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从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大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波斯帝国至今，其语言文字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古波斯语时期（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1年）、中古波斯语时期（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51年）和近代波斯语时期（公元9世纪初至今）。
中古波斯语即巴列维语。分安息巴列维语和萨珊巴列维语，两种语言大同小异。安息巴列维语有25个字母，一个字母可代表数个不同的音素。萨珊巴列维语多存留于宗教、历史、文学著作当中。当代普通伊朗人已读不懂巴列维语著作，只在伊朗大学中讲授。中国新疆出土的不少摩尼教经文著作残片（现存德国）是用安息巴列维语写成的。
近代波斯语又称达里波斯语（宫廷波斯语），是伊朗当今通用的语言。它源于东部霍拉桑的方言，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开始普及。据传阿拉伯人占领波斯西部后，当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率众东逃至霍拉桑，其宫廷用语就是这种语言。近代波斯语采用阿拉伯字母（32个字母）。
古波斯文明已失落了两千余年，古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早已成了一种“死文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相当陌生的，我们又该如何透过几千年的迷雾来看待它呢？在波斯高原西部、伊朗与伊拉克边界旁的伊朗境内，有一座名叫克尔曼沙的商业城市，城东2～3公里处有一个名叫贝希斯敦的小乡村。两千多年来，它默默地远离城市的喧嚣，忘记了过去，也被人们遗忘在记忆的角落里。然而时至今日，“贝希斯敦”这个名字不仅走出了克尔曼沙这座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这，应该归功于它附近的一处悬崖，因为上面有一种让人找回失落文明的古文字；这也同样应该归功于一位名叫罗林森的英国人。
1835年，英军少校罗林森奉命前往伊朗，出任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这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到任不久，就风闻附近有石刻。他当然不会置若罔闻，跑去一看，果然在贝希斯敦村附近发现了一尊大型摩崖石刻。只见该峭壁铭刻离地面约有100公尺，石刻本身高约8公尺，宽约5公尺。上半部是一个浮雕，下半部是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楔形文字是西亚的古老文字，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这种文字是用木棒或者芦苇当做笔，在粘土制作的泥板上书写而成的。书写了文字的泥板被置于太阳底下晒干或者用火烘干，当做“书”一样保存起来。如果是信件，则在泥板文书外涂上一层粉，再装进也是用泥制成的“信封”内传送。由于这种文字笔画呈楔形，考古学家称其为“楔形文字”。
为什么要用三种文字书写呢？因为古波斯楔形文字并非历史形成的文字，而纯粹是人造文字，而且使用范围有限，认识者极少。因此在用它发布诏令时，有必要以当时通用的埃兰文和阿拉美亚文译出。铭刻用三种楔形文字书写的缘由正在于此。
然而，古波斯的楔形文字随着公元前330年波斯国的灭亡逐渐变成了一种无人通晓的死文字，而另两种楔形文字也早已失传。因此，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文字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罗林森决心解开这个谜！他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峭壁，小心异常地拓下一片片铭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释译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踏着前人的脚步，经过12年的钻研，罗林森终于在1845年成功地译解了其中的古波斯文，而剩余两种文字所述内容估计与波斯文是一致的。从此，悬崖上的这种让人疑惑不解的东西不再是一个谜，人们了解到它的背后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公元前522年3月，波斯皇帝冈比西斯二世率大军远征埃及。有一个名叫高墨达的僧侣乘机冒充被冈比西斯处死的皇弟巴尔迪亚，在波斯各地和米底发动叛乱。叛乱持续了半年之久。皇帝冈比西斯在从埃及返回波斯的途中突然病死。高墨达便以巴尔迪亚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帝。但他从不召见大臣，每天深居简出。这可不像一个皇帝的所为，大臣们疑窦重重，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有人传说这个巴尔迪亚其实是拜火教僧侣高墨达，但苦于拿不出确凿证据。后来，冈比西斯过去的一位王妃发现新皇帝没有耳朵，并将这事告诉了父亲欧塔涅斯，欧塔涅斯马上断定新皇帝不是巴尔迪亚，而是僧侣高墨达。因为在居鲁士当皇帝时，这个高墨达由于过失被居鲁士下令割去了双耳。欧塔涅斯马上把真情告诉了另外的6名波斯贵族，其中包括后来的皇帝大流士一世。他们决定发动一次政变，杀死高墨达，夺回政权。他们成功了，但是围绕着谁最有资格当皇帝，争执不休。一时间，波斯贵族群龙无首。稍后，欧塔涅斯退出，但剩下的6人仍互不相让。最后他们商定，第二天早晨6人乘马在郊外集合，谁的坐骑首先嘶叫由谁当皇帝。大流士让他的马夫使了一个计策，使他的马先叫了起来，当上了皇帝。大流士不愧为一位足智多谋的人物，利用“叛军”之间缺乏联系的缺陷，各个击破，历时一年最终平定了叛乱。
贝希斯敦的摩崖石刻，记载的正是大流士的丰功伟绩，其中充满了溢美之辞。铭文用的是第一人称，其中写道：“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叙斯塔斯帕之子，阿尔沙马之孙，阿黑门尼德……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我是国王。”原来，江山稳固之后，大流士自感功成名就，于公元前520年9月踌躇满志地巡行各地。在巡行到米底首府爱克巴坦那（今伊朗哈马丹）附近一个叫贝希斯敦的小村庄时，他的心情无比豪迈，回想这些年来的坎坎坷坷，感慨万千，于是命人在村旁的悬崖峭壁上刻下自己的丰功伟绩，尤其是镇压叛军的经过，以扬名后世。
石刻浮雕上的主角自然是洋洋自得的大流士。只见他倚弓而立，身罩披肩，气势轩昂，圆睁双眼，目视前方。左脚踏着倒在地上的降王高墨达，右手指向波斯人崇拜的光明与幸福之神阿胡拉·马兹达。背后是两名身背箭袋，手握长矛的贵族。8名降将被绳索绑缚着脖颈，俯伏在大流士的脚下。这些叛乱首领被雕刻得很矮小，与高大伟岸的大流士形成鲜明对比。
贝希斯敦摩崖石刻铭文（即楔形文字）的破译，也为人们打开了尘封的古波斯帝国的记忆，逐渐给世人展现出一幅清晰壮观的历史画面。
波斯帝国的开创者是居鲁士。公元前550年，居鲁士消灭米底王国，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定都苏撒，是为波斯帝国之发端。公元前529年，居鲁士在作战时兵败身亡，其子冈比西斯继位。公元前522年，大流士继承王位，号称大流士一世。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贝希斯敦铭文中关于伪巴尔迪亚（即高墨达）的记载，完全是精心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大流士一世弑君篡位辩护。历史的真相是：冈比西斯二世即位后力图加强王权，引起了贵族们的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场阴谋政变中，冈比西斯二世身亡。其弟巴尔迪亚夺取王位，继承先兄未竟之业，继续走上加强王权之路，但结局同样悲惨。以大流士一世为首的阴谋集团终于发动政变，弑君篡位。
无论如何，波斯帝国在大流士一世执政时期趋向辉煌。一方面，它大肆进行军事征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版图东起印度河流域，西抵小亚细亚，北至欧洲的色雷斯，南及尼罗河第一瀑布。另一方面，则厉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上皇帝后，大流士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树立权威。他不仅自称众王之王，宣扬君权神授，还追求形式上的威仪。上朝时头戴闪闪发光的金皇冠，身穿绛红色的长袍，腰系金丝腰带，手握黄金“权杖”，端坐在金阶之上。身后则站立着大群高擎羽扇和大伞的随从和侍卫。大臣要跪在地上朝见，为了避免大臣的呼吸亵渎皇帝，在皇帝和大臣之间还要用帷幕隔开。为了保卫身家性命，他建立了一支1.2万人的卫队，人称“不死队”，因为他们的人数永远不变，随时有预备队补缺。为了防止出现叛乱，他把全国分成许多军区，军区长官只对他一人负责，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行政上以波斯贵族取代当地贵族担任行省总督，实行军政分治，直属国王。他还下令修筑了一条全长两千多公里的驿道，称为“皇道”。沿途设有100多个驿站，驿站的信差用接力的方法运送物资，十分快捷。据说大流士此举是为了及时把爱吃的爱琴海产的鲜鱼送到王宫，由此希腊人羡慕地说：“波斯王住在巴比伦，爱琴海鲜鱼进宫廷。”大流士还下令挖了一条由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这条运河就是现代苏伊士运河的前身。驿道、运河虽为军事目的而建且不止一条，但促进了各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流士还从法律上稳固自己的统治，编纂法典，修订各地原有法律，以适应帝国统治。他即位后就将各行省的贡赋固定下来，并统一了度量衡。他下令铸造和使用金币“大流克”，正面是他本人的头像，反面是一个弓箭手。这种钱币成为古币收藏家眼中的珍品。在解决国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上，他没有实行“民族沙文主义”，而是把当时西亚流行的阿拉美亚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公文，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处理本地事务。在文学艺术上，帝国也成就斐然。如《贝希斯敦铭文》和《纳克希·鲁斯坦铭文》等，都是用具有节奏性的诗歌语言写成的文书，结构严谨，风格典雅，为古波斯文学和后世文学树立了典范。
然而，波斯帝国毕竟是一个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奴隶制国家，内部矛盾错综复杂，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频繁，帝国的统治危机迭现。希波战争中波斯的败北，使波斯帝国遭受重创，显赫一时的大帝国开始出现颓势。与此同时，帝国内部诸行省起兵反抗，要求摆脱统治。内外交困加剧了帝国的危机。公元前330年，波斯为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军所灭。
古波斯消失了，但古老的文明没有因此而彻底湮灭。因为无数的“贝希斯敦铭文”以及其他书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留传下来了，因为人类存在着智慧。
波斯文学是另一个令世人赞叹的文化遗产。在中世纪，波斯文学创作已高度发展。有许多用波斯语写成的著作闻名于世，特别是11世纪初问世的波斯民族史诗《列王纪》（作者为诗人菲尔多西，940年至1020年），在当时被广为传抄。伊朗上下喜闻乐见，城乡传唱。其后，还有被誉为古代波斯民族英雄史诗的祆教经《阿维斯陀》、《贝希斯敦铭文》、《纳克希·鲁斯坦姆铭文》等。
诗歌是波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曾涌现出众多著名的诗人，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不仅为伊朗人民所钟爱，在世界范围内也广为流传。著名波斯诗人有菲尔多西、哈亚姆、萨迪和哈菲兹等，他们的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菲尔多西（Ferdowsi，约940~1020），本名伊本·卡西姆·曼苏尔（Ebn Qasim Mansour）。中世纪波斯著名诗人。
生于霍拉桑（Khorrasan）省图斯（Tus）市菲尔多斯（Ferdows）一没落贵族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宗教和文化教育，通晓古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曾对多种波斯历史和文学古籍进行深入研究，熟知波斯故事和民间传说故事。菲尔多西死后，因他生前对暴君苛政的抨击，穆斯林寺院教长不准把这位“不洁的异教徒”的遗体埋葬在穆斯林公墓内。经好友的多年努力，遗骨才总算埋在自己的小花园里。1934年纪念菲尔多西诞辰一千周年时，图斯市重新为诗人建立陵墓。
菲尔多西的代表作是长诗《列王纪》（又译作《王书》），该诗相传有十二万行，现存十万行左右，始作于975年，1010年问世。《列王纪》是一篇卷帙浩繁的民族英雄史诗巨著，叙述波斯古代王朝的文治武功和民族英雄的功勋业绩。全诗内容可分三部分：神话故事、英雄故事和历史故事。《列王纪》用标准波斯语写成，对波斯语免遭阿拉伯语同化，起了关键性作用。《列王纪》语言生动，情节曲折，人物栩栩如生，充满伊斯兰教伦理观念，广为流传。已先后被译为英、法、德、俄、中等多种语言。世界著名作家歌德、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也都给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
海亚姆（Khayyam，1048~1122），全名阿普尔·法塔赫·奥马尔·本·易卜拉辛·海亚姆·内沙普里（Apour Fatah Omar Bin Ibrahim khayyam Neyshapouri）。
海亚姆是波斯著名诗人，同时也以哲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和天文学家闻名于世。他诞生于霍拉桑（Khorrasan）省的内沙普尔（Neyshapour）。幼年在故乡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海亚姆涉猎的每个领域，他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才华引起人们的重视，1074年被介绍到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赫（Malek Shah）的宫廷里。在宫廷庇护下，他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晚年生活陷入困境，1122年死于故乡。海亚姆陵墓现设立在故乡内沙浦尔。
海亚姆于三十岁开始诗歌创作。他留给后代的诗都收集在《鲁拜集》里。“鲁拜”是一种诗体的译名，一首四行，第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大体不押韵，类似于中国的绝句。海亚姆生活在塞尔柱帝国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的动荡年代，因此诗歌中充满了对当时社会强烈不满、渴望改变现实的愿望。同时，诗人还通过诗歌讽刺真主、宗教及当时的种种神学理论，充满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人生不咏的感叹。海亚姆的抒情诗特色鲜明，内容充实，语言优美、凝练，想象丰富，诗中蕴含着哲理，发人深思。
萨迪（Sa’di，1208~1292），本名谢赫·穆斯列赫丁·阿卜杜拉·萨迪·设拉兹（Sheikh Muslimdin Abdollah Sa’di Shirazi）。13世纪波斯著名诗人。
生于设拉子（Shiraz），早年在设拉子求学，14岁时丧父，后经人资助，到巴格达著名的内扎米耶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义和文学。但因不堪忍受学校严格的宗教制度，中途辍学，离开巴格达。后因蒙古人入侵波斯，被迫背井离乡，开始长达30多年的巡游生活。他的足迹西至埃及、马格里布、埃塞俄比亚、叙利亚，东至伊拉克、巴尔赫、印度和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今喀什）。1257年他重返故乡设拉子时已进入中年，隐居乡里，潜心著述。1292年在设拉子逝世。
萨迪作品保存下来的抒情诗约600多首，作品通过对花鸟、山水、美女、静夜的描写，寄托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人生的向往。他的诗结构严密，语言凝炼、流畅，韵律抑扬有致，是波斯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萨迪的成名作有《果园》和《蔷薇园》。萨迪的作品风格几百年来一直是波斯文学的典范。他被誉为“波斯古典文坛最伟大的人物”，其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受到读者的盛赞。萨迪在波斯文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他是公认的支撑波斯文学大厦的四根柱石之一。
哈菲兹（Hafiz，1320~1389），本名沙姆斯丁·穆罕默德（Shamsdin Mohammad）。14世纪波斯著名诗人。
生于伊斯法罕（Esfahan），后全家迁居设拉子（Shiraz）。幼年丧父，生活贫困，但勤奋好学，曾受传统的宗教教育，能背诵全部《古兰经》，人们称他为“哈菲兹”，即孰诵《古兰经》之人。少年时开始学写诗歌，20岁即在抒情诗和劝善诗创作方面显露才华，曾受设拉子穆扎法尔（Muzafar）王朝统治者之邀任宫廷诗人。1387年突厥人帖木儿攻陷设拉子后两年，哈菲兹因贫困和愤懑死于设拉子。他的陵墓在设拉子郊外的莫萨拉（Mousala）附近，已成为人们瞻仰和游览的胜地。
哈菲兹进行诗歌创作时，正是蒙古人统治波斯的时期。他的诗对当权者的专制和暴虐、社会道德的沉沦，尤其是对社会的虚伪、教会的偏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他还在大量诗篇中，咏叹春天、鲜花、美酒和爱情，呼唤自由、公正和美好的新生活，对贫困的人民寄予深厚的同情。他的波斯文《哈菲兹诗集》于1791年第一次正式出版，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清真寺经堂教育中亦有流传和讲授。哈菲兹在波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东、西方著名诗人也对哈菲兹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后世伊斯兰学者赞他为“诗人中的神舌”、“设拉子夜莺”。德国大诗人歌德盛赞他道：“你是一艘张满风帆劈波斩浪的大船，而我则不过是在海涛中上下颠簸的小舟。”
波斯帝国的兴衰
前9世纪波斯人是印欧语民族的一支，源於中亚地区
前7世纪后
定居波斯高原南部，曾被高原主人米提人（Media）统治
前550年
居鲁士（Cyrus）攻灭米提人，建「阿基曼尼斯王朝」，在米提帝国的基础上进行扩张，依靠外交手段，军事力量逐步建立帝国
前539年
居鲁士攻灭迦尔底亚帝国，释放「巴比伦之囚」，占领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实施开明统治
前529年
居鲁士在征战中受重伤去世，子甘比西士（Cambyses）继位
前525年
甘比西士征服埃及，建立横跨亚，非的帝国
前512年
大流士（Darius）率军经小亚细亚渡海入侵欧洲，成为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领土包括今伊朗，两河流域，小亚细亚，东南欧一隅，埃及，巴勒斯坦）
前499年
希腊城邦脱离波斯统治的暴动
前494年
大流士平定希腊城邦乱事，随后决定出兵攻打雅典
前476年
波希战争结束，希腊虽获胜，但两败俱伤
前330年
波斯亡於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波希战争
背景：大流士（Darius）向欧洲扩展，压迫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双方爆发三次战争
结果：波斯惨败，元气大伤，此后帝国陷入内争与外患，终为马其顿人征服
意义：希腊人的胜利与波斯人的失败，象征近东文明的没落与地中海文明的代兴
考古发现，波斯人在公元前40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据称，伊朗艺术的历史可追溯到8000年以前。聪慧的波斯人在石块、木材、陶土、金属、骨头上绘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和复杂的花卉图案。波斯绘画（细密画）在世界享有盛名，以其精致和细腻著称于世，使用的画笔有时是用一根毛发制作而成，15至16世纪曾盛极一时，至今仍经久不衰。
波斯地毯编织的历史与其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说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朗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为了御冬而用羊毛编织而成。其实在古代波斯地毯的编制艺术中也吸取了中国的智慧。
波斯地毯是伊朗著名的手工业之一，自古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以优良的质地、古朴雅致的图案和精美的工艺受到世人的喜爱。据考证，其编织和生产的历史至少已经有2500年。波斯地毯的一大特色是其染料从天然植物和矿石中提取，染色经久不褪不变，以抽象的植物、阿拉伯文字和几何图案进行构图。
波斯优良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使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着桥梁作用。波斯民族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不同文明的传播者。波斯商人的足迹遍及亚、非、欧，他们不仅从事大量的贸易活动，而且为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波斯文化
现存最古老且保存最完好的波斯地毯是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属于波斯帝国时期的地毯。在古代的波斯，甜菜被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而萨克逊人都把甜菜作为拒婚的象征。一个小伙子到姑娘家去求婚，如果招待他的是一盆甜菜汤，那么最好还是知趣回家，因为这表示毫无希望。
菲尔多西菲尔多西（940～1020）Ferdowsī，波斯诗人。生于霍拉桑图斯城郊巴惹村一贵族家庭。自幼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波斯语，通晓阿拉伯语和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早年研读过诸多波斯古籍，熟知民间的历史传说故事。约于980年左右开始创作波斯民族史诗《王书》。1009年完成第一稿，临终前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历时40年。开始创作时，他是萨曼王朝的臣民，史诗完成时，其家乡已纳入伽色尼王朝。依照惯例，他将诗稿呈献给伽色尼国王玛赫穆德。但因书中鲜明的反抗外族侵略的思想，以及他和国王属于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国王拒绝接受其作品。他不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而屡受迫害，不得不到处流亡，最后偷偷返回故乡。卒后，由于当地宗教首领的反对，遗体未能葬入公墓，埋在自家后院。1934年，伊朗政府为诗人建造了陵园。
《王书》（又译《列王纪》）是波斯人的爱国热情和新兴的达里波斯文学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出于反对阿拉伯人的思想需要，波斯地方政权的统治者曾大力提倡写王书。在菲尔多西创作之前，已有5部王书问世，其中3部为散文体，2部为诗体。萨曼王朝的宫廷诗人塔吉基曾受王命写王书，因被仆人杀害，只完成了1000行。菲尔多西将这1000行诗全部收录在《王书》中，以资纪念。
《王书》长达60000双行，叙述内容的时间跨度在4000年以上，从开天辟地写到651年波斯帝国灭亡时止。简要叙述了波斯历史上50个帝王公侯的生平事迹，并汇集了数千年来流传在民间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大致可以分为3部分：①神话传说。其中最精彩的诗章是描写铁匠卡维领导人民起义、反抗暴君蛇王祖哈克的传说故事，塑造了众多英勇起义者的形象。②勇士故事。约占全书一半篇幅，是全书的精华。突出表现了民族英雄鲁斯坦姆光辉的一生，同时谴责了暴君的统治。③历史故事。描写了阿拉伯人入侵前萨珊王朝时期的历史事件。其中尤为生动地描写了国王巴赫拉姆·古尔的事迹，将领巴赫拉姆·楚平的叛乱及马兹达克起义的历史等。
《王书》成书于波斯人爱国主义高涨的年代，不乏反对异族侵略与统治的思想。不仅正面颂扬了忠于祖国、保卫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勇士和英雄，而且通过谴责暴君的苛政与残忍，表达了广大人民渴望贤明君主施仁政的思想。书中生动描绘的诸多爱国勇士的群像集中体现了人民的这些理想。他们各具特色，毫不雷同，其中心人物就是古代波斯勇士的典范、民族英雄鲁斯坦姆。鲁斯坦姆生于波斯皇族、一个勇士世家。其祖父萨姆、父亲扎里都是闻名于世的勇士。他自幼就勇猛非凡，未成年就杀死常人难以制服的妖怪——白象。长大后，在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勋，是波斯当之无愧的第一勇士。即使在年老力衰时，为了保卫祖国，以致误杀了自己从未谋面的儿子。他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中，始终对国王忠心耿耿，面对统治者的专横妄为，他也敢于仗义执言。诗人对鲁斯坦姆几乎使用了一切赞美之词。
《王书》是古代波斯民间文学的总汇。它为后世的诗人和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波斯11～13世纪的诗歌作品几乎都以《王书》为范本，或者采用其题材进行创作。此外，它还对阿拉伯文学、土耳其文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文学等产生过明显的影响。《王书》极少使用阿拉伯词汇，几乎全部用波斯文写成，从而确立了波斯语的历史地位。
《王书》最早的外国文字译本是阿拉伯文本。译者班达里于1223年把其中一部分译成阿拉伯文。15世纪出现了土耳其文的散文译本。18世纪以后陆续有英、德、法、俄、意、拉丁等文字的诗体及散文体译本问世。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菲尔多西是与弥尔顿、莎士比亚、薄伽丘、但丁并列的第一流诗人。俄国东方学家茹科夫斯基、英国诗人阿诺德，都根据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父子相残的悲剧创作过叙事诗。1934年，伊朗举行菲尔多西诞生千年祭大会。1990年底，伊朗又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决议，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纪念菲尔多西《王书》创作1000周年。
1934年，中国《文学》杂志详细介绍了菲尔多西及其《王书》。继后，中国学者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一书中也高度评价了菲尔多西及《王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有中文译本《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列王记选》等问世。
阿拔斯一世阿拔斯一世（大帝）（1571年—1629年1月）波斯萨法维帝国的沙阿[波斯语：国王]（1587年—1629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中世纪的波斯达到了国力的颠峰。
阿拔斯一世被称为大帝，其人也确实伟大。他特别重视巩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力量，为此长期同有分裂倾向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进行斗争，而这些部落曾是萨法维帝国得以建立的武力支柱。阿拔斯一世将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强行迁至波斯内地，以发展那里的生产力。他无情镇压被征服民族的一切反抗企图。
在对外政策方面，阿拔斯一世的做法十分积极。他在即位后的第一年向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割让了部分领土，1590年又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约。然而这只是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正规军作准备；萨法维帝国前期仰仗的游牧民族军队漫无纪律且时常反叛。他很快发起反击：1597年，他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回呼罗珊；1601年占领巴林。与土耳其人的矛盾并未从此解决，从1603年起，阿拔斯一世三次对奥斯曼帝国作战（1603年—1613年，1616年—1618年，1623年）。战争的结果，萨法维帝国获得对整个外高加索的统治权。1622年，阿拔斯一世还在英国舰队的帮助下从葡萄牙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到1623年，阿拔斯一世已经统治着一个西至底格里斯河，东至印度河的庞大帝国。
作为一名贤明的君主，阿拔斯一世也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使国内出现自长期以来未有的繁荣。他的统治标志著波斯艺术成就的一个高峰，特别是在绘画、纺织和手稿插图绘制等领域。他还是艺术品的大买主；不过他也维持着一个极为奢靡的宫廷。
在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波斯的首都从加兹温迁至伊斯法罕。阿拔斯一世对伊斯法罕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今天该城许多最壮观的建筑物就是在他统治期间完成的。
大流士一世大流士一世[DariusI，公元前558～前486]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公元前522～前486在位）。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大流士一世是希斯塔斯帕之子，属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前525年担任“万人不死军”指挥官，随国王冈比西斯二世出征埃及。前522年国内发生政变，冈比西斯回国途中暴卒。大流士联合一部分波斯权贵，杀死政变领袖高马塔，并利用智谋登基为王。继而镇压巴比伦、埃兰、米底等地起义，大流士用了一年多时间，经过大小19场战争，擒获9个国王，10多万人战死疆场，才将这场震荡全国的大叛乱、大起义给镇压下去，恢复濒于瓦解的波斯帝国秩序。而这时不只是被征服地区竟相独立，波斯帝国内部怀有野心的总督也乘机兴风作浪。正当大流士集中精力对付时，巴比伦又一次发动叛乱。大流士用了一年多时间方用计攻破巴比伦城，帝国形势方安定下来。
前520年9月，大流士在从巴比伦到哈马丹的途中，在克尔曼沙以东32公里的贝希斯顿村旁的悬崖峭壁上刻石记功，留下了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铭文》用波斯、埃兰、巴比伦三种文字刻于贝希斯顿山距地面105米高处的悬崖上。贝希斯顿山，其山高耸陡峭，绝难攀登，铭文不易为人破坏。大流士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欲使自己的英名流传千古而不朽。
在平定内乱巩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后，大流士积极对外扩张。前517年派兵入侵印度河流域，征服印度西北地区，在那里建立起波斯帝国第20个行省。前513年又亲自率兵出征黑海北岸，占领色雷斯（Thrace），接着又将矛头指向多瑙河下游和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北渡多瑙河口进入西徐亚境内，在西徐亚人的游击战术下，大流士一筹莫展，最后丧师8万，被迫狼狈退兵。但是大流士在这次远征途中把希腊北部的色雷斯收为藩属，并占领黑海海峡，这样就对希腊本土各城邦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
当波斯控制黑海通道后，希腊人从黑海北岸通过来的粮食补给线不再畅通。而腓尼基人在臣服于波斯后，在海上与希腊城邦争夺商业控制权。随着大流士步步向欧洲挺进，迫使希腊城邦作出相应的反应。无论是为自身的生存还是为海上贸易的利益，一场为根本利益之争的战争再所难免。前500年，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爆发了反对波斯统治的大起义，作为母邦的欧洲各希腊城邦中有雅典（Athens）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分别派出10艘、5艘三段桡船前往助战。此事件成为导火索，终于导致前后延续数十年的希波战争。前492年，分兵海陆进攻希腊，但波斯舰队途中大部分毁于飓风，300多艘战舰和20000多战士葬身海底。同时，波斯陆军也受到色雷斯人夜袭，战斗中主帅负伤，无法再督师前进。此次出征波斯人不战而溃，第一次入侵行动被迫夭折。前490年，再次兴兵从海上进攻希腊，并在马拉松（Marathon）成功登陆，但拥有强大骑兵的波斯军却被全部由步兵组成的雅典军打得惨败而归。虽屡遭挫败，但大流士始终没放弃征服希腊建立世界帝国的念头，不过时间已不允许大流士实现其愿望了。前486年，正当他策划再度出兵希腊时埃及爆发大规模起义，大流士亲自前往镇压，未及完成就身染绝症，命赴黄泉。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是他再多活20年，[大贝勒]贴出来的那些古希腊建筑遗迹必定都要变成波斯拜火教的神庙遗迹了。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扩展了帝国的疆域。虽然在入侵希腊的行动中遭到失败，但从整体上看，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一样，是成功的帝国缔造者。
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的鼎盛时期。为巩固中央集权，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被征服地区普遍设行省，置总督[伊犁将军注：这套先进的管理制度，中国直到1700年后的元朝才开始施行，有人说这是西征的蒙古人从波斯那里学来的]，实行新的税收制度，统一货币和计量制度；强化国家管理体制，实行包税制，各项税金上缴宫廷；在军事上，他自任军队最高统帅，各行省军政分权，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军区下辖若干行省，各行省驻军不受行省总督节制，由军区的军事长官统一指挥。将军队编成万人不死军、千人团、百人团、十人队四级，以波斯人为核心组成步兵和骑兵，并在都城组建精锐的近卫军，军中高级长官均由波斯贵族充任。建立一支以腓尼基水手为骨干，拥有600-1000艘战船的舰队；为便于调遣各行省军队和传递情报，不惜重金修筑“御道”，设驿站，备驿马，在波斯全境形成驿道网。[伊犁将军注：在这方面，又领先了中国300年]，主要一条为从首都苏萨至小亚细亚西部的以弗所。此外，还派人勘察了从印度河到埃及的航路，开凿了尼罗河支流到红海的运河。这些措施为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在原始工具文明下的交往向奴隶制文明的区域交往的演进过程中，大流士的大规模扩张扩大了各古代文明区域交往的范围，使人类的交往范围第一次囊括了亚、欧、非三大洲，意义重大。
琐罗亚斯德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682～前551]是拜火教的创始人，拜火教又名琐罗亚斯德教、祆教、火祆教。该宗教已存在两千五百多年，至今仍有信徒。琐罗亚斯德也是拜火教徒的圣典《火教经》的最早分册《伽泰》的作者。
我们对琐罗亚斯德（古伊朗语为Zarathushtra）的生平情况了知甚少。他大概于公元前628年出生在今日伊朗北方，我们对他的早年生活一无所知。成年时他宣讲自己所提出的新教，起初遭到反对；然而到了四十岁左右他取得了成功，呵呵，很有点大器晚成的意思。四十岁左右时，他使伊朗东北地区-[即：大夏国，位于阿富汗境内，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曾提到过那里，汉武帝想联合大夏国等西域国家一起攻打匈奴]-的一个君主维斯塔巴国王改信了他的新教。四十二岁的琐罗亚斯德得到大夏国王维斯塔巴的信仰，很多王族大臣纷纷加入，大夏宰相娶琐罗亚斯德最小的女儿为妻，该教骤然兴旺。从此以后，维斯塔巴国王就成了他的朋友和保护人。根据伊朗的传说，琐罗亚斯德活到七十七岁，因此他的卒年大概是在公元前55年。
琐罗亚斯德神学溶一神论和二无论为一体，耐人寻味。根据锁罗亚斯德的说法只有一个真神，他称之为阿胡拉·玛兹达（现代波斯语为Ormuzd）。阿胡拉·玛兹达（英明的主，即善神）支持正直和诚实。但是琐罗亚斯德还相信存在一个凶神──安格拉·曼纽（现代波斯语为Ahriman），他代表罪恶和虚伪。在现实的世界里，善神和凶神双方的势力之间在不断地进行着斗争。是站在善神一方还是站在凶神一方，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斗争的双方可能会势均力敌，但是拜火教徒相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善神的势力终究会赢得胜利。他们的神学还包括对来世的坚定信念，这一点和佛教、印度教很相似。
在道德问题上，拜火教强调正直和诚实，反对禁欲主义和单身制度。拜火教教徒有许多有趣的宗教仪式，有些教徒站在自己的尊师周围拜火。例如在拜火教寺里总是燃烧着一堆圣火。但是他们独具特色的宗教习惯是对死者的处置方式，他们对尸体既不施行土葬又不施行火葬，而放在塔顶上喂兀鹰（这种鸟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尸骨剔光），这一点又有些像中国西藏地区的风俗。
虽然拜火教与更为古老的伊朗宗教有许多共同成份，但是在琐罗亚斯德在世期间它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大约在琐罗亚斯德死去前后，他所居住的地区被居鲁士大帝吞并入波斯帝国。在随后的两百年间，拜火教为历代波斯王所接受，赢得了许多信徒。在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即在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拜火教遭受到严重摧残。然而波斯人最终又赢得了政治独立，希腊的影响霎时低落，拜火教即刻复苏。在萨珊王朝期间（约226—851），拜火教被立为波斯国教。
在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取得征服胜利之后，波斯人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在有些情况下是被迫的，尽管从原则上讲伊斯兰教徒能宽容较古老的拜火教）。大约在十世纪，剩下来的拜火教徒有些从波斯逃到波斯湾的一个岛──荷莫兹岛。他们及其后裔又从荷莫兹岛来到印度，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侨居社会。由于他们是波斯血统，印度人称之为“波斯系拜火教徒”。今天印度有十多万波斯系拜火教徒，其中大多数居住在孟买市附近，构成了一个相当兴旺的社会团体。拜火教在伊朗从未彻底消亡过，不过剩下来的信徒也只有二十万左右。
今天世界上的拜人教徒比摩门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要少，但是摩门教和基督教的起步却相当晚。从历史进程来看，琐罗亚斯德信徒的总数比后两者都要大得多。而且拜火教神学对其它宗教如犹太教和基督教也有影响。拜火教对摩尼创建的宗教──摩尼教的影响甚至更为大些。摩尼吸收了善神和凶神之间进行斗争的思想；井经过冥思苦想，使之成为一种复杂而感人的神学。在一个时期内，他所创建的这种新信仰是一种主要的世界性宗教，但是自从那时起它就逐渐绝迹了。
虽然拜火教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宗教之一，但是毫无疑问，它基本上一直是一种地区性宗教而不是一种主要的世界性信仰。因此它的重要性不能同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提并论。
居鲁士居鲁士大帝[CyrustheGreat]（约公元前559—530年在位）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他所建立的帝国永远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政治体系。
居鲁士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高加索。在铭文中，他骄傲地说：“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
公元前7世纪，在今伊朗西部居住着两个伊朗语民族群体，波斯人在南，米底人（又译米堤亚）在北。公元前612年，米底和巴比伦一起摧毁了亚述帝国，米底从此号称帝国，成为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波斯人成为他们的臣属。居鲁士就是波斯人与米底人通婚的后代。
居鲁士的离奇身世，被号称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详细记录在他的巨著《历史》中。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在一次睡梦中，梦见女儿芒达妮的后代将夺取自己的王位并成为亚细亚的霸主。于是，他决定将女儿嫁给地位较低且性格温顺的波斯王子冈比西斯，以便使女儿的后代失去问鼎米底王权的资格。但在女儿怀孕时，这位国王又被一个恶梦惊醒：他梦见从女儿的肚子里长出的葡萄藤，遮住了整个亚细亚。为防不测，国王决定外孙一降生就把他处死。
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居鲁士。他一生下来，就被交给国王的亲信大臣哈尔帕哥斯处理。大臣不敢自己动手，便把孩子转交给一个牧人，命他弃之荒野。牧人的妻子恰巧刚产下一个死婴，他们于是留下了居鲁士，用自己的死婴顶替交差。牧人的妻子叫斯帕科，在米底语中是“母狼”的意思，因此日后有传说称居鲁士童年时曾得到母狼的哺育。很多古代强势民族都有祖先被母狼哺育的传说，伊犁将军能说得上来的就有古罗马和古代突厥。
居鲁士10岁的时候，和同村的孩子玩扮国王的游戏。被孩子们推举为国王的居鲁士，鞭笞了一个抗命的贵族之子。事情越闹越大，以至于国王阿斯提阿格斯亲自介入调查，居鲁士的身份终于被发现。宫廷祭司说，这个孩子已经在游戏中成为国王，不会再第二次成为国王了。阿斯提阿格斯终于消除疑虑，将居鲁士送回波斯。
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成为波斯人的首领，统一了波斯的10个部落。曾奉命处死居鲁士的大臣哈尔帕哥斯便开始与他联络，要他起兵攻打米底，自己则约为内应。原来，当初国王发现哈尔帕哥斯未杀死居鲁士，一气之下，把此大臣13岁的独生子杀死，并烹成菜肴，让哈尔帕哥斯当面吃下。据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这位大臣“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失去自制力”，刻骨的仇恨让他冷静思考如何报杀子之仇。
公元前553年，居鲁士起义反抗米底。为了说服波斯人追随自己，他命令全体波斯人带镰刀集合，让他们在一天之内将超过3公里见方的土地开垦出来。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居鲁士发出第二道命令，让他们在次日沐浴更衣后集合。居鲁士宰杀了他父亲所有的绵羊、山羊和牛，并准备了酒和各种美食犒劳波斯全军。第二天，波斯人聚集在草地上，尽情饮宴。此时，居鲁士问他们是喜欢第一天的劳苦还是第二天的享乐。听到大家都选择了后者，居鲁士说：“各位波斯人啊，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就会享受无数像今日这般的幸福；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就要受到无数像昨天那样的苦役。”波斯人奉居鲁士为领袖，起兵攻打米底。
征服米底的战争持续了3年，公元前550年，居鲁士终于攻克了米底都城，正式建立波斯帝国。居鲁士属于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家族，因此他所创立的帝国也被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
波斯的西方强邻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看到居鲁士日益强大，非常担心，想趁波斯立国未稳，出兵将它灭掉。在出征之前，他派人去著名的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祈求神喻，得到的神喻是：如果他出兵进攻波斯，他就可以灭掉一个大帝国。大喜过望的他再次请求神喻，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一匹骡子变成米底国王，你这个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就必须沿着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既然米底国王永远不可能是一匹骡子，克洛伊索斯于公元前547年大胆出兵，攻打波斯。
克洛伊索斯焚毁了他遇到的第一座波斯城市普特里亚（今土耳其中部），闻讯赶来的居鲁士在这里与吕底亚会战。吕底亚军队中配备长矛的骑兵在技术上占了上风，但居鲁士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双方互有伤亡，未分胜负，克洛伊索斯于是决定退兵。
出乎克洛伊索斯的意料，居鲁士为了防止他集合更多的军队进攻波斯，竟然主动出击，攻入吕底亚本土。仓促应战的吕底亚人与波斯人决战于首都萨迪斯（今土耳其西部）郊外的辛布拉平原。吕底亚人仍旧想依靠长矛骑兵取得优势，但居鲁士却想出了妙计。他将随军运载粮食和行李的骆驼集合起来，配备骑手，走在军队的最前面，步兵和骑兵紧随其后。吕底亚的马队遇到骆驼，立刻转身逃窜。据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解释说，马害怕骆驼，在看到骆驼或闻到骆驼气味时就受不了。吕底亚人毕竟是西亚最勇武好战的民族，他们跳下马来和波斯军队肉搏。最终吕底亚人溃败，逃回萨迪斯城。
围攻两周之后，波斯军队攀爬绝壁，攻入萨迪斯，吕底亚王国灭亡。亡国之君克洛伊索斯至此才明白德尔斐神喻的真正含义：他出兵攻打波斯后被摧毁的正是自己的帝国，而骡子则隐喻居鲁士，因为他是波斯人与米底人的混血儿。
至此，西亚三大强国已去其二，只剩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王国。居鲁士并不急于进攻巴比伦王国，而是用了6年多的时间征服东伊朗和中亚地区。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借巴比伦内部不稳之机出兵。
巴比伦城（今伊拉克境内）以异常坚固而闻名，但因为内部的分歧，巴比伦城的大门为居鲁士洞开，他进入巴比伦的道路上铺满了象征和平的绿枝。历史学家慨叹：“3000年之久的美索不达米亚自治就这样结束了。”巴比伦是如此富足，以至于其一地就可供应居鲁士大军4个月的粮食，而帝国其他地方加在一起才够供应一年中其余的8个月。
居鲁士执行宗教宽容政策，他允许被征服者供奉自己本族的神祇。半个世纪以前，巴比伦人曾经两次进攻耶路撒冷，焚毁了犹太教的圣殿，将犹太权贵和工匠虏回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当犹太人哀叹何时才能结束流亡生活的时候，却得到居鲁士的诏令，允许他们回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犹太人欣喜若狂，在《圣经》中，他们将居鲁士称作“上帝的工具”，上帝应许他“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伊犁将军一直纳闷为什么以色列和伊朗关系这么僵，2500年前，波斯人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救命恩人啊！
波斯的威胁总是来自东西两边，但它没有能力在两线同时作战。在西线稳定之后，居鲁士才得以抽出精力对付来自东北方的游牧人。公元前530年，他出兵征讨里海东岸广阔草原上的马萨格泰人。他们由寡居的女王托米丽司统领。据伊犁将军推测，马萨格泰人属于古代游牧于欧亚大陆北部的塞种人的一支，他们身材高大，相貌有北欧白人的特征，语言和风俗习惯与波斯人截然不同。
居鲁士扎下营盘，只留部分军队守卫，自己带领大部队悄然后退。马萨格泰女王的儿子率部劫营，杀死留守的波斯军人后，在原地饮宴。居鲁士回兵歼灭敌军，俘虏了女王之子，王子羞愤自杀。女王派使者告诉居鲁士：“我凭着马萨格泰人的主人太阳发誓，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也会叫你把血喝饱的。”
双方的大战是居鲁士一生经历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双方弓箭手射完所有的箭之后，两军展开肉搏厮杀，最终的胜利属于马萨格泰人，波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居鲁士阵亡。马萨格泰女王找到居鲁士的尸体，割下他的头颅，放进盛满血的革囊。她以此实践自己的誓言，让居鲁士“饱饮鲜血”。
居鲁士的继位人是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冈比西斯在一次复仇战中打败了马萨格泰人，寻回了先父的尸首，安葬在伊朗故都帕萨尔加德。冈比西斯后又去征服埃及，结果把整个中东统一成了一个帝国。
居鲁士的遗体归葬故都帕萨尔加迪（位于今伊朗法尔斯省）。他赢得了永久的尊敬。200年后，灭亡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东征到此，不仅没有毁坏他的陵墓，相反还下令加以修葺。居鲁士陵2500年来屹立不倒，在陵墓旁的一根柱子上，一段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我是居鲁士王，阿契美尼德宗室。”
居鲁士显然是一位有军事天才的将领。但这只是他一个方面。也许更显著的方面是他的宽厚仁慈的统治特征。他尊重地方的宗教和风俗，不喜欢其他征服者所具有的极其残忍的特性。例如巴比伦人和甚至更值得一提的亚述人残害了成千上万个生命，并且把他们担心要造反的民族全部放逐。当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征服了犹地阿时，就把当地的许多人口输送到巴比伦。但是半个世纪后，当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后他立即允许犹太人重返家园。因此要是没有塞鲁士，看来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可能会被灭绝。居鲁士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会有其政治目的；但是他在当时是一个特别仁慈的君主，看来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希腊人长期认为波斯帝国是对自己独立的主要威胁，即使这样他们也一直认为居鲁士是一位绝对令人佩服的君主。
居鲁士立下了如此般的丰功伟绩，以致在他死后波斯帝国还在继续扩张。事实上它持续了大约200年，直到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在这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波斯所统治的国家均太平无事，繁荣昌盛。
亚历山大的征服并不意味着波斯帝国的永久完结，亚历山大死后，他的一位将军塞琉古一世控制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由此建立起塞琉古帝国。但是外国对伊朗的控制没有持续很久，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发生了一次反对塞琉古的起义，这次起义是阿萨西斯一世领导的，他自诩为阿基米尼诸王世系（居鲁士王朝）的后裔。阿萨西斯创建的王国──以帕提亚帝国（中国称呼它为：安息）而为世人所知──最终控制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后224年，阿萨西斯统治者们为一个新王朝，萨珊王朝所取而代之，新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自诩为阿基米尼诸王世系的后裔，其帝国横跨历史，长达四个多世纪之久。甚至在今天，居鲁士还被誉为是波斯国的缔造者。
居鲁士大帝的生涯代表了世界史上的主要转折点之一。约在公元前3000年文明最初发源于苏美尔。在两千五百多年间，苏美尔人及其后继人闪特米各族人（如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就一直生活在文明的中心。在此整个期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区，而且文化也最为先进（大体说来只有埃及可以与其相媲美）。但是居鲁士的生涯──恰巧在有史记录的中间点上──把那一章世界史揭了过去。自那时以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了。
进一步说来，闪米特各民族人（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肥沃新月地带的主要人口──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再未获得独立。继波斯人（一个印欧民族）之后来了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随后又相继来了帕提亚人、罗马人和萨珊王朝的统治者。直到穆斯林在七世纪的征服胜利以后──几乎是在居鲁士大帝十二个世纪以后──肥沃的新月地带才重新掌握在闪米特各部落的手中。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样，都属于闪米特族系。
居鲁士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他赢得了许多次战斗的胜利，征服了许多领土。更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国永远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政治体系。
尽管波斯帝国领土广阔、历史悠久，但是它对历史的影响却远不如那些历史更悠久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中华帝国那样大。但是在估价居鲁士的影响时，人们应该记住要是没有他的话，他所完成的业绩或许永远也不会出现。在公元前820年（约在居鲁士出生前三十年），没有谁会想到在百年之内整个古代世界会是在一个来自伊朗西南地区、从前默默无闻的部落统治之下。即使回顾历史，波斯帝国的崛起看来也不是由于先前存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而迟早注定要发生的历史事件之一。因此，居鲁士是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罕见的人物之一。
波斯文采用阿拉伯字母，因此波斯书法属于阿拉伯书法（伊斯兰书法）的范畴，波斯古代书法与中国书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中国文字象形，波斯文字则是拼音。象形文字指向事物本身，而拼音文字则直接构成舞蹈着的符号。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伊朗，书与画的区别都同样分明。书法的书写和文本是有次序的，从右到左，这一点古代中国和波斯完全一致。这里有两幅波斯书法作品，是现代伊朗著名书法大师S．Mohammed Ehsaey先生的作品。Ehsaey先生是伊朗文化部评定的三位当代书法大师之一，他在伊朗地位崇高，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西方许多博物馆都收藏了他的作品。
公元642年，伊斯兰书法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征服”传入波斯，从此，书法逐渐成为波斯艺术和文化的核心，也成为王公贵族们的修养课程。波斯艺术家对书法的关注催生了两种主要的本土风格字体，Nastaliq体和Shekastee体，这是波斯艺术家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也是波斯人的骄傲。尤其是Nastaliq体，几乎成为了伊斯兰书法波斯一脉的标志，被称为伊斯兰书法的“波斯新娘”。
除Nastaliq体和Shekastee体之外，波斯书法还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字体流派，如：大气磅礴的Muhaqqaq体、丰润典丽的Rihani体以及庄严粗犷的Thuluth体。书法因其对书写品质和风格的追求使其自身超出了对原典的记录而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波斯书法家的笔用芦竿按照严格的规定制成，被称做“知识花园中的柏树枝”。
与中国一样，书法在伊朗既被认为是书写者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穆斯林的心之所现，如伊斯兰圣哲阿里所言——是“心灵之纯净中孕育的自然、纯洁的书写过程”。所以每一位伟大的伊斯兰书法家都必须经受长期的修养和灵魂冶炼，要具有圣贤一般纯洁、坚定的心灵。
Ehsaey先生的作品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横跨传统与现代”，这是许多非西方艺术家的共同追求，值得大家反思。他这部分作品与抽象艺术有直接关系。20世纪初，欧洲现代艺术的推动者罗杰·弗莱和劳伦斯·宾们在领略东方书法后对“线性”、“抽象”等词产生了新的认识，书法通过他们的写作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艺术家们的创作。有趣的是，若干年后，无论是在伊朗还是中国，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概念都反过来成为书法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解释自身以及确立其合法性的理论根据。的确，当代书法的语义环境变化了，构成其意义的条件也就随之改变。而在这一改变的背后，是一个千篇一律的现代性的故事：在现代艺术的跨文化平台上所呈现、表述的，同时也是在一个他者化的展示机制中被遮蔽和损害的。
在当代跨文化的语境中，书法比任何艺术形式都更加要求观看者的本分。作为文字的独特的反映——表意形态，书法是需要辨识和读解的。尽管它同时也是“象”，是品鉴和欣赏的对象。在跨文化的解读中，书法往往被当作一种图像，字似乎被当作某种事物，可以观察和描绘。然而，书写与文字的关系与绘画和物的关系有着微妙的不同。正如在最原始的歌唱中，音调与辞章二者是共生一体的。歌唱非为表达，仅为歌唱，在歌唱中，音调和意义相互焕发。调子决不是手法和简单的媒介，与词义相比，它更加接近歌唱的根本处。
无论在中国还是伊朗，书法都保持着这种原始的同一性，这种在文字和书写之间的相互焕发。在书写的过程中，对文字的经验延伸到字义之外，文字的力量由此而生。
波斯书法具有极强的造像能力。事实上，每一位伊朗书法家都同时是图形设计师。中国书法同样既注重书写用笔，又对笔画、字形进行整体组织，但是伊朗书法家却干脆将文字组织成图形甚至徽章。这种做法尤其适合制造文字偶像，这与伊斯兰教对文字的崇拜密切相关。伊斯兰文化中对图像的禁忌使艺术家致力于对图案的探索，而其教义中对真主、先知话语的膜拜也直接促生了这种造像功能。成为偶像的文字具有图腾般的精神力量。任何一句话都是有发言者的，凡人的言辞，有说话人的言辞都是可以质疑的，只有神之所言是绝对的，不可质疑，它仿佛是“自然——当然”之所是。文字在书法的辉映下偶像化了，如同自然、即有之物。当霍梅尼的话“伊斯兰革命是光明之爆破”被书写——设计为火焰般的图腾，说话者即使伟大如霍梅尼也会立即被神迹般的文字偶像的光辉所遮蔽。伊斯兰文化禁止偶像崇拜，但是波斯书法产生的文字偶像却成为对这个禁令的一个嘲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