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前，我国译述西方物理学著作没有采用“物理学”的译法，而是多译为“格物学”或“格致学”.如1879年美国人林乐知将罗斯古编写的一本物理书翻译成汉语并命名为《格致启蒙》，其中第二卷为格物学；188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丁韪良，英文名Martin，1888年曾来中国传教，接触中国古代文明后曾提出“丁韪良猜测”:中国的“元气说”曾影响过笛卡尔提出“以太”漩涡说)也将一本物理书译为汉语，名字为《格物测算》.另外，国内1886年有译著《格致小引》，1889年又有《格物入门》出版。
洋务运动时期新设的20 多所洋务学堂都开设了自然科学的课程，也创办有《格致汇编》等杂志，虽然没有形成气候，构建为一个新的学科，但打开了“
格致学
”扎根中国的通道。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如蔡元培、王国维等都一致同意把格致学
改称理学，这相对科学，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客观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传播。2002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仍有学者认为将“physics”译为“物理”不如译为“格物”或“格致”更符合汉语文化.但是“物理学”一词毕竟被中国人所逐渐接受，1902年京师大学堂在格致科下设物理学课目，1912年改格致科为理科，下设物理门.同年金陵大学设物理学课目，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陈幌编写的《物理学》，这是第一本国人命名为《物理学》的“physics”著作。可见我国用“物理学”译“physics”还是较晚的
物理学萌芽时期
在古代，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主要依靠不充分的观察，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直觉的、思辨性猜测，来把握自然现象的一般性质，因而自然科学的知识基本上是属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思辨的猜测。那时，物理学知识是包括在统一的自然哲学之中的。
在这个时期，首先得到较大发展的是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力学，如静力学中的简单机械、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等。在《墨经》中，有力的概念(“力，形之所以奋也”)的记述；光学方面，积累了关于光的直进、折射、反射、小孔成像、凹凸面镜等的知识。《墨经》上关于光学知识的记载就有八条。在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公元前450-380)等的著作中也有光的直线传播和反射定律的论述，并且对光的折射现象也作了一定的研究。电磁学方面，发现了摩擦起电、磁石吸铁等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指南针。声学方面，由于音乐的发展和乐器的创造，积累了不少乐律、共鸣方面的知识。物质结构和相互作用方面，提出了原子论、元气论、阴阳五行说、以太等假设。
在这个时期，观察和思辨虽然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用实验来研究物理现象的方法。例如，我国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声共振实验和利用天然磁石进行人工磁化的实验，以及赵友钦在《革象新书》中的大型光学实验等就是典型的事例。
总之，从远古直到中世纪(欧洲通常把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叫做中世纪)末，由于生产的发展，虽然积累了不少物理知识，也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准备了一些条件并做了一些实验，但是这些都还称不上系统的自然科学研究。在这个时期，物理学尚处在萌芽
经典物理学时期
阶段。
十五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促进了生产和技术的大发展；席卷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起人们的探索精神。近代自然科学就在这种物质的和思想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系统的观察实验和严密的数学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被引进物理学中，导致了十七世纪主要在天文学和力学领域中的“科学革命”。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物理学的诞生。整个十八世纪，物理学处在消化、积累、准备的渐进阶段。新的科学思想、方法和理论，得到了传播、完善和扩展。牛顿力学完成了解析化工作，建立了分析力学；光学、热学和静电学也完成了奠基性工作，成为物理学的几门基础学科。人们以力学的模型去认识各种物理现象，使机械论的自然观成为十八世纪物理学的统治思想。到了十九世纪，物理学获得了迅速和重要的发展，各个自然领域之间的联系和转化被普遍发现，新数学方法被广泛引进物理学，相继建立了波动光学、热力学和分子运动论、经典电磁场理论等完整的、解析式的理论体系，使经典物理学臻于完善。由物理学的巨大成就所深刻揭示的自然界的统一性，为辨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现代物理学时期
十九世纪末叶物理学上一系列重大发现，使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本身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危机，从而引起了现代物理学革命。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精密、大型仪器的创制以及物理学思想的变革，这一时期的物理学理论呈现出高速发展的状况。研究对象由低速到高速，由宏观到微观，深入到广垠的宇宙深处和物质结构的内部，对宏观世界的结构、运动规律和微观物质的运动规律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变革。相对论的量子力学的建立，克服了经典物理学的危机，完成了从经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转变，使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发生了质的飞跃，改变了人们的物理世界图景。1927年以后，量子场论、原子核物理学、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现代宇宙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物理学向其它学科领域的推进，产生了一系列物理学的新部门和边缘学科，并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物质、运动、空间、时间、因果律乃至生命现象的认识的重大变化，对物理学理论的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物理学在揭开微观和宏观深处的奥秘方面，正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出现了象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激光、宇航等许多新技术科学。这些新兴技术正有力地推动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促进生产的发展。而随着生产和新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物理学的发展。这就是物理学的发展与生产发展的辨证关系。
徐寿（1818—1884），是中国近代“格致学”的又一位卓越人物，他和其子孙甚至或可称为“格致学”世家了。
徐寿，字雪村，无锡钱桥社岗里人。他是自学成才的科学家。徐寿无意于仕途，而立志研究格致之学，决心将西方的科技介绍到中国来。
咸丰十一年（1861年），徐寿应聘进入曾国藩幕僚，来到安庆内军械所做事。在那里他和华蘅芳、吴嘉廉、龚芸堂以及儿子徐建寅等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筹划并建造了“黄鹄”号轮船，这是我国第一艘全部自造的木质轮船，开启了中国近代的造船业。后来徐寿父子又来到江南制造局，和同行们一起先后制造了“惠吉”、“操江”、“测海”、“澄江”、“澄庆”、“驭远”等轮船，为我国造船工业奠立了基础。
徐寿又认识到，“翻译系造船之根本”，于是久居上海，考察西学，翻译书籍。1868年6月设立翻译馆。徐寿与英国人傅兰雅等人合作，先后翻译了西方科技书籍17部，专论9篇，包括化学、物理、数学、医学、军事、工艺等诸多方面，其中尤以化学为多，并翻译有《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多种。徐寿翻译的化学书籍传播开来以后，对我国近代化学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译述的化学元素符号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后来日本学者柳厚前光等人转译至日本，现在日本化学的一些译名还与中国相同。
为了培养科技人才，传播科学技术，同治十三年（1874年）徐寿与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培养了不少格致学方面的人才。同时他们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这个刊物对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和普及科技知识，促进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徐寿有三子，徐大吕、徐建寅、徐华封。其中徐建寅、徐华封继承“格致”家学，并发扬光大，传至孙辈。徐建寅（1845—1901），也是自学成才，随父亲先后到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做事。徐建寅和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金楷理等合作翻译了大量科技书籍，涉及化学、工艺、数学、物理、医药、天文、政治、经济、兵学等领域。他所译述的《谈天》，使我国学人对世界近代天文学发展的情况有了解。另外在军事科技方面翻译的也颇多。
徐建寅还在军事研究以及枪炮制造方面有更为突出的成就，特别在火药的研制上。他创办的近代兵器企业达七八家之多，如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山东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湖北铁路局、福建船政局、保安火药局、汉阳钢药厂等。1901年3月徐建寅在试制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殉难。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身殉职、殉国的化学家和兵工专家。
徐建寅还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被派往西方国家进行考察和工作的科学家。光绪五年（1879年），他出任清朝驻德国二等参赞，赴德、英、法等国进行科技考察，并向他们商议订购铁甲军舰。
徐建寅有八子，传其家格致之学的有徐家保、徐尚武等。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书院的董事，流历东京，研究西学，并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近代科技著作。徐尚武，是我国近代研制火药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之一。
再如徐尚武的儿子徐宝潭（1920—1980），获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后任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教授。
