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是清代经师、诗坛名人。父亲是乡村私塾教师。郑献甫生活俭朴，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博学强记。清嘉庆二十年（1815），应童试，中秀才并考入州学。道光五年（1825），中拨贡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第四次进京考试始中进士，任刑部主事。一年零二个月后，以双亲年老乞养为由，辞官回乡。同治六年五月（1867），清廷以他“孝友廉洁守正不阿”赏给五品卿衔。郑献甫大半生在两广从事教学，被誉为“两粤宗师。”先后在广西雒容设馆教学，广西德胜书院、庆江书院、榕湖书院、秀峰书院、象台书院、柳江书院、广东顺德之凤山书院，广州越华书院等任主讲。同治十一年（1872），在桂林孝廉书院病逝，终年72岁。
郑献甫（1801—1872年），原名存纻，字献甫，号小谷，又自号识字耕田夫、草衣山人，为避咸丰帝名讳，以字行世，世人惯称“小谷”，广西象州白石村人，嘉庆六年（1801）生。按《郑氏族谱》载，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其先祖自直隶（今河北）迁至象州，传七世至曾祖郑郊，生六子，其伯祖郑名佐为第三，乾隆进士。其祖父郑名仕为第四，年四十方生献甫父郑珊。郑珊，乾隆诸生，“授徒于家，力务实学，心思妙绝，每讲经义，作为文章，多有独得之奇。”娶妻高氏，继室张氏，张生二子，献甫为长，弟存缁早亡。献甫有云：“余先世未尝仕宦，亦未尝经商，所遗者田宅而已耳。然先大夫间为教习，所得不过数十金，先宜人劳于田，家妇所入亦不过二百石，朝夕所需，安贫守素，别无营谋。”可见郑氏家境并非十分富裕。然：“郑之受氏凡数千年，而居象才数百年。在其前者值鼎革，已轶无考矣。八世为吾祖，行始有登第者；九世为吾父，行始有出仕者。然亦第承先德，力田读书，乡校不绝声耳，非有焜耀之势，阀阅之荣也。而乡人语吾族属必推郑氏，语家范亦推郑氏。”
郑献甫“少颖悟，遵庭训，才思敏捷，天资颖异，博闻强记。”“十岁读五经，又三年读九经，甫入童子军，即补弟子员，年二十有五，始为拔贡登贤书，三十有五始成进士官比部。自念少无宦情，又亲届高年，乞假归，丁内外艰，遂不复出，浮沉乡里，教授诸生。”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郭嵩涛以“学深养邃，通达治体”奏饬献甫赴广东差遣委用，郑无意出山，以年老为由请广西巡抚张凯嵩代奏，力辞得免。张复以其“学识兼优，澹怀荣利，孝友廉洁，楷模士林，合请给予恩荣，以资矜式”。郑虽力辞，然朝廷仍以“孝友廉洁，守正不阿”赐郑五品卿衔。次年，应乡人请，主讲象台书院，助知州李世椿清理田赋，推行“一条鞭法”，并受聘《象州志》总纂。八年（1869），受聘主讲柳江书院。九年（1870），《象州志》编成，次年刊印。十一年（1872）郑献甫主讲桂林孝廉书院，秋游七星岩后觉腹胀，病数日不起，十月三十日逝世，享寿七十有二。十一月，其《补学轩文集续刻》刊成。
在离象州县城约十五公里的寺村镇白石村南面，有一株树龄起码数百年的麻栎树。树高约十七米，树径达二米，树冠幅宽二十余米，树根几乎均隆在地面，形如大小不一的游龙嬉戏玩耍。如此雄伟奇特的景象，哪个风水先生看见都会惊呼“吉兆”。不远处是一幢式样古雅的民居。二门上方镌刻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题写的“郑小谷故居”五个大字。
郑小谷即郑献甫，原名存纻，别名小谷，常自称识字耕田夫、草衣山人，他是出生在白石村这幢古雅民居里的壮族人。郑献甫在现代中国为壮民族争了光，出了头。他集教育家、经学家和著作家于一身，是十九世纪中期岭南一带很有名气的文化人。
辞官归田 教书育人
郑献甫父亲是乡村私塾教师。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在家乡苦读，十分用功，抱负很大，一心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他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中进士，被安排在京城皇府任职。但当了官之后，郑献甫才发现官场的黑暗，仕途的艰难，并无他施展才华的地方，于是只做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刑部主事，就以赡养老人为由辞官还乡了。清廷不仅不责难他，反而以“孝友廉洁守正不阿”赏给他五品卿衔。
郑献甫回到家乡，决心把自己的满腹经纶传授给子孙后代，便在家乡开创学堂，教书育人30年。他大半生在两广从事教学，先后在广西雒容设馆教学，从他门下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遍及岭南各地，不少学子在他思想影响下，出类拔萃，成为各级官场精英。
郑献甫因此成了在岭南一带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也是他对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被誉为“两粤宗师”。
郑献甫在修志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由他主编的《象州志》被后人誉为方志的佳作。《象州志》结构简明，述、记、志、传、图、表、录、考等方志体裁运用自如，相得益彰，记述风格简洁、典雅、有序、实用，为历史上尚简派志书中的佼佼者。清同治时象州知州李世椿在志序中就说“志象州后于治象州，志象州实难于治象州”，“后有治象州者，观其志象州者，或于此中的因革损益不无小补。”
同治十一年（1872年），郑献甫在桂林孝廉书院病逝在讲坛上，终年71岁。郑献甫墓位于象州县寺村镇水站村南面的大部岭西侧半腰，有碑联为：“粤西一代真才子；岭表千秋古硕人”。
信奉儒学 批判佛道
郑献甫毕生刻苦研读儒家经典，写下了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详细注释的《四书翼注》。在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以儒家学说教授学生。经过长期研究，他认为先秦道家和原始佛教本来就是谈天地、论人生的哲理，但后世的道家、佛家却向巫觋方面转化：“近世无仙家，近世亦无佛家，惟共趋于巫家而已”他认为，仙、佛由学术而成宗教，由宗教而成迷信，人心不古，每况愈下，背离了自身原本的宗旨。
郑献甫对程朱理学把自己信奉的儒教教条主义化和科举制度的死板僵化非常不满，批判其“高谈人之初，动语天之理。自圣而自贤，乃由南宋始”。郑献甫认为，宋儒对儒家经典的阐述与孔子的思想学说根本不是一回事，误人子弟，流弊极深。许多人往往不认真研读原著，领会先圣意旨，只知背诵朱熹《四书集注》一类，以之为金科玉律、万古不变的教条，使自己变成人云亦云、没有头脑、毫无主见的木偶。他并不反对科举制度，只是不赞成仅仅以八股时文为能事，而主张应更重视对儒学经典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的精研细读，融会贯通，掌握有用知识，培养真才实学。
经纶满腹 题联警世
“读书自课三余子；涉世披带百忍图”。这是郑献甫的厅堂自题联。
上联是说读书治学要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子”在联中指的是时态；“自课”在这里是指自己完成既定的学业。苏东坡就曾有过“有客独自吟，清夜默自课”之句（《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签之》）；“三余”是指东汉末董遇利用“三余”读书的典故。汉献帝兴平年间，战乱频仍，旱灾连年，董遇与他大哥只好逃亡外地，以打柴为生。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董遇仍然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坚持学习，最终成为三国时期著名学者。遇到有人向他求教，董遇总是要人先读百遍，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他的从学者说苦无时间，董遇回答：当以“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三国志》卷十三《钟繇·华歆王朗传》注引《魏略》），“三余”就是三种空闲时间，冬天农活少，是一年中的空闲时间；夜间不便下地干活，是一天中的空闲时间；阴雨时也是一种短时的空闲时间。上联说的就是读书自课如果能利用“三余”，孜孜以求，就会学业有成。
下联是说经历世事，就是待人处事要带着“和为贵，忍为高”的意图。所谓“百忍”即百般忍耐。事指唐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麟德年间，高宗（李治）祀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公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见《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后以“百忍成金”形容忍耐的可贵。俗话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片时不能忍，烦恼日月长。故人之气量要宏大，宏大则容人之所不能容，忍人之所不能忍。这样既可和睦家庭气氛，又可调节自身情绪。因而胡文定说：“人能常忍 得身安。”忍之一字，不仅是养生大法，也是“应世之要法”。当然，遇到原则问题则是不能忍的，应晓之以理，分辨是非；非原则问题则应以“忍为高”。
郑献甫虽然身为清朝一代大学者，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并不和谐。其妻先丧，他曾撰挽联：“卿亦善持家，数十年独断独行，此去好将双目瞑；我虽云丧偶，七八口相亲相爱，迩来差觉一心安”。从这副挽联的语气，看得出他对死者似乎不够礼貌，有违悼亡本意。不过，借挽联发牢骚、吐苦水，却可从另一个角度窥见他性格中直率无羁的一面。
郑献甫经学饱腹，对联也常常“出人头地”。他挽陈继昌联也写得与众不同：“鼎甲系连元，历数前代名儒，十有四人君最后；养疴曾七载，归卧相公旧地，两无一面我真愚”。广西临桂人陈继昌是“大儒”陈宏谋的曾孙，是科举时代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获得者，曾自撰一印，印文为“科举自唐宋以后名次十三”。也就是说，从古人数到他，连中三元的只有13人。但郑献甫挽陈继昌的联却说有14人，这是为何？郑献甫所说的14人按顺序是：唐代张又新、崔元翰；宋代为孙何、王曾、宋庠、杨寘、王岩叟、冯京；金代为孟宗献；元代为王宗哲；明代为商辂；清代为王玉璧、钱棨、陈继昌。两人考证之后以出现差异，问题恐怕出在王玉璧身上。按王玉璧为武科“三元”。陈继昌的13人全属文科，郑献甫则把武科也算了进去，所以就有14人了。从这副对联，可见他学识之渊博。
勤奋好学 才倾江南
郑献甫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思想敏捷，才华横溢。他熟读四书五经，精通经史及文学艺术，熟习民歌，从小就会吟诗作文。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郑献甫响应他的老师、湖北巡抚伍实生之聘，到伍的官邸任教。有一日，他到黄鹤楼游玩，正好碰上一群江南秀才在楼上设宴，饮酒吟诗，寻事开心。秀才们见到一个布履粗衫、其貌不扬的外地书生带着书童也闯上楼来，十分不满。其中一个秀才大声说：“这黄鹤楼今日我们已经包下了，上楼的人必须要会吟诗作对，你如果不会，就快些下楼去吧！”一帮秀才也跟着起哄，都嚷嚷说不会作诗就要把人赶下楼去。
郑献甫看了看众秀才，微微一笑，随即挥笔在楼壁一题道：“一爬爬上黄鹤楼”，那帮秀才一看，认为俗不可耐，哄堂大笑起来。等到他们笑停，郑献甫才写下第二句：“烟横沧海雁横秋”，秀才们一看，才感到句出非凡，顿时静了下来。郑献甫掉转头看了看众秀才，还是微微一笑，一口气写下了后两句：“若非对面君山隔，望尽江南十二洲。”那帮秀才一见，无不肃然起敬。他们细细品味，赞不绝口。待他们回过神来时，早已不见了写诗人。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是从广西那“南蛮之地”来的郑献甫，从此再也不敢小看岭南人了。
郑献甫在青年时代他已写出大量诗作，并汇编成《鸿爪集》、《鸿爪集续集》和《幽女集》，并被广州的大商人伍崇耀看中而镑刻出版发行。这几个诗集均为1825至1833年之作。其余的诗作均收入《补学轩诗集》《补学轩诗集》内，后又按年代编辑为《鸦吟集》(1834-1854)、《鹤唳集》(1855-1860)、《鸡尾集》(1861-1866)和《鸥闲集》(1867-1872)四辑。
针砭时弊 诗香流芳
郑献甫是个有强烈思想而执著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思想内涵丰富，但都是他现身经历的体会、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吟咏。如《鸦吟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烽烟纪录，是鸦片战争中国人民苦难的呻吟写照；《鹤唳集》主要描写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大地河山的风浪，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写照；《鸡尾集》和《鸥闲集》则是记录和反映经战乱之后和他晚年的生活呻吟。
郑献甫在著述中，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各级官吏及朝政的黑暗腐败，都有讽刺和揭露。清咸丰五年（1855年）所写《醉钟馗图》，讽刺皇帝是喝醉酒不管事的“九重醉帝”各级官吏“酒香半是溺人血”，吮吸民脂民膏，他最后疾呼：“此辈欲除何日了？”咸丰七年（1857年），郑献甫从桂林赴广州讲学，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他于是写下了《十六日携家出城纪事一首》，怒责两广总督叶名琛昏庸误事：“霹雳雄雷轰不止，袱被老翁惊数起。晓角初停晓日明，红毛鬼子登城矣！旗民踏户呼将军，将军无语惟云云。城人联名叩相国，相国有谋殊默默。城主不拒岛夷船，岛夷遂夺城主权。”又写《岭南感事》，认为外国侵略者其实是可以打败的，只是清军兵备松懈而已，原因正在于“海疆无地筑强台”，不设防务，才不堪一击。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据北京，火烧圆明园，他作诗一首《题宣和画石玉玲珑残卷》，对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野蛮行径表示十分愤慨，激起国人共鸣。又写《读史有感》，抒发忧国愁思：“都中纵有车牛粪，塞上非无介马来。闲向粤王城畔望，冷猿孤雁数声哀。”
郑献甫一生留下诗作3000多首。在数量和质量上不仅是壮族古代作家之最，可以说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是为数不多的。由于他在岭南各地办学主讲，他的诗作也流传遍及岭南各地,，且反响是很大的。从现在来看，他是壮族的李白和杜甫。
郑献甫的诗论十分独特，几乎是以诗论诗，这样的以诗论诗大概有30首左右，这不仅在壮族古代作家中少见，就是在当代和后来的中国诗坛上也是少见的。郑献甫的诗论，既是壮、汉文化交流的结果，又有壮族文化独特的理论色彩，对于揭示中华民族文论史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的关系和加强民族团结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更不能忘记的是，郑献甫治学的另一个思想是，他历来主张总结前人的成果，学习前人的经验，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智囊。他特别强调“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说“若不破万卷，安能凌八荒”(《杂诗》)。他要求学子博览群书，积累知识。因此他爱书如命，有钱即买书，注意收藏各种图书。根据他自己的记录，他收藏的各种图书资料就将近万卷。他死后，家人清点书库，的确将近万卷。在当时印刷不发达的时代，而且是社会动乱的时代，能搜罗到万卷书诗是很不容易的。难怪乎《象州县志》也说他：生平无嗜好，惟好书，终日不释卷，博览强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皆有评点。尤熟诸史。为文章，贯串古今，直抒所见，绝去修饰。
郑献甫著作丰富，经学及文集有《四书翼注论文》12卷，《愚一录》12卷，《补学轩文集》散体4卷、骈体2卷，《续刻补学轩文集》散体4卷、骈体2卷，《补学轩文集外编》4卷；诗集主要有《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鸥闲集》及《幽女集》。纂刻《象州志》。他在著述中，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各级官吏及朝政的黑暗腐败，都有讽刺和揭露。咸丰五年（1855）所写《醉钟馗图》，讽刺皇帝是喝醉酒不管事的“九重醉帝”各级官史“酒香半是溺人血”，吮吸民脂民膏，他最后疾呼：“此辈欲除何日了？”
象云赋（并序）
清郑献甫
吾粤本象郡地，而吾乡独以象州名。汉时陆绩为鬰林守，观象有台，故昔曰象台驿，隔江即象台山。而说者辄以柳诗“山腹雨余添象迹”系柳州作，谓此地出象，非也。其谓山云如象，亦非也。然故老所传雨余云走时有此瑞，特不多见耳，见则州人有大庆或主大名。甲午初夏癸亥适一见，客有观者喜相庆贺，嘱余赋之，其词曰：
维甲午之初夏兮值癸亥之上日，登长风之古城兮观象云之奇质；势超妙以无双兮态轮囷而非一，初蹁跹以下垂兮终腾骧而上出。尔其鹭鹚岩北，凤凰井西，牛角洲绕，猫头岭齐。耸一峰而崱屴，含万象以躨跜。密树笼日，高台拂霓；连冈走马，邃洞名鸡。
维时夕阳来初，朝雨去后；鱼霞烂然，豹雾蒸否。拖淡白于波心，涌奇青于洞口。駈一队而山移，蹴四蹄而石走。苁茏蓊荟，起乎中央；变幻苍狗，奇离白羊；陂陀臃肿，靡得而详。远而望之，如象斗于乾陀之乡；徐而察之，如象游于皐泽之场。奇形怪状，蔚乎有章；牙磨石短，鼻卷烟长；趋岩赴壑，不知其方。既而石虎触馀，松龙消半；渔唱犹连，樵歌忽断。或立仗而森森，或渡河而缓缓，或耕田而深深，或负辇而款款。
天开南国，人在西楼；祥呈巨镇，媚贡名州。对瑶光而远望，拍铜斗而长讴。歌曰：
象云低卷象台边，
象岭遥临象郡前；
官吏清华民显贵，
大家同享太平年。
有客在旁，请申其旨。昔张茂梦大兽于五更，贺齐致奇珍于万里。彼无谓之人情尚有关于物理，又况与地效灵非人所使者哉！客笑为然，遂书于纸。
清教育家、藏书家。原名存，其名避文宗旧讳，以字行，字小谷，号白石、识字耕田夫。广西象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刑部江苏、云南司主事。生平无嗜好，惟好书，终日不释卷，博览强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皆有评点。尤熟诸史。道光三十年（1850）赴广州避乱，总督劳崇光延聘他主讲榕城书院，不久辞归，主讲过广西德胜书院、庆江书院、桂林榕湖书院、秀峰书院、孝廉书院、广东凤山书院、广州越华书院及象州象台书院、柳州柳江书院等，其门生遍及江南，被誉为“两粤宗师”。性好图书，博览强记，终日不释卷。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评点直抒己见，力避道统文派之说。藏书处曰“补学轩”、“有书带草堂”，据家藏图书，作《家藏书目解题》4卷。目录学题跋和藏书志类著作有《吴兴藏书录》，是研究清代私家藏书的重要文献之一。著作甚多，尚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四书翼注论文》、，《家记》、《愚一录》，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补学轩文集》、《补学轩文续集刻》、《补学轩文集外编》、《补学轩诗集》、《补学轩诗集续刻》，同治九年主纂有《象州志》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