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图
茹志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1943年参加新四军，历任二分区文工团、一师服务团演员，苏中公学俱乐部戏剧干事，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团员、组长，中国作协上海分会《文艺月报》编辑、作品组长，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第四届人大代表。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四幕话剧《800机车出动了》（合作），小说集《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等。话剧剧本《不带枪的战士》获南京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46年的中秋，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团长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在路上，通讯员很羞涩，一直小心地和“我”保持距离。通过交谈，“我”得知他是天目山人，入伍前是帮人托毛竹的。到包扎所后，“我”自告奋勇讨了向老乡家借被子的差事，也请通讯员帮忙动员几家再走。但通讯员出师不利，还说老百姓封建。“我”知道可能是他借被子时说错了话，便叫他带“我”去看看。他带“我”到了那户老乡家。接待我们的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年轻媳妇。“我”替通讯员道歉，年轻媳妇却只是咬着嘴唇笑。经“我”说服，年轻媳妇抱出了被子交给我们。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刚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和通讯员都感到过意不去。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通讯员回团部去。
不久后，新媳妇也来包扎所帮忙。战斗打响了，半夜时担架队送来一个重伤员。担架员介绍说，这位同志是为保护担架队才受重伤的。这时，新媳妇和“我”发现那位重伤员正是小通讯员。虽然医生确认通讯员已经牺牲，但新媳妇却依然拿着针缝着他衣服上那个破洞。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劈手夺过被子，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并非来自真人真事，但小说里描写的战斗及战斗的时间地点是真实的。1946年中秋节，总攻海岸之战打响，茹志娟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她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去借被子。战斗开始后，她负责记录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姓名单位，在这过程中不禁设想他们的家庭亲友、他们生前的愿望，以及他们心中的秘密。当时的情景和想法她一直没有忘记。
1957年前后，茹志娟的丈夫王啸平被错划为“右派”。丈夫处于岌岌可危之时，茹志娟却无法救他，而且由于她与丈夫在具体的工作问题上常常站在同一战线上，她也不得不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一遍一遍地检讨自己的思想[1]。在承受着政治氛围和紧张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无形压力的同时，她不无感慨地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同志关系，回忆起1946年那个中秋夜以及在解放战争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莱芜战役中，她跟随一个通讯员去前沿，在路上敌人的炮弹不时呼啸而来，通讯员为了减少伤亡有意拉开距离，但她却紧张得不由自主地靠他身边靠近，通讯员一见她走近就加快步子往前跑；某次战斗时，她和汪岁寒到一个班里旁听开班会，听说了一位排长的事迹，那位年轻的排长是战斗英雄，却很害羞，说说话就脸红，说的也平常的家常话，这种反差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回首往事，茹志鹃感到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于是，茹志娟决定要写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的故事，首先设定的便是他的性格：质朴羞涩。而至于小说的主题她并未想过。她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小说，但作品寄出去后不久便被退稿，理由是“感情阴郁不能发表”。几经周折，小说《百合花》终于发表在1958年第3期的《延河》杂志上。
通讯员：
团部通讯员，在战斗开始前奉命护送女文工团员去包扎所。他是一个刚参军一年、只有19岁的农村青年，稚气未脱离，质朴、憨厚、不善言辞，更怯于与陌生女性交往，有时执拗得有点任性，有时活泼得可亲可近。他热爱生活，关心同志，体贴别人。在战斗中，当一颗手榴弹在担架队员们中间冒烟乱转时，他毫不迟疑地扑了上去，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解除了人民群众的危难。新媳妇：
过门刚三天的农村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善良纯朴开朗，也有着新嫁娘的矜持羞涩。一条印着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所以她十分珍惜这条被子。小通讯员来借被子时，她没好意思说出不借的原因，只一味地表示不借，让本来就拙于与女性打交道的小战干很为难。经过女文工团员做工作，她终于同意借被子，同时心里对小通讯员充满了歉意。“我”：
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大战前夕，被派到前线包扎所帮忙。热情开朗，善于作群众工作。在与通讯员同行和借被子的过程中，对这个憨厚质朴的小同乡产生了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在包扎所帮助照顾伤员时，她心中还时不时想到通讯员，担心他在战场上会不会受伤，受了伤会不会被落下。主题思想《百合花》是一篇将政治主题和人性审美意蕴巧妙结合的佳作。它以解放战争时期，某地前线包扎所作为具体环境，讲述了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情，赞美了小战平凡而崇高的品格，抒发了作者的审美感受，表达了对人性回归和对真善美的呼唤。
它表面上表现了战争时代的军民鱼水情，但更深层面上，它歌颂了人性美、人情美。它告诉人们，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热爱都没有泯灭。文中写到小通讯员插在枪口上的几根树枝，与其说是伪装，不如说是点缀装饰，后来“他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和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些描写无不是在写小通讯员的爱美之心。而小通讯员不好意思和女同志同行；在得知向新媳妇借来的被子是人家唯一的嫁妆时的内疚不安和对新媳妇的同情；新媳妇在护理伤员时羞涩得只同意给“我”打下手，以及对小通讯员舍己救人牺牲过程的叙述，表现出强烈的人性至爱。小通讯员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全担架员生命的英雄壮举，是至高至善的人间至爱，展现了他崇高的人格美，也流露出作者对美好人性的呼唤。
通过三个连姓名都没有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在通讯员和“我”之间，作者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有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这是一种复杂微妙得无以言表的美好情感，至于维系在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关系纽带，同样也是一种圣洁美好的感情，正如被子的百合花图案一样纯洁。作者之所以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是要用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战士。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
艺术特点情节结构
小说的情节虽然单纯，但有很强的节奏感。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音容笑貌和个性特征也逐渐展现。我起初对小通讯员生气，接着发生了兴趣，到后来从心底里爱上这傻乎乎的小同乡，直到最后怀着崇敬心情看着百合花被盖上这位平常的拖毛竹青年的脸，笔调起伏跌宕，结构单纯而又缜密，耐人寻味。
茹志鹃不追求情节曲折而重视细节的运用。在《百合花》的创作中，她十分巧妙地布置细节，或让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心变化在某一细节的描写中自然展开，或使某些细节前后照应，彼此呼应，或用某一个细节连结全篇。
如小通讯员送女文工团员去包扎所的路上，不习惯与女同志同行，总是撒开大步走在“我”前头，然而，他尽管从来没有回头看过一次，但当“我”走不动时，他便自动停下来等待。这个细节表现出小通讯员的羞涩，也细腻地写出了他对护送工作的高度责任感，透露了他对同志的细心体贴。再如小通讯员插在枪筒里的那几根树枝，后来又添了一枝野菊花的描写，前后几次在小说中出现，少了这细节也可以，但有了这细节，通讯员热爱生活、充满朝气，临近战斗仍从容不迫等性格特征就得到更加鲜明生动的表现。
意象运用
小说中含有不少意蕴丰富的意象。新媳妇的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通讯员战士的脸，暗含着农民与战士融为一体，既写出了年轻战士的勇敢与牺牲的伟大精神，又写出了新媳妇对革命的理解及对战士纯洁的感情。“百合花”的意蕴丰厚，一方面，它指被子上的“百合花”，只是一个图案；另一方面，它又象征了年轻媳妇的朴实美丽、纯洁无瑕。除了“百合花”，小说中两次出现了“两个馒头”，三次出现了“布片”，还有“笑”、“枪筒”的意象在文中也多次出现，不仅成为联结情节线索的纽带，而且其丰富的内涵引导情节深入新的层面[2]。
女性视角
独特的女性视角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主要是通过“我”这个人物形象来实现的。虽然，作品主要写的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是，“我”却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不可缺少的穿针引线的人物，是故事的叙述人和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因此，“我”不仅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方式的承担者，而且也是作品中的一个艺术形象。“我”与小通讯员去前沿包扎所的路上，主动找他搭话，主动认老乡，甚至带着挑衅性地问他娶媳妇了没有言行，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女同志特有的“泼辣”，是一个具有着强烈性别意识的人物。作品不仅通过“我”带有女性特征的细微观察，使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通过富于浪漫气质的想象，使作品充满抒情的色彩。比如，“我”想象的小通讯员在家乡天目山拖毛竹时的情景：“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语言不多，却充满诗情画意。
语言风格
《百合花》的语言不论叙述、描写还是对话，都给人一种自然、清新、柔和、优美的感觉，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斗故事，写得充满诗意。特别是其人物语言个性鲜明、生动传神。
例如，“我”与小通讯员对话：“你多大了？”“十九。”“参加革命几年了？”“一年。”“你怎么参加革命的？”“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这段话介绍了通讯员的出身、年龄、身世，又揭示了他舍己救人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帮”和“跟”字，前者点出了通讯员的阶级地位和生活境况，后者则表现了他的思想觉悟和自觉的革命要求。
在谈到借被子被拒时，小通讯员说：“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这两句话表达了通讯员因没借到被子而不满，也为下文他得知真相后自责埋下伏笔，两处省略号则勾勒出他在女同志面前羞怯、不善言辞的窘态。
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百合花》改编成同名电影，由钱学恪、张昕执导，张昕、海音编剧，葛建军、崔新琴、沈丹萍出演[3]。
茅盾：《百合花》结构上细致严密，同时富于节奏感。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人看清了他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它的风格清新俊逸，是一篇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时间作品名出版社ISBN2000《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9787020032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