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时期《大公报》提出的“四不方针”具体时间是什么？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复刊第一天便以记者的名义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宣布“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决心办一张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财阀、任何政党的独立报纸，以“文人论政”的方式，为这张民营报纸开出一条新路，实际上就是“言论独立，不盲从，不受任何方面收买，不以个人谋私”。《大公报》以“论政而不参政，经营而不营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为办报宗旨，奠定了它在新闻界的权威地位。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张季鸾的墓园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当时的公祭，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 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碎，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 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 “很满意”了。 李赋英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李赋英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的生产队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当种猪场开始动工的时候，墓前的一条土路被截断了。在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看来，这所新建的种猪场，是显而易见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惠农项目”。如今，这个“陕西省万头瘦肉型良种猪繁育基地”已经拥有超过5000头种猪。在场院围墙外，两条用来排出猪粪的沟渠肮脏不堪，散发出浓重的臭气。至于张季鸾，“项目审批的时候，大家对他并不了解”。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 2008年4月，这里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日报社、西安日报社、香港《大公报》陕西办事处、新民晚报社、榆林日报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学、西安外事学院新闻专业的学生，一行百余人专程赶到长安区杜曲镇，祭拜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张季鸾先生的孙子张哲明也专程从上海赶来纪念祖父。上午9时，众人在长安区杜曲镇镇政府设置的祭奠现场内，向张季鸾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表达悼念和崇敬之情。在听过张季鸾先生生平事迹之后，人们对其敬重之情又增添了几分。张季鸾先生的亲属和来自各地新闻界的代表宣读了纪念文字，简朴的祭奠仪式结束后，一行人捧着鲜花，前往6公里外的张季鸾先生墓地进行祭扫。 在祭拜仪式上，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感慨到：张季鸾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抉择的危难时刻，他从民族大义出发，刊发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章，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他崇尚“文人论政”，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写出了一批分析透彻、文风犀利的好评论、好文章。“今天，可以告慰季鸾先生的是我们的国家已经以一个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大国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新闻事业也在改革发展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西安日报社社长郝小奇表示：张先生早年走言论救国之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成为享誉中外的新闻工作者和时政评论家。张先生祖籍陕西榆林，他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贡献卓著，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先生病逝后安葬于长安杜曲竹园村，他的精神永存。他说：“我们怀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贤的意志和事业，我们将努力办好《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更进一步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新民晚报新闻总监蔡伟表示：张先生一生以言报国，为民谏言，其所办《大公报》享誉海内外。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或檄文激辩，或慷慨议政，冲锋在新闻第一线，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伟大胸怀。 从2004年以后，“猪场逼侵报界宗师墓园”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现在，站在张季鸾的墓前，噪音与臭气依旧扑面而来。“我们也没办法”，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说，“搬迁需要的几百万元经费，我们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业用地，也是很困难的。”在2010年5月底长安区的一次会议中，当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除了耗费巨资将猪场搬走，另一个选择，则是将张季鸾墓搬迁到同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历史名人区”。 事实上，在种猪场和砖厂尚未建起来时，社会各界已开始呼吁保护张季鸾墓。2000年2月，西安市人大代表白瑞就提出“张季鸾先生墓应予保护并逐步恢复陵园原貌”的建议。对此，当时的长安县政府答复，已免费“提供了坟头所在的耕地一亩”，欢迎张季鸾亲友“投资修建张先生墓园”。 2002年1月27日，西安政协委员、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提出对张季鸾墓保护维修的建议，当时西安市政府复函称，长安区政府“已组织文管办、土地局、杜曲镇政府对墓园进行了修建，并在坟地周围栽植了花木”。然而，即使在这样的“保护”状态下，种猪场和砖厂还是顺利地建起来了。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曾在1990年去过墓地一趟，当时面对残景，有些伤心，2008年在张季鸾诞辰120周年时再去墓地，就感到极为愤怒，“路被占了，养猪场、砖厂包围了整个墓地……” 在媒体和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2011年1月，西安市长安区区长杨建强现场查看后，要求分管副区长牵头，相关部门和街道办负责，由区财政出资，做好墓园修葺、隔离围墙、道路修建、植树绿化，将“猪场逐步转移、砖厂逐步关闭等环境治理工作”。“重建墓地的设计图纸做了三稿，可是搬迁进行不下去，最后就搁到那儿了。”杜曲街道办主任张权日前称，自己调来不久，对于张季鸾墓以前的事并不清楚，但知道张季鸾其人，所以也着意保护，“墓园内，干净整洁，都是工作人员不定期打扫的结果”。张权称，关于新墓地的设计，找的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公司，根据设计图，新墓园将在砖厂西面，也就是墓地东侧开一个门，但对此设计家属方面不同意，坚决要求搬迁种猪场和砖厂。可事实是，种猪场和砖厂分属杜曲和王莽两个街道办，要“搬迁并不容易”。杜曲街道办介绍，就搬迁一事曾与猪场多次协商，对方也同意搬迁，但杜曲范围内已没有用地指标。一份资料显示，要搬的种猪场，占地50亩，投资800万元，2007年被省上确定为“省万头瘦肉型生猪繁育基地”；而砖厂属于一家建材公司占地70亩。街道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种猪场猪最多的时候超过了5000头，若要搬迁，需800万元~1000万元左右。至于砖厂，一年产值300多万，“根本负担不起”。
张季鸾的人物评价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 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怎样评论报纸
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中国新闻评论自1978年起，一直以某种直观的方式，折射出社会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化表现在：
1．传播系统的扩充
一是从报刊评论“一枝独秀”，到广播、电视、网络评论并存共荣。
在1978年以前，几乎是报刊评论的一统天下，人们更多的是把新闻评论看作报刊文体的一种。几乎同时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广播与电视都把新闻评论作为重要的节目类型加以开发，从口播自己撰写的评论，到使评论更加口语化、更宜于“口说耳听”，继而逐步把重点放在使评论更符合媒介自身的传播特征上，即：广播如何在运用声音符号进行报道与评论时，使声音符号的种类和表现力更为丰富；电视如何运用视听结合、声画兼备的手法使其评论既具有形象感，又具有思辨性。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以及同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的创办，使广播电视评论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空前增强。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网络传播技术在我国的应用与普及，网络评论逐渐兴起。它既有与报刊评论运用文字进行传播、一些文体类型相近的共性，又有网络传播迅速及时、海量信息、实时互动等特性。其反映舆论、组织舆论、形成舆论的功能和表现方式十分独特。
二是从传统评论体裁的继承与创新，到体现不同媒体特征的新兴评论样式的出现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评论以传统的评论体裁为主，其中，社论、短评、编者按语运用的频率最高；专栏评论、特别是杂文，在60年代初曾经流行。改革开放后，报纸评论有了很大的变化：先是80年代初期以《人民日报》“今日谈”为代表的专栏小言论的兴起，与邹韬奋《生活》周刊上的小言论相比，其更具群言性；接着是80年代中后期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为代表的“杂文热”，与鲁迅、邓拓时期杂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更注重新闻性；几乎同时，署名评论员文章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与以往的评论员文章相比，不仅个人署名，其观点和写法也更具个性特征。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青年报》的时评重新勃兴。进入21世纪，以《北京青年报》“今日社评”为代表的新型社论成为一些媒体的新尝试，与原《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看完大样写社评”的追求相似，“社评”由“论”而 “评”，更具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
从80年代初期起各地广播电台的广播谈话节目开始兴起，80年代中期音响评论出现并逐步走向完善；1987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开播，强化了主持人在杂志型节目中的串联与评点；90年代初期广播谈话节目从“为说而写”向“以说为主”转变；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了 “新闻纵横”栏目，这种“以焦点类新闻事件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评论性节目”很快为大多数广播电台所采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频道 (率)专业化的推进，直播式热线谈话节目逐渐成为广播评论类节目继音响评论后又一主要的节目形态。
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开播，它标志着我国大陆第一个固定的电视评论性栏目问世，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报刊、广播评论，更具电视传播特征的电视评论样式的出现；1994年4月1日开播的“焦点访谈”，以中央电视台的特殊位置、“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每天一期的高频率、关注中国放眼世界的大视野，使电视述评及深度报道类节目走向成熟；1996年3月推出的“实话实说”及其后的“对话”等栏目，将西方媒体中较为成熟的“脱口秀” 节目移植改造成谈话类评论节目；而杂志型、现场直播节目中主持人的有机串联与适时评点，也使其成为电视评论的又一特殊样式。
新兴的网络评论中，除媒体评论、论坛评论与报刊同类评论无本质分别外，在BBS上或新闻跟帖中存在着大量只言片语式的观点或议论；虽然分开来看，少有完整的评论文章，但这些帖子却成为网络自发言论的特殊表现形态。
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新闻评论已成为一个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及网络媒体、由各种传播符号构成、囊括不同类型的体裁与节目样式的传播系统。
2．传播功能的健全
一是从舆论引导为主，到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相结合。一批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评论栏目广受好评。
二是从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到传播事实性信息与意见性信息相结合。以往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主要报道事实，后者着重分析、议论。现在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边界的日益模糊，不同报道样式与评论样式更多穿插组合运用。
三是从以评价议论为主到评价议论与深入解读相结合。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程度、社会分工的细化程度日渐提高，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加，仅靠简单的是非判断与价值判断已很难满足受众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专业性很强的国际评论、法治评论、财经评论等往往比一般的思想评论、社会评论更受人关注的原因。
四是从意见发布为主到意见发布与意见整合相结合。随着新闻报道与评论中策划成分的加重，新闻评论已从过去以单篇评论的发表为主，到今天更注重相关评论的整合。特别是报刊言论版的出现，使得评论的整合内容与整合方式有时比单篇评论的质量更显重要。
3．传播内容及范围的丰富与细化
从以时政评论、思想评论为主，到经济评论、社会评论、法制评论、教育评论、体育评论、文化评论等各类评论的广泛运用，如今，我国新闻评论的内容及范围不断扩展，伴随大众传播的分众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及专门化评论逐步探索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以满足细分后的受众对信息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4．传播方式的变迁
从以单向传播为主，到互动传播方式的介入；从以被动反应为主，到主动策划的普遍运用；从以阐述性、解释性等议论方式为主，到讨论式、交锋式议论方式的提倡；从以闭合式结论为主，到开放式结论的增多；从以发表单篇（个）评论为主，到报纸言论版、网络讨论区等意见平台的设立与完善。
言论传播存在问题与走向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评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受到媒体竞争中的利益导向、百姓言论素养等方面的制约，使得在言论传播中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监督与引导—功能定位中的人为偏重
处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的关系时，经常出现不同时期、不同栏目的人为偏重，以致造成栏目定位上的游移与起浮，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2．客观报道与主观评价—新闻与评论的模糊边界
由于目前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新闻述评与深度报道的日益趋同，很难让受众将客观发生的事实与媒体的观点区分开来，有些媒体也故意用这种方式增强新闻的“导向性”。虽然任何事实的选择都要经过记者的主观判断，而任何观点的形成都要依据客观事实。但二者还是应有一条较为明晰的边界，以免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和评论的公正性。
3．理性化与情绪化—公正判断与情感宣泄的现实矛盾
评论的情绪宣泄“尺度”与“边界”在哪里？网络言论由于一些网民身处虚拟网络社会时自我约束意识的松懈乃至放任，加之自身素质的参差不齐，使网络言论中充斥着大量污言秽语，甚至出现人身攻击等现象。情绪化与非理性成为网络言论与传统评论的显著区别之一。这一情况得不到改善，将会制约网络言论的成长与发展。
4．专业化与通俗化—评论要求的两难选择
新闻评论不是专业论文，既要以与公众关系密切的新闻为议论对象，也要以公众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伴随着专业化传播、对象化传播的大趋势，一些由专家担任作者（或嘉宾）的评论文章（或节目），在被研究者“叫好”的同时，在普通受众中并不“叫座”。究其原因，恐与媒介从业人员忘记了专业化传播的载体仍是大众传媒，专家学者还需要掌握一种以通俗化方式进行专业化解读的“翻译”技能有关。
5．数量与质量—需求与供给失衡
一方面是报纸扩版、频道（率）激增带来的对评论作品需求量的急剧攀升，一方面是大量选题相同、角度雷同、议论空泛、文笔平庸的评论作品的比比皆是。当评论失去应有的深刻理性与新鲜创见时，其价值必然打折；而一旦评论写作退化为“搂钱的耙子”，即使版面空间再大，其实际意义又在哪里？
面对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新闻评论的巨大变化，中国新闻评论的未来走向是——在调试与创新中发展，新闻与评论配合、融合与分离各得其所，评论作者及作品的个性与公共性的适当兼顾，评论内容及观点的多元与制约的反复调试以及评论的专业化取向与大众化取向的并行不悖。
张季鸾的“季鸾”两字的含义是什么？
其实张老这个名字的含义很简单。
“季”的本义就是“排行最后的”，所以古时,称弟兄的排行为伯、仲、叔、季。香港2002-06-17 《大公报》有一篇文章：高集《忆我的姑父张季鸾二三事》中，高集写到“由于门当户对，我姑妈从小就许配给张翘轩的小儿子，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张季鸾。”所以张老名字里的这个“季”字，应该是这个意思。
而他名字的第二个字“鸾”，则充分体现了长辈对于下一代的期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思。
本义:鸟名。凤凰的一种。雄性的长生鸟
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周书·王会》。注:“大于凤。”
鸾鸟,凤皇属也。――《广雅》
离为鸾。――《春秋元命苞》
女床之山,有鸟名曰鸾鸟。――《山海经·西山经》
鸣女床之鸾鸟,舞丹穴之凤凰。――张衡《东京赋》
后来这个字引申为“人才”
鸾凤:鸾鸟和凤凰。比喻贤能,俊美或良善的人
鸾翔凤集:形容人才的聚集,像鸾凤的翔集
鸾翔凤集,羽仪上亲。――晋·傅咸《申怀赋》
中国报刊业的代表人物有谁？
英敛之 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编辑]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2]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编辑] 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大公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编辑]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编辑]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编辑] 报刊定位
香港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在广东省发行的商旅版现如今的《大公报》的报道立场与其他大报相比，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已经偏离“新记”大公报时期的“四不主义”，早已失掉了当年的独立精神，成为一家亲北京方面的中资背景报纸。《大公报》的报道内容中不会出现中国共产党视为敏感与负面的新闻。在两岸方面，也以显示支持北京政府为典型特点。
《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大公报》亦虽然明显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因为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比较有公信力。也常发布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
《大公报》会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相关展览活动，例如：和平正义的伟大事业—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览。
《大公报》的网站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解禁”的香港报刊网站（例如明报网站长期被封锁，香港商报则不会）。在《大公报》的网站每则新闻也标识“【大公网讯】或【大公专讯】为本网即时新闻，非引自《大公报》”。来与《大公报》报纸做区隔。
《大公报》网站注明在全球阅览量中，美国与加拿大合计位居首位，中国大陆其次。香港占16%。而台湾则只有3%，还不及全球其他国家8%的总合。
《大公报》在一些重要的历史纪念日之前，会出版纪念特辑，例如2005年的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特辑、抗日名将访问系列、香港港九抗日大队纪念特辑，2004年的纪念百年邓小平等。
《大公报》首页的右则，是为最显眼的“大公报”隶书红字，据传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手笔，下方为英文拼音"Ta Kung Pao"，表格最下方印着日期，星期，第XXXXX号，售价，以及出版地址和电话。其后为一个小广告以及责任编辑。首页间中为广告页，但通常为头条新闻。
《大公报》在2006年向广东省零售发行“商旅版”，售价人民币3元。该版主要报道香港本土新闻为主，不报道除香港以外的新闻。
[编辑] 报刊编排
《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AA、B、C、D 版。
A 版分为要闻，香港新闻。 B 版为财经。 C 版为娱乐，大公园，小公园，教育，评论。 D 版/AA 为波经。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B,C版，财经会在A版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