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苏耆、苏舜钦有“佩六相印之裔”等印。南宋贾似道有“秋壑图书”等印。明末清初藏书家万贞言的藏书印上刻有“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等字，情深意切。明清以后，宋元版书倍受藏书家珍惜，家藏宋版书者竞相夸耀，这类藏书印极盛一时。明朝文人多自号“山人”、“居士”等，故多在藏书章印上刻有这种文字，如“文水道人”,“五峰樵客”、“五峰山人”、“墙东居士”等；很多官宦之士喜欢刻藏书章，如明季振宜有印“吾道在沧州”、“柱下史”,叶盛有“镇抚燕云关防”、“巡抚宣府关防”印，表达他们“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情感。还有些藏书家在书印上表达追思前人之意 , 如明江苏吴宽 有“延州来季子后”印。
历史由来顾千里有“陈黄门侍郎三十五代孙”印，陆芝荣有“忠宣第三十七世孙”印。明清之间妇女藏书章有归有光妻王氏的“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印，阮元继配孔经楼的“阙里阮孔经楼”、“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印。有的藏书印极力表白家族的荣光，如袁忠彻的“袁氏父子列卿”、“忠孝世家”印、马思赞的“玉音孝友著于家庭信谊隆于乡党”印。有的藏书印告诫后人不要丢失图书，例如常刻有“子孙保之”字样，清陈鳣有“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印。有的藏书家对借书非常谨慎，唯恐有失，如明代钱谷有“百计寻书志亦迁，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印。毛晋有“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张蓉镜还在书上盖有“在处有神物护持”印。藏书家痛恨后人卖其藏书，如清王昶的藏书印上有“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的话，全印共64字，是迄今所见字数最多的藏书印。字数最少的只有一个字，如清何焯的“髯”字印。古代藏书家的书印一般不只一枚，有的多达十多枚乃至数十枚。
中国古代藏书章对于后人了解文献的收藏和流传以及鉴别古籍版本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现代图书馆也常在所藏图书资料上加盖藏书章。全称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北京图书馆藏刊”。有的藏书章上还有入藏日期或图案。有的则采用不带色的钢印。图书的藏书章一般盖在书名页的下方正中，也有在书名页盖章以外，还在书中固定的某一页和在最后一页的下方正中各盖一个章。期刊和其他资料则多将藏书章盖在封面上。
藏书章形状多半是正方形和长方形，也有其他不规则形状。现代图书馆的藏书章形状多样，除了长方形和正方形以外，还有圆形、三角形、棱形、椭圆形等。藏书章的用料也有多种，有木质、石质、金属、动物骨、象牙、塑料、有机玻璃等等。
古往今来，大凡喜欢藏书的名人雅士无不爱在自己的藏书上钤上印。印章上除名号之外，往往还留有别的文字，用以反映藏书者的人品和气质，让读者感到妙趣横生，韵味无穷。最早的藏书印章要追溯到唐代，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李泌“端居”宝印，李煜“建业文房”之印等也颇有名气。
明代以后，使用藏书印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私人藏书尤为重视藏书印的应用。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著“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之丰举世皆知。他有一方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舍旃”。可谓蔚为壮观。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私人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常见的钤印有“七品官耳”、“动而得谤，名亦随之”。初看印文平淡，细究方觉可贵。藏书大师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章，印文为“印奴”。由于藏书甚多，他的书常被人盗走。他一气之下又刻了“警印”，钤于书之扉页：“窃书非雅贼”。
藏书章
现代许多文艺家藏书印章独具特色。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常合用一印钤于书扉页，印文是“秋之白华”，含二人名字在内，构思巧妙，用意深刻。茅盾所藏的《庄子集解》上，盖有他的“玄珠68岁后所读书”的藏书印记，颇有深意。郑振铎对洋装书籍，往往只在封面签个名，线装书才加钤“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魏建功替他镌刻了两枚印章，长形者曰“长乐郑氏藏书”，方形者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都是朱文写经体，前一枚每字加框，古风纯然，令人喜爱。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藏 书印章大都自撰自刻，比较耐人寻味的有“大千掌握”“藏之大千”“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等，爱书之情，溢于言表。鲁迅先生藏过不少石刻拓本、古籍和其他书籍。他用过的藏书印章有“周树人所藏”“会稽周氏收藏”“俟堂”等。鲁迅曾结识著名国画家、金石家陈师曾。陈师曾先后为鲁迅刻过“周树人所藏”、“俟堂”等5方印章。邓拓先生的藏书印也别有格调。他曾刻有一枚“书生之气不可无”的藏书印，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学者风度。董必武爱藏书，他所有的藏书均钤上一方椭圆形“乐益堂”的藏书印，“乐益堂”是他居室客厅的匾额。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解放后他的个人藏书达数万册。他曾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委托陈叔通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钱线朱文“毛氏藏书”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