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电影《1942》怎么样？
今天的社会太急功近利，不重视文化。——《明报月刊》潘耀明----------我能力有限，斗胆写下一些字，纯粹属于自我学习和完善。向《1942》以及下文中涉及的所有影片致敬！----------《时代周刊》，创立于1923年。电影《1942》中以一位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在中国的行踪为一条线索，展开了对河南省1942年冬天至1944年春天期间的大旱灾的叙述。这位记者的落脚地中，有一座基督教教堂，逃荒途中的中国传教士在遭遇信仰危机的时候也回到过这里。当时这位中国传教士问教堂的天父：如果上帝总是不能赢，那为什么我要信仰他呢？（图片来源：《1942》）为什么？我想从另一个电影中寻找答案——《申肖克的救赎》Remember,hope is a good thing,maybe the best of things.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I will be hoping that this letter finds you,and finds you well.——Your friend (记住，希望是好事，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永不消逝。希望你读到信，而且健康。——你的朋友）——《肖申克的救赎》含冤入狱的安迪用一把石锤，花了将近二十年来凿通监狱的墙壁，而他的狱友曾夸口说这要花六百年。（图片来源：《肖申克的救赎》而且安迪把这把石锤藏在哪儿呢？正是《Holy Bible》（《圣经》）。----------当《1942》中的中国传教士用《圣经》来压住小女孩的伤口，试图阻止血液继续从她的身体中流出时，发现——她还是死了。我想，那时候的他，一定感到了生命的脆弱、自己如蝼蚁一般的无助，以及内心信仰的无用。而他也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感觉恶魔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当他给逃荒途中某个死不瞑目的财主做弥撒的时候，意识到——不管他唱多少次“该放下时就放下，上帝就在你面前”，财主还是闭不了眼。他只好说了三个字：“埋了吧。”这也让我想到《艾利之书》中的反派角色历尽千辛外苦得到的却只是一本读不懂的盲文版《圣经》的场景。大概也是类似的吧？（图片来源：《艾利之书》）----------是什么造成了两者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呢？当我看到影片的这个节点的时候，隐约意识到了点儿什么——当连起码的生存都不能保障的时候，女大学生就不得不亲手撕碎自己的书本纸张，来炖熟自己之前精心照顾的猫，她内心一直在坚信的某些东西，可能正在坍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历程。可能一个人的某种信念或者信仰被摧毁之后，就很难再被唤醒了吧？当“东家”不容易到达逃荒目的地的时候，却被邻省官兵拒之门外。他弱弱地问了一句：“那我怎么才算是灾民呢？”我不愿意得出下面的观点：对于那些没有道德意识的人，他们的作恶，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根本不会引起内心的罪恶感，逃脱了心理规律的惩罚。——南风窗《维护正义的社会机制为何会失灵》在暴力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面前，人是最容易产生心理保护，激发出奴性的。——南风窗《维护公平的社会机制为何会失灵》----------就像影片中的河南省主席一样，在吃力不讨好的艰难中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个官场呆不下去了，我应该解甲归田。”旁边的助手提醒道：“主席，如果我们要解甲归田，说不定现在真成灾民了。”可是，他们的努力就一定白白浪费了吗？我想不是的。影片结尾处，旁白说到：“十五年后，那个小女孩成了俺娘。自打俺记事起，就没遇见过她流过泪、吃过肉。七十年后，当我为了一篇采访问到1942年时，她愣了半天：”这些糟心的事儿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呀！“----------终究，人吃人的社会还没有结束。所以，有时候，被遗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红岩的原型探究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叛徒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位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949年12月18日，冉益智在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碰上了向人民政府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前区长李修凯，李 将 冉 扭送魁星楼警备部队执勤战士处。12月27日，红岩烈士牺牲一个月后，他被正式逮捕。1951年1月19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对冉益智判处死刑。刑前，冉 要求将其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1950年1月16日，刘国定向成都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月28日逮捕，1951年1月被判处死刑。第一个背叛革命的任达哉和出卖江姐的涂孝文，以及出卖了自己妻子的蒲华辅也没有好下场。任达哉是在1949年“11·27”大惨案中，被特务杀死了。1949年10月28日，和陈然（小说中成岗）一道被特务杀死的十人中，有三个是叛徒，他们是涂孝文、蒲华辅、袁儒杰。在押上卡车的时候，陈然对涂孝文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可以用死来赎罪了。你要表现得英勇一点，也算你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涂孝文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但他还是重重地点了两下头。在向刑场驶去的路上，陈然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在这歌声中也有叛徒涂孝文微弱的声音。《红岩》中出卖刘思扬的叛徒李忠良，解放后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老师，1950年4月被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叛徒骆安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解放后，骆 混进南开中学当了政治教员，195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53年改判无期徒刑，后改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在江北区一家蔬菜商店工作。叛徒李文祥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参加特务工作，1951年2月，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一百三十三人被捕，其中：重庆被捕六十七人、上下川东四十一人，川康十七人，上海、南京八人。一百三十三人中，被杀害的五十三人，被秘密杀害的三十五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二十五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四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八人。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因为出了一群大大小小的“甫志高”，出了一个“甫志高小集团”，如果按小说《红岩》所说，仅有一个叛徒甫志高的话，川东地下党组织不可能受到这样空前的破坏。如果叛徒不是地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是基层的普通党员干部，损失也会相应减少。狱中的同志，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以及地下党组织所遭受的大破坏，他们既震惊、又愤恨和无比悲痛。革命者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自己没有看到。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饮弹身亡。他们每一个人都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有多少话要向党说出来。在狱中，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开始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11·27”惨案越狱之后，罗广斌从大屠杀中脱险的生者，拿起笔，把那些死者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了一份二万多字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含着泪水，代表狱中那些死去的难友，向党组织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八条意见：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这是革命烈士血和泪的嘱托，这是革命烈士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体现，这是革命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强烈呼喊，这是我们在发展建设中不能忘记的警示。革命胜利了，不可能再出现屠刀、皮鞭下的叛徒，但是和平时期，一些党员会不会在金钱面前，在美人面前，在权力面前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呢？尤其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在这方面做了党的叛徒，他的破坏性丝毫不亚于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之流叛党所带来的损失——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样做了，他将多少原是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带进了监狱？原襄樊市委书记这样做了，他不是也将七十四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带进了牢房吗？这一点值得执政党深思！值得每一位党员深思！
为什么从冯小刚电影《1942》失利之后，华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觉得是因为华谊兄弟有点太过于依赖冯小刚导演了，因为冯导的一些电影有太多的文艺色彩，而对于现在的电影行业来说一般都是商业化，电影题材更加新颖更加有看点，因此自从《一九四二》之后其实华谊兄弟就应该去思考如何去使电影题材与模式多元化，但是在这之后除冯小刚以外的依然是不理想，因此才会一直亏损。而件事的本身要从华谊兄弟的“去电影化”说起。华谊兄弟由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在1994年创立，1998年投资导演冯小刚《没完没了》正式进入电影行业，之后更运作上市。值得注意的是，在华谊兄弟电影业务的发展中，冯小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从华谊兄弟借冯小刚执导《没完没了》打响头炮，此后一发不可收，2001年，《大腕》上映，总票房约4300万元；2004年，《天下无贼》成为冯小刚首部票房过亿的电影。此后还有《非诚勿扰》、《集结号》、《芳华》等一系列热门影片。冯小刚成为华谊兄弟的关键，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2012年《一九四二》票房未达预期，直接导致华谊兄弟业绩不及预期、股价大跌。2018年冯小刚作品《芳华》上映后，冯小刚一直没有新作品，其他导演难当大任，这让华谊兄弟缺席了今年春节档。甚至华谊兄弟的实景项目也对冯小刚有较大依赖性，如冯小刚电影公社。华谊兄弟也看到 “冯氏依赖症”问题，因此这些年与徐克、管虎所代表的导演加大合作，并培养田羽生、程耳等年轻力量。可惜除了狄仁杰和前任系列，其他作品乏善可陈。华谊兄弟在电影题材和模式上的创新明显不足，近年来北京文化、博纳影业等影视公司大胆起用新人，题材上也突破创新，《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等高票房作品涌现。还希望华谊可以早日找到方向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电影。
电影1942剧情介绍
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饥荒。老东家叫范殿元，大灾之年，战争逼近，他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三个月后，到了潼关，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着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下来，可是到了陕西，自己的亲人全死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老东家此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老东家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趴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别哭了，小姑娘对老东家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要小姑娘叫自己一声爷。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于是，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扩展资料：创作背景《一九四二》取材于1942年发生于河南的大饥荒，讲述的是中国人民的苦难。1993年，冯小刚经王朔推荐看了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后，就萌发了将其拍成电影的愿望。此后刘震云一直不断的修改《一九四二》的剧本，甚至推翻重写。刘震云表示就创作来讲，剧本中的这些人物好像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自己对他们产生了感情。在创作的时候，刘震云把剧本落实到人物身上。他表示《一九四二》的主题是人，是千千万万最广大的人民，他们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一九四二
1942是什么剧情?
主要是讲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故事。
在国民党政府无视饥荒造成的大面积灾害和人员死亡的背景下，遭慌的地方人们选择举家出门逃荒，壮观的人流就开始漫长的从河南逃往陕西的路，路上很多人都饿死了。老东家一家和瞎鹿一家在人流中相遇并肩走上逃荒路。期间还遇上了日本军轰炸。最后两家的亲人是死的死、卖的卖，只剩下了老东家和小孙子到了往陕西的火车上，结果还在一阵枪林弹雨中闷死了小孙子。老东家伤心至极，不知道自己这究竟是在干什么。逃荒本来是想救全家，未料反倒把大家害死了，所以他决定逆着人流往回走，想死的离家近一点。路上遇到了一个全家也都死了的小女孩，二人一同走向回家的路。
这是电影《温故1942》的大致剧情，不知是不是你想知道的~
在重庆拍的电影有哪些？？？
《荞麦疯长》、《幸福马上来》、《歧途》、《周渔的火车》、《十面埋伏》、《疯狂的石头》、《好奇害死猫》、《满城尽带黄金甲》、《三峡好人》、《双食记》、《失孤》等。1、《幸福马上来》《幸福马上来》是由黄建新监制，冯巩、崔俊杰执导，冯巩、岳云鹏、刘昊然主演的喜剧电影。该片讲述重庆老牌调解超人马尚来与调解界新秀茅雪旺为分出谁是山城调解第一人，率领各自的调解天团展开一场场奇招尽出爆笑调解大作战的故事。主要取景地：影片全程在重庆（先后在江北嘴、力帆中心、中山四路、重庆大剧院、南滨路、荣昌万灵古镇、观音桥步行街、九街等诸多地标）取景，历时75天完成拍摄。2、《周渔的火车》《周渔的火车》是根据青年作家北村的小说《周渔的喊叫》改编，由孙周与北村共同编剧，巩俐、梁家辉、孙红雷联合主演的爱情片。故事讲述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影片于2002年8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周渔的火车》主要取景地：重庆图书馆旧馆、长江索道、南滨路等处。3、《十面埋伏》《十面埋伏》是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于2004年出品的一部武侠电影，由张艺谋执导，金城武、刘德华、章子怡领衔主演。影片讲述的是晚唐时期两个捕快与一个歌妓的爱情故事。原本歌妓喜欢的是刘捕头，但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歌妓发现自己最爱的竟是金捕头，刘捕头则因爱生恨，萌发了杀死歌妓的念头。最后歌妓为了保住金捕头的性命，与刘捕头同归于尽主要取景地：片中薄雾笼罩中的竹林取景自重庆永川的竹海；烂漫的花海、泛着银光的白桦林和层层叠叠如画般的远山则取景自乌克兰克索沃国家森林公园4、《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石头》是宁浩导演的黑色喜剧片，由郭涛、刘桦、黄渤、连晋和徐峥等出演，该片讲述了重庆某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在推翻旧厂房时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不料国际大盗麦克与本地以道哥为首的小偷三人帮都盯上了翡翠，他们与工艺品厂保卫科的科长包世宏长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主要取景地：影片开拍之前，宁浩的选择包括重庆、广州、武汉等几个城市，但是在重庆取景之后，宁浩立刻决定了下来。包括长江索道、轻轨2号线、重庆江北机场T1航站楼、渝中区小什字-罗汉寺-道门口一带、渝北区龙兴寺、弹子石码头、渝中区鑫龙花园楼间天桥等等。5、《满城尽带黄金甲》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故事根据曹禺的话剧《雷雨》改编，电影讲述大王征战之后大胜回朝，暗暗发觉宫廷内部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来王后与大王子发生不伦之恋，而王后、大王子、宫女之间的三角恋更是复杂。各方为权力、情欲展开明争暗斗，最后矛盾不可避免地总爆发，所有争斗的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主要取景地：外景在重庆武隆的天生三桥拍摄。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电影业发展的两个主流特征是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电影业发展的两个主流特征是大批电影精英来渝，重庆成为电影重镇；重庆影市空前繁荣。
（一）大批电影精英来渝，重庆成为当时中国的电影重镇。1938年初，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从芜湖迁来重庆，其旗下拥有的赵丹、白杨、魏鹤龄、王人美、吴茵、顾而已、金焰、高占非、沈西苓、孙瑜等一批优秀电影工作者，随同迁入重庆。。1938年9月27日，中制也由武汉迁来重庆，选址观音岩纯阳洞。在郭沫若和阳翰笙的领导下，中制团结了众多进步电影工作者，如史东山、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郑君里、舒绣文、张瑞芳、秦怡等，职员从最初的220人增加到466人，成为当时大后方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制片基地。1942年、1943年，直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也先后在重庆成立。大批电影制片厂和电影精英来渝，使重庆一时成为电影重镇。
（二） 重庆的影市空前繁荣，抗战电影成中流砥柱。大批电影精英来渝，这无疑让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获得了注入式发展，使当时重庆的影市十分火爆，。“中电”出品的影片平均每月有7万人观看，换言之，每天有2000余观众；而“中制”方面，平均每天有该厂出品的一部半电影在放映，全国人口每250人中即有1人看该厂的电影。抗战期间，重庆摄制的纪录电影也达到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涌现出大量品种丰富的纪录片。从电影创作主流看，因为重庆电影的产业基础是官营电影体系，加上当时正处于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因此也决定了重庆抗战电影“鲜明的正统色彩”，当时重庆出品的每一部影片都是抗战的有力武器，呈现出与此前电影完全不同的特质。《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曾评述重庆电影业，“这时期的电影无不宣传了抗战思想，描写了抗战现实。发动群众抗战，表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构成了这一时期抗日电影创作的基本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