法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并不重视法度的探索，而是注重顿悟。但是由于他们不立文字，所以没有多少谈论书法的言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唐代是十分重视“法度”，但是不仅仅如此，唐代的浪漫主义书法大师（如张旭）等，也十分重视表现。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其“尚法”的一面，而忽视“重情”的另一面，对唐代的书法就只能产生片面的看法。
二、补充解释晋唐书法特点形成的原因：
自李渊受禅（公元618年）至昭宣帝禅位于朱全忠（公元907年）为唐代，经历二十帝，共289年。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全面发展。诗歌、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和书法，都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这个时期影响书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奠定了书法发展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二是帝王的提倡和书学制度的建立；三是前代的书法传统和各体书法的发展，为真、草书法达到高度成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唐朝书法艺术有什么特点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
所谓“唐人尚法”，是指唐朝的书法艺术一如盛唐气象，法度森严，堂堂正正。有唐一代，开前古未有之格局，政堂如是，书法亦然。唐代书家一变晋魏风流之气，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多行规范，楷格自此而定。对于笔法的研究和论述也达到了新的境界，如欧阳询有《三十六法》和《八诀》，唐太宗有《笔法诀》，颜真卿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怀瓘有《用笔十法》和《玉堂禁经》等等。因此，唐人无论楷书或草书，均笔法精熟，中正淳厚，大气雄浑，体现了唐泱泱帝国的气概。
东汉末年以及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有什么特点？
①三国时期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时期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②两晋时期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越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③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我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也多姿多彩。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北朝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基差异之处。
晋代有哪些书法家
晋代是书法大家辈出的时代，晋人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
其他的书法大师为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等。
到了南朝时期是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 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晋代最出名的书法大师当属”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字逸少，汉族，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中书令，故世称大令，是王羲之的第七子。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创一格，与父齐名，人称“二王”。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墨林快事》评其书曰：“笔画劲利，态致萧辣，无一点尘土气，无一分桎梏束缚。”
唐楷的特点是什么
唐楷最大的特点是讲究法度,我们经常说“唐人尚法”,主要是指唐楷。“尚法”,就是尊崇、重视法度,并严格地按照“法”的要求行事。这里讲的“法度”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在笔法、字法、章法等方面的艺术规范;其二,是指书法的审美标准、审美模式。
“尚法”的结果,使唐楷自身建立起严谨的艺术规范。从这个角度讲,唐楷是真正意义上的“楷书”――后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像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创作,永远是垂范后世的“法书”。
颜体书法的特点是什么？
从特点上论，颜体形顾之簇新、法度之严峻、气势之磅礴前无古人。从美学上论，颜体端庄美、阳刚美、人工美，数美并举，幽为后世立则。从时代论，唐初承晋宋馀绪，未能自立，颜体一出，唐斗坛所铸新体成为盛唐气象鲜明柄志之一。颜体楷书中宫宽绰，四周紧密，结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一如体型丰满的大汉正襟危坐。因此，颜体非常适合写榜书大字。颜真卿的行草书具有既凝练浑厚，又有纵横跌宕的特色。他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并有篆籀气息，但他的行草书仍不失魏、晋的准绳。扩展资料 概述颜真卿在书学史上以“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颜鲁公书法既以卓越的灵性系之，境界自然瑰丽；既以其坚强的魂魄铸之，境界自然雄健；又以其丰富的人生育之，境界自然阔大。在吐露风华的青年时代，颜真卿就向张旭请教“如何齐于古人”的问题。这是颜氏的书学心声，亦是颜氏高悬的鹄的。这位从小以黄土帚扫墙习字的颜氏苗裔，几乎在一开始就站到一个高耸的书学起点上。而在书学上鲲鹏展翅，则经过了几乎长达三四十年岁月的历练，才稍成自己的面目与气候。继之又以数十年工力百般锤炼、充实，使得“颜体”形神兼具。而其晚年犹求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颜体”终于在书坛巍然屹立。 颜真卿一生书学境界的历练，大略有三。颜真卿开拓了书艺的崭新的恢宏境界：从特点上论，颜体形质之簇新、法度之严峻、气势之磅礴前无古人。从美学上论，颜体端庄美、阳刚美、人工美，数美并举，且为后世立则。从时代论，唐初承晋宋馀绪，未能自立，颜体一出，唐中坛所铸新体成为盛唐气象鲜明杨志之一。时代造就了颜书境界，就像时代造就了王羲之的书学境界一样。在魏晋南北朝这一长期社会动荡的时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已成了士大夫手中一种自觉地寄托高妙意兴的艺术、本领。他们深入地发现了自然的外在美，又深入地发现了精神的内在美。王羲之就是这一时代造就的“书圣”。然而，唐代进入了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唐帝国政治、经济、军事超越以往，达到鼎盛，文化艺术如百花吐艳；人们以一种新的目光和价值观面对社会的巨大进步。唐太宗笃好王右军书法，亲自为《晋书》本传作赞，且重金购求，锐意临摹，又拓《兰亭序》以赐朝贵，故士大夫皆宗右军。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这些初唐大家虽各有成就，却未能真正为唐代创立新书体。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颜体
每个朝代的书法都有不同的审美追求，晋代、唐代、宋代追求的各是什么？
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所说的一段著名书论。由于对这几个朝代的书法艺术特征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晋人尚韵”，即是说在魏、晋、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讲究风度韵致。那时的书法尊崇“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大都表现出一种飘逸脱俗、姿致萧朗的风貌。其代表是二王的书法，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王羲之书为：“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肖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王献之书为：“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注：耐，能字之意。）二王书法艺术流露出的这种韵味风神，是以独具的艺术魅力，反映出晋代书艺的时代特征。“唐代尚法”，即是说唐代书法总体倾向都是重视法度，唐代书家对前人的书法进行了总结，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实行了规范化和精微化。如有欧阳询《三十六法》和《八诀》，唐太宗《笔法诀》，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怀灌《用笔十法》和《玉堂禁经》，林韫《拨镫四字法》，以及最受后人推崇的《永字八法》和《五字执笔法》等。因此，唐人的楷书表现出大小相等，上下齐平，用笔应规入矩的趋势，即使是比较自由浪漫的行草书，也逐渐抛弃了晋人兼用侧锋的笔法，而追求纯中锋的用笔。在崇尚法度的风气之中，出现了森严雄厚的“唐楷”和豪放的“狂草”，体现了唐帝国开拓向上的精神。“宋人尚意”，即是说宋代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苏轼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庭坚亦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米芾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董逌亦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极地不复到也。”这些就充分表明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这种主张在他们的代表作品中，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元、明尚态”，即是说元、明时期的书法时尚，偏重于摹仿，注意在字的形态上下工夫。书法潮流在元、明时代进入了一个复古时期，大凡学书者纷纷效仿晋人，而求之于刻帖。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即是认为字的结体形态可以随时代而变化，而古人笔法应恪守不变。赵孟頫的这个主张被奉为金科玉律，所以元、明两代的书人大都是以唐人的笔法，写魏晋人书貌，形成了书法仅注重在字形上刻意求好的总趋势。当然，梁巘这里提出的尚韵、尚法、尚意、尚态，主要是对这几个时期书法特征的概括，并不是说韵、法、意、态在这几个时期里是隔绝而不相通的，如在“尚法”的唐代，也有颜真卿《祭侄文稿》那样尚意的作品。晚明时，傅山、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的书法，是不能用“尚态”来评价的。宋代黄庭坚的书法不仅有“意”，而且也重“韵”。只是它们没有代表时代的主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