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对美国有哪些影响？
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执意要和中国较劲。意识到会将本国农民送上贸易战前线当“炮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以为开几张“空头支票”，就能弥补贸易战在美国造成的“伤害”。然而，特朗普想得太简单了。据调查报告显示，如果中国在贸易战上火力全开的话，遭殃的不仅仅是美国农民，全美有2742个县会被打成“筛子”，其40个产业的就业率都将遭殃。更惨的是，由于此次受影响的县遍布全美，而所谓“国际贸易战”实则牵动美国本土经济链，中国的“贸易枪口”不会区分美国政治“红蓝”派别，打伤美国经济的同时，也可能会扭转美国目前的政治局面。在中国的“贸易枪口”下，美国将“千疮百孔”报告首先分析特朗普“301调查”招惹来的，美国40个产业、234项商品可能遭到的中国关税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着重指出，如果中国“火力全开”，美国将有超过210万个工作岗位遭到影响。其中不乏有汽车、轻机械、发动机生产等总计约73万工作岗位；猪肉、屠宰业的14.7万人；水果、坚果产业的18.7万人等。在这些数字前，观察者网报道的美国豆农（5000工作岗位）、葡萄酒商（6万工作岗位）只是陪衬。对此，布鲁金斯分析认为，在贸易问题上，中国的贸易官员可能比美国同行更懂得“如何出招”，不论高端还是低端、工业还是农业、大宗还是特殊，中国全部瞄准。对比这40个行业的产地，布鲁金斯学会给出“或受中国关税影响的全美县级工作岗位示意图”。若按占比来算，美国农村、中西部地区遭殃。对此，这家美国一线智库写道：“针对美国的生产体系，中国关税攻势花招很多、范围很大”。可以看到，美国中西、南部几个汽车制造组装重地，以及中部农业地段弱点暴露无遗。此外，洛杉矶的塑料、加州纳帕县的葡萄酒、华盛顿州斯诺克米西县的波音零部件制造产业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不看比例，美国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全美的城市地区的县，受中国关税影响的程度更加突出。这与此前“农村、中西部遭殃”的情况行程互补。报告写道，“虽然总的来说，遭贸易战波及的美国工作岗位不会多得离谱，但‘受灾区域’范围很广，散布很开。”贸易战若要全面开打，并不是中美之间博弈般的“横向填空”。正如布鲁金斯学会此前强调，“任何贸易问题都和本国的产业链挂钩”。言下之意，中美的贸易摩擦，并不是“没有被对方点名”的企业就不会受到影响，战况很可能会波及到美国产业链的方方面面。针对这样的情况，经济问题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报告在罗列40个产业、超过210万受影响的工作岗位后，深入到这些美国县背后的政治立场上，结果发现：“中国的贸易枪口是不分政治谱系的”。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前提，本次贸易摩擦中，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县（52%），和支持希拉里的民主党县（48%），几乎平均分摊了这210万的工作岗位。但就“受影响县数量”来看，结果会让2016年大选的胜出者、如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不安——共和党县占总数的82%（2247/2742），而民主党只有18%（439/2742）。这样造成的结果非常讽刺。特朗普大肆渲染贸易战之际，恰逢特朗普支持率节节攀升（截止4月4日至51%），而眼下离美国2018年的中期选举只有7个月。而布鲁金斯给出的分析是给“捷报频传”的特朗普头上浇冷水——如果继续贸易战，美国总统不仅盼不到“蓝转红”的奇迹，甚至可能保不住那些“深红票仓”。而这样的分析结果也让美国国会胆寒。在观察者网此前的报道中，美国很多主流媒体对这次中期选举后，“共和党能继续保持国会内优势”表示悲观。如今不管如何计算，“深红县”依然是“最受伤”的地区。对此，布鲁金斯学会总结道，“中方的贸易施压下，美国目前的政治局面可能会遭到扭转。”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是美国著名的公众政策研究机构。作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其足迹遍布美国自上世纪初以来各个时代的重要经济、政治变革。该机构也曾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对公共政策辩论最有影响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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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展望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外交部发言人耿直回怼特朗普，外交部还有哪些霸气宣言？
在过去，据说中国外交的三板斧是：密切关注、强烈谴责、严重警告，被世界戏称为“软骨头”，更有网友做出了表情包，以表讽刺。但是，近两年来，外交部一改话术，霸气外漏，令人刮目相看。一起来看看这两年外交部大快人心的发言吧。一、违背一个中国时：比如有些在华的企业，竟然把台湾列为国家。外交部：马上给我改过来。就此，美国竟然无耻地谴责中国。外交部听了也只留下一句话：无论美方讲什么话，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港澳台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二、中美贸易战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是我们也不怕贸易战，如果有人执意要打，甚至打到了家门口，我们会坚决奉陪，奉陪到底。一语道出了中国人的决心与自信！三、有人辱华时：一个记者向外交部长王毅提问：“外长，对近来侮辱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等‘精日’分子挑战民族底线的行为，您怎么看？”王毅破口而出：中国人的败类！——确实不配做中国人。感谢外交部的发言人，给中国人长足了脸。每一次对其他国家的回怼，其背后都是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做支撑。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我们每一个国民是不是都应该积极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贡献力量啊，这样才能怼的越有底气，才能怼得长远。
除华为外，特朗普怼红的中国企业有哪些？
特朗普对于华为的制裁打压下，并没有阻碍到了华为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全世界更多人的支持，而且在5g的道路上，华为可以说是更加的坚定，华为也有信心能够领先美国在5g方面大放异彩。除了华为在受打击中站了起来，海康威视也是一家。能上特朗普“黑名单”的必定有过人之处，海康威视是一家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直白地说是安防行业的龙头企业，业务遍布全球。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网2018年关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份额占据首位的品类的调查数据，移动通信基站方面华为高居榜首，而摄像头方面海康威视位列第一。在受到打击之后，海康威视依旧在很多的国家合作，因为长期的合作达到一个很深的关系，而且海康威视也有自己的技术在里面，技术储备的比较多。根据咨询公司IHS报告，海康威视连续7年蝉联视频监控行业全球第一，占全球视频监控市场份额的22.6％。在《安全自动化》公布的“全球安防50强”榜单中，海康威视连续3年蝉联全球第一位。目前美国市场约占海康威视份额的6%，据调研机构分析，以海康、大华为代表的安防产业链中最为核心的IPC处理器已经基本实现国产化，存储器芯片供应商主要来自日韩，模拟芯片的国产替代不断加强……也就是说即使上了特朗普的“黑名单”被断供美国技术和芯片也不会造成什么较大影响。海康威视投资者关系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康威视芯片非常商业化，即使美国不再向海康出售芯片，海康也可以利用其它商业手段来补足，不会产生影响。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呢？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亦明确表示支持新中国，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中苏关系进入了后来被称为“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新阶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先后到苏联访问，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此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正式结成同盟。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从1950年到1957年，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国建设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苏两国还在军事、外交领域紧密合作，共同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等等。
这种类似“蜜月时期”的中苏关系持续了好几年。其间苏联虽然发生过斯大林逝世，新领导人登台等重大事件，但它对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未产生影响。与“蜜月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相适应，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保持着“高度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则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蜜月时期”中苏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无关；尽管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却从未将“埋怨”上纲到“意识形态分歧”的高度，更不可能公开地互相抨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来毛泽东也曾多次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批评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在斯大林健在时，中国的领导人却从未这样说过，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等都没有这样说过。其实，这并不奇怪。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得到过苏联党和政府及斯大林的指导、援助，因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对社会主义建设却缺乏经验，不能不继续向苏联和苏共学习，不能不继续取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像过去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领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苏共是列宁缔造、斯大林领导的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头羊，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各国的榜样。既然如此，中共和中国只能紧跟苏共和苏联，只能继续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不可能也不敢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有任何怀疑。即使对苏方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意，也不可能和不敢在理论、路线、政策上怀疑苏共、苏联和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说，“蜜月时期”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实际上是中共和新中国力求“紧跟”苏共和苏联的结果。
然而，中苏“蜜月关系”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虽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却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中苏关系也难免会发生变化。果然，从1956年初开始，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首先受到冲击，稍后，中苏“蜜月关系”也随之逐渐发生动摇了。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
事实亦正是如此。从总的方面来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争执造成了彼此间的不满和恶感，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开始怀疑对方的动机，甚至认为对方居心叵测。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问题越来越多时，各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从理论、路线、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为上述争执的出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便开始怀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而作出判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等人觉得，若不是在理论、路线上出现了问题，赫鲁晓夫怎么会作出如此多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吗？！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理论、路线肯定出了问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犯了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等等。可见，国家利益的冲突实际上促使了意识形态分歧的升级。再从上述争执的某些具体问题来看，有些问题既涉及国家利益，也涉及意识形态。如对中国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评价，就涉及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治问题。又如对美国的态度，既是外交问题，也牵涉到理论问题。中国当时反对苏美缓和时，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不可能真正爱好和平，因而赫鲁晓夫热衷于讨好美帝国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头子等等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一来，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冲突而进一步扩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围。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国家利益的冲突促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反过来，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化又加剧了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一点，在1960年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当赫鲁晓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进行围攻，以便压服中国的企图失败后，便进一步采取行动，撕毁了援助中国的所有合同和协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从而造成了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更大冲突。1963年，也是为了在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中打击和报复中国，苏联改变了过去一直坚持的立场，决定和美国、英国签订部分禁试核武器条约，以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致使中国方面非常恼火，终于下决心与苏联分道扬镳。这些例子都说明，当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便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使分歧和争执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收拾，终于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第二，面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致使争执陷于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就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双方当时的观点也不一定都对，但如前所述，双方对待分歧的做法相对来说，都还比较谨慎，基本上是就事论事，虽然也在内部互相争论和批评，但注意心平气和，不强加于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后，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双方都开始变得不冷静，变得武断了。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面对分歧，双方均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方则是错误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争论中，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批评对方，却不注意考虑对方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更不愿作自我批评。二是强加于人，毫不妥协。双方都声称自己有消除分歧的愿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内部会谈中，在一篇又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双方又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最正确，声称对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观点，承认并纠正错误，分歧才能消除。结果，所谓的谈判、讨论均成为对对方的批评。双方均把对方的批评说成是“攻击”，苏方指责中方“反苏”，中方则指责苏方“反华”。更糟糕的是，在争论中，双方都采取“鸡蛋里挑骨头”和“算旧帐”的作法，以图击败对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双方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弃同求异”，硬要找出所谓的“原则分歧”，大做文章。算历史旧帐，则是将过去的争执重新翻出来，以斥责对方。实际上事情早己过去，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恶感。三是无限上纲。分歧本来都很具体，涉及到一个一个具体内容，本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去分清“是非”，即采取所谓“就事论事”的做法。然而，随着分歧的扩大，双方均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无限上纲”，将每一个分歧都上纲到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态度，上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高度。中方认为苏方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在苏联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如此等等；而苏方也给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总之是帽子满天飞，纲越上越高。诚然，双方的分歧不能说没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过讨论来分清“是非”，但究竟什么是“真理”，不是自己说了就算数的，也不能靠“引经据典”来证明，更不能通过强加于人，通过无限上纲来判断，而只能由实践，由历史来检验。而实践与历史均证明，双方当年自以为正确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争执中双方坚持的许多观点均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正如邓小平所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页。）四是不断进行报复与反报复。在争执中，双方都指责争论是由对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卫反击”，只是行使“答复对方攻击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进行报复与反报复，结果必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谁也不愿退让一步，甚至认为退让就是“投降”，就是“屈服”于对方，如此“循环往复”，只能是分歧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气氛越来越紧张，后果则越来越严重。
第三，为了在意识形态争执中最终战胜对方，双方均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从而将争执引向极端，成为对中苏关系的致命打击。
众所周知，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最后发展到最高峰时，采取了大规模“公开论战”的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公开论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既然双方如前文所分析，固执己见，毫不妥协，又把争执看得如此严重，势必要导致“公开论战”。一般地说，党派之间、国家之间，甚至个人之间出现意识形态分歧，也都有可能采取“公开论战”的做法。对“公开论战”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说，“真理愈辩愈明”，也不是毫无道理。然而，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之间爆发的大规模的“公开论战”却非同一般，应另当别论。首先，论战的规模之大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十分罕见，即使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先例；其次是论战的双方都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党和大国，双方都拥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都拥有数亿支持者，并能通过当时堪称现代化传播手段，故影响广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双方均各执一词，对立之严重，矛盾之尖锐，态度之蛮横，在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尽管这样大规模的“公开论战”曾被毛泽东戏称为只是“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树木照样长”，“河里的鱼照样游”，“论战一万年也无妨”，（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页。）但由于双方的态度并不正确，论战并不是真正讲道理，因而规模虽大，真理却没有愈辩愈明，任何一方也没有被击败。相反，大论战把本来浑浊不清的水搅得更浑了，把双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乱了，甚至由于大论战将意识形态分歧作为主要内容，反而将国家利益冲突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掩盖了；大论战还变成了大批判，双方在报纸上电台上互相骂来骂去，除了使双方的对立更严重，错误更深，更不愿妥协，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总之，公开大论战的方式将双方的意识形态争执推向极端，对中苏关系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公开进行了大论战之后，中苏关系除了走向彻底破裂，再无别的路可走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后来确实对双方关系的恶化与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在于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双方又对分歧和争执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必须指出，笔者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分歧和争执也有“是”和“非”、正确与错误，也不完全否认有些“斗争”，如中国对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但就意识形态争执的主要内容和双方争论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这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在争执中，中苏双方谁应负更大的责任，则又须作具体分析，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需要另文探讨。
（三）
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及对双方关系造成的危害，给人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汲取。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要地提一下笔者的初步看法。
第一，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应尽可能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分开，并且尽可能地谈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因素。
不同的国家之间，既有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必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论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基本相同，还是根本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如此，且都会发生矛盾。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重，这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虽然不能不考虑，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应尽可能地予以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将国家利益的争端与意识形态分歧混淆在一起，否则，就可能重蹈中苏关系恶化、破裂的覆辙。
第二，对其他党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是非，尤其是对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除涉及本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应当十分慎重，不要轻易地肯定和否定，也不要妄加评论。
这是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各国的党也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国情提出自己的理论，制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其他的党和国家因为经历、经验不同，也不大了解这些党和国家的情况，难以理解这些党和国家的想法，因而不应轻易地判断其是非，更不应以自己所谓的“原则”、“框框”去套人家，对人家指手划脚，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随便指手划脚。”“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6页。）
第三，如果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确实产生了涉及双方的重大原则分歧，而是非又比较清楚，正确的一方认为必须坚持，也应采取说理的态度，同对方进行讨论，或对对方进行适当的批评，同时允许对方提出或保留不同的看法，尽可能地“求同存异”，而不应强加于人，不应无限上纲，并且尽量避免采取“公开论战”的方式去解决分歧。
我与祖国共奋进 600字作文
世上最美丽的画卷描绘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世上最动人的诗篇歌颂的是祖国永恒 的春天；
世上最神圣的情感报发的是对祖国的真挚爱恋……
古今中外，人们的爱国心是相通的。正如法国大作家雨果所说：“人们不能没有面 包而生存；人们也不能没有祖国而生活。”“祖国是金铸的摇篮，让人依依不舍。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受，人们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在祖国过一冬天，胜过在异国过一 百个春天！”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最爱的是自己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 最伟大的母亲。方志敏烈士在故人的牢房中写《可爱的祖国》描绘过她，亿万人民高唱 《我爱你——中国》赞美过她。她有着山一般的意志，海一样的胸怀，长城是她坚强的 臂膀，长江是她飘逸的裙带，白云浮动着她绵绵的情思，山花摇曳着她温馨的气息…… 这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就是我们神圣的母亲！她经历了五千年世道沧桑，她哺 育了十二亿炎黄子孙！她经历了面湖红船上的不眠之夜；她目睹了南昌城头的硝烟炮火； 她开创了神州新纪元！(后堡实验区 魏静)
追求快乐自有乐 乐，是一种心情，一种感受，一种美好地追求。生活不能没有乐，人生没有乐就缺 少了七彩阳光，人生就不会美好，身体就会加速长老。老年生活贵在充实，追求快乐自 有乐。人都要有个追求，但不能奢求。今逢盛世，虽然家里不算富裕，但比上不足比下 有余。吃穿无忧，生活安享，这就是福。知足胜过长生药，全家老少欢欢乐乐，家庭和 睦，儿女成才，幼有所爱，老有所敬，休闲之余，早晨起来散散步、爬爬山、做做操、 打打拳，慢步街头。明月清风随意取，绿水青山任君游。日行三千米，夜走二百步，多 锻炼、勤活动，浑身舒畅，寿自长。人生多做好事，多有善心帮助人，心胸阔，青春永 在，宽心待人，不计较别人态度，不抱怨人一走茶就凉，遇什么事自己都要想得开，内 心恬静，生命之树常青。 亲朋同事好友，家集一堂，清茶一杯，广开言路，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国富民强， 申奥成功，国足出线，入世成功，迎来了千年喜，跨进了新世纪。兴尽即散，轻松开心。 人生的乐趣，自己挖掘运用享受，生活要是没有乐趣，人生就没有幸福可言，健康 长寿也只能是一句空话。逍遥自在度晚年，心中快乐自有乐
歌颂祖国演讲稿-腾飞吧,祖 国
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可以发言的时候。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歌颂祖国的文章一
祝福您！亲爱的祖国！！
金秋十月，国旗招展，举国同庆。今天全国各族人民满怀喜悦，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7岁生日；大江南北的中华儿女都在尽情高歌，为古老而年轻的祖国深深祝福！
今年国庆，万象更新，非同寻常。回首03年那个春夏之交，正当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刻，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灾害。面对这场严峻考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和衷共济，共克时艰，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经历风雨，又见彩虹。抗击非典的斗争，极大提高了我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伟大祖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展现新气象，昭示好前景。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根本利益。落后就要挨打，财大才能气粗。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集中精力，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奋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为了人民、代表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实践，也是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效的最好检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能不能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决不能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庸俗化、随意化、标签化、招牌化，一定要始终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真正为民谋利，为民造福。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千方百计扩大再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出台许多便民利民的措施，做了大量亲民爱民的工作。人民为有这样的党风政风而欢欣，祖国为有这样的党风政风而自豪。新中国成立57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越是在形势好的情况下，我们越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大力转变作风，狠抓求真务实。
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奔腾向前，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坚信，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一定能够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勇往直前地朝着宏伟目标阔步迈进，光荣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歌颂祖国的文章二
祖国在我心中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从《诗经》中“坎坎代擅”的江边，到《史记》“金戈铁马”的楚河汉界；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我看青藏高原脉动的祖国；看黄土高坡起伏的祖国；看烟花苍茫，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祖国；看群峰腾跃，平原奔驰，长河扬鞭的祖国。
在爬满甲骨文的钟鼎之上，读祖国童年的灵性；在布满烽火的长城之上，读祖国青春的豪放；在缀满诗歌与科学的大地之上，读祖国壮年的成熟……
我想说又不愿说，我也曾看到祖国的孱弱，在圆明园烧焦的废墟之上，我看祖国是一滩血；在邓世昌勇猛的“致远舰”上，我看祖国是一团火。但我的祖国没有沉没，在亚细亚的东部，用宽厚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茅草和土砖修复残缺的岁月，用野菜和稀粥喂养饥饿的生活。中山先生，在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毛泽东，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撑民族的血肉与骨骼；邓小平，把饱经沧桑的瞳仁放大，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从世纪的风雨中神奇地走过！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峡，奔大海。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我看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看祖国崇高与巍峨，看祖国繁荣的霓虹灯日夜闪烁，灿若银河……
给我肤色的祖国，给我智慧与胆略的祖国。尽管在乡村，还有辍学孩子渴望的目光；尽管在城镇，还有下岗女工无奈地诉说，但我知道，更有改革的浪潮迭起，冲破旧的观念，旧体制的束缚，迎来新世纪磅礴的日出！
这是一个除旧立新的祖国。这是一个沸腾上升的祖国；这是一个如日中天的祖国。我的话语多得成一部历史，我的话语多得可组成一片星河，但是说得最多最动情的一句，便是——腾飞吧祖国、祖国吉祥，吉祥祖国。
歌颂祖国的文章三
我的祖国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在汉唐等时期，我们祖国曾经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由于近代国家政治腐败，闭关自守，导致了国家国力衰微。1949年，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的解放，邓小平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绘制了宏伟的蓝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建设，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实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祖国变得更美好!
香港、澳门本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他们离开了祖国妈妈；在1997、1999年，他们相继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嫦娥奔月是我们先辈们几千年前的伟大梦想，这个梦想在“神州5号”载人飞船载着杨利伟进入太空以后，已经在逐步实现。同时，我们成功的战胜了1998年的特大洪水；成功的加入WTO；成功申奥；成功的抗击了“非典”和“禽流感”等。这一系列成功，证明了今天我国的强大实力。中华民族像一个巨人，屹立世界在东方。
从清末的被蹂躏到现在的发展蒸蒸日上，是无数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不懈努力换来的，来之不易啊。他们开创了祖国的今天，我们要造就祖国的明天。为了实现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必须努力学习，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类的灿烂文化武装自己，学好建设祖国的本领；明天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建设贡献聪明才智，让祖国明天更美好。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坚信，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歌颂祖国的文章四
腾飞吧,祖 国
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可以发言的时候。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在网上骂美国它能看到吗
《它》是谁？ 美国政府。你是希望它看到，还是怕它找到你？ 不认为《它》会在乎你。美国有一个老笑话讲以前苏联解体前的事。一个美国人跟一个苏联人俩人吵架，都说自己国家自由。美国人说他可以在白宫前面大骂美国总统傻瓜，混蛋，骗子。然后在国会大厦前面大骂那些国会议员都是不要脸的政客。旁边警察都不会阻止他。苏联人说他也可以站在红场当中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人不相信。俩人吵了半天，最后美国人问了一句，你在红场中能说什么？苏联人说，他也可以骂美国总统傻瓜，混蛋，骗子，美国议员都是不要脸的政客。而旁边警察都不会阻止他。你如果能找到一个美国政府官员告诉他你想骂美国政府，他会告诉你，得拿号码，排队。不过得有耐心，队伍挺长。
为什么美国多次要试探中国
是社会制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隔阂。美国、欧州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是所谓的盟友。而且甘愿受美国驱使，当然，这种驱使也是通过经济支援等方式形成的。所谓的拿人手短，吃人嘴短。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国这个大资本主义国家来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强大了，那自己就危险了。在这种冷战思维下，美国必然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遏制中国发展。战争是美国一贯使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中国跟美国相比，军事、经济都有差距，但是，中国拥有核武器，这就不得不使美国有所顾忌。而且，从历史上中美之间的几次较量看，美国并不占有什么优势。于是，美国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试探中国，从而获取自己做大的利益。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什么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当时苏联和美国的冷战形式对美国不利，苏联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美国当时跟越南打仗，打的很艰苦，国内反对声音很高，美国要跟苏联对抗而联合中国。而中国，当时跟苏联交恶，处于苏联军事的强大压力下，也需要支持。两方面都有需要，就勾搭在一起了。这也验证了那句话，国家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中美苏之间是个战略三角，当力量发生变化时，两个相对弱小的就联合起来抵抗强的那个，不让他太强，比如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共同抵抗美国。希望将来有美苏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就是真正的强大了。祝愿中国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