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改革开放是在改革开放的起步历史背景下提出。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的起步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和思想准备阶段，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企业承包制入手，进行了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进展，故称之为全面的改革探索阶段。第三阶段：改革开放的挫折这一时期，从实践上看，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调整完善政策、为更健康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从理论上说，是总结十年改革经验，以便确立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改革思路，使中国的改革事业更健康、更稳妥、更顺利地向前推进的时期。第四阶段：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可以概括为：一篇谈话（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一部著作（就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三次代表大会（就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召开）、一个重要决定、一个战略规划和两大理论成果（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展资料：中国社会主义能在新时期显示蓬勃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这样的结合，创造了真正活跃起来的社会主义，创造了进一步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既依靠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又尊重基层人民群众特别是地方的改革首创精神。这样的结合，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导致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保持国家的和谐统一和社会的整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前无古人的创举，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紧密相连的。这样的结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制度模式。
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是什么？
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是指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这是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全面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对于推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干部队伍“四化”，前提是革命化。革命化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品德和思想作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革命化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两条：一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二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廉洁勤政，公道正派。这是衡量干部革命化程度的主要标志。只有坚持革命化，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因此，必须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去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是指干部要年富力强，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全的体魄，能够胜任紧张、艰巨的工作。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就是形成合理的年龄结构，始终保持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对整个干部队伍来说，就是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对各级领导班子来说，则是要形成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体的梯形年龄结构，使领导班子更加富有朝气和活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体现了对干部的品德、才能、知识、体质等方面要求的统一，四者缺一不可。德才兼备，是对干部的全面要求，德主要是对干部思想政治和作风方面的要求，才主要是对干部能力和水平的要求。党章规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六项条件，是德才兼备原则的具体化。德才兼备原则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不能割裂，不能偏废。但德和才相比较，德则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干部的聪明才智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的事业服务。因此，选拔干部首先要把好政治关，同时又要考察其有无真才实学。0回答者： 港龙新秀 - 高
我们的改革开放最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胡锦涛同志有一段经典论述。他说：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1]（P2）为了深刻理解胡锦涛同志这一经典论述，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走过的曲折道路。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说过：“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现在已经建国59年，头8年（1949—1957）好，后30年（1978—2008）也好，中间21年（1957—1978）情况不大好。 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3—1957年我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1年中，我们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和严重后果。从1957年下半年起，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到运动结束，在全国公职人员中被划为“右派”的有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的5.8%。经过这次运动，举国上下人缄其口，左倾思潮任意泛滥，导致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严重错误。1959年彭德怀等开国元勋仗义执言，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由于这一连串错误，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和严重经济困难。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人。1961年全国总人口比1960年又减少348万人。两年合计减少1348万人。按正常情况，两年应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两年中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达4000万人。此外，三年“大跃进”经济损失1200亿元，耽误时间8年。从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遍于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国家干部占总数的17.5%，其中副省级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全国被迫害人数包括受牵连的家属占到人口总数的1/9，约1亿人。 由于这20年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和灾难，国民经济被推向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60年代10年中，就有1960、1961、1962、1967、1968这5年GDP出现负增长，而这一时期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期。据统计，60年代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世界为3.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4.0%，发展中国家为2.6%，苏联和东欧国家为5.5%，日本为10.2%，而中国仅为0.2%，远远低于上述所有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有资料表明：“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民族。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1957年日本国民收入只有279亿美元，而同期中国为368.8亿美元，日本比中国少89亿美元。到1976年，日本国民收入达到4728亿美元，中国为985亿美元，日本为中国的4.8倍；到了197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6.9倍。”此外，十年“文革”、二十年“左倾”使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大批宝贵人才受到极大摧残，而且少培养大中专毕业生1000多万，增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600万。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同时在思想上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扼杀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扼杀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而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主流由对抗转向缓和，世界各国由积极准备战争转向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东西方国家由相互封闭转为相互开放，不同意识形态由相互排斥转变为在相互渗透和吸收中抗争。而当时在国内广泛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从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重大转变。这样就从国内和国际、从客观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从客观和主观、从实践和理论各方面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创造了条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同志这些振聋发聩的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领导下，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由此可见，30年前，我们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不是偶然的，是在经历了20多年艰难曲折的道路、汲取了20多年“左”的错误的惨痛教训之后作出的。因此，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心愿，是时代的需要。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抉择。”
领导干部要年轻化，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对未来社会有乐观的态度，我们来自这样的事实：老员工终将要离开，他们到了晚年将退出舞台。干部战略是加速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在西方国家，政治家的年龄不是问题。然而，在电力规则的环境中，干部仍然被迫选择的离职。相对开放的概念。长期以来，人类社会被概念统治。相比之下，年轻人长大，更有可能拒绝或抗击中国教育。 有一些年轻人认为所谓的“主流价值”？始终认为有一个正常的人有正常的顺序。年轻人没有高调的理想，但是在荒谬的一年里长大的人，人们仍然可以保持荒谬的理想吗？它可以肯定，即使“主流价值观”解释荒谬的理想，也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自荒谬的一些人有一个年轻人的想法，同时补偿他们失去的年份？否则，很难解释社会中的一些人。 我们对未来社会有乐观的态度，我们来自这样的事实：相比之下，年轻人可以接受一些现代化的观点，正常的政治概念可以塑造正常的政治秩序。其次，年轻人有更多的理由要注意政治成就。与要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相比，年轻的领导人将有思想做出一些表现，因为后者必须考虑下一步，前者他没有太多的政治空间。 这符合经济理性意见的判断。正常的社会秩序，它应该与人一致，应该对追求私人利益来满意。干部是年轻的。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幸运的人有一个艰难的背景或家庭背景（这里，无论家庭职业选择的影响如何，而不是按照工作和政治观点形成团队。干部是年轻的，有一个学科培养“继承者”，班级必须拿起他的家庭的课程。在民主下，哪些政党将是社会的行政行为，作为“继任者”实习基地。
如何看待干部年轻化
年轻化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在“四化”方针指引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拔任用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年轻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发挥了自身的才能和优势，为党和人民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也有少数年轻干部没有经受住新岗位的考验，在工作上没有取得新的进展，甚至堕入违纪违法的深渊。这启发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用好年轻干部的优势？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其学生这样一段对话。孔子的学生子夏问孔子：“颜回的为人怎样？”孔子说：“颜回的仁义比我强。”子夏又问孔子：“子贡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子贡的口才在我之上。”子夏接着问：“子路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子路的勇敢是我所不能的。”子夏再问：“子张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子张的庄重是我所不及的。”子夏越听越糊涂，便说：“既然他们都比你强，为什么他们还愿意拜你为师呢？”孔子说：“颜回仁义，但不懂得变通；子贡口才好，但不够谦虚；子路勇敢，但不懂得退让；子张虽然庄重，但与人合不来。他们为人的优点虽然是我不能及的，但是他们的缺点是我没有的，所以他们都愿意拜我为师，跟我学习。”这段对话说明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在看待和运用这些优点和优势时应把握好度。如果将其无限拔高和扩展，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使优势变成劣势，使“长板”变成“短板”。 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年轻干部。年轻干部普遍学历比较高、知识结构比较完善，有朝气、有锐气，善于接受新事物，敢为人先。这些是年轻干部干事创业的优势所在。然而，如果运用辩证法来看问题，就会发现年轻干部这些优势的背后也隐藏着劣势：书本知识丰富，实际经验和阅历可能就欠缺；有朝气和锐气，“静气”可能就不足；善于接受新事物，敢为人先，也有可能缺乏辨别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因此，年轻干部的优势一旦被片面强调和运用，就可能转化为劣势，制约年轻干部的进一步发展。 那么，年轻干部如何把握好自己的优势呢？关键是做到扬长补短。首先，扬书本知识之长，补工作经历之短：善于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敢于自我加压、担当重任，主动到基层蹲点、到艰苦地区锻炼，在实践中摔打自己、磨练自己，不断丰富工作阅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其次，扬朝气锐气之长，补“静气”之短：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同时努力克服急功近利、率性而为的浮躁心理，培养冷静思考、扎实行动的工作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