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塘
从长江口以南，至甬江口以北，约六百公里的一段是历史上的修治重点，其中尤以钱塘江口北岸一带的海塘工程最为险要。高大的石砌海塘蜿蜒于几百公里长的海岸上，简直蔚为壮观！海塘最早起源于钱塘江口，这是自然条件决定的。钱塘江口一带的潮水特别大，有著名的钱塘观潮。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曾以简洁的笔墨描述钱塘潮：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
钱塘潮固然是大自然的胜景，但是也对沿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宋代嘉定十二年（1219年），今海宁县南四十多里的土地，曾因海潮而沦入海中。另外，海盐县的望海镇，也曾被海潮整个吞没。时至今日，海塘仍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沿海屏障。
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海塘逐渐增加，海塘结构形式也逐步扩展。明代出现五纵五横鱼鳞大石塘，这是用条石纵横迭砌的重型石塘。
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浙江巡抚朱轼选择最危险而又地基较好的海宁老盐仓海岸，创筑鱼鳞大石塘五百丈。由于大石塘坚固耐久，故被广泛采用于潮水顶冲地段。据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统计，当时已修筑的鱼鳞大石塘长度共约八十七里，并用千字文顺序编号，立石碑于塘顶，以明确里程和地段，便于维修管理。筑有鱼鳞石塘一带也是观看钱塘江涌潮的主要壮观景点。
元以前的海塘有关海塘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汉代的《水经注》。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介绍了《钱塘记》中这样一个故事：
汉代有一个名叫华信的地方官，想在今天杭州的东面修筑一条堤防，以防潮水内灌。于是他到处宣扬，谁要是能挑一石土到海边，就给钱一千。这可是个大价钱！于是，附近的地方百姓闻讯后，纷纷挑土而至。谁知华信的悬赏只是个计策，等到挑土的人大量涌来的时候，他却忽然停止收购。结果，人们一气之下纷纷把泥土就地倒下就走了。华信就是利用这些土料，组织百姓，建成了防海大塘。
从五代、两宋到元朝，苏、沪、浙的海塘，有了初步发展。
天宝三年（公元910年），吴越王钱镠［liú流］在杭州候潮门外和通江门外，用“石囤木桩法”构筑海塘。这种方法，编竹为笼，将石块装在竹笼内，码于海滨，堆成海塘，再在塘前塘后打上粗大的木桩加固，还在上面铺上大石。这种新塘，不像土塘那样经不起潮水冲刷，比较坚固，防潮汐的性能较好。但是，石囤塘的竹木容易腐朽，必须经常维修；同时，散装石块缺乏整体性能，无力抵御大潮。人们摸索着加以改进，于是有正式石塘的兴建。
南宋和元朝，在海塘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浙西提举刘垕［hòu厚］又在当地创立土备塘和备塘河。它是在石塘内侧不远，再挖一条河道，叫备塘河；将挖出的土，在河的内侧又筑一条土塘叫土备塘。备塘河和土备塘的作用，平时可使农田与咸潮隔开，防止土地盐碱化；一旦外面的石塘被潮冲坏，备塘河可以消纳潮水，并使之排回海中，而土备塘便成为防潮的第二道防线，可以拦截成为强弩之末的海潮。
在杭州湾两岸，元朝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石塘修建。在技术上还有许多创新。一是对塘基作了处理，用直径一尺、长八尺的木桩打入土中，使塘基更为坚固，不易被潮汐淘空。二是在用条石砌筑塘身时，采用纵横交错的方法，层层垒砌，使石塘的整体结构更好。三是在石塘的背海面，附筑碎石和泥土各一层，加强了石塘的抗潮性能。这种石塘结构已经比较完备，是后来明清石塘的前身。
明代海塘海塘
杭州湾北岸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的前沿。针对涌潮对这一地区的严重威胁，明政府频繁地组织人力、物力，修建当地的海塘。其中几次都比较重要。一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工程，这次筑成石塘2370丈。二是永乐年间的两次大修。一次在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筑土石塘共11185丈；另一次在永乐十一年到十三年，这次调集军民十余万人，担任劳务，“修筑三年，费财十万”。三是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和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两次工程，这两次工程都分别修建石塘2370多丈。在频繁修建浙西海塘的进程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塘工结构，以提高抗潮性能。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创造的五纵五横鱼鳞石塘。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过去的旧塘，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塘根浮浅”，二是“外疏中空”。前者指塘基不结实，后者指塘身不严密。因此，他主持建塘时，在这两方面，都作了重大改进。在基础方面，必须清除其表面的浮沙，直到见到实土，然后，再在前半部的实土中，打桩夯实。认为这样的塘基，不仅承受力大，而且也不易被潮水淘空。在塘身方面，用大小一致（长、宽、厚分别为六尺、二尺、二尺）的条石纵横交错构筑，共18层，高三丈六尺；底宽四丈，五纵五横，以上层层收缩，呈鱼鳞状，顶宽一丈。石塘背后，加培土塘。认为这种纵横交错、底宽顶窄、状如鱼鳞的石塘，整体性能最好。黄塘确实比较坚固。但它造价很高，每丈需用白银300两。因此，当他改造到全部塘工的1/10—2/10时，筹集的经费便告罄了。其他的只好仍用旧塘。
由于钱塘江潮水的主溜北移，涌潮对南岸的威胁减轻。因此，在明朝，钱塘江南岸海塘的建设，一般说规模较小。
除浙西海塘外，为防止长江口的涌潮危及南岸产粮区，明朝对嘉定、松江等地海塘的修建，也比较重视。主要工程有：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9年），修建了嘉定到太仓刘家港间的土塘长1870丈，底宽三丈，顶宽一丈。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松江知府白行中，修建华亭、上海、嘉定三县间的土塘，累计长52500多丈，底宽四丈，顶宽二丈，高1.7丈。其中平湖、宝山等地受海潮威胁较大的地段，在土塘后面，又加筑一条土塘，称里护塘。后来，由于在土塘外面，又淤出大片新地，因此，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海知县颜洪范，又在新地上再建成9200丈新土塘，出现了三重海塘。
清代石塘海塘
清代大部分时间，钱塘江涌潮的主溜，仍然对着海宁、海盐、平湖等浙西沿海，所以这一带仍是海塘工程的重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朱轼曾先后担任浙江巡抚、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多次主持修建苏、沪、浙等地的海塘。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他综合过去各方面的治塘先进技术，在海宁老盐仓，修建了500丈新式鱼鳞石塘。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七月，由于台风和大潮同时在钱塘江口南北一带出现，酿成一次特大潮灾。当时，除朱轼在老盐仓所建的新鱼鳞石塘外，杭州湾南北绝大部分的海塘都遭到严重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十分惨重。起初，朱轼的新鱼鳞石塘，由于造价高昂，每丈需银300两，没有推广，只造了500丈。经这次大潮考验后，被公认为海塘工程的“样塘”。为了浙西的安全，清政府遂不惜花费重金，决定将钱塘江北岸、受涌潮威胁最大的地区，一律改建成新式鱼鳞石塘。[1]
新式鱼鳞石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基础打得更为扎实。明朝黄光升的鱼鳞大石塘，清淤后只在塘基的前半部下桩加固，后半部未加处理。而新鱼鳞石塘的塘基工程，除清淤和在前半部下桩外，在后半部也下了桩，使前后两部分具有同样的承压性能，并在其上还用三合土夯实。第二，塘身的结构也更为严密。条石规格一致，规定长五尺、宽二尺、厚一尺，用丁顺相间砌筑，以桐油、江米汁拌石灰浆砌，上半部条石之间，用铁锔、铁锭连接。塘底宽12尺，一般砌18层、高18尺，每层向内收缩，顶宽四尺半。它与黄光升石塘相比，虽然小许多，但整体性能优于它。第三，护塘工程也更讲究，一方面，在石塘的背海面，培砌碎石和泥土，以加强塘身的御潮性能和防止潮水渗入。另一方面，在石塘的向海面修建坦水，用石块从塘脚向外斜砌。坦水宽度从12尺到48尺不等，以保护塘脚，消减潮波能量。
此外，在崇明岛，清朝也着手兴建海塘工程。崇明岛是今天我国第三大岛，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唐朝时，它还是一个小沙洲，面积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由于江水和潮水中的泥沙沉积，到明、清时，逐步发展成为大岛。从明末起，为了围垦这块新地，人们开始在岛上修建简单的海堤。乾隆时，筑了一条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堤，长100多里。光绪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又在其上修建石堤。
清朝在防止涌潮灾害方面，还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设法使钱塘江大潮的主溜走中小门。由于涌潮的主溜走北大门和南大门，都易酿成严重的潮灾，特别是走北大门，灾害更为严重，只有走中小门，潮灾才较小。因此，乾隆时曾组织力量，疏浚中小门水道，引涌潮主溜由此通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二是清末修建海塘时，尝试着在工程中使用了新式建筑材料水泥。这一试验当时虽因地基沉陷而失败，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经验教训。民国时期，以水泥作为塘工的材料，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千百年来，苏、沪、浙海塘工程的发展，反映了当地人民与潮灾斗争的坚强毅力和聪明才智。海塘的修建，对广大人民的人身安全，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都是有力的保证。
我国最早把海塘用于军事目的是在晋代。晋代是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修筑海塘的开始，其第一条海塘出现于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名叫“防海垒”。“垒”即最初的海塘称谓。它是由吴国内史虞潭在长江三角洲前缘修筑的。此时修筑目的仍是出于防御海潮。其开始出于军事目的修筑海塘则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公元400年。当时，爆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占据舟山群岛，频频攻击东南沿海地区。面对起义军的打击，东晋统治者想到了海塘，赶忙修筑，作为防御堡垒。《晋书·卢循传》载，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扈渎垒，缘海备恩”。又有云：“修扈渎垒，以防海寇”。文中“扈渎”即今上海地区。“恩”即东晋农民起义领袖孙恩。后文的“海寇”也是指孙恩领导的海上起义军。尽管袁山松不久便在扈渎为起义军击杀，但其开创的海塘防御还是对起义军的军事斗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这段历史还可见，海塘诞生后不久，人们就发现它具有国防价值，并把之运用于实践中去。
海塘在冷兵器时代，对付使用弓箭的进攻者，其防守效果十分明显。故历代许多统治者在修筑海塘时都非常重视其国防功能的发挥，把海塘修得又高又牢。如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所筑海塘，北起嘉定老鹤嘴，南至海宁澉浦以西，高于城垣，内外皆有塘沟相交，具有很好军事防御作用。为此，世人评价说：“海防倚以为固”。其在国防上的效用由此可见。
元朝后期，倭寇之患乍起，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把南方地区修筑海塘防御方法引入北方。如当时著名学者虞集说：“京师之东，涉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连青齐，萑苇之场也；而海潮日至，淤为沃壤。宜用南人法筑堤，捍水为田，召富民耕种，三年而征其税，可以卫京师，可以防岛夷，可以省海运矣。”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脱脱为相，因宗其说，大力推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几复罢”(《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文中“岛夷”是指日本海盗。此议虽未成功实行，但反映古人懂得海塘的双重作用和希望把它运用到北方地区，加强保卫京师重地。
明代，由于统治者重视，短短270多年，便13次大修海塘，初步奠定了今日海塘之规模。此时在技术方面也大有改进，基本用巨石修筑且结构合理。明嘉靖后，倭患猖獗，于是漫长、坚固的万里海塘便成为沿海广大军民抗击倭寇进犯的重要防御工事。对此，明人及以后一些专门记载海防或海塘的著作都有所指出。如《盐邑志林》云：“海盐一带海塘，外以捍海潮之入；循塘拒守，墩堠相望，可以御海寇之登犯。塘以里皆良田，富室烟火相望，所恃以为外护者，一塘而已。”《海防图注》云：“沿海护塘，高厚如墙，有护塘港，阔四丈，深一丈五尺，明人用以御寇。”又《海塘考》云：“海塘之制，高于城垣，内外塘沟相夹，汤和经略海防，引以为固，防海之外，兼以御侮，故规画特崇。”后一史料还表明，早在明初大将汤和就把海塘纳入其防御体系中，作为海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受明人推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