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以上各级总工会什么为所属工会和
县级以上工会可以为所属工会和职工提供法律服务。另外县级以上工会还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或审查法律事务文书,以及为工会、职工签订经济合同、集体合同、劳动合同把关的服务。小编在下文就为大家带来问题的解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一、哪级总工会可以为所属工会和职工提供法律服务 1、县级以上各级总工会可以为所属工会和职工提供法律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总工会可以为所属工会和职工提供法律服务。 第三十条 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做好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和社会保险工作。 第三十一条 工会会同企业、事业单位教育职工以国家主人翁态度对待劳动,爱护国家和企业的财产,组织职工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活动,进行业余文化技术学习和职工培训,组织职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 第三十二条 根据政府委托,工会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培养和管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关在组织起草或者修改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规章时,应当听取工会意见。 2、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同级工会的意见。 3、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劳动就业、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时,应当吸收同级工会参加研究,听取工会意见。二、工会活动经费不得用于非职工服务吗 1、工会活动经费不得用于非职工服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四十二条 工会经费的来源: (一)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的经费; (三)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补助; (五)其他收入。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拨缴的经费在税前列支。 2、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经费使用的具体办法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其他有关文件精神,应当由各级财政和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行政方面承担的费用,不得由工会经费开支。 3、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基层工会要按照所在省级工会确定的经费分成比例,及时足额上解经费。
县以上工会单位和基层工会单位有什么区别
县以上工会单位和基层工会单位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级别和职责。1. 级别：县以上工会单位属于较高级别的工会组织，而基层工会单位，例如地方总工会和乡镇街工会，则更贴近于工人和雇主。2. 职责：县以上工会单位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劳动者就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劳动问题与雇主进行交涉，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而基层工会单位则负责组织和代表劳动者参与劳动关系事务，以及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总的来说，县以上工会单位和基层工会单位在级别和职责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但两者都是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在不同层面为劳动者提供权益保障。
谭震林同志的简历
谭震林(1902—1983)，汉族，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履历
早年经历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
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 ”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 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兴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
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
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
1932年指挥部队取得水西渡、上杭、马伏等战斗的胜利。主力红军长征后，与张鼎丞、邓子恢周密部署，出色指挥了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
抗日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1938年，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 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 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 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新四军6师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
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国内战争 1945年，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 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同粟裕指挥部队作战40多天，完成华中战场作战任务后挥师山东。
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
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随后，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亲率3个纵队胁迫国民党冯自安部起义，并与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
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
建国之后
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
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
1977年至1982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
1983年9 月30日在北京病逝。
介绍一下谭震林同志
谭震林,汉族,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 "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 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兴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1932年指挥部队取得水西渡、上杭、马伏等战斗的胜利。主力红军长征后，与张鼎丞、邓子恢周密部署，出色指挥了红军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1938年 ,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 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 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 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所部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 1945年,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 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同粟裕指挥部队作战40多天，完成华中战场作战任务后挥师山东。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洲战役、济南战役。随后，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亲率3个纵队胁迫国民党冯自安部起义，并与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1977年至1982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9 月30日在北京病逝。 姓名：谭震林 别名：喜起 生辰：1902年4月24日 民族：汉 忌日：1983年9月30日 籍贯：湖南 地区：湖南 国家：中国 职业：国务院副总理
罗克韶事件与井冈山战争有什么联系
井冈山罗克绍事件引发的冤案
袁文才生平
袁文才（1898～1930），原名袁选三，江西宁冈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
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当地的马刀队，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1927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会同王佐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攻进永新县城，打开监狱，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群众。同时，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敌人反扑占领了永新县城，袁文才见敌人势众，带领农民自卫队保护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刘珍、贺子珍等迅速撤回宁冈茅坪一带。后来国民党调一个团的正规军进山“追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灵活指挥，将部队化整为零，出没无常，有利就打，不利就躲，历时一个多月，拖得国民党“追剿”军精疲力尽，不得不退下山去。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后，在此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向袁文才详细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并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袁文才深受感动，表示一定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并慷慨地回赠1000元大洋给毛泽东用于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并表示他接受整编，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2月，袁文才领导的赣西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后，成立工农红军第4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编为红4军第11师第32团，袁文才仍任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坳头陇等战斗。曾被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袁文才任红4军参谋长，随军出征。不久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1930年2月23日，于永新县被诬陷杀害。
袁文才同志塑像全国解放后，袁文才被错杀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1956年5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一起照了相。袁文才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编辑本段]袁文才之死的来龙去脉
关于“袁文才、王佐与土匪关系”的讨论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上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一贯器重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袁文才所处环境日趋紧张
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
这天，袁文才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屋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着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反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袁文才与王佐一起商量对策。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到砻市向特委书记邓乾元了袁文才的情况，邓乾元听后大为惊讶。
三天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经过宛希先的反复劝解调停，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斗的领导。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多人。后经边界特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形同水火之际，宛希先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经过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龙、宛之死加剧袁文才处境的危机
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陂山区开展工作的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接到侦察人员带来的消息：丈夫刘真（边界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的老父亲在家病逝。考虑到刘真的家乡株塘村是白区，龙家衡决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为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她来不及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已被其兄长龙庆楼（当地反动派五乡联防团团总）盯梢。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的当晚，即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到了住地。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特意安排留下来的，并担任了特委副书记，是特委成员中唯一的外地人。宛希先见到龙家衡便沉着脸说：“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白区了？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
此时，警卫连颜连长突然指着山脚下叫道：“宛书记，你看白狗子进山来了。”
宛希先突然想起一件，不久前，警卫排长抓到敌联防团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龙庆楼给龙家衡的策反信。他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忙命警卫连长作好战斗准备，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撤往深山老林。
刚安定下来，宛希先即命令警卫连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陇山。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很是仇恨。在去九陇山的路上，便“开审”起龙家衡来。他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龙家衡只是默不作声。汪排长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龙家衡对着枪口，却无惧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汪排长大怒：“谁是你这个臭奸细的同志？老子一枪崩了你，免得你危害革命！”
鬼使神差，汪排长扣响了扳机，龙家衡倒在血泊之中。汪排长见此慌了，待镇定下来后对战士说：“这个女的是通敌的内奸，就说是她想逃跑被打死了。”
宛希先得到报告，心里很是懊恼。龙家衡惨遭不幸在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为首的一些特委领导成员及永新县委、宁冈县委不少同志对宛希先杀害龙家衡大为不满。
在特委会议上，待宛希先讲述了龙家衡被杀的始末后，特委副书记刘天干就站起来质问：“宛希先，龙家衡一个县委妇女部长，就被你随随便便地枪杀掉，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我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是她要逃跑，被汪排长击毙的。”
“宛麻子，你哄骗得谁？龙家衡会逃跑？鬼才相信，还不是你的命令？”王槐大声指责。
与会的两位常委袁文才、王佐见状恼怒起来。王佐一掌拍在桌上：“龙家衡，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反动团总的亲妹子，在革命队伍中就是一个隐患！不要说宛希先不是有意杀她，就凭她引来白军一条，杀了她，也没有什么大错！”
刘真一听王佐的话，激愤不已：“龙家衡背叛家庭，一心革命，同志们有目共睹！她与其兄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她有错，也不该死罪！”
“宛希先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秉公办事，他身为特委副书记，在非常时期有权处置一切，何错之有？”袁文才脸绷得铁紧。
王怀一听，脱口而出：“你们三个早就共穿一条裤子，串通一气，想打击永新的同志。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
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王怀的话激得勃然大怒：“姓王的，你血口愤人，今天你不把话讲明白，绝不罢休。”
朱昌偕目瞪这种局面，遂大声说：“别吵了，这是特委会议，像什么话！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一致嘛，不要相互怀疑，相互猜忌，意气用事。龙家衡同志的被杀，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散会！”
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朱昌偕决定让宛希先暂时离开九陇山，去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1929年11月，边界特委决定永新、宁冈、茶陵等县红军警卫营和赤卫大队攻占永新县城。正在做准备工作的宛希先接到情报，敌人在茶陵通向永新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宛希先决定：茶陵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的行动。
攻打永新的战斗胜利后，朱昌偕立即在大湾召开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
会上，朱昌偕、刘天干、龙超清严厉质问宛希先为什么不执行特委决议，茶陵的革命武装为什么不参加战斗。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门房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待代自己的问题。”但无论宛希先怎么解释，众人都置若罔闻。袁文才又因故未到会，宛希先实在孤掌难鸣。会议最后决定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被关押在一间茅屋子里的宛希先感到事态很严重，弄不好性命难保，欲赶快离开去向上级汇报。见看守人员抱着枪打瞌睡，他就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大湾村一带四面高山，加上黑夜，根本看不清山路，宛希先只好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再走。特委很快得知宛希先逃跑了，朱昌偕等人断定，他是畏罪潜逃。于是连夜动员二千多人打着火把，上山搜捕。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搜出。朱昌偕、刘天干、王环等特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决定将宛希先处决了。
消息传到袁文才、王佐所在的宁冈茅坪，二人即率一拨人马赶到大树湾要讨个说法，见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王佐大嚷：“宛希先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副书记，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倒要你们说个清楚！”
朱昌偕见袁、王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怫然作色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决议，是罪有应得！谁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
袁文才强压怒气：“老朱，你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老宛被杀明明是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高叫：“姓朱的，你们莫不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好一会，朱昌偕才缓过神来，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胁特委？”
袁文才也觉得王佐的举动有点过分，忙叫他把枪收起来：“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说完，扯着王佐衣袖就走。
朱昌偕自袁、王这次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害怕，心想：此二人到底改不掉土匪习气。
袁文才之死的导火索——罗克绍事件
1930年1月间，中央派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清泉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
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的主持下，在江西遂川县于田村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决议的第五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朱昌偕回永新后即与刘天干、王环、龙超清等人商议。刘真、龙超清认为：袁、王虽目无特委，独断专行，但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形迹，现在解决袁、王问题难以服众，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朱昌偕考虑再三，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然而，一个月不到，就发生了“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身任茶陵、宁冈、永新等五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20余人到茶陵县猎狗垅姘妇家过夜，被袁、王活捉。为了让罗克绍交出兵工厂，二人对罗十分礼遇，等罗答应交出兵工厂即放了罗克绍。
朱昌偕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了革命不遭损失，应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于朱昌偕的意见，与会者均表示赞同。
但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来硬的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说：“以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俟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
某晚深夜，特委书记朱昌偕与常委王怀，连夜骑马赶到红五军驻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怀叫醒，焦急地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听后甚为吃惊，陈述了袁、王不致于叛变革命的理由。朱昌偕和王怀以种种“事实”加以佐证，言辞恳切，后竟泣声陈词。这时，彭德怀不能不考虑了，因为按照党内的隶属关系，红五军应受边界特委节制，于是未加深思，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王怀出发。
彭德怀特别叮嘱张纯清，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与此同时，边界特委伪造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信的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一切都按朱昌偕的计划进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前委来信后，不知是计，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率大部于2月22日抵达永新县城。朱昌偕、刘天干事先已派人安排了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部队分住几个店铺，与袁、王驻地有一段距离。袁、王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
2月22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这两个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1930年2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敲开了袁文才的住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当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
住在不远处的王佐一贯警醒，听到枪声，情知不妙，急忙爬起，在随从的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窜上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掉，王佐连人带马栽入河中。王佐抱着马脖子，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王佐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
就这样，朱昌偕不但杀了红四军留下的干部宛希先，还将毛泽东花了不少心血争取、教育过来的两位绿林好汉，已为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的袁文才、王佐等人杀害了。
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文才、王佐被杀，感到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朱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毛泽东自然联系到了彭德怀，认为如果没有红五军的介入，边界特委是想杀而杀不了袁、王的。彭德怀不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场错误行动，反而派兵参与，太不应该。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觉得彭德怀坏了革命的大事。
这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第一次历史误会。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过了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长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编辑本段]袁文才的身后事
袁家在袁文才死后境遇十分悲惨。为避迫害和追捕，袁妻将只有六岁的二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因不堪忍受很快死去。她则携了其余儿女逃入深山，以野果为食，以洞穴为室，历三年之久。但她用心保护着袁文才的诸多遗物，解放后，老人将它们无尝捐献了国家。
袁文才死时仅32岁，妻子谢梅香刚刚30岁。他们生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袁耀烈，后有孙子袁全芳、袁建芳和一个孙女。袁文才死后，袁家不同意谢梅香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再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谢香梅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开福结婚。肖开福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继承袁家祭祀，一半继承肖家血统。女儿名叫肖移月。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谢梅香。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王佐之妻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
修水有哪些革命人物
修水自古称“文章奥府”，为“濂溪弦铎之地，山谷桑梓之乡”，文化教育比较兴盛。宋代黄庭坚的曾祖父黄中理曾开办樱桃书院和芝台书院。延引四方学子，宋郊、宋祁兄弟和黄庭坚等曾就学于此。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任分宁主簿时,曾开办书院，后称濂溪书院。徐、祝等大姓亦办有书院，培养众多人才。自唐宋至清代，本县共有进士201名，举人317名，仅宋代即有进士160名。北宋一朝，双井村出进士48名；历代有丞相2名，尚书16名，正一品官员3名，从一品1名，正二品5名，从二品4名；知名文学艺术家21名。宋代名臣徐禧布衣腾达，胸蟠甲兵，殉节永乐城，有“宋殒长城”之叹。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也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徐禧子徐俯，官至参知政事，又是江西诗派著名诗人，名句流传至今。南宋政治家、军事家、四川按抚置制使余，治蜀10年，屡挫蒙军。明代周季麟、周季凤兄弟，均官至左都御史，史称“双凤”。清万承风，为宣宗侍读。
近代以来，更是名人迭出。桃里陈氏一门，有4人名载《辞海》，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支持维新变法，向光绪帝推荐维新人才，在湘办新学兴新政，为全国封疆大吏中唯一支持和从事变法者。其子陈三立，为同光体诗派领袖，清末民国初诗坛泰斗。三立长子陈衡恪（师曾），近代著名画家，与齐白石齐名。三子陈寅恪，闻名海内外的史学大师，著名教授，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古琴大师、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查阜西，曾参与组织著名的“两航起义”。著名中医徐瀛芳，民国期间，是全国中医委员会七委员之一，被医界誉为“中医科学化先锋”。当代著名作家胡旷，所著《潘虎》等文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文艺性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代表作。
在世名人有著名科学家，原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封怀，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黄绮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黄蜚秋等。古代和近代县人留下各类专著272部1198卷，这些都被修水人民引为骄傲。
修水有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结束的全县文物普查中，收集流散文物750件，全县有古文化遗址116处，其中上奉山背跑马岭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最著名。1978年被命名为山背文化。黄龙山黄龙寺，为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一黄龙宗的发祥地，是宋代江西四大丛林之一。黄龙宗宋时传入日本，现在日本犹有15个支派，黄龙山有晋葛洪，宋黄庭坚等名人石刻和众多名胜古迹。县城南山崖曾是黄庭坚读书之地，现已辟为黄庭坚纪念馆，馆藏文物丰富，其中以众多黄庭坚碑刻、墓志、著作等资料，最为著名。自宋代以来闻名朝野的双井村，有黄庭坚陵园以及石刻等遗址遗迹。清水岩内有周敦颐等名人题刻。近代陈宝箴父子故居及遗迹，保存完好。革命历史文物和遗址，以县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和上衫乡的湘鄂赣省委省事苏旧址最著名。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和烈士馆，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修水10324名革命烈士树起巍巍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