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州市城西北约一公里名叫擂鼓墩的地方，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大型木椁墓--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以及竹简等文物近一万五千余件。其中有许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是前所未见的珍品。
相传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斗椒继任令尹之职。他大权独揽，骄横跋扈，杀死主管军事的司马？贾后，趁楚庄王率军攻打随国之机，率若敖氏族人发动叛乱。这时，楚庄王已兵临随国城，并占领城南制高点。斗椒的叛乱使楚庄王腹背受敌，楚庄王在与斗椒的交战中连伤几员大将，楚庄王也险遭斗椒的两箭。正在危难之时，有人推荐了小将养由基，说他有百步穿杨之功。楚庄王叫养由基当场演试。这时，恰好天上飞来一群大雁，养由基一箭将领头雁射落下来，人们捡来一看，正中大雁咽喉，楚庄王大喜。第二天两军对阵时，养由基提出同斗椒比箭，他说：“我愿让你先射我三箭，倘若不中，我只射你一箭。”
斗椒连发三箭，第一箭被养由基左手抓住，第二箭被右手抓住，斗椒第三箭瞅准养由基的咽喉狠命射去，养山基略略俯身，一口咬住箭头。养由基丢下双手箭，取下口中箭，拉满弓，一箭射中斗椒咽喉，叛军大乱。楚庄王亲自擂起战鼓，全歼叛军。楚庄王擂鼓处的高地从此便叫擂鼓墩。这段神奇的传说在当地流传甚广。
1978年省考古队发掘曾侯乙墓时，按照我国田野考古的规程，首先要给田野考古编号。墓地的行政隶属关系为随县城关镇城郊人民公社团结大队，此处有个小山包，当地人称“东团坡”，这是因小山包在一条小沟的东边；西边还有一个小山包称“西团坡”。但后被平整，经考古队走访当地群众，得知两个山包西面不远处，有一个高出丘陵地面约20—30米的大土墩，人称“擂鼓墩”，并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历代县志对“擂鼓墩”均有记载，于是决定用“擂鼓墩”来为此墓冠名。其编号为随县擂鼓墩一号墓，简称随?擂?Ml。
考古队将曾侯乙墓冠名擂鼓墩一号墓，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都是最合适的，真可谓珠联璧合。如今，擂鼓墩已成为当居委会的名称。《中国历史地名词典》也将“擂鼓墩”收入其中。
为什么曾侯乙要将他的墓穴选在此地呢？为什么这里出现春秋战国古墓达二百余座，而且还有6座大型冢墓呢？我们虽无法找到可靠的历史资料，但我们可以从这里奇特的地形地貌找到答案，从风水学角度能知其奥秘所在。
擂鼓墩古墓群北高南低，高程由北而南则由150米降至100米。墓群处于东经112。49’-113。46’，北纬31。43’-32。26’。整个古墓群地带位于山峦起伏的丘陵上，山势走向为近南北系列垄岗地形，自西北蜿蜒而来，至此已到丘陵尽头。而且从厉山神农洞到擂鼓墩山脉未断，99座山岗相连。宋代陈洙诗曰：“氵厥涢双水绕城隅，高谊曾闻季大夫。九十九冈风俗厚，人人况已握灵珠。”从市区东部的岗丘西望，擂鼓墩古墓群恰似一条巨龙仰卧在氵厥水西岸，曾侯乙墓所处的东团坡位于龙首，整个墓群高出河旁平地约20米。东面相距约700米有自北往南流过的氵厥水，向南约2500米有自西往东而来的涢水，并与氵厥水相汇合。
擂鼓墩以其奇特的地形地貌埋藏着数百座国君和贵族之墓。在方圆4平方公里的擂鼓墩墓群范围内，其地质均为红砂岩层地理构造，所有墓圹均为岩坑竖穴，墓群范围内均为高低起伏的丘陵，无一座高山陡壁，都处于氵厥水西岸的丘陵上，且顺着山脉的走向排列向下；墓群的东侧紧临河旁冲击平原，西端为高低起伏的岗丘，再西边也为冲击平原。在曾侯乙墓西l00米左右，还有一个比它略小的山包西团坡，此坡亦为红砂岩地层，与曾侯乙墓所在的东团坡平行由北向南缓延。
1981年在西团坡发掘清理了擂鼓墩二号墓，并在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时发现10余座小型岩坑竖穴墓。1982年至1984年先后在擂鼓墩南端500米处的原擂鼓墩砖瓦厂，发掘清理了30余座战国古墓。距曾侯乙墓西450米处有一高9米，直径32米的封土堆，经考古钻探得知，封土层层夯实，为一大型古墓，尚未发掘，保存完好。
1997年7月，擂鼓墩文管处对擂鼓墩古墓群开展了一次调查与勘探工作，并编制了保护规划。在曾侯乙墓以北2公里处新发现了王家包、蔡家包两处大型墓葬，从墓葬的形制和规模看，亦为国君之墓，均保存完好。另外，还发现了吕家塝、王家塆、庙凹坡墓地。由此，擂鼓墩古墓群的保护面积由原来的1126亩扩展到7620亩。目前，擂鼓墩古墓群保护范围内还驻有济南空军某部随州军械修理厂、某空军勤务学院随州士官大队、随州市植物园和瓜园砖瓦厂，以及擂鼓墩、马家榨居委会所辖的数百户居民。
擂鼓墩墓群保护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平均气温15-4℃；1月份最冷，月均气温2℃，最低气温-16．3℃；7、8月份最热，月均气温28．1℃，最高气温41．4℃。年平均降雨日175天，降雨量1064．1mm，最低665mm，最高170mm，以7、8、9月降雨量最大，占全年66％左右，lO、ll、12月降雨量最小，占全年9％，7月时见暴雨，最大日降雨量214．6mm。
擂鼓墩古墓群内分布的地层有白垩系上统胡岗组砂岩，岩性以紫红色、粉红色厚层中细粒砂岩为主，夹泥质粉砂岩、含砾砂岩及少量薄层砂层泥岩。本岩系特点是：砂粒成份复杂，多以石英、长石为主，另有灰岩、泥岩、花岗岩等岩屑；充填和胶结物以泥质为主，次为钙质胶结，胶结方式以基底式为主，颗粒分选性较差，含砾砂岩中所含卵砾直径一般2～lOmm，大者50～60mm，成份以石英为主；卵砾粒极多以次圆、次棱角为主，砂粒极多以棱角、次棱角为主。这样的地层有利于墓穴的开凿，穴壁坚固。
本区大地构造属于秦岭褶皱系的南襄断坳区，前白垩纪地层构造复杂，断裂、褶皱发育强烈。而白垩纪地层构造简单，为向南面缓倾的单斜岩层，断裂不发育。据测区及其邻近地表调查和地质勘查，区内裂隙少而短，岩砂细而密，是古人死后安息的风水宝地。
曾侯乙墓及古墓群完全是按照中国风水学法则来选址的。擂鼓墩东临氵厥水；南临涢水，山环水绕；前有望山——独崇山，高出开阔地；一座座山丘由西北向南蔓延而下，从厉山至擂鼓墩99座山岗如垂首伏行，似蛟龙奔海。曾侯乙墓正居龙首。红砂岩地层犹如铺在大地上的红地毯，真有布秀呈祥之气。风水中的龙、穴、砂、水、向，“四灵”这里都占有。这正是擂鼓墩古墓群数量之多的缘故，也是擂鼓墩二千多年前的许多古墓文物保存完好的原因。
擂鼓墩古墓群除一号(即曾侯乙墓)和二号墓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外，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勘探，在整个墓群内共发现大、中、小型墓葬二百余座。为配合工程，1983至1984年先后在距曾侯乙墓西南500米处擂鼓墩砖瓦厂，发掘了30余座战国中、小型墓葬，出土文物千余件，随葬品以青铜器、陶礼器为主，还有兵器、生活用具和车马器。陶器有“曾”、“王”铭文。
墓葬的排列有一定的布局，大多属中下级贵族和平民墓地，出土文物虽不能与一、二号墓媲美，但也有部分文物在随州地区还是首次发现。如擂鼓墩13号墓出土青铜礼器、兵器、陶器共14件，其中出土的铜敦为一、二号墓所不见，其造型和花纹都很精美，器体由两个半球形相合而成，有对称的双环耳和三龙形钮、足，内填三角形、钩连云纹、几何纹等，线条柔合多变，构图对称、工整，纷繁而不杂乱，堪称图案艺术的上乘作品。另一件铁足铜鼎，也是随州地区第一次出土，它是由铜铸鼎身与铁铸鼎足相焊接，充分展示了战国时期的铸造和焊接的高超工艺。
除此之外，在擂鼓墩砖瓦厂M6出土的铜戈长39厘米，堪称戈王，在随州地区也是首次发现。从整个墓葬分布情况来看，墓葬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已发掘的30余座中、小型墓葬，北端地形高，先亡者葬于此；南端地形略低，后亡者由北向南分葬。另外值得研究的是每个带墓道的中型墓葬周围，都有无墓道的小型墓葬，而且这些中型墓葬中多出土有兵器——青铜剑、戈、矛、匕等。由此可见，这些中型墓葬与小型墓葬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的等级之分的。
曾侯乙墓陪葬坑
曾侯乙墓陪葬坑共5处，位于曾侯乙墓西13米处，呈南北向排列。此陪葬坑于1999年元月在曾侯乙墓墓坑椁木脱水疏干工程破土动工时才被发现并经清理。陪葬坑坑口一般长4．3—6．1米，宽4.l一5．8米，共出土文物五百余件，主要为陶器和铜器两大类。陶器类均为生活用具，有罐、盘、钵、盆等；铜器类主要为战车构件和生活(产)工具等。通过出土器物考证，5处陪葬坑均为人工挖成，排列有序，应属于一个整体，整排坑中轴线为北微偏东，方向与曾侯乙墓偏向相同，坑中器物排列、组合是经过特意安排的。l号坑属于储存战车的车库及修理战车用的工具，其他4处除5号坑被严重扰乱未见殉葬品外，剩余3处殉葬品均为陶器，器物中盛储的可能是供祭的食品。5处陪葬坑的下葬年代应定为战国早期即与曾侯乙墓同时代。
另外，在庙凹坡墓地和蔡家包墓地试掘清理的小型岩坑竖穴墓中，出土器物也为陶、铜器，铜器类有剑、匕首、勺等，陶器类有罐、豆、盘、匜、鼎等生活用具。从这些陪葬器物的特征及规律来看，均为战国早期以后的贵族墓地。所以说擂鼓墩墓群是埋葬曾国宝物的地宫。
一处有待破译的地下迷宫
1997年，擂鼓墩文管处在配合相关部门作擂鼓墩墓群总体保护规划时，重新调查与勘探了擂鼓墩古墓群，发现方圆4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内共有4个墓区8处墓地，8处墓地中都分布有东周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既有与曾侯乙墓规模相仿的大型冢墓，也有成片分布的小型岩坑竖穴墓。
现已探明的吴家塆、团坡、庙凹坡、擂鼓墩、王家塆、吕家塝、王家包、蔡家包8处墓地。从地貌上观察，擂鼓墩墓群的这8处墓地分别布局在几处南北走向的岗地上，而这几条分支的岗丘中曾侯乙墓、擂鼓墩二号墓与吴家塆墓地分布在一条岗丘上，擂鼓墩大型冢墓与庙凹坡墓地分布在一条岗丘上，蔡家包墓地与王家包冢墓分布在一条岗丘上，吕家塝墓地与王家塆墓地分布在一条岗丘上。而吕家塝——团坡一线以东，庙凹坡——吴家塆一线以南分别是氵厥水、涢水形成的冲击平原，地形变化明显，应当是原来墓地的东部边缘；蔡家包至庙凹坡以西是一条南北向的低谷，低谷之西、北的岗地较高，地形复杂，通过调查未发现有东周时期墓葬。因此擂鼓墩墓群主要分布在南北长3000米，东西宽2000米的范围内。现已探明的8处墓地基本可代表原来墓群的全貌。整个墓群在地形选择上以岗地为依托，傍临河流的做法与东周时期楚墓的选择方式相似。依照古代埋葬习俗，应是北早南晚，擂鼓墩墓群从规模上也显示出这一特点。北部的蔡家包墓早于王家包墓。
根据6座有封土的大墓来看，在布局上都是彼此独立的，各自占据一处岗地的制高点，虽然相互的距离较远，但明显自成一体。根据目前勘探和发掘的情况了解，有些大墓周围多有中、小型墓葬，有些大墓周围无中、小型墓葬。从中、小型墓葬的分布情况看，似乎又与这些大墓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作为大墓的陪葬墓地出现。而6座冢墓在设置上都是以独墓为原则。冢墓的布局共性反映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通过已发掘的资料表明，在曾侯乙墓西侧发现5处陪葬坑，据当地村民反映，早在曾侯乙墓发掘前，其东侧平整地基时已出土过青铜器，因当时无考古人员在场，现场均被破坏，可能也为曾侯乙墓陪葬坑。从已清理的几座陪葬坑观察，虽没明显的车马坑和殉人坑，但有战车和祭祀用的食品坑，足以说明有封土的大墓地位和身份相当高贵，一般贵族墓和贫民墓是不能有此类待遇的。虽说其他几处大墓尚未发现陪葬坑和祭祀坑，是因为没有在其周围经过细致钻探，是否也同曾侯乙墓一样有陪葬坑呢？还有待以后的工作澄清。
在擂鼓墩墓群中，唯一能够表明墓主身份的大墓只有曾侯乙墓，其他冢墓如蔡家包冢墓长3l米，宽20米，超过了曾侯乙墓的规模；王家包冢墓东西长约23米，南北宽17米，规模与曾侯乙墓相当。通过钻探，王家包冢墓墓室也为多边形结构，与曾侯乙墓有相似之处。因此蔡家包冢墓与王家包冢墓无疑也应是一代曾侯之墓。目前虽不知擂鼓墩冢墓的规模大小，但从其封土大小来看与蔡家包、王家包土冢相近，墓葬级别也应相当。
擂鼓墩墓群中除上述6座冢墓外，已探明近200座中、小型墓葬中有4座带有墓道的墓葬，均集中在吴家塆墓地，位置恰好在擂鼓墩砖瓦厂墓地的南北两端。从已发掘的随擂砖M13来看，也是一座岩坑墓，墓口长4．3米，墓道设在南端，墓底中心有一椭圆形腰坑，随葬铜器有鼎、敦、壶。根据随葬器物组合及出土的铜鼎足来看，此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阶段，虽有楚墓的风格，但非楚灭曾而致。从已探明另三座带墓道的墓葬规模看，他们均小于大型冢墓而大于小型竖穴墓，且在四座带有墓道的墓葬周围均排列有序的布局着小型竖穴墓。这些足以说明两类墓葬的社会关系密切，只是带墓道墓葬身份等级较高于小型竖穴墓而已，其布局特征应属于家族墓地。
其他小型墓葬其规格与分布同吴家塆墓地相似，如蔡家包、吕家、团坡、庙凹坡4个墓地。这4个墓地恰好处于擂鼓墩墓群南北两端，在墓群的其他墓地及岗地均未发现小型东周墓。小型墓在每处岗地上对其位置有一定的选择，即在墓群北部的蔡家包及吕家塝，墓葬都分布于岗地的东北；在墓群南部的团坡、庙凹坡和吴家塆墓地，墓葬多分布于岗地的南部或东部。由此可知，小型墓的分布是以面向开阔地为原则，这与带封土的冢墓布局特征不同。[1]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古代乐器中，以规模巨大、保存最好的打击乐器--编钟最为壮观，这套编钟共六十五件，重2500多公斤，皆为青铜铸造，设计精巧，气势雄伟壮观。这套编钟早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至今音乐性能良好，能演奏古今各种乐曲。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举世瞩目，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是“精神世界的圣山”，是中国古老优秀文明的象征，是我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重大发现，是同埃及金字塔、西安兵马俑、万里长城和四川都江堰相媲美的古代文化、古代科学的代表作。随州不愧为“古乐之乡”。
一九八一年夏，擂鼓墩二号墓又出土了一套编钟，有钟36件，皆可演奏古今中外乐曲，可与曾侯乙编钟媲美，同属空前罕见之珍品。
擂鼓墩在发掘编钟之前，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现在已经成为编钟发掘地的象征，同时随州也有了以擂鼓墩名命的地名和单位名，如擂鼓墩大道，擂鼓墩中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