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曾任右卫胄参军、率府录事参军。胸怀大志，博雅好古。擅楷书、行书，尤长于草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笔势坚劲，直逼二王。宋米芾以为唐草得二王法者，无出其右。然也有论者如窦巫讥其书为千纸一类、一字万同者。
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达二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到了四十岁，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孙过庭因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唐初大诗人陈子昂曾为他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魏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过庭比为三国时的大书家钟繇，可见他在唐初就很受推重。
书法孙过庭“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于翰墨间”。他擅长楷、行、草诸体，尤以草书著名。传世书迹有《书谱》《千字文》《景福殿赋》三种，都是草书墨迹，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书谱》。
孙过庭墨迹
《书谱》墨迹问世后不久，就有人提出批评。如唐代的窦暨在《述书赋》里说孙氏的草书有“闾阎（凡夫俗子）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这种说法受到了后世专家的反驳。宋代的王诜说：“虔礼（孙过庭）草书专学二王。郭仲微所藏《千文》，笔势遒劲，虽觉不甚飘逸，然比之永师（智永）所作，则过庭已为奔放矣。而窦暨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研究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至其纵任优游之处，仍造于疏，此又非众所能知也。”宋代的米芾虽然对前代书家颇为苛刻，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说：“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明代的焦谓：“昔人评孙书，谓千字一律，如风偃草，意轻之也。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故自森然。顷见《千文》真迹，尤可以见晋人用笔之意。禅门所称不求法脱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王世贞也说：“虔礼书名，一时，独窦暨贬曰凡草闾阎之类。《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王羲之）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细玩之，则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这些分析与评价要比窦暨全面、中肯得多。艺术孙过庭书
细观《书谱》墨迹，庭既得二王笔法的真谛，又有所发扬、创新。全篇开始一段用笔沉稳。速去援来，应规入矩，就象交响曲的引子，意和气平；中间写得兴起，笔势渐转放纵，点画相连，钩环牵引；到了后段，随逸兴遄飞而达到高潮，只见笔下生风，波诡云谲，尽情挥洒。首尾三千余言，高潮迭起一气呵成，真是“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达到了“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化境。看《书谱》的用笔，流畅婉转中极富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映带俯仰，气脉贯通。笔端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刚中显柔，柔中寓刚，飞动轻继，意趣盎然。《书谱》笔法虽源于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为隽拔刚断、富于变化。最具有特点的是横划、长点捺，先顿笔重按，后顺笔出锋，使一笔中陡然出现两种变化，波澜跌宕，神采顿生。右环转下作弧笔时，笔画末端由精转而出细锋，锋芒咄咄，精神外耀，宛如瀑布突然受阻，流水变细，从岩隙中急转而出。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拘无束，自然挥洒。其笔法、意趣、气韵颇近陆机《平复帖》和王羲之《寒切帖》、《远宦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书谱》的墨色亦燥润参差，前半段以取妍，温雅流美；后半段燥笔居多，“若柘槎架险，巨石当路”。其结构虽以平正为基调，但疏密聚散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参差错落的章法中，更见浑然天成之妙。千百年来，《书谱》博得了众多书家的赞叹和推崇，其中以孙承泽说得最为公允，他说：“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理论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书论之精华集中在《书谱》之中，历凡是研究书法者，无不奉为圭臬。在《书谱》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重视功力、广泛吸收、创作条件、学书正途、书写技巧以及如何攀登书法高峰等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首先孙过庭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风，指出自他们以来书法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古质而今妍”。
其次字中点画是组成书法艺术的基本元素，书家必须对此十分精熟，才能通过点画体现“形质”，用挥写来表达“性情”。尽管正、草书体有动静之别，技巧表现也各有侧重，但“形质”和“性情”总是显示书法生命活力的基本要求。为了更好地充实书法的活力，还必须从其它各种书体中去吸取新的营养。比如学习楷书与草书，应该“旁通二篆，俯贯八成，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兼收博采，有容乃大。当然，书法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书法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外，人的情绪，工具、材料的优劣，以至天气季节的变化，都会产生影响。书写者应在最佳状态时挥毫，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理想的境界。
再次在《书谱》中谈了书法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运笔（所以有人也称《书谱》为《运笔论》）。他告诫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针对当时书坛上出现的不良书风，即把一些装饰性的“美术字”作为创新的书法，孙过庭指斥他们为“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没有在运笔上下真功夫。
《书谱》是孙过庭自己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这些言之有物、透辟精到的书论给后学者的教益，比起那些缺乏书法实践或书艺不高的理论家的泛泛空论，不知要高出多少，《书谱》无愧是一部书学经典。
书谱《书谱》，唐代孙过庭撰并书。草书，分上、下卷。款署垂拱三年写记。存纸本墨迹上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载：卷高八寸五分、横二丈八尺七分，凡三百七十行。书法二王，笔势坚劲，后半卷愈益恣肆，唐代窦臮虽有“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之评，而明代王世贞称：“美璧微瑕，故不能掩也。”历代习草者，多取为范本。此帖又是著名的书法论文，《书断》、《宣和书谱》等称之为“运笔论”。而手迹卷首题“书谱卷上”，篇末记“撰为六篇，分成二卷”。宋代以后所传，仅见三千七百余言，学者多疑有脱佚，近人朱建新考北宋以前论书者所称引，无一语出于今传本之外，而论文亦首尾完具，无以复加，故推证应为原文全篇。唯装裱多次，中间已有断失，“卷下”等篇失去，故生杂议。两汉以来论书之作甚多，而此篇言简意赅，不蹈空疏，委曲切实，于“执、使、转、用”之际，阐述颇多精义，为古代论书名作。
唐代徐浩所撰书法论著。《新唐书》、《宋史》称唐代徐浩有《书谱》一卷。已佚。
清代万斯同所撰论著。共二十四卷，见杨宾《大瓢偶笔》。清代姜宸英书法论著。程瑶田《书势·五事》中曾提及之。
草书唐孙过庭《草书千字文》孙过庭三十八岁时所作，通篇以今草书为主，掺以章草，草法上下连接，用笔含蓄不露，功力内在，沉着而飘逸，劲健而婀娜，一气贯注，笔致俱存，甚为精熟。卷中钤有唐“龟龙麟凤”朱文印记、南唐“建业文房之印”及“合同”朱文印记、宋米芾“宝晋斋”白文印记。此卷与唐垂拱三年（687）撰《书谱·卷上》面貌颇不一致，有学者认为非孙氏原作，而是以后的临仿本。
佛遗教经《佛遗教经》又叫《佛垂涅般略说教诫经》《佛临般涅拌经》《佛临般涅般略说教诫经》。
公元前248年佛祖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城附近的娑罗双树下即将圆寂之时，遗嘱众徒。后经阿难、迦叶等徒的整理形成《佛遗教经》而流传后世。此经2500字左右，言短而意深，佛家精要尽括无余。我国南北朝时代，经姚氏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印度人，生于新疆，精通汉文。
公元401年即后秦弘始3年，秦帝姚兴邀入长安，专译佛经）译成汉文，后经唐朝书家孙过庭手书，而成为历代王朝的内府秘本，到清朝中叶流落士大夫之手后方有刻石传世。但沧桑变迁，加之战乱侵扰，原刻石不知所向。从此，孙过庭书《佛遗教经》在国内绝迹。
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净土宗大师夏莲居居士赴日本讲学，意外发现日本佛教界有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唐朝大书家孙过庭手书的《佛遗教经》石刻本，细审“秘府”“缉熙殿宝”印鉴俱全，便出资购回。至今国内未见第二本。
籍贯争议简画像
其籍贯有二说：一说富阳（今杭州西南部）人；一说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般均称富阳人，可是他在《书谱》中自称吴郡人（富阳曾属吴郡，此处孙过庭可能是沿用旧称）。陈子昂为其作墓志铭，谓过庭“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他是唐高宗、武则天时人，官右卫胄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擅长书法和书法理论，他博雅能文章，真行草书尤工。草书师法“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书断》），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唐韦续《续书品》）。以草书擅名，尤妙于用笔，隽拔刚折，尚异好奇。他又善于临摹古帖，往往真赝不易分辨。唐高宗曾谓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其逼真可知。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书迹，比作魏的钟繇，可见对孙氏的书法造诣推崇备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